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始建于明弘治六年（1494年），是一座以周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整个村寨坐东北面西南，距石阡县城15公里，面积42平方公里。这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集古楼、古屋、古巷、古桥、古井、古树、古墓、古书、古风、古韵于一体，被誉为“佛顶山下的明清古村落”，是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上村整个村寨以“北斗七星”树为中心，以“北斗七星”的天枢至摇光交天权与天玑形成四个系象限，划分为不同的四个分区，其东南象限为生产区，西南象限为居住区，西北象限为娱乐区，东北象限为墓葬区，功能分区明确，让人惊叹。而居住区的布局更让人惊奇，整个居民区的道路结构为一“斗”字，“斗”字的起点为一三合院（马桑木老宅）的中心，结束点为村寨的水源（天福井），且起点位于北斗七星中天权一天现星的连线上。

    一、楼上村概况

    （一）地理位置

    楼上村位于贵州省石阡县国荣乡。处在东经108°07′，北纬28°41′。距县城15公里。位于贵州省东部，铜仁地区西部，石阡县南部，地处佛教名山——佛顶山脚下，与省级佛顶山自然保护区紧紧相连。楼上村是一个周姓聚族而居的明清古村落，面积42平方公里，现有331户，1556人，周姓占90%以上。

    （二）环境条件

    1、地质、土壤

    楼上村以岩溶地貌和侵蚀地貌为主，间杂多种地貌类型，北高南低，有山地，也有沟谷盆地、丘陵等。土壤有地带性黄壤、石灰土、紫色土、潮土、山地黄棕壤。

    2、气候

    楼上村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年平均降水量为1095毫米，全年无霜期280-295天左右，全年日照较多。总的气候特征是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长。

    3、水文

    楼上村属乌江水系，发源于佛顶群山，其水域特征是：山高谷深，冲沟密布，排水条件好，地表河流发育完整，坡降大，多急流、跌水积瀑布，水资源丰富。域内主要河流有廖贤河。

    （三）规模

    楼上村现有耕地面积1087亩，其中：田832亩，土255亩。辖10个村民组，总人口331户1556人。

    （四）交通、电力、通讯

楼上村距石阡县城15公里、镇远107公里、铜仁127公里，交通较为便捷。

楼上村电力发达，居民、农户用电率达100%。

楼上村通讯方便，通程控电话现,建有1个移动通讯基站。

   （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楼上村主要经济来源为种养，外出务工以及各种特色产业，2005年农民纯收入860元，人均占有粮食480公斤。

    二、历史沿革、地方与民族特色

   （一）历史沿革

    楼上，古称“寨纪”。后因正楼上一水沟处有一楼房，下面长长的巷道为过道，便称“楼巷”，因“上”与“巷”谐音，久而久之便喊“楼上”，一直沿用至今。

    楼上村中大都姓周，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纽带兴建的寨子，有家族委员会，成员有近10人，这些人分别是族中的长者或德高望重之人。其职能是在家族中组织和协调家族成员，对家族成员的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因而其家族委员会职能多，容易做到事权统一，这也是与其它村寨的不同之处。

    据《周氏家谱》载：周姓为汝南巨族、原系姬姓，周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桥东珠市巷，祠名大本堂，明进士周国照出仕四川威远县、修建江西会馆、家属于该县洛阳乡大坡里晒金坡居住，后移西蜀潼川乐冶县天井坝仁义乡、明朝弘治六年(1494年—距今502年)，始祖周伯泉避难图存，贸易入黔。行至寨纪(初到楼上的古称)，备银一百七十两，买田作家业，到四世祖周国祯时，为殷实大富，其后、下至冠贼屡至，上而官吏贪赃，周国祯欲以贵保富，上省藩署参房，至顺治年间，又遭吴三桂兵变，地方玉石俱焚，其祖先遭其毒害，仅存家丁几人，唯独周国祯全家无恙，及例满，发湖广经政所，领凭赴任，归家才几天时间，妻子和7个儿子相继而亡，他深知这是做官的不幸，于是，发誓永不做官，六十余岁时，又娶李氏，喜生三子，并将文凭礼照呈缴，朝夕修斋念佛，广行布施，并设祭祀之典，将部分山村田园作为香费，此间，又买田业一庄，尽量使家家富足，以免走上仕途(永不做官)，并祝愿子子孙孙个个贤能，从此以后，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但受周围祯思想的影响，均未做官，古时进士、贡生、秀才等40多人。

