（据考证，约在1710－1790年）。梁巘是清代中叶颇具影响的知名书家，书法博涉诸家，而以工李北海（李邕）书闻名大江南北。杨守敬《学书迩言》中曾评云：“梁山舟（同书）领袖东南，梁闻山昌明北学，当时有南北二梁之目，诚为双壁。”①

据《亳州志》记载，梁 巘四岁能诵《毛诗》，十二岁读完经、史，弱冠时随兄梁峰就读于金陵（南京）“钟山书院”，业师陈师古。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五十多岁时再赴京师赶考，仍不第。遂寄寓京城以卖字为生，偶遇精于书法的成亲王永王皇（乾隆皇帝第十一子），赞其：“执笔好，入门正”。后被永王皇 举荐给乾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已经53岁的梁 巘被乾隆，敕授为文林郎壬午科举人，同进士出身，在卤咸 安宫任教习，不久即放任湖北巴东县知县。巴东是个贫脊的山区小县，人口少，财力维艰。梁巘在巴东任知县九年，因为人耿介，不善缝迎，未能升迁。后以母亲年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辞职回到家乡亳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张佩芳到寿州任知州，亲自到亳州延请梁巘出任寿州“循理书院”山长（院长），此时，梁巘已经六十五岁。

梁巘在寿州主持循理书院长达十数年，其论书笔记《闻山评书帖》、《承晋斋积闻录》等均是在寿州讲学期间整理而成。在寿州的十余年中，他除了向门生弟子讲授经史之外，还向他们传授书法技法与学书旨要。他在《承晋斋积闻录·执笔论》中说：“吾课循理书院十余年矣，忆初至时，以执笔之法授人，无不谓为古人执笔不必尽如是，且诬以为欺人，及今得吾执法而字学长进者有数人，而人始息其讥而信之矣。”②由此可见，他在讲学期间有意带了一批书法弟子，并把他一生的学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这对寿州地区后来习书之风大盛并成为江淮地区有名的“书法之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青年书家邓石如（1743－1805年）继承父业到寿州设馆教书。他此行到寿州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仰慕梁巘的书法及为人，希望能在寿州结识梁巘，拜梁为师。当时梁巘已名闻大江南北，邓石如尚是初出茅庐的一介寒士。无论从年龄、资历、学养各个方面，梁巘都堪当邓石如的老师，但梁巘看了邓石如为循理书院诸生刻的印章和用小篆写的扇面后，十分欣赏邓石如的天赋，赞道：“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凌轹数百年之巨公矣。”梁巘以伯乐的眼光，认定邓石如将来能成大器，如果纳邓石如为弟子，反而会束缚邓以后的发展，因此不让邓对他执弟子礼，而是以朋友、知音的身份对邓石如的学书与治印给予启发、指导和帮助，一方面为其指点迷津，鼓励邓深入精进，后来又亲自写信把邓石如介绍给他在金陵的好友梅文穆，为邓石如在艺事上的深造和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梁巘生长于碑帖代谢之际，是最早提倡取法周秦汉魏的书家之一，其书法实践与书学思想对清代中叶碑学书风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书学上，他虽然不像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大张旗鼓地崇碑抑帖，但对碑和帖都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其论书笔记《古今法帖论》中，他对周代的金文、汉魏的碑刻都给予极高的评价，③开清代碑学研究之先声。这在馆阁体流行的清代中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民国时期知名书家张树候先生在《淮南耆旧小传》中对梁巘的生平与书艺曾作过如下评论：“自元明以来，书家崇尚阁帖，讲碑者少焉，梁先生当碑帖代谢之际，曾著一书，论汉魏六朝各碑版，并略论摹写先后之宜，顾虽考究及之。至于临摹，则谦逊未遑也。惟规模李北海，然不为所囿，风神韵味。如碧梧翠竹，清和宜人，所书以行草为胜，大楷次之，意在传世。……致仕后，主吾寿书院讲席最久，以故石刻墨迹，至今吾寿为多。”④这里，张树候所说的“尝著一书”，指的是梁巘在寿州讲学期间所撰写的《承晋斋积闻录》。此书民国三年曾由安徽省官纸印刷局出版发行，并有手抄本流传于民间。198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在整理出版《中国书学丛书》时，对该书进行了点校再版，全书共分《古今法帖论》、《名人书法论》、《自书论跋》、《执笔论》、《学书论》、《砚论》、《印章论》、《杂论》等八个方面。系统、全面地记述了他对书学各个方面的体悟和认识，其中有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论述十分详实和精审。如在《学书论》中提出：“学书如究经，先宜博涉，而后返约”，“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学古人书，须得其神骨、魄力、气格、命脉，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⑤这些观点对当时及后来的书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梁巘一生，书碑较多。他在寿州循理书院讲学时间最久，留传下来的碑刻墨迹也最多。梁巘在《自书论跋》中曾记述他为亳州、寿州、泗州、江宁、扬州、宣州、安庆、桐城、苏州、徐州等地书写碑版53种。在他的家乡亳州只有8种，而在寿州的碑版书却有17种之多，居各处碑版数之冠。他在《自书论跋》中曾说：“吾所书诸碑，以寿州《报恩寺》为最，《孙氏乐输记》次之。《乐输记》古厚结实，冠诸碑之上。”⑥这说明他在寿州地区留下的碑刻书法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多是精品。从我们搜集的情况来看，梁山献所书碑刻书法有据可查的有六十二块，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亳州七块：汤陵碑、卤咸平寺碑、书院碑、江公救灾碑、都困李公德政碑、刘公墓志铭碑、贝叶经记碑。

