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家族立谱较早，汉代袁氏为大族，汝南袁氏和陈郡袁氏，在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家族传承之今日分为多系，多家，多门。现代袁氏家族为融族团结，建立多个袁氏家谱网站和袁氏家谱研究会。

现今传世的袁姓家谱大多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纂修的。

河南睢县《睢阳袁氏家谱》，由袁可立孙袁赋诚等纂修，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手抄本。

浙江富阳《东安袁氏宗谱》由袁若启等纂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刊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重修支谱》由袁必魁修，袁必绅纂，嘉庆十五年（1810年）活字本；

袁锡龄纂修的《芝阳袁氏族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

湖南湘乡《袁氏续修族谱》由袁忠信、袁邵周、袁文城、袁鸿量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宗臣堂刻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亘修支谱》由袁妙生纂，同治九年（1870年）活字本；

江西乐安《汝南袁氏支谱》由袁志刚纂修，（嘉庆年十四年）（1790年）活字本；

浙江上虞《小越袁氏宗谱》由袁耘纂修，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四川合江《袁氏族谱》为袁右督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

《丹徒袁氏支谱》由袁敏榕修，民国10年（1921年）刻本。

为袁家续写家谱二十辈；锦成兆天中 生恒运太清 开国定德平 义石镇家封

袁绍家族盛极而衰始末

（老玖读《三国志》之四十五）

东汉后期，汝南袁氏非常显赫，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袁术是汉末风云人物，炫耀一时。但是，如此显赫的大家族却顷刻间灰飞烟灭，值得人们深思。

今河南省淮阳县，史称陈，是袁姓血缘始祖、陈国的开国之君妫满（陈胡公）受封之地。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女婿妫满受封于陈。陈胡公封陈，才孕育了袁姓。

陈胡公裔孙宣仲涛途因功受封为大夫，以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为采邑，涛途以祖父伯爰的字为氏，形成爰氏。由于在上古时，爰、袁、辕、溒、榬、援同音通用，后来因传写不同，一姓分为六家，爰姓也作袁、辕、溒、榬、援姓，相互混用。太康可以说是袁姓得姓之地。东汉时，阳夏属陈郡。袁姓首先在陈郡形成望族，但西汉时袁氏在正史中无传，只在野史和一些碑刻上有所反映。袁政的裔孙袁生，袁生的孙子袁干西汉时被封为贵乡侯，举家迁回陈郡阳夏县（今河南）。陈郡袁氏实际指居住在阳夏（今河南太康）的这一支，自袁滂在东汉任三公直至唐代，整整十三代都有人做高官。京兆、彭城、华阴、河东、宜春等望族均出自陈郡袁氏。如今，太康县袁姓聚居村有10多个，千人以上大村两个，县境袁姓8000余人。

今河南省商水县，史称汝阳，自阳夏别居汝阳的这支袁姓，因汝阳归属汝南郡，为汝南袁氏。东汉中期，汝南袁氏的袁安后显贵后，四世五公，在全国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至东汉末年袁术、袁绍被曹操消灭后湮没无闻，唐朝初年，袁绍之后袁恕己出任宰相。据《元和姓纂》等载，襄阳袁氏、乐陵东光袁氏、淮南袁氏等出自汝南袁氏。袁老乡袁姓。据商水县袁老乡田家楼村的《袁氏家谱》载：袁安是袁氏家族的长辈。现在，袁老乡及其附近的袁姓人，都是袁安的后裔。

东汉时期，从陈郡分出的汝南袁氏在史籍上大放异彩，成为东汉著姓，这支袁姓的开基祖为从阳夏别居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的袁安。

袁干的8世孙袁良精通《易经》，在西汉明帝时被举为明经博士，任太子舍人，后在东汉初年任武成县令。袁良的后代在东汉初年开始显露锋芒，其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袁姓家族人才辈出，有的高官厚禄，在朝廷飞黄腾达；有的以道德文章，显名于世。袁良的孙子袁安，把汝南袁氏领上青云之梯。

先来谈一下袁安其人。

袁安（？——92年），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幼承家学，为人深沉庄重，为乡里人敬重。任县功曹（相当于县令的总务长）时，奉命拜访州从事（一州长官刺史的幕僚），从事就让袁安捎一封信给县令。袁安婉拒道：“如果你信中涉及公事，就让邮驿传递。如果纯属私事，让我捎递多有不便。”州从事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让他捎信了。后来，袁安被郡太守（一郡行政长官）举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由各郡每年举孝、察廉各一人，后合称孝廉），由此踏上仕途。出任阴平县长、任城县令。为袁安赢得治世能臣美名的是他任楚郡太守时，妥善处理楚王刘英“谋逆案”，替数百人洗清不白之冤。