   （二）民族特色

    楼上村至今保持着独特的古代民族风俗，有哭丧哭嫁、吹唢呐、民间刺绣等古老的习俗。

    哭嫁歌是楼上村人婚姻中的独特形式和内容。姑娘们从小就开始向长者学习唱哭嫁歌，人们把是否会哭嫁作为衡量一个女子才智和贤德的标准，若只哭不唱，或只唱不哭，或哭得不感人，都视为才德低劣。哭嫁，贯穿于整个婚礼过程中，一般数日，越是临近婚期越是哭得悲烈，先是隔夜哭，后是夜夜哭，临近嫁期往往哭通宵达旦。哭嫁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哭爹娘、哭哥嫂、哭姐妹、哭众亲友、哭开脸、哭穿衣、哭上轿、哭木匠、哭读书人、哭生意人、哭媒人等。

    闹丧歌是当地丧葬方面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除了形成一套完整的仪式外，还形成了用唱闹丧歌这一特殊形式来表现对死者的感情。闹丧歌，又称“孝义歌”、跳丧，世代承袭，进入近代，这一习俗得到传承和完善，形成相对稳定的形式和内容。闹丧歌分为开歌扬、接亡人、唱孝义、送歌神4个程序。

花灯戏，又称“花灯”、“高台戏”，清朝后期传入楼上村，逐渐普及，一般在正月的大年活动。每一灯班由20人左右组成，届时，花灯班子走村串户，在堂屋、院坝尽情演出，以传统剧目和反映现实生活为内容。

   三、历史文化资源

    楼上村文物保护单位较多，历史文化价值高，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个，其中省级1个，县级有周氏宗祠、小屯寺、周氏墓群、葛凉寺、神皇庙遗址、双龙洞等6个。

    （1）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上村古建筑群

    楼上村古建筑群始建于明万历年间，集梓潼宫（戏楼、正殿、南北两厢及院落、后殿、观音阁）、天福古井、明清古民居于一体，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建梓潼阁，清康熙三年(1664年)建正殿五间，嘉庆六年(1801年)建南北两厢，道光二年(1835年)建观音堂（已毁），咸丰十一年(1861年)部分毁于苗民反乱，同治二年(1863年)毁于兵燹。同治六年(1867年)重修正殿及两厢。光绪八年(1882年)重建后殿。民国五年(1916年)建戏楼，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村民集资建天福井。民居中大都为清晚期建筑。2004年12月，石阡县人民政府将楼上村古建筑群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期间，梓潼宫古建筑群曾被用作私塾，解放后一直为石阡县联合小学使用至2003年，戏楼曾为代销店。2004年由县财政拨款20万元对其进行保护性维修。2004年12月被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归文物部门管理，石阡县文物管理所对该片区古建筑群实施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梓潼宫古建筑群位于楼上村头乌龟壳山的顶部，现存戏楼、正殿、两厢、后殿等建筑，与楼上古村落、古巷道、古屯卡、古墓群、梯形水田、廖贤河和林木山体及栖息于古树上的成群白鹭等，构成了良好的历史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空间。梓潼宫古建筑群，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837平方米。正殿及两厢、后殿在一中轴线上，正殿居最高处，其平面高于后殿25米，戏楼位于正殿北侧，相距约百米，地势低于正殿20余米，天福井在村寨西侧。

    2003年，楼上村被石阡县列为古村落加以保护，而梓潼宫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予以重点保护。2004年6月，邀请了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对梓潼宫古建筑群进行了现状勘测，并制定了保护维修设计方案，于2004年底进行维修。

戏楼：戏楼为穿斗抬梁式二层歇山青瓦顶建筑，坐东向西，结构为左右厢楼配有走廊，居中突出舞台，面阔三间，通面阔12米，明间进深635米，耳房进深29米，建筑面积9870平方米。明间共用16柱，其中8柱落地。两耳房共用8柱，其中6柱落地。二层明间前部为戏台，正面置“福”、“禄”、“寿”彩绘屏风，两侧各置门洞一个，正面及两侧梁枋下饰卷草纹挂落，檐下装鹤颈椽及板。两耳房一层置楼梯上二层。二层前檐、两山及后檐均装板。两山后檐置围墙。一层地面为三合土，有石制柱础。二层置楼板。大梁题记为“民国五年”等字样。

