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易氏三修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易鸣镛、易乾等主修，易荣塑纂，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通市博物馆。

江西宜春霖田易氏宗谱七卷，末一卷，(民国)易国祚等纂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亲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宜春赤溪塘下易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重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湖北浠水易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末年瑞芝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七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

湖北宜昌县晓峰易氏家乘一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长阳县档案馆。

湖南长沙易民重修族谱九卷，(清)易维祺纂修，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庆源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长沙易氏宗谱十七卷，(民国)易为芬等修，民国年间绥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七册。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湖南长沙小笞竹坳易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十四～三十七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宁乡易氏族谱，(清)易承纶、易洸纂，清乾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宁乡沩源易氏支谱，(清)易自卑、易荣庭修，易召南等纂，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今仅存第二卷。

湖南宁乡沩宁易氏支谱七卷，(清)易振翔、易振材等修，易培相等纂，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庆源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乡易氏族谱，(清)易宗君纂修，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乡易氏支谱六卷，(清)易大裕、易盛公等修，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湖南新化易氏四修宗谱，(清)易銮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广东古冈易氏世谱，(清)易学清、易鸿銮等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广东鹤山易氏前谱考证一卷，(清)易其霈撰，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鹤山四益辰楼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广东新会玉桥易氏族谱二十三卷，(清)易道藩等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瓦锡田易氏家谱十卷，首一卷，(清)易宗藩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添裔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瓦锡田易氏续修家谱十四卷，首一卷，(民国)易泉主修，易瑞麟等纂修，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添裔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丰南鹿步易氏族谱十一卷，另三卷首上中下，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四己丑年(公元1769年)纯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缺第二卷、第七卷、第九卷、附卷第一～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易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瑞芝堂存三十四册，今仅存首卷、第十八卷、第二十～二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水口易氏文昌祀谱两卷，首一卷，(民国)瀚谷纂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联魁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长沙易氏支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百禄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长沙易氏族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百禄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长沙县。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浏阳易氏族谱八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五丙戌年(公元1946年)继华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中国人的特点是人口繁殖比较快。不是说中国人的繁殖能力特别强，而是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就是“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有个风俗，就是要写家谱。所以中国人特别是要生儿子，如果没有儿子，中国人的姓氏家谱就写不下去了。为了保证有儿子可以写家谱，中国人也要生个不停。当然要多生孩子的原因还有许多，比如养老，经济互助，家族势力比较大也会增加抵御灾难的力量等。

可是繁殖人口也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要天下太平。要是天下不太平，人口就没法发展起来，反而会因为战争杀戮而减少。黄巾起义后诗人写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动乱导致人口锐减的写照。如果我们因某个原因实现了天下太平。那么人口就会非常快的繁殖起来，然后因为人口的快速发展而耕地却不会增加。那么人均的耕地面积就会减少。正象马尔萨斯所描绘的那样，在同样的土地上增加劳动并不会成比例的增加粮食。那么人均的粮食就会减少。这样一来，一旦有点天灾，那么就会缺粮，然后缺粮的人民就会造反。使得太平天下变成动乱。动乱一起，战争和杀戮又会使人口剧烈减少。等人口减少了，粮食压力就变小了，这样一来，某个时候天下又会太平起来。可太平后的中国人口又开始快速增长。然后增长的人口又孕育着下一次的动乱。这就造成了天下从乱到治和从治到乱的循环历史。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一个原因。

其实每个新王朝从开始的时候都并不是腐败的。而是效率很高的新政府。因为从动乱中走出来并且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的组织必定有其效率方面的优势，这是残酷的竞争淘汰使然。低效率的组织一定不能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那么这个高效率的新政府在执政和平时期以后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逐渐的腐败变多了，效率也变低了。那为什么和平时期政府就变腐败了，动乱时期就不会呢？因为动乱时期组织一定要保持效率和竞争力，任何腐败现象都必须及时铲除，否则恐怕组织就会面临竞争失败的局面。那么和平时期为什么会导致腐败呢？和平时期竞争者失了，政治局面从多家竞争变成组织的独家经营。问题是失去竞争也失去了保持效率的必要性，组织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就逐渐增大。比如1950年代，天津市委书记腐败，贪污了一万元，（大约相当今天的十几万元）毛主席就特批将其枪毙。可50年一过。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某贪官贪污腐败两千万，是五十年前贪污大案的100多倍。可法院判刑只不过是死缓。因为还有几亿，几十亿的更大的贪腐案件。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贪污一万就是大案，必须毛主席亲自来处理的话，五十年后的今天几千万的贪腐已经比比皆是，见惯不怪了。腐败会极大地腐蚀干部队伍。然后各级腐败干部就会压迫和盘剥人民，这种压迫和盘剥达到一定程度人民就就会承受不了，（官逼民反）于是造反就会把和平变成动乱。腐败不仅会把人民逼反，而且会降低了政权控制动乱的能力。这往往会导致旧王朝在动乱中垮了台。（民能载舟，亦能复舟）于是开始新一轮的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中又会有一个效率比较高的，腐败比较少的军阀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王朝的统治者，和平以后，新王朝又开始新一轮的腐败过程。从而开始孕育了新一次的动乱。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二个原因。