楚王刘英是汉光武帝的儿子，当刘庄为太子时，刘英便倾心归附。刘庄当皇帝（汉明帝，史称显宗）后，多次赏赐刘英钱财。刘英好行侠仗义，结交四海宾至如归朋，后来又好黄老之学，对佛教尤其喜爱。汉明帝开始时并未禁止。永平十三年（70年），有官员上表，披露楚王英与为非作歹之徒相勾结，并与方士（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此指佛教徒）造作符瑞（又叫符命、符录、图谶，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治乱兴衰），又擅自设置官职，实属大逆不道，请加刑诛。汉明帝废黜楚王刘英王位，削除楚国为楚郡，另以五百封户之租税收入供其生活，并将其迁出楚郡。刘英到外地不久，便自杀了。明帝深恨诸侯王与官吏、方士等勾结，为杀鸡给猴看，他穷治楚王谋逆案。上之所好，下必尚焉，见明帝关注此案，官员们卖力地审讯，滥用刑罚，无所不用其极。上自刘英在京师中的三亲六眷以及与他交往过的诸侯官吏，下至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被卷入此案，受株连而死者千余人，逮捕入狱者达数千人。袁安出任楚郡太守后，就处理这个棘手的案件，他经过缜密调查，发现好多人是被迫自诬有罪，实际上与案件毫无关联。他决定把这个情况上奏朝廷，为蒙冤的人澄清事实，还他们以清白。当时楚郡府吏坚决不同意他这样做，提醒他：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偏袒谋反者，要与谋反者同样处罚。袁安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的调查与实情不符的话，做为太守理所当然要承担责任，绝对不连累你们。”他根据实情，向朝廷递交了与原来截然不同的调查结论，主张给大多数蒙冤的人平扫昭雪，以平息民怨。汉明帝看后，也觉得楚王案打击面过大，牵连的人太多，就同意袁安的调查结论，一次释放四百余家，这些重见天日的人都称颂袁安明断。

由于袁安处事公允，一年后升任河南尹（管理首都洛阳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到任后为政严明，从不轻易捕人治罪。常常说：“方今欲入仕途之士，其最高理想为位至宰相，其次则盼望成为任州牧郡守。在圣明之世，堵塞他们仕进之路，这是我做府尹的不愿做的事。”他又知人善任，奖掖士人，把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章帝建初八年（83年），已任十年河南尹的袁安转任太仆（汉代九卿之一，掌皇室的舆马和马政）；元和三年（86年）升任司空（西汉末年将御史大夫改称司空，主管监察、司法等，为三公之一）；章和元年（87年）升任司徒（东汉时将丞相改称司徒，为三公之一，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以辅弼天子、助理万机为职）。

章帝英年早逝，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即位，这就是汉和帝，由章帝皇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窦宪法执政，形成外戚专权局面，袁安虽有宰相之名，而无其实。但他不愿备位朝廷，遇到事关国之在事时，他必上书谏争。窦宪为了猎取功名，决意出兵北击匈奴。袁安与太尉（秦汉时全军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都在朝堂上进谏，认为匈奴已长期不进犯汉朝边塞，此时无故劳师远征，师出无名，耗资巨大，断非国家之福。他们又多次联名上书窦太后，坚决不同意出兵。但是这些奏章都如石沉大海，这时宋由动摇了，九卿们也不再上书反对出兵。只有袁安与任隗仍然坚持，他们为说服窦宪，阻止出兵，在朝堂上与主张出兵者激烈争执多次，陈述现今应保境安民，不轻启战端。但窦太后却丝毫听不进去，众人都为袁安捏了把汗，但他却很坦然。在窦太后裁定出兵后，袁安禁不住扼腕长叹。后来窦宪又准备立匈奴降将为单于（匈奴最高首领），袁安又据理力争，但骄横的窦宪根本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结果窦宪所立单于叛汉，掳掠沿边诸郡，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窦氏专权，横行不法，窦宪弟、卫尉（统领皇帝警卫部队）窦笃、执金吾（皇帝护卫官）窦景擅自下令沿边诸郡，征调善于骑马射箭的大力士到窦府中服务，上谷、渔阳、雁门等郡分别派人送来了猛士。对于这种违法行为，朝臣门惮于窦氏权势，不敢揭发，唯独袁安上表弹劾窦笃、窦景，但在窦太后的包庇纵容下，此事不了了之。窦氏兄弟越发嚣张，在各州郡到处安插自己的死党，结党营私，袁安与任隗上书条奏地方大员们的不支行为，因此而免职的达四十余人，而这些人都是窦氏余党，遭到窦氏忌恨。只不过，这两人为人正直，满朝钦敬，窦氏集团还不敢公然对他们下手。正是由于袁安刚直不阿，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汉和帝及朝中大臣多依恃他与窦氏外戚势力作斗争。袁安有职无权，其多次进谏，正确的意见都得不到采纳，他深知这是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所致，可他又无力回天，每到朝堂上，与公卿们谈论国事，总是感慨万千。永元四年（92年），袁安抑郁而逝。