    正殿：为抬梁穿斗混合式悬山小青瓦顶建筑，坐东向西，面阔五间，通面阔172米，进深l5檩，通进深83米，建筑面积l4276平方米。正殿较之后殿地坪高出25米。梁架明间为抬梁式，采用26柱，其中14柱落地。前檐带廊。明间老檐柱间装隔扇门，两次间老檐柱间正中为对开板门，两侧为槛窗。两稍间廊柱间装板，正中开直棂窗。明间后檐正中开板门，两侧为槛窗。两次间及两稍间后檐均装板。明间后檐金柱间装板至穿枋，上装走马板，置神龛。两次间梁架装板，两稍间梁架装板并分别开两直棂窗，两山面带披檐。前檐廊间铺墁青石，室内为三合土地坪。两稍间后檐处分别有石梯下至后殿。北次间廊间立有《重修梓潼宫序》石碑一通。屋盖部分在板椽上直接干摆小青瓦，铜钱如意卷草纹饰脊刹，灰塑鸱吻。

    南北两厢及院落：南北两厢均面阔二间，通面阔615米，进深7檩，通进0深315米，梁架采用l5柱，其中9柱落地，为穿斗式悬山青瓦顶。东间为过道，三合土地坪，在中柱间置对开板门。西间为地楼板，前檐装槛窗及板门，后檐装板，正中开一直棂窗。梁架间均有木隔断。

    院落。呈长方形，南北长11米，东柲西宽63米，地面青石板铺墁，横向对齐，竖宽不等。院落西侧为一长11米，高2米的照壁，照壁正中有一吞口，内置神像。

    后殿：为两重檐四角攒尖小青瓦顶建筑，面阔三间，通面阔l6米，进深11檩，通进深65米，建筑面积l04平方米。明间二层，为双重檐四角攒尖顶。明间共用l5柱，其中四柱落地，底层减柱两棵，二层置雷公柱。两次间为穿斗式梁架，共用18柱，其中10柱落地。后殿前檐带廊，两山有披檐。明间一层前檐老檐柱间装格扇门，二层四周装风窗。两次间前檐老檐柱间装槛窗，上装走马板。后檐均装板。两山装板至首道穿枋。两次间有楼梯上二层。前檐廊间铺青石板，室内铺三合土。明间屋面卷草纹饰屋脊，葫芦宝顶，小青瓦屋面。大梁题记为“皇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七汝南族等共修”。

    天福井井口坐东北面西南，井上建叠涩悬山穿斗小青瓦顶建筑，占地面积30平方米。分两级，第一级井池为洗菜用，第二级为洗衣用。井口南侧立有修井石碑一道。原井处建有六角亭，早毁。

    明清古民居：村寨中的民居保存了明末清初的风貌，为贵州省内少见。村中民居坐北面南，依山而建，那鳞次栉比，古老幽深的明清建筑，比比皆是，全村200余栋民居中，有明代建筑5栋，清代建筑58栋，民国建筑34栋。这些古民居，建筑装饰质朴简洁，风格明快，工艺精湛，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人文科学价值及环境与建筑艺术价值。民居多为四合院、三合院，四合院正房三间，两边各配有干栏式厢房两间，龙门呈内八字形状，意为趋恶避邪，财不外露。龙门不正对堂屋，都是歪着开，青石板古巷斜着走，又称“歪门四合院”。三合院，正房三间，两边各配有干栏式厢房两间。一些民居堂上有匾，门旁有联。这些联匾皆有来历，大多与主人的身世、家族的荣显及撰写人的祝愿相关，内涵丰富，意境深远。窗棂间镶嵌精雕细刻的人物、鸟兽、虫鱼、神鹿、凤凰、花卉等图案，可谓独巨匠心，其艺术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其古民居建筑精致，花窗精雕细刻，技艺精湛，美妙绝仑，呈现出一幅幅龙飞凤舞，鸟鸣虫叫的画面，反映出这里的安居乐业和含蓄平实。

