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

纪

上古周武王建立周朝后，追念先圣先王的功德， 封炎帝的一个后代于纪（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南），建立了纪国，到古代春秋时，纪国被齐国所灭，纪国王族子孙就以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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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名的作品是《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是五种笔记小说的合集。有《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集《滦阳续录》。 《阅微草堂笔记》的题材以妖怪鬼狐为主，但于人事异闻，边地景物，诗词文章，名物典故等也有记述，内容相当广泛。纪昀仕途顺利，他写此书的指导思想是“大旨不乖于风教”，采用六朝志怪的笔法，叙述简淡，不作细节描写，不求文辞华美，与《聊斋志异》的描摹细腻、委曲动人大异其趣。 除此这外还撰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十二卷《纪文达公遗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诗赋)、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纪晓岚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道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纪晓岚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见的文化巨人。

纪晓岚故居参观指南

　纪晓岚故居位于现北京市珠市口西大街241号，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下面是由我为你精心的纪晓岚故居参观指南，欢迎阅读!

　简介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见珠市口)。两进四合院格局，占地570平方米。民间内曾悬有“阅微草堂”匾额，后被直隶会馆取走，改悬启功书“阅微草堂旧址”匾额。院内原有海棠2株，现仅存1株。西侧原有东西配房，以抄手游廊与南北房相连，已改建。纪晓岚去世后，其后人将宅子出售。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议员刘少白曾居住该处，时称“刘公馆”。1930年刘公馆成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站。1931年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张伯驹等在该处成立北京国剧学会，后又成为“富连成”京剧科班社址。1949年后曾为民主建国会、宣武党校所在地。1958年改为晋阳饭庄。2003年故居重建后对外开放。内陈列有《景城纪氏家谱》、《评文心雕龙》、《传世文集》、《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晓岚六世孙女纪清漪捐出的明清瓷器。

　故居概貌

　纪晓岚故居是一所两进四合院，紧临晋阳饭庄。故宅中旧物有前院的藤萝，后院的海棠，均为纪晓岚亲手栽种的。据说海棠树还记录了主人公的一段恋爱史!

　走进阅微草堂，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列在展柜里的那杆长长的旱烟袋锅。人所共知，纪晓岚吸烟成癖，烟瘾奇大。他的旱烟袋锅是特别订做的，一次能装三四两烟丝，编纂《四库全书》时，他从槐西老屋走到圆明园，只吸完一半，于是就落下了一个“纪大烟袋”的绰号。

　纪晓岚故居为清式砖木结构，基本上属于两进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其布局为坐北朝南，临街大门为硬山顶吉祥如意式门楼，位于整个住宅的东南角。与大门洞相连接的西侧南房为四间开门的“倒座”。前院内有一架藤萝，相传为当年纪晓岚亲手所植。至今虽经两百余年，但仍枝蔓盘绕，绿叶遮天。老舍先生生前常坐在藤萝下的餐桌前，欣赏美景品尝佳味。前院正面为明三陪六的大厅，前山设一门二窗，围以砖雕，后山有门通内院，厅后有廊。厅内横梁上部均有木棂花窗。大厅内宽敞明亮，典雅华贵。厅后内院两侧，原有纪晓岚所栽海棠两株，今仅存东侧一株，至今仍枝干粗壮，花发似锦。后院正面即为“阅微草堂”。“草堂”平面呈倒“凸”字形，为前三后五、前出廊的硬山顶式建筑。前三间中间为门厅，左右两间各以隔扇相隔为“耳室”。后五间为“草堂”，东西通间，进深两间，共为十间。堂内北面正中设屏风，上悬“阅微草堂旧址”横匾，为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所书。纪晓岚故居饱经两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具有众多的历史烙印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两进四合院格局，占地570平方米。故居坐北朝南，第一进院由大门、正房及倒座房组成。正门位于宅院的东南角，五檩硬山顶，合瓦屋面，过陇脊，梁架饰有苏式彩绘，红油漆门板。倒座房在大门西侧，面阔三间，五檩硬山顶，屋面及装修均经后代改建。正房即第二进院的倒座房，面阔五间，七檩勾连搭加前廊一步。其南檐墙为仿欧式风格，屋顶建有砖砌镂空女儿墙，门窗为拱券式，券门及券窗均雕刻缠枝花卉。院内有一株200余年历史的紫藤萝。第二进院正房是纪晓岚当年的书房阅微草堂，面阔五间，进深五檩，前接进深五檩的勾连搭抱厦三间，加前廊一步，均为合瓦硬山顶，过陇脊，梁架保存完好。

　实用信息

　门票信息

　10元

　开放时间

　08:00-18:00

　最佳季节

　四季皆可

　建议游玩

　1小时

　交通信息

　公交：乘坐5路或48路虎坊桥路口东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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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学家纪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太原志》、《山西通志》等，对于研究清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的文学成就被后人称为“纪氏学派”，并被封为“文定公”。

纪昀的生平

纪昀，字伯安，号梅溪，山西太原人。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万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十分聪明好学，十几岁就已经通晓了经史子集。后来，他考中了进士，成为了一名官员。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官，而是一心想要研究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纪昀的学术成就

纪昀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上。他的代表作《太原志》是一部以太原为中心，介绍山西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百科全书。这部书十分详实、准确，被誉为“中国地方志的典范”。另外，他还著有《山西通志》，详细介绍了山西的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这两部书都是研究清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此外，他还著有《纪氏家谱》、《梅溪诗话》等书。

纪昀的思想

纪昀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他认为，学问应该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和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还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他的思想深受后人的推崇，被誉为“纪氏学派”。

纪昀谥号什么

纪昀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使他被尊为“文定公”。他的谥号中，“文定”是指他的学问渊博、才华横溢，“公”是指他的高尚品德、为民造福的事迹。他的谥号体现了他在文学、学术和品德方面的杰出成就，也是对他一生的褒奖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