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持证街头艺人彝族歌手阿余尔洛因胃癌不得不暂时与心爱的舞台告别，病痛是残忍的，它会无情地剥夺我们的梦想，让我们失去为之分动的能力；同时他也是慈悲的，它让我们在深渊见证了平时无法察觉的微光芒。阿余尔洛的街艺兄弟们得知该消息后紧急为阿余尔洛组织了一场告别演唱会，他们用歌声为阿余尔洛加油，向阿余尔洛送上最真挚鼓励。

都说英雄惜英雄，在我看来这一场特殊的演唱会凝聚了街艺兄弟们最直白的情绪，他们把歌声化作微光，并把成百上千的光点送到阿余尔洛身边，陪伴阿余尔洛度过人生的黑暗时刻。微光虽无法点亮阿余尔洛的整个人生，但却能短暂的为他照明前方的道路，让阿余尔洛整个治疗、康复的过程不那么孤单。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病痛面前街艺兄弟们没办法给予阿余尔洛实际的帮助，歌声是他们现有的最珍贵且最具力量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以歌声相伴，以此寄托对阿余尔洛的思念和感伤。陪伴二字看似很廉价，但却弥足珍贵，父母会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法给予孩子陪伴，朋友会因为学业高升而无法常伴身旁，但阿余尔洛的兄弟们愿意为他稍作停留，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兄弟们一直都在”。

阿余尔洛对音乐的热爱让他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朋友们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用美妙的歌声为他加油鼓劲，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值得大家传唱的故事。虽然他们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却足以让阿余尔洛和阿余尔洛的粉丝们铭记。病魔终将会被战胜，阿余尔洛也一定能够重新站回他心心念念的位置，让我们一起等他回来吧。

                                  2020年5月22日

政权属性：王国（部落）

统治者（王室）：德勒家族

王室汉姓：姬、金、安、张

国（部）名：德勒部

国土面积：4000平方千米左右（约6个新加坡大小，只算本土，不包括其他地区族人的封地）

都城：田坝（妥妥营）

政治中心：田坝（宣威市境内）

经济中心：宝山（宣威市境内）

主要城镇：田坝、宝山、格宜、倘塘、海岱

族属：彝族（乌蛮）

氏族：德布

官方语言：彝语（东部方言）

官方文字：古彝文（贵州彝文）

独立日期：南北朝时期，由磨弥部王室分家自立门户

        大约在周朝时期，先祖们就已经在云贵高原立足，并建立了政权，直到春秋时期，在一次大规模的分宗仪式后，祖先的两个儿子（慕克克、慕奇奇）逐渐形成了新的两大氏族“德布（布部）”、“德施（默部）”，德布住宣威，德施住东川，云贵高原至此划分两个部分，他们分别各执掌着一片天下。

        到了汉朝时期，成为了夜郎国贵族，祖先也曾做过夜郎国君，而在同一时期，德施氏族阿哲家族征服到贵州，在黔西北地区建立罗甸国，之后改国名为罗氏鬼国，逐渐形成水西部政权，而德布氏族则只在云南境内扩张。

        部，是巨型部落政权，在彝族历史上相当于王国，类似于欧洲的大公国，首领被称为“君长”，与国王性质相同，旗下又统辖多个王爷与行政部门，在土司时代，君长一般会被封为大土司，旗下的王爷们会被封为小土司或者大土目，很多人不了解历史，一味的认为土司土目只是村长镇长级别，其实大错特错！殊不知这些土司，最小的领土也有几个乡镇那么大，最多的有半个省那么大，可比世界上的很多小国大多了，总不能说人家不是国家吧，在我看来，无关领土大小，只要拥有主权，独立性强，那它就应该得到它该有的尊重！

        直到南北朝时期，当时的云南宣威地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磨弥部，此后德布氏族的其他部落王国，也几乎都是由宣威境内发展而出，逐渐征服各地土著，逐步扩张。