    楼上村民居“斗”字型古巷，各巷道均以青石板铺路，斑驳凹凸，巷宽2—35米,并有03—04米宽的排水沟与之平行,全村的天然雨水和生活用水,通过这条条水沟汇入廖贤河,注入乌江。几百年前，这种道路和排水系统设计的科学性，至今令人赞叹不已。

    巷道同时也楼上村最好的放火带。一旦发生火灾，人们只需撑着就近巷道两边的石墙直上屋顶，把瓦掀开，就能使火苗上蹿，从而截断火路，阻止火势蔓延。而且，楼上村的庭院两边，各修有一口用石条砌成的消防池。牢固的防火设施，使得500多年来楼上村都没有出现过大的火灾，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

四合院古民居，家家户户都有龙门，只要把龙门关上，便可以防盗。

    经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和地区文化局组织有关专家及专业人员对梓潼宫古建筑群进行现场考查、论证、评估，一致认为：梓潼阁古建筑是楼上村古建筑群和楼上村及周姓家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和信息载体，它记录了明、清至民国时期楼上村乃至石阡政治上的变幻，经济的盛弱、文化的兴替。现存建筑的布局、形制、脊饰等及自然理念、风水理念，展现了古代匠师和当时人们的审美理念、心理特点及价值取向，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民俗学、礼学、风水学、环境生态学以及周姓的家族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2）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氏宗祠    周氏宗祠座北向南，面阔三间，通面阔15米，进深10檩，通进深65米，建筑面积975平方米。大梁题记为“贵州思石二府新二甲所楼上住居”、“大清光绪拾玖年岁在癸巳仲冬月上旬建立”。西廊间有《轮水石碑记》石碑一通。

    小屯寺    小屯寺建造年代不详，小屯寺规模宏伟，殿宇辉煌，整个寺庙建筑精细、布局适体、陈设典雅、殿宇壮观。由于战火匪盗，现仅存正殿、寺院基址、和尚墓群、天井院落，其石墁院坝、石阶、石凳、石鼓、石缸保护完好。5座和尚古墓距今100-200年，古墓均有石碑可考。小屯寺坐北向南，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平方米。

    周氏墓群    村中古墓多处，阴宅阳宅相依相靠，墓冢文化深厚。有四方碑古墓、九子十秀才古墓、文林郎古墓等，墓群建造特色为省内少见，慕名前往观赏者，络绎不绝。几百年来，周姓人秉承勤学苦读之风，人才辈出，先后出进士、贡生、秀才等便有40多人。现寨中有大学学历以上11人，中专生7人。周姓一直推行勤、俭、忍、让、孝、礼、义、耕、读的处世之道。今明风之古朴，村民以礼待人宽厚无比缘于此道。

    葛凉寺    始建于清代，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八十年代被拆迁改为粮站点，其正殿三间，建筑构架保存基本完好。

    神皇庙遗址    神皇庙修建于清代，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平方米，毁于解放初期，现存石阶保护完好。

    双龙洞    洞分一方一圆，一雌一雄，两洞相距10米，每洞各长1000米。洞内钟乳石千奇百怪，形态万千，其主要景点有“新娘婚纱”、玉观音、飞来瀑布等10多个。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状况

    （1）木偶戏

    木偶戏是流传于楼上村民间的傀儡戏剧种。鼎盛时期的演出范围辐射到全县各地及周边湘、鄂、渝、黔等省边区的各民族中。其远祖可追溯到汉魏以远的“刻木人像”的“傀儡”，为宋元时期杖头傀儡的遗存。据口传资料，大约在200年以前，自湖南辰溪传入，至今已有八代传人。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为鼎盛时期，拥有太平班、兴隆班、天福班、杨本家班、泰洪班等。现“泰洪班”传人仍从事这一木偶戏表演。其基本要素包括唱腔、锣鼓牌子、“头子”、戏装、道具、表演等方面。木偶戏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多样性的社会功能。附近州县唯石阡所独有，故被誉为“中国木偶戏之乡”。2006年获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傩戏

    傩戏，被专家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石阡傩的活动，始于元代，明清时期遍布石阡各地，现存傩戏班有近30个。傩技十分惊险，如“上刀山”、“下火海”等傩技堪称一绝。1998年以后，石阡傩面具连续三次到北京、深圳展出，受到中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仡佬傩戏的面具采用大胆夸张的手法，一个个面具或真或美或丑，被仡佬人雕刻得栩栩如生。