在动乱中，军阀中会有比较有效率的军阀竞争成功，这时军阀组织中冗员会比较少。因而人民的负担也会比较轻。可是这种状况是不会一直下去的，问题的英国人发现的帕金森定律在中国一样有效。就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组织会不断的自我扩张。并且是无法改变。现代中国人说精简机构工作的结果是：机构越精简越多。机构象一个砍不完的多头怪物，你砍了它一个头，它又长出十个头。比如49年中国初解放时期，财政负担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比例是1:400。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是1：26。仅从人数上看人民群众的干部负担就增加了十五倍，这里面还没有谈到今天干部的待遇的极大幅度的增加。为什么政府单位会如此扩张呢？因为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待遇是远远高于一般人民群众的。所以参加到政府里去就成了最好的改善自身利益的途径。在这样人人都想加入政府的洪流中，（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率是1:1000）每个干部也都想把自己的子女，亲属，朋友都拉进来。如果各级官员都想这么做，那么政府的膨胀和扩张就是必然的，任何精简活动都会遭到极大的阻力，并且只能有一时的效果。（朱镕基搞机构精简的时候，说不怕丢官，不怕丢命）。问题是不断扩张的官员人数和不断提高官员待遇的过程中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政府负担。到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民就不堪重负。于是造反和动乱就开始了。动乱以后，竞争中有新的高效率的组织扫平其他低效率的组织重新上台。开始时新组织效率较高，人数较少，人民负担较轻，经济就有一定发展，新王朝的新和平时期也有一个国泰民安的新时期。可是以后政府官员又开始膨胀，人民负担又开始增加，到了某个临界点，动乱又会开始。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三个原因。

每个新王朝新建立的时期，贫富差距还不是特别的大，财富和土地的兼并也不是特别的严重，社会公平还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时候社会基本上就还是稳定的。可是在和平持续的过程中，在官员腐败越演越烈的过程中，权势和富人不断的兼并土地和财富。朱门酒肉臭的，路有冻死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平的感觉越来越深，穷苦人民的怒火越烧越旺。问题加重到了某个临界点，动乱也会发生。旧王朝也可能会灭亡，以后的军阀混战和竞争又会大浪掏沙地筛选出一个比较好的新政府。问题是新王朝在全国一统的和平时期又会开始新一轮的财富和土地的兼并过程从而孕育着人民新的怒火。孕育新一轮的王朝更替。这是王朝循环的第四个原因。

四川合川易裔支糸始祖是易良祥、尊易雄为易姓始祖，宗谱直承湘糸。祖上最早是明初由湖南上湘迁新化的易京林，属高峰派。易京林传七代至易良祥与李氏孺人，在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迁于合川，现已传约十四、五代，由原来入川时的一家九口，经约三百年的繁衍生息，已发展至上万人，成为合川西北几个乡镇中的一个大姓。 解放前，合川易姓族裔香火牌位上除了标明“太原”郡望，有条件的人家，厅堂还悬挂“其后必大”的匾额，幼时不明其义，解事后阅史籍，方知其出典与易姓出自毕万后裔之说有关。《左传·闵公元年》“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也。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剔除古人迷信成份，如果把“其后必大”的“大”，理解为发展壮大之“大”、发扬光大的“大”，那么，不论易姓出自毕万后裔易恺的说法是否准确[13]，它的积极意蕴，对易姓族裔都是重要的，曾发挥极大的鼓舞作用。 合川易氏修谱已有三次。第一次在嘉庆、道光年间，由易玉泽牵头，并亲赴湖南新化问祖寻根、实地调查，前后费时多年而撰成的“庚戌谱”；第二次在清末民初，由易光敏主编，费时数载而成于的民国二年的“癸丑谱”；第三次则是在上世纪抗日时期，由易家修主编成于民国33年[1944]的“甲申谱”。从第三次修谱以来，已半个多世纪，如果按30年为一代，已相隔二代，许多耆老已辞世，族裔人口的发展，也以倍数计，现在不进行这项工作，以后来搞，将更困难。宋人说，二十年不修谱，就是对祖宗的不敬。话虽未免过份，也不是没一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