        正值南北朝时期的磨弥部，国君有三位王子，长子姆阿额（又叫姆阿余）继承君位，次子姆默遮为人臣，三子姆阿作为国师（首席毕摩）。之后过不了几代人，二子姆默遮独立，征服贵州威宁土著，建立乌撒部政权，成为乌撒君主，形成乌撒家族。三子姆阿作独立，在宣威境内原有的封地内，逐步扩张领土，建立德勒部政权，成为德勒君主，形成德勒家族。

        毕摩教，彝族的原始宗教，讲究祖先崇拜，万物有灵，主持人为毕摩，即彝族的大祭司，万能者，类似于西方的巫师，可通天地鬼神，是人与神灵的结合者，除占卜与观天象外，毕摩还肩负着做法、历史记载、经书记载、文化传承、治病救人，驱鬼请神，主持宗教典礼与仪式等责任，尤其是高级毕摩，甚至还兼任军师或国师等职，协助君长处理朝政，拥有绝对的威严。

        毕摩也分三六九等，最初的慕克克（德布始祖），就是六祖中的毕摩，也是最正统的毕摩，后来开枝散叶，逐渐壮大，到了第七代阿德布时，开疆扩土，在云南宣威建立古苦格政权，并正式形成德布部，随后子孙分家后，在各地建立新的政权，逐渐形成强大的德布氏族，政权遍布云贵高原。关于毕摩的传承，历来都是贵族内部世袭，彝族是个讲究血统的民族，所以贵族们从来不与外人通婚，高级毕摩只能由贵族内部世袭大毕摩担任，主要从事国师等职务，必要时协助君长主持王国内部的大典与各种顶级宗教仪式，而贵族内部的小毕摩，则只能为普通王族与贵族家庭主持宗教事宜，以上这两种毕摩都属于上层专属，是底层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作为彝人，普通百姓也是拥有信仰权利的，不能因为贵族专属而没有基本的信仰，于是在普通的百姓里，也有了一部分毕摩，因为血统不纯，也因为贵族掌握所有宝贵经书与秘籍，所以这类毕摩不属于正统，也不够优秀，他们的存在仅仅只是满足百姓的基本信仰需求而已，为普通人家主持宗教事宜，驱鬼避邪，传承文化，治病救人。

        而德勒家族作为世袭大毕摩的大家族，除了拥有自己的政权与大量领地外，也有专门的一部分族人世袭毕摩位，德勒家族的政权在历史上或许不是太出色，相对平庸，但德勒家族的毕摩，却是整个彝区所有部落王国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顶尖大毕摩，历史上，在很多部落王国里，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德勒家族的毕摩任职，封地也遍及整个云贵高原，位高权重，关系网也错综复杂，反而其他家族的毕摩很少，因为德勒家族是德布氏族最正统的毕摩传承人。

        在古代，德勒毕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德勒家族的人都是西南彝区公认的执政能手，在各个部落王国里都有任职，例如大总管（总理）、管事（相当于总理）、大土目（蕃王）等等。在清朝改土归流时，磨弥部的大总管就是德勒家族的金定荣，民国时期的乌撒大官寨土目家的管事，也是德勒家族的姬德恩。

        到了隋唐时期，德布氏族已经形成了很多部落政权，例如磨弥部、德勒部、罗雄部、乌撒部、罗婺部、播勒部、师宗部等等 而德施氏族则形成了水西部、阿于兜部、芒部、于矢部、普麽部等等 这一时期的我们都被称为乌蛮，而这其中的于矢部就在黔西南地区建立了另一个“罗甸国”，直到元朝初年结束。（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罗甸国，前者是三国时期的水西阿哲家族，后者是唐朝时期的于矢部龙氏家族）。

        唐朝时，我们这大大小小的几十个部落都属于南诏国的加盟国，成为南诏国东部最强大的势力与屏障，南诏国君与我们属亲戚关系，相互联姻。当时的我们号称乌蛮三十七部，南诏的每一场战事都有我们参与，军事严重依赖我们支援，每一支部队里都会安插少量乌蛮精锐，每到战争时，最先发动攻击的便是乌蛮武士，随后大部队再协同配合，首尾呼应，直捣黄龙。