    （3）长号唢呐

    楼上村长号唢呐，已有数百年历史，属自然形成、自由组合的民间民族乐队，现全村有2个长号唢呐队，每逢婚丧嫁聚、乔迁进宅、拜寿之类必请长号唢呐队吹吹打打加以庆贺或代为致哀，是反映当地民众喜怒哀乐的真实写照。现在可吹喜怒哀乐、生活情趣的曲子达80余曲。

   （4）民间艺术

    楼上村在民间艺术方面自成一体，表演形式独特，别具一格，灵活多样，颇具地方特色。在民间广为流传和表演的有花灯歌舞、花灯戏、溜秧歌、毛龙灯等群体歌技，在重要节庆时候便自发组织表演。

    六、保护措施

楼上古寨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最远为明代古居。多年来，靠老百姓自觉的保护意识，原有的古建筑群、古木奇树群、明清古墓群等保存完好，靠百姓自编家谱，记载了多年来的历史；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楼上古寨的原貌保存、古建筑修缮、环境整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加大了财政投入，保护机构、保护范围、保护标志、保护档案“四有”工作逐一落实，防火、防盗、防损坏的规章制度和具体办法较为完善，使得楼上古寨的历史文化风貌保存完好。

    （一）具体措施

    楼上古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即保护古寨历史文化的形成、空间格局、街巷尺度、文物古迹等历史文化的构成要素，延续历史文化环境。贯彻“分类保护、积极修缮、严加控制”的工作方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注重历史文脉的延续，继承历史遗产，加强文物保护。

    1、建设单位在保护规划范围内进行建设，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具体规定要求，依法取得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设计单位应当按照保护规划中规定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

    2、在保护规划范围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1）违反保护规划进行拆除或者建设；

   （2）改变保护规划确定的土地使用功能；

   （3）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

   （4）破坏古寨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

   （5）其他不符合保护规划的行为。

    3、对古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分类保护和整治：

   （1）不可移动文物依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保护；

   （2）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按照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进行保护；

   （3）其他建筑应当按照楼上古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要求进行整治。

    古寨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筑的具体分类标准、保护和整治的具体要求由县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4、对古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内具有保护价值的文物或建筑，由县人民政府统一确定设置保护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非法移动、拆除保护标志。

    5、对古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消防设施、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因保护的需要无法达到规定的标准和规范的，公安消防机构和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措施。

   6、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不得违法拆除、改建、扩建。

   7、对古寨历史文化街区内须修缮文物或建筑，应报修缮方案经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县文物保护单位审批实施。

   （二）文物修缮、环境整治工作

    1、2004年由石阡县建设局委托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就楼上古寨做了《石阡县楼上古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并于2005年3月份通过论证；

    2、2004年8月份，由县财政投入20万元对古寨内梓潼宫、戏台、天福井进行维修；

    3、2005年由上级相关部门投入60万元，对古寨内环境进行了整治。

    4、2006年贵州省建设厅投入248万元,对楼上村的道路、排水系统等环境进行整治。

   （三）最终目的

    通过对楼上古寨做《楼上古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制定保护措施，加强对原貌保存、古建筑修缮、环境整治，设立保护机构，明确保护范围，设置保护标志，建立保护档案，使楼上古寨几百年的历史文化得以延续，更好的保护文物古迹，达到古寨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七、历史文化资源综合评价

    楼上村是保存完整的明清古村落，文物保护单位较多，保存文物古迹丰富，历史文化价值很高，对当时社会的民俗学、礼学、风水学、环境生态学等方面均有研究价值。该村还有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神奇绝妙的自然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别具一格的非物质文化。因此，楼上村是典型的明清古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

李清照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地位并不算低，是学者兼文学家，又是苏东坡的学生。母亲也是名门闺秀，善文学。这样的出身，在当时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很可贵的。官宦门第及政治活动的濡染，使她视界开阔，气质高贵。而文学艺术的熏陶，又让她能更深切细微地感知生活，体验美感。因为不可能有当时的照片传世，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她的相貌。但据这出身的推测，再参考她以后诗词所流露的神韵，她该天生就是一个美人坯子。李清照几乎一懂事，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训练。又几乎是同时，她一边创作，一边评判他人，研究文艺理论。她不但会享受美，还能驾驭美，一下就跃上一个很高的起点，而这时她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