几个月后，汉和帝诛灭窦氏外戚集团，亲理朝政。他有感于袁安的忠义，亲政后下令对袁安后人予以褒封，因此袁安子孙多历显位。

《后汉书·袁安传》上说，袁安父亲去世时，母亲让他去寻找适合的墓地，路上遇见三个书生，他们问袁安到哪里去。袁安将事情原由对他们说了一遍。其中一位书生用手一指道：“将你父亲安葬此处，可世代做高官”。袁安对此话将信将疑，正要再问时，三书生忽然不见了踪影。袁安恍然大悟：这是神仙来指引自己啊，他就把父亲葬在此处。由于其父占有好的墓穴，因此连续好几代都兴旺发达。这大慨是汝南袁氏显贵后，人们的附会之语，不足为凭。

袁安子袁敞，曾任将军、大夫、侍中（皇帝侍从官）、太守、太仆、光禄勋（掌领皇帝宿卫从侍之官），官至司空。袁安的孙子袁汤，汉桓帝时为司空，受封安国亭侯，累迁至司徒、太尉，死后被追谥为康侯。袁汤子袁逢，曾参与拥立汉灵帝，汉灵帝时任司空，朝廷追谥为宣文侯。袁逢弟袁隗，先于袁逢任三公，献帝时，又任太傅（朝廷设置的最高荣誉官职）。自袁安始，四代中有五人先后担任三公的职务，因此，汝南袁氏常常自诩“四世五公”。

此外，汝南袁氏家族有多人担任太守九卿之类职务，如袁安子袁京，任侍中、蜀郡太守；袁京子袁彭，历任广汉、南阳太守，光禄勋；袁逢子袁基任太仆；袁敞子袁盱任光禄勋；袁彭子袁贺任彭城相（相当于郡守）；袁遗，袁绍堂兄，曾任山阳太守、扬州刺史。

当时天下士大夫无不奔走于袁姓门下，其“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袁绍、袁术落败后，汝南袁氏辉煌不再。但从汝南袁氏分出的多支袁氏，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隋唐时期重振家声，名闻天下。

汝南袁氏不仅是海内大族，还是天下大儒学家。袁安的祖父袁良曾于西汉末年曾向孟喜学《易经》，从此《孟氏易》成为袁氏的家学，袁氏子弟都得诵习《易经》。袁安年少时就习《孟氏易》；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袁京子袁彭，少传家学；袁彭弟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袁敞，“少传《易经》教授”。由于袁氏世传家学，又有多人出仕高官，成为既是豪门又是著儒的大族，有好多人投上门来向袁氏学《易经》，成为著录弟子。这些人中，真正受业钻研学问的廖廖无几，其多数是看到袁氏族大势众，通过行贿或相关人员游说，买个名义，以便获得庇护免役或荐举做官的机会，他们成为袁氏的“门生”、“义故”。东汉时期，公府以至州牧、刺史、郡守，他们的幕僚椽属，多由自己挑选人才，征辟作用，被征辟的人一经应征，便成为公府或郡国的幕僚椽属，渐渐地和他的长官结成一种私恩关系，幕僚椽属对其长官，往往私为君臣。被郡国保荐的孝廉、秀才，即使其后任官朝廷，但对过去保荐的郡国守相，皆称“故吏”。东汉末年，袁绍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夺得冀州刺史之位，是由于当时的刺史韩馥认为自己是袁氏的故吏，甘愿让位。袁氏任郡国守、相者多人，征辟的椽属、幕僚，保荐的孝廉、秀才不计其数，许多朝廷和州郡的官员都是袁家的门生或者是部下，所以势力特别大。因此人们又称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