        北宋时期，由于南诏亡国，白族段氏家族邀约乌蛮三十七部贵族联合建国，多方在磨弥部境内进行盛大结盟仪式，随后乌蛮贵族协助段氏家族建立大理国，乌蛮各部仍然属于加盟国形式，一切政治制度管理模式与南诏无异。

        南宋末年，由于蒙古帝国南下入侵，南宋朝廷苟延残喘，大理国也迅速战败投降，并且违背盟约，协助蒙古进犯乌蛮（我们），而后乌蛮各部贵族联合建立自杞国，通过向南宋贩卖战马生意，垄断战马市场，逐渐做大做强，为后来抵御蒙古入侵起到了关键作用。之后自杞国在蒙古铁骑的进攻下整整坚持了六年，终究还是加入到了改朝换代的行列中。

        元朝初年，自杞国亡国后，德勒部同其他家族一样归附朝廷，成为朝廷的边疆蕃属，因协助征战南宋有功，受封土司爵位，网上有信息说是助征南宋先头部队四十八营伙之一，册封土目，我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有太多历史被战火销毁，很多历史我们都无从而知，但由于情况特殊，又加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有过相关记载，也没有人实质清楚这段历史，也不符合德勒家族的身份，从已知历史与家族身份推断，德勒家族是比较独立的一种存在形式，与乌撒部类似，虽说领地不算大，但也是有主权的大部，与各大部王室均有姻亲来往。最关键的是，宣威市几乎有一半的面积都是属于德勒家族的，隔壁的贵州省也有大量领土，可比云南中部地区不少部落大多了，说只是普通土目的话，恐怕也没多少人相信。直到明清时期朝廷在西南地区设立行政区划，德勒部大部分领土位于宣威州境内，由于宣威州安氏土司是磨弥部王室的直系继承人，于是在行政区划上便隶属于安土司，德勒土司则位列第二，而在贵州的另一部分领土，则被朝廷设立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别牵制着。

        德勒部位于云贵交界处，二省均有大量领土，都城位于宣威市境内的田坝镇，宣威市境内的宝山镇是其经济中心。德勒部总面积4000平方千米左右，约有6个新加坡大小，2个卢森堡大小。

        宣威市田坝镇境内至今仍然保留着两座面积巨大的土司古城堡遗址，已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城堡分大城与小城，均建在海拔2千多米的高山上，大城面积达141亩（94万平方米），周长2公里，主要用于屯兵以及各部门驻扎，小城面积近百亩，主要用于土司及家人居住，两城屯兵可达万余人。城堡的城墙是双层的，第一层高约三米多，中间有一条人行道，然后第二道墙矮一点，城门呈现月弓形，高和宽都是三米多，全是用巨石垒成，据说当年建造城堡时，土司家的仆人们从山上排队一直排到了4公里外的营上村，通过相互传递的方式，把所需的建筑材料通过这种方式运到山上去。只可惜城门、楼牌房间等等均在上个世纪大跃进时期被拆去修水库用了，城墙也被破坏得体无完肤。

        根据数据分析，德勒部在田坝镇的王城（王宫）分为一大一小两个，总面积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7大小，与北京故宫的建筑总面积差不多大小，相当于十几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而且王城是建立在海拔2千多米的高山上的，建筑也皆是巨石垒积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建造难度也与北京故宫无异，自然也是巍峨壮观，处处尽显王者风范。也不要因为它偏安一隅，就误以为只是一个弱小部落，能成为土司，这其中的奥秘，只有中原皇帝知道，只有君长陛下自己知道。

        大城内驻扎德勒部的各级管理机构，驻守大量军队，小城属于后宫，除了君长陛下与公主王子殿下居住外，还有大量仆人与君长卫队也生活在内，小城虽然属于后宫，但也有单独的朝堂，是君长处理朝政的地方，大城里的高级官员们，都要经常到小城的大殿里与君长陛下商议朝政，哪怕是驻守远方的各部土目王，也要定期前来朝见君长陛下。大小两城也分别坐落在对立的两个山头上，遥相呼应，只等君长一声令下！