请看下面这三首词：

[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宝鸭，发型。）

[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沈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棉，黄昏疏雨湿秋千。（沈水，香名；斗草，一种游戏。）

[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剗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剗袜，不穿鞋。）

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秀发香腮，面如花玉，情窦初开，春心萌动，难以按捺。她躺在闺房中，或者傻傻地看着沈香袅袅，或者起身写一封情书，然后又到后园里去与女伴斗一会儿草。

官宦人家的千金**，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并能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这在千年封建社会中并不奇怪。令人惊奇的是，李清照并没有按常规初识文字，娴熟针绣，然后就等待出嫁。她饱览了父亲的所有藏书，文化的汁液将她浇灌得不但外美如花，而且内秀如竹。她在驾驭诗词格律方面已经如斗草、荡秋千般随意自如。而品评史实人物，却胸有块垒，大气如虹。

唐开元天宝间的安史之乱及被平定是中国历史是的一个大事件，后人多有评论。唐代诗人元结作有著名的《大唐中兴颂》，并请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壁，被称为双绝。与李清照同时的张文潜，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名已盛，也算个大人物，曾就这道碑写了一首诗，感叹：“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摩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这诗转闺阁，入绣户，传到李清照的耳朵里，她随即和一首道：“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俸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则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记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你看这诗哪像是出自一个闺中女子之手。铺叙场面，品评功过，慨叹世事，不让浪漫豪放派的李白、辛弃疾。李父格非初见此诗不觉一惊。这诗传到外面更是引起文人堆里好一阵躁动。李家有女初长成，笔走龙蛇起雷声。少女李清照静静地享受着娇宠和才气编织的美丽光环。

爱情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它是一个渡口，一个人将从这里出发，从少年走向青年，从父母温暖的翅膀下走向du立的人生，包括再延续新的生命。因此，它充满着期待的焦虑、碰撞的火花、沁人的温馨，也有失败的悲凉。它能奏出最复杂，最震撼人心的交响。许多伟人的生命都是在这一刻放出奇光异彩的。

当李清照满载着闺中少女所能得到的一切幸福，步入爱河时，她的美好人生又更上一层楼，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爱情经典。她的爱情不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像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那种经历千难万阻，要死要活之后才享受到的甜蜜，而是起步甚高，一开始就跌在蜜罐里，就站在山顶上，就住进了水晶宫里。夫婿赵明诚是一位翩翩少年，两人又是文学知己，情投意合。赵明诚的父亲也在朝为官，两家门当户对。更难得的是他们二人除一般文人诗词琴棋的雅兴外，还有更相投的事业结合点——金石研究。在不准自由恋爱，要靠媒妁之言、父母之意的封建时代，他俩能有这样的爱情结局，真是天赐良缘，百里挑一了。就像陆游的《钗头凤》为我们留下爱的悲伤一样，李清照为我们留下了爱情的另一端——爱的甜美。这个爱情故事，经李清照妙笔的深情润色，成了中国人千余年来的精神享受。

请看这首《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教郎比比看。

这是婚后的甜蜜，是对丈夫的撒娇。从中也透出她对自己美丽的自信。

再看这首送别之作《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离愁别绪，难舍难分，爱之愈深，思之愈切，另是一种甜蜜的偷偷地咀嚼。

更重要的是，李清照绝不是一般的只会叹息几句“贱妾守空房”的小妇人，她在空房里修炼着文学，直将这门艺术炼得炉火纯青，于是这种最普通的爱情表达竟变成了夫妻间的命题创作比赛，成了他们向艺术高峰攀登的记录。

请看这首《醉花阴 重阳》：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是赵明诚在外地时，李清照寄给他的一首相思诗。彻骨的爱恋，痴痴的思念，借秋风黄花表现得淋漓尽致。史载赵明诚收到这首词后，先这情所感，后更为词的艺术力所激，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他闭门谢客，三日得词五十首，将李词杂于其间，请友人评点，不料友人说只有三句最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自叹不如。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可想他们夫妻二人是怎样在相互爱慕中享受着琴瑟相和的甜蜜。这也令后世一切有才有貌却得不到相应质量爱情的男女感到一丝的悲凉。李清照自己在《金石录后序》里追忆那段生活时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欢乐，怎一个“甜”字了得。这蜜一样的生活，滋养着她绰约的风姿和旺盛的艺术创造。