寿州十五块：循理书院碑、八蜡庙碑、先农坛碑、真武庙碑、白龙潭龙王庙碑、刘黄二公祠碑、奎星楼碑、城土皇 庙碑、孙氏乐输记碑、报恩寺碑、赵松雪七字跋、阴骘文碑、裕备仓记碑、太上感应篇碑。

凤阳五块：城隍碑、阴骘文碑、鼓楼碑、宜楼记碑、严公血石碑。

泗州四块：泗州治碑、玻璃泉碑、释迦寺碑、义姑祠碑。

江宁三块：表忠祠碑、八祠之约碑、方氏节孝碑。

扬州三块：康山碑、史阁部碑、张观察唱和诗碑。

安庆九块：巡抚题名碑、喜雨碑、爽襟楼碑、阁抚台祖星海公墓志铭碑、阁抚台父墓志铭碑、阁抚台传碑、大观亭记碑、玉溪诗刻、关帝庙碑。

当涂二块：卞孺人墓碑、重修当涂县学校碑。

山东峄县二块：汉丞相乐安侯记碑、十里泉唱和诗碑。

苏州一块：苏州府题名碑。

婺原一块：王氏碑。

桐城一块：捐科举盘弗碑。

徐州一块：杨公诰封碑。

宁国一块：重修北楼记碑。

歙县一块：鲍君家传碑。

武进一块：钱孺人传碑。

阜阳一块：侯选丹徒县训导王公墓志铭。

山西大同二块：钦定功臣列传碑、重庆总兵任勇烈公传碑。

上述碑刻大部分是在寿州讲学期间所书，从地域分布来看，也是以寿州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书碑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书刻之精，在清代中叶堪称首屈一指，从中可以看出梁巘书法在清代中叶所享有的声誉。裴景福在《承晋斋积闻录》裴印本序中说：“自董香光后，虽以诸城（刘镛）之圣，挥毫落补考褚，尚偶以姿媚媚人，惟先生（梁巘）与张文敏（张照）不愧书家朴学，读是录当益信矣。”梁巘所处的时代，正是“朴学”思潮兴盛的时代。裴序将梁巘书法比作“书家朴学”，十分恰切。同时，也使我们看出，梁巘的书法实践及清中叶对碑刻书法的重视与朴学的兴盛是不无关联的。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