        而且除了田坝的这两个土司古城外，其实在其他领土内，德勒家族也还有众多大大小小的土司衙门、行宫、王府、庄园、城堡等等。

        德勒部的都城在田坝，君长（国王）陛下住王城，王城分大小，小城住君王，大城驻军队，由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只有在特殊的战争时期才会使用，也算是王室行宫吧，一般的和平时期，君长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坝子里的王府庄园内，不过由于历经上千年的战火摧残，如今已经很难再找寻其历史痕迹了。

        足见当年的德勒土司是有多么强大才能建造这样庞大规模的城堡，一般的小土司是不会有这样的实力的，也似乎派不上用场，首先是经济实力不允许，其次是人口不允许，影响力不支持，领土不够大也不够折腾，地理位置也不占优势，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是清晰可见，很多大土司家的王府或王城都规模很大，例子也很多，例如水西部慕俄格古城，水西宣慰府等，反而一般的小土司或土目却很难保存城堡遗址下来，就算保存下来的规模也非常小。

        宝山大土目，虽然德勒部的领地并没有水西部、乌撒部、磨弥部那么大，但旗下很多土目都实力强悍，经济发达，甚至一个都能顶其他地方的很多位大土目，例如宝山土目，作为德勒部的经济中心，宝山又被称为宣威东部旱码头，也是古代滇东北地区有名的经济重镇，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是在今天，它也足够强大，不仅煤矿与水电资源丰富，而且人口也是普通乡镇的两三倍，像这样的重镇，德勒部旗下拥有好几座，所以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德勒部能在山巅上建立起两座巨大城堡了，而且被战火摧毁的其他城堡行宫和庄园，至于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

        历史上的德勒部，北与乌撒部（德布氏族）接壤，东与磨弥部（德布氏族）接壤，西与水西部（德施氏族）接壤，西南则与于矢部（德施氏族）接壤，这几个都是古代彝族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部。各部王室皆有姻亲来往，几千年如一日，空前强盛。

        德勒部领土范围，在云南省宣威市境内，几乎位于东部地区，包括田坝镇、宝山镇、格宜镇、海岱镇、倘塘镇、龙场镇、阿都乡、杨柳乡、双河镇、文兴乡、普立乡、乐丰乡。而与之相连的贵州省六盘水地区，就包括了水城县杨梅乡、发耳乡、鸡场乡与盘州市地区的坪地乡、四格乡等大范围地区。

        关于德勒部与其他部的姻亲，自古以来历来都是其他大部的公主嫁与德勒部，而德勒部公主也依旧嫁与其他王室，一来是为了遵守祖宗家法，维护血统，二来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

        对于德勒部公主担任女土司的历史，目前已知的有两位，一位是在元末明初时期，嫁给了普麽部君长，平彝县海氏大土司，之后由于君长战死沙场，孩子又身处襁褓，于是按照规矩，德勒氏担任君长土司之位，成为普麽部第14代土司，待孩子长大成人后，便归位于海氏家族。

        而另一位德勒公主，在清朝早期，便是嫁给了隔壁贵州的于矢部君长。于矢部是彝族有名的大部，早在唐朝时就在贵州南部建立了罗甸国，直到元朝初年结束，后来又继续保留于矢部领地，归附朝廷后，成为了元朝的普安大土司，一直到清朝初年，已不知过了多少代土司，到了龙天佑继位的时候，其爵位直接坐到了正一品，后来一代又一代人战死沙场，到了龙天佑的孙子“龙健”时，娶妻德勒部公主，之后也是战死沙场，孩子也年幼，于是德勒氏接管了土司位，一直到孩子长大归位。

        明朝末年的德勒部，此时的君长名叫姬世昌，曾参与了历史著名的奢安起义，也叫奢安之乱，明朝天启年间，沾益土司姬世昌与乌撒土司安效良携手，在位于云南战场的曲靖地区的明军必经之路上伏兵阻截。当时的计划是，毕节水西部攻贵州，泸州扯勒部攻四川与重庆，乌撒部与德勒部攻云南（后来第二年东川阿于兜部等也相继加入了阵营），历经无数次完美战役，最终还是没能躲避明朝的重兵包围，于是乌撒君长安效良与德勒君长姬世昌双双战死曲靖。