但上天早就发现了李清照更博大的艺术才华。如果只让她这样去轻松地写一点闺怨闲愁，中国历史、文学史将会从她的身边白白走过。于是宇宙爆炸，时空激荡，新的人格考验，新的命题创作一起推到了李清照的面前。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第二年(1129)赵明诚被召回京复职，但随即急病而亡。

人不能没有爱，如花的女人不能没有爱，感情丰富的女诗人就更不能没有爱。正当她的艺术之树在爱的汁液浇灌下茁壮成长时，上帝无情地斩断了她的爱河。李清照是一懂得爱就被爱所宠，被家所捧的人，现在一下被困在了干涸的河床上，她怎么能不犯愁呢？

失家之后的李清照开始了她后半生的三大磨难。

第一大磨难就是再婚又离婚，遭遇感情生活的痛苦。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不久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对于李清照为什么改嫁，史说不一，但一个人生活的艰辛恐怕是主要原因。这个张汝舟，初一接触也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刚结婚之后张对她照顾得也还不错，但很快就露出原形，原来他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尚存的文物。这些东西李视之如命，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整理成书，当然不能失去。在张看来，你既嫁我，你的身体连同你的一切都归我所有，为我支配，你还会有什么du立的追求？两人先是在文物支配权上闹矛盾，渐渐发现志向情趣大异，真正是同床异梦。张汝舟先是以占有这样一个美妇名词人自豪，后渐因不能俘获她的心，不能支配她的行为而恼羞成怒，最后完全撕下文人的面纱，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华帐前，红烛下，李清照看着这个小白脸，真是怒火中烧。曾经沧海难为水，心存高洁不低头。李清照视人格比生命更珍贵，哪里受得这种窝囊气，便决定与他分手。但在封建社会女人要离婚谈何容易。无奈之中，李清照走上一条绝路，鱼死网破，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

原来，张汝舟在将李清照娶到手后十分得意，就将自己科举考试作弊过关的事拿来夸耀。这当然是大逆不道。李清照知道，只有将张汝舟告倒治罪，自己才能脱离这张罗网。但依宋朝法律，女人告丈夫，无论对错输赢，都要坐牢两年。李清照是一个在感情生活上绝不凑合的人，她宁肯受皮肉之苦，也不受精神的奴役。一旦看穿对方的灵魂，她便表现出无情的鄙视和深切的懊悔。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她是何等刚烈之人，宁可坐牢也不肯与“驵侩”之人为伴。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李清照也随之入狱。我们现在想象李清照为了婚姻的自由，在大堂之上，昂首挺胸，其坚毅安详之态真不亚于项羽引颈向剑时那勇敢地一刎。可能是李清照的名声太大，当时又有许多人关注此事，再加上朝中友人帮忙，李只坐了九天牢便被释放了。但这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一道伤痕。

今天男女之间分离结合是合法合情的平常事，但在宋代，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读书女人的再婚又离婚就要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歧视。在当时和事后的许多记载李清照的史书中都是一面肯定她的才华，同时又无不以“不终晚节”、“无检操”、“晚节流荡无归”记之。节是什么，就是不管好坏，女人都得跟着这个男人过，就是你不许有个性的追求。可见我们的女诗人当时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她不怕，她坚持du立的人格，坚持高质量的爱情，她以两个月的时间快刀斩乱麻，甩掉了张汝舟这个“驵侩”的包袱，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金石录》的编写中去了。现在我们读这段史料，真不敢相信是发生在近千年以前宋代的事，倒像是一个“五四”时代反封建的新女性。

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那么爱情对一个人来说有几次呢？大概最美好的，最揪心彻骨的也只有一次。爱情是在生命之舟上做着的一种极危险的实验，是把青春、才华、时间、事业都要赌进去的实验。只有极少的人第一次便告成功，他们像中了头彩的幸运者一样，一边窃喜着自己的侥幸，美其名曰“缘”；一边又用同情、怜悯的目光审视着其余芸芸众生们的失败，或者半失败。李清照本来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但上苍欲成其名，必先夺其情，苦其心。于