东汉末年，袁绍、袁术曾称雄天下。袁绍字本初，是东汉末年青年领袖，与袁术为异母兄弟，曾任中军校尉、渤海太守，封邟乡侯，后自封为冀州牧，据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汉献帝任命他为太尉、大将军，封邺侯，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袁绍兵精粮足，谋士众多，在汉末诸雄中势力最为强大。袁术曾任后将军，后占据南阳、淮南，建安二年（197年）在淮南称帝，自号“仲家”。

盛极必衰，物之常理。在汉末政局动荡之中，各种势力分化组合，汝南袁氏迭受打击以至覆灭。黄巾军起事时，袁贺之孙袁秘与汝南郡守赵谦率众击之，兵败后死于阵前，与一同死难的其他六位府吏被誉为“七贤”。董卓杀袁隗、袁基等，可谓袁氏第二劫难。而汝南袁氏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曹操殄灭袁术、袁绍。

汝南袁氏这样一个“世布恩德，天下受其惠”、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为何不堪一击？这要从它自身找原因。早在黄巾起义前，袁彭之孙袁闳就预测本家族要遭祸乱。他见当时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袁氏一族却日趋富贵，依仗先祖的恩庇代代做高官，居善位，他有深深的危机感，曾感叹地对其兄弟们说：“我们先祖积累下的福祚，后代不能以德行守持，却竟相骄奢*逸，与乱世争雄，这是危亡之兆啊。”他不应征出仕，当汉桓帝延熹末年，宦官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即将发生时，袁闳即自筑土室，与外界隔绝。果然，二十多年后，这个家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袁闳弟袁忠曾任沛相，当天下大乱时，知袁氏家族必逃不过此劫，遂弃官寓居会稽郡上虞县（今属浙江），后又南迁交趾（今越南北部）。

袁安担任三公之职，一心一意为国尽忠，而其子孙担任高官，则违背其祖上为官清正、为人正直的一贯作风，与恶势力勾结。《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称：“袁成字文开，壮健有力，贵戚豪强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当时京师洛阳曾有一句谚语：“事不谐，问文开。”而梁冀是东汉的权臣，祸乱朝廷二十余年。袁氏还与宦官相勾结，当时中常侍袁郝，是袁隗的本家，袁逢、袁隗与袁郝互为党援。袁氏自尊贵后，已成为骄奢*逸的家族。袁术妄自尊大，不体恤部属。他称帝后，后宫妃嫔众多，侈华已极，而随从们却饥寒交迫。当他据守南阳时，南阳是东汉皇室龙兴之地，人口有数十万之众，经济发达，本可据此有所作为。而他却放任部属钞掠百姓，搞得民怨沸腾，只得弃南阳而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袁氏虽然在当时声望很高，但并没有赢得多少民心。尤其是当汉献帝被权臣挟持，四处流浪向各州郡之时，世受国恩的袁氏却不发一兵一卒支援。袁绍自认为汉献帝是董卓所立，又不愿受天子的约束，就没有听取沮授建议迎立献帝。等曹操迎立汉献帝于许都（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四方，袁绍这才醒悟。上表请献帝移镇自己控制的地盘内，这无疑与虎谋皮。袁绍、袁术占有地盘后，两人竟做起皇帝梦来。虽然袁绍惮于众人反对，而没有付诸行动，袁术却公然戴上皇冠，穿上了黄袍，无疑招致众人的反对。袁术败亡之际，还要归帝位于袁绍，顽固地认为，汉朝当亡，强者争雄，袁氏受命当有天下，这是符录、祥瑞所证明了的。可见他们骨子里只有袁氏家族利益，丝毫无拯民于水火之中的打算。从表面上看，袁绍、袁术在军事上是败于曹操，实际是他们不体恤部下、不尊重民众利益，一贯自高自大而造成的，他们败在民心上、败在自己手中。

一个显赫的家族就在这样在东汉末年沸沸扬扬的政坛上消失了，其兴盛衰亡之过程令人无限深思。袁术败亡后，他的妻妾、子女又投奔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平定江南，击败刘勋后，袁术的妻妾、子孙被孙策收留。后来，袁术的女儿成为吴大帝孙权的宫妃，袁术的儿子袁曜成为吴国郎中，袁曜的女儿又嫁给孙权的儿子孙奋。襄阳袁氏就是袁术的直系后代繁衍而成。袁绍中子袁熙的后代徙居东光（今属河北）唐代曾有人出任宰相。