        君长姬世昌育有两子，长子姬宪培继承君长土司位，次子姬赞统为大臣。奢安起义结束后，紧接着云南的滇南土司沙定州迅速占领昆明，并且发动了沙普之乱事件，姬赞统趁势加入阵营，拜土司沙定州为宗族家门，冒充沙姓，改名“沙赞统”，随后便依靠势力侵占亦佐县，驱逐亦佐沙土司，成为亦佐土司，手下统治十大土目，后来大西军占领云南，沙定州被处车裂之邢死，作为同党，姬赞统自然也难免一死，于是饮毒酒而亡，之后姬赞统的儿子姬鼎臣再次收复亦佐县，继续担任土司，去世后便由侄儿姬雄飞接任土司位，土司共计三代，直到朝廷收复亦佐县为止。

        清朝初年，顺治帝册封德勒土司姬宪培为威远将军爵，土司位一直世袭至雍正年间，直到改土归流后，德勒家族也同其他家族一样，陨落于历史长河中，在与朝廷的无数次战争中，最终战败，于是举家迁徙至贵州躲避朝廷追杀，自从土司直系族人走后，旁系的部分族人却留了下来，他们接管了部分领土，由于人手不足，其他领土则被其他亲戚们接管，一直到解放为止，所以民国时期德勒家族的领土已经剩得不多了，仅剩下田坝、宝山、海岱、倘塘以及贵州六盘水地区的部分领土，实力大大缩减！

        而迁到了贵州的土司后人，很大一部分都来到了威宁县，受到乌撒残部大官寨土目家的庇护，得已生息，由于当时乌撒土司家人也大量往外迁逃，所以很多地方就变成了一片空白，甚至一度成为了无人区，于是从外面逃过来的亲戚们就接手了乌撒的部分领土，直到民国时期，德勒家族在乌撒地区的实际控制区就包括了迤那镇、海拉镇、半个羊街镇、双龙镇、半个小海镇以及其他众多零零星星的土地。

        在此特澄清一下，我的历史有理有据，均是根据多年经验总结而来，这其中的内容，有的是来自谈话交流，有的是来自地方州志、县志、府志、厅志等文献，也有部分来源网络线索，家谱、自身的家族文化传承、熏陶等，也有部分残缺不全的历史，是我经过分析与对比总结，尽量还原而来，以上各种来源，均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检验而最终确定。现在的历史虽然越来越完善，但空缺与丢失的依然很多。

        关于德勒家族的历史情况，我大概讲到这里，其他的就等再次发掘新历史，再做补充吧，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支持与赏光，内容过多，耗时过长，你们浏览辛苦了！

阿鲁家住古里拉达，竹核色底、补约等地；马家住古里、竹核、俄尔、四开、解放沟等地；阿图、布色、列洛、地洛、沙马等五家住古里；热可家住竹核热克拉达；乌披家住竹核乌坡拉达；阿侯家住比尔则普和竹核色底补约等地；竹尔家住比尔乡比尔拉达；瓦渣家住比尔拉达永乐多瓦渣甲谷；八且家住比尔央摩租乡巴且甲谷，后搬迁到昭觉城区附近；罗洪家原住比尔库依乡罗洪甲谷后分支到凉山其它县；补约家原住补约乡，后迁至云南省宁蒗县等地；黑哈、日车、黑、阿资家等住布西乡；洛木家住四开地莫乡；列几某色家住解放沟和四开；吉胡、吉色、博尼某色空住解放沟；金恩家住附城龙恩乡；甲补家住日哈乡甲补拉莫等地。

如古里拉达的吉拉、俄比、吉克、阿披、吉觉、地等；利美竹核的曲比、勒伍、阿牛、吉达、马海（尔支）等；乌坡拉达的罗比、吉喝、吉古等；特久拉达（俄尔）的黑哈、阿吉、日勒、俄地、孙子、地莫等；比尔拉达的阿地、阿西、日伙、吉俄等；金恩拉达的瓦其、俄解、且沙、马比等；昭觉拉达的皮特，日伙、吉布、拉也、吉巴等；好谷拉达的郑阿邱拉玛、吉世、鸠格等；库莫拉达的波支阿余、沙马石也等；地坡拉达的右各、来索等；三河拉达的吉木吉好、洛古吉世、郑拉尔等；坡纠拉达的阿呷、什占、纠等；普诗拉达的曲木（包括曲木尼奶和曲木拉玛）、吉古等……彝族尔比道：“一壑下雨，一壑见不着。”彝族姓氏分布善正如尔比所说，在不同地带居住着不同的姓氏。

☞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如果是想问的举行婚礼这天的习俗的话，

男方家喜气洋洋，亲朋满座。院子中间用树枝搭起一座青棚，棚内彬外披红挂彩，正中摆放着彝家喜神牌位。彝家歌手不断地演唱着富有民族情调的（青棚调），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歌声不停，唢呐声不断。 男方家聚亲的队伍来到女方家门前时，要接受女方的兄弟姐妹和同辈青年男女的兄弟姐妹和同辈青年男女的泼水，以示欢迎和庆贺。彝家人认为：泼了水，姑娘到丈夫家后就不会到很远的地方背水，即使天旱也有吃有喝。娶亲的队伍进了女方家门后，在供桌上点上香，磕完头，接着就开始展示带来的礼物，如衣服、鞋子、包头、钱币等。女方也展示姑娘的嫁妆，如：橱柜、箱子、衣物、凳子、被褥、彩电、缝纫机等。这时候，由女方父母请来的歌师开始唱娶亲歌，唱一段，展示一样，且唱到什么就必须展示什么，不然歌师就要用簸箕在娶亲人的头上打三下，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展示完毕后，女方家招待娶亲的人喝水：先喝茶，后喝糖水，称为"先苦后甜"，接着摆好香槟，请女方的舅辈来说一些吉利的话，然后打开红盒，给新郎披上两匹红彩带。一切完毕之后，女方家盛宴招待娶亲的人，亲朋好友以及本村本寨的乡亲。席间，新郎要到每一桌先作揖，后敬酒。等所有的客人都吃完饭后，才能娶新娘动身回家。如果路远，女方家会热情地招待娶亲的人住下，第二天再走，当晚，女方家院子里或房外广场上，人们通宵达旦地跳左脚舞。如果路近，当天就可以娶亲回家。 当人们进行上述活动的时候，新娘一般在楼上梳妆打扮，作出嫁前的准备。动身之前女方的舅辈带着新郎去女方家祖宗牌位前拜别，新娘则由哥哥或弟弟从楼上背到堂屋门外与新郎一同上路，媒人在后招呼所有女方家的客人去送亲。送亲的队伍以一对年轻夫妇为主，其余的姑娘的同伴或较亲的小辈，他们可以一直送到男方家。

其他规矩：

彝家的规矩，不管路有多远，一律走路，不骑马，不坐轿，近年来也有乘坐汽车和拖拉机的，于是，娶亲，送亲的队伍在喇叭和唢呐喜气洋洋的乐曲声中，背、抬着令人眼共缭乱的嫁妆，浩浩荡荡地向男方家出发了。一路上，人们还弹月琴，唱山歌，跳左脚舞，热闹非凡。 娶亲队伍回到新郎家门口，要燃放大火炮和鞭炮，请毕摩念头进亲经，然后新娘在手持两枝火把的少女陪同下，走进大门并一直走到洞房中床上坐下。这时，一中年妇女主持，主新郎新娘喝交杯酒。然后新郎走出洞房，来自女方家的女宾则陪着新郎留在房中，按传统习俗，晚饭时，新娘一天不得吃两家饭，由陪娘把女方带来的饭菜热了给新娘，并邀约新朗陪着吃。 接着，男方家大宴宾客，之后，在青棚院心中烧一堆火，在家围着火堆弹弦子、唱调子、跳左脚舞，这时，新郎和新娘也参加到跳舞的行列中，大家围成圆圈，尽情地唱和跳，且往往跳到天亮。 天亮后，新娘去挑两担水到厨房里，同时在灶里烧一把火，表示新娘已经开始在新郎家烧火做饭，从此就在新郎家生活了。这一天，新朗家还要宴请宾客，宾客大多是本氏族内的人，外来客人已经走了，第三天，新娘要回娘家，俗称回门。回门的时间一般为四五天，新娘即回到夫家来生活，个别地方有回娘家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这就要看当地的风俗了。