作于2010年8月24日0

袁（Yuán）姓源出：

得姓始祖：袁涛涂。以妫为姓的后裔，有被周武王灭商后封为陈侯的胡公满，妫满其孙靖伯庚，靖伯庚第九世孙名诸，字伯爰，其孙涛涂，以祖父的字“爰”为氏，称爰氏，春秋时世袭陈国上卿。“爰”和“袁”在古时通用，爰氏亦为袁氏。又因上古时爰又写作“辕、溒、榬、援”等字，所以后来的子孙就分别以这六个字为姓。正如《袁枢年谱》所云：“一姓有六字五族之异。”涛涂的后代世居阳夏，秦末年，传至辕颇裔孙辕告又避难徙居河洛之间，告少子名政，以袁为氏，其子孙后代未再混用。这样袁涛涂就成为袁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从上文所述，袁姓发源于河南太康，辕告徙居河洛之间 ，而袁政因把辕改为袁，因而也有人认为袁政是袁姓的得姓始祖。西汉初年，袁政十一世孙袁爰，被封贵乡侯，复举家迁回阳夏定居，并成为当地望族，号称陈郡袁氏。东汉有袁姓播迁河南汝南，到袁爰八世孙袁安时贵显荣耀，因其不避权贵，为时人所称颂，又因袁安的子孙后代，累世官宦，四世三公，盛于东汉，“汝南袁氏”遂成为东汉的著姓。到东汉末年，袁姓有袁绍称雄河朔，袁术僭号寿春，皆名噪一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陈郡袁姓迁河东太原，有陈郡的袁焕（袁安叔父袁璋的后裔）迁京兆，后又分出华阴一支，袁绍次子袁熙的裔孙袁令喜，世居河北东光；袁术败后，子孙散逃于襄阳；居彭城者，出自陈郡，为袁生之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原板荡，晋室南迁，许多居于中原的袁姓士族渡江南下，历东晋、宋、齐、梁、陈，多因仕宦而散居江南各地，另外还有许多袁姓人聚居在江西袁州宜春郡，形成当地大族，袁州也因袁姓聚族而居得名。隋唐时期，袁姓子孙旺于江南，而中原袁姓依然繁衍不衰，而且有资料表明唐宋时期袁姓仍为中原大姓，这一时期，还有部分袁姓徙居浙江杭州、宁波、奉化、鄞县及四川成都、江西南昌、福建福安等地。宋末，随着金兵南下和蒙古骑兵进扰，袁姓又徙居于今湖北丹阳，安徽庐江，江苏无锡、扬州、南京等地。宋元以后，袁姓子孙辗转徙居到全国各地。近代史上，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望出项城，其妻妾成群，家族庞大达千人，分居全国各地，侨居美、英、法、德、日、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至此袁姓人已遍布海内外。如今，袁姓人在全国分布广泛，尤以四川、河北、江苏、河南、江西、浙江等省多此姓，上述六省袁姓约占全国汉族袁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袁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三十三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四

至于字辈，各地差别很大，不知楼主是哪里人，先将部分地区字辈张贴如下：

安徽萧县袁氏字辈：“道开永玉常兴隆吉庆昌年庆忠振启传世孝述功”。

肥西四合乡袁氏字辈：“传家忠孝增贤至”。

肥东古城镇大袁村袁氏字辈：“帮家之光立修圣德长发次强红中”。

肥东八斗镇花张乡南袁村袁氏字辈：“兆佩开圣有余正家邦”。

肥东梁元稹袁氏字辈：“贤良长玉贵经学”。

合肥肥东、江苏句容袁氏字辈：“家宏从义广增先习性长荣光开大发世代泽忠良”。

定远袁氏字辈：“齐胜开宝□有余正家邦”。

肥西新仓镇袁氏字辈：“水玉光希加良日心依谱序定从先传家中孝遵前志永兆荣名立大贤经国谟猷重绳武兴宗事业贵延年万流同汇归于海五岳相连峻极天”。

寿县双桥镇梨树村袁家郢袁氏字辈：“家传同绪礼绍武庆宣”。

至德(东至)袁氏字辈：“太旺红绍武卫伟国华昌”。

安庆宿松袁氏字辈：“传家民舜诗书维先文章华国卧雪家声远仁奉世泽长”。

池州市贵池区晏溏镇袁氏字辈：“加谟必达正学为良”。

六安马头镇河西袁家湾袁氏字辈：“登新有传家义德宝”。

福安袁氏字辈：“魁廷元思正家干毓玉荣昌”。

广西

贵港平南六陈镇袁氏字辈：“书中有金玉才石”。

灵山文利镇南城村委何屋垌村袁氏字辈：“正扬光中成作定世”。

都安县河东堂袁氏字辈：“中正绍锦”。

荔浦县双江镇龙坪村妙光岭屯袁氏字辈：“角其志斗玉山上必定荣华兴发祥成世文明开金运善良亿万照书香”。

马山袁氏字辈：“志九耀三焕世克家启文绍武卫伟国华”。

云南

敦睦堂袁氏字辈：

西支：“伦彝久着道法可居永丕先型统绪安如”；

长房：“叙秩有庸典谟至言敦务宗本忠敬常存”；

东支：“寅协盛宪祥延昌明述善家范印勋崇”。

昭通袁氏字辈：“会彦祥锺继启龙金枝登厚玉君洪文学志崇先正德克勤本业自光宗仕子傅家存孝友明延大道永思聪”。

昭通昭阳袁氏字辈：“永皇国正天世启大明安开文章”。

楚雄东华镇新柳、梅花袁氏字辈：“成育(易)德(尚)开光(发)必绍怀永昌传述承先策宽宏庆祖祥”。 答案补充 贵州

黔西袁氏字辈：“安国登得发师朝中正华时玉文明代成恩大起家”。

兴义、黔西南布袁氏字辈：“朝登思文安开基尔本端传家承孝友志国绍清官”。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袁氏字辈：“崇登明希世国正保应昌孝忠先树德文礼耀争光”。

贵定袁氏字辈：“功洪正佩服先贤永光明”。

赤水袁氏字辈：“文兴开玉礼安胜绍志明腾仁义系德忠朝师正华时玉维荣道”。

六枝袁氏字辈：“启文士在学兴发开”。

金沙袁氏字辈：“万金子德开席正大光明龙生贵定府兴安国太平”。

遵义深溪镇袁氏字辈：“师世登正应洪鸣治国中传家福有道忠诚发达长”。

辽宁

沈阳袁氏字辈：“家生启忠”。

大石桥周家大金袁氏字辈：“勇福家景世季长青”。

辽阳、鞍山袁氏字辈：“德成文宏世廷凤守太和景庆志光正广恒集福多”。

旅顺口北海镇袁家沟袁氏字辈：“世国常守振安邦永顺兴殿庭君贵显书传万代清”。

鞍山袁氏字辈：“宝雨先仁旭唯其克世行”。

舒兰法特镇焦家村袁氏字辈：“永士振绍武卫伟国华昌”。 答案补充 黑龙江

哈尔滨道里区袁氏字辈：“伦序有永典”。

台湾桃园中历德庆堂袁氏字辈：“源业公敦裕嘉修嗣弈芳明伦华国庆康燕进年长”。

台湾袁氏字辈：“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元业功敦裕嘉修嗣奕芳明伦华国器康衍晋年长”。

香港袁氏字辈：“应子启贵发富荣华万永安平福禄国仕正维文朝庭锦光鸿”。

海南三亚袁氏字辈：“名宜超肇卫伟国华”。

互助东和乡袁家庄村袁氏字辈：“廷泰字家长中生有德峻成仁守善大寿文章建国民安永发”。

加拿大袁氏字辈：“修德明道尊贤尚能芳传奕叶永世隆昌裔荣福厚家声远振本立邦宁国运长兴”。

越南河内袁氏字辈：“忠良承庆”。

袁氏字辈十八户歌：

旧班派：“光细进政俊忠松仁念公二五友贵应必仲允任仁礼知信章华国”；

新班一：“叙伦辉祖泽积善致和祥代启英才裔诗书锡福长”；

新班二：“高平肇先绪新化庆繁祉雍睦笃宗新忠孝肃纲纪”；

统班派：“洋晚道然与金孙志潮丙户及袁成朋成气成兼显户克铭志器递克斌朋继洪孙并岳户忠良志通添庆临”。

袁氏一支字辈：“启正大有祥光世照苗”。

袁氏一支字辈：“必仲允有任仁义礼智信文章华国珍家世愈昌盛”。

　　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大槐树传说

　　转自：袁氏家谱 编辑：admin 时间：2006年3月8日16:52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己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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