关于云南彝族抢婚习俗：

滇西北和滇南等地的彝族，还保留有抢婚的习俗。所谓抢婚。其实都是男女双方愿意、父母同意、媒人说好了的，抢婚只是一种娶嫁的形式。在滇西北地区，男方肖出的人一边给女方家送彩礼，一边用毡子强行把姑娘裹走。这时女方家的人可以用假打的方式对付男方来抢婚的人，并把黑黑的锅灰打在抢婚者的脸上。当把姑娘抢回男方家时，抢氏的人们一个个锅灰满面，黑不溜秋的，常逗得宾客开怀大笑。在滇南等地，抢婚的地点、时间都是事先约好了的，往往姑娘在田里劳动、在村边割草或背柴回家的路上被抢走了。抢到的姑娘直接被领到男方家的堂屋。按当地彝族的风俗，女子到了男方家堂屋，就意识着正式缔结婚关系了，就不能再跑了。不管用什么形式抢亲，把姑娘抢到新郎家后，都要按当地彝族的习俗，举行婚礼，并宴请宾客。对于抢婚。彝族人说，这是祖辈传下来的，男方去抢是对女方家的一种尊敬，表示姑娘不是嫁不掉才送去的。

如果是跟支系族人结婚的话请注意：

彝族支系拉乌人结婚是既简便又节约的。男女情投意合，两人相约一起到山上各砍一背篓好柴双双背到女家，女方父母就知道小伙子是自己的女婿了。老人便笑脸相迎，不过招待的仍是家常便饭。男的白天帮助女家搞生产，夜里在女家住。一两天后，双双又到男家落宿，男家的父母也知道这姑娘是自己的儿媳。来年生儿育女，两人才背着孩子，备少量酒肉一起到女家年平均值妻关系就此固定下来。这是名副其实的“自由结婚”。若夫妻感情一旦破裂，往往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嘲笑，所以离婚并不常见。万一夫妻实在不能相处，离婚也很简单，两人带着小锤和铁钻在村外找一个大石头各钻一划，成一个“十”字，表示以石为证，夫妻关系就此结束。

彝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分支叫“五色”分支。这次分支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天五行”，即“青、红、白、黑、黄”。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着五个方位和区域，这五个区域发展壮大后就产生了“五帝君”，分管五方。东方青帝，青人、青马、青衣；南方红帝，红人、红马、红衣；西方白帝，白人、白马、白衣；北方黑帝，黑人、黑马、黑衣；中央皇帝，黄人、黄马、黄衣。歌场、祭祀时，五帝君必须到位，一个不到场都不能举行。外族人称这些部落人群为“青夷、红夷、白夷、黑夷、黄夷”。彝族自称“尼苏”——青人；“能苏——红人；”“吐苏——白人”；“诺苏——黑人”；“舎苏——黄人”。

　　关于彝族的族称问题，西周希姆遮时的“尼能时代”自称”。“青”是天形成的元素，彝族自古热爱天文学，天文历法书里有“天人合一”，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知天知地必知人，人体对应天体的理念。“青人”就是天人合一的含义。“尼”，汉音记载为“夷”，《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什数，夜郎最大”。汉朝时称为“夷”，汉末和晋朝称为“爨”，唐朝称为“蛮”，也有称“倮”的。解放后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赐称为“彝”。周总理对彝族政协委员张冲说，这个字头上戴着向天包，有衣穿，有饭吃。张冲说，很好，就用这个字。

　　此次分支史称“五色分支”。“五色分支”对后来的彝族历史文化影响至深，至今仍然还有一些学者写彝族历史时把“黑贵白贱”笔之于书，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彝族内部团结，更误导子孙后代。

　　彝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分支为“武僰”分支。希姆遮的第二十六代孙是商朝时蜀国的国君。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哺阿娄继承蜀国王位，二儿子哺阿迤是卢卢国国君，三儿子哺阿余是濮国国君。据《汉书》记载，蜀国、卢卢国、濮国等三国都参加了武王伐纣。后来，其大儿子分为武部；二、三儿子为僰部。史称“武僰分支”。阿武哺的孙子娄珠武生了十二个儿子，史称“武生十二子”，除其中的武洛撮继承王位外，其余十一子都投向僰部，引起内部纷争。于是，蜀国武部就向卢卢国和濮国发动战争，把卢卢国从四川泸州赶向云南，其中一部在云南昭通建立了朱提国。另一部赶向昆明建立了古滇国。把濮国的青衣部从宜滨赶向重庆，建立了巴国，把武僰部赶向贵州建立了夜郎国。这次分支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原一带有齐、楚、韩、燕、赵、魏、秦等七国争霸，最终统一于秦，而在西南的云、贵、川彝区，则有蜀国、巴国、夜郎国、滇国、朱提国等五国并存。

　　彝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分支史称“六祖分支”。战国后期，蜀国发生洪水泛滥之灾，史称“洪水潮天”。蜀国又发生宫廷政变，蜀国国君笃慕便逃到云南东川的洛尼泊避难，蜀国灭亡。原来武部的族群又和僰部合起来，统称“武部”。关于笃慕就是蜀国国君问题，司马迁在史记的《蜀王本纪》中这样说：“朱提有一男子，从天而下，号称望帝，蜀王也。”这里说的“望帝”就是笃慕，有些汉书文称为“杜宇”，那是汉语译彝语形成的差异，实际是一个人。笃慕逃到洛泥泊后，他的南面是滇国，东面是夜郎国，北面是朱提国。他们都是阿武哺的子孙，有亲缘关系，因此就受到三国国君庇护并与之开亲。笃慕娶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儿子，长大分支后史称为“六祖分支”，这就是彝族历史上第三次大的分支。这六祖就是笃慕的六个儿子。后来，笃慕的大儿子、二儿子武乍部向滇东南发展，笃慕的第十代孙与武部合起来，原有的武部叫做“前武”，笃慕的大儿子、二儿子叫做“后武”。笃慕的老三、老四糯恒部分支到四川凉山。老五、老六默布部分支在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到了汉朝时期，笃慕分支到滇东北和黔西北的笃慕部的子孙发达起来，建立了慕部7个部落，称之为“七勾则”。“勾则”虽然也是彝族地方政权，但其势力、领地比原来的方国小多了。这七个“沟则”分别是：阿于斗、乌蒙、乌撒、播勒、水西、慕补、扯勒等七部，史称“慕布七勾则”。大方原名叫“慕俄沟”，就是慕部水西补沟则的君主所在之地。

（第一次“五色分支”代表着“彝族”大源流，此次分支在“希慕遮”问世以先；第二次分支为“武僰”分支，代表着“彝族”部分源流；第三次“六祖分支”代表着“彝族”小部分源流，即民间谣传六祖系所有彝族人的共祖，这种关点是谬论，是不怀善心者想误导后辈子孙，六祖仅部分“彝族”祖先！逐“六祖分支”以前“夷族”先民主要以“五色支系” （青、红、黄、白、黑）大杂居，小聚居，后因“笃慕”（杜宇）与其他色系联姻生六子，后裔称“六祖”，所以民间长者所传“上天三层者为白，下三层者为黑，黑者为孙，白者为舅”很有道理！而有人撰书时说““黑贵白贱”这是在相互攻击！

比如说“尧舜禹”至“禹”时也有六个儿子，分封各地，是不是可以就说现在所有华夏人民都可以说是“禹”的子孙呢？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尧舜”时期称“公天下”，并非将王位世袭子孙家传，至禹以后才变为“家天下”，如此“家天下”演化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至民国时候才被“孙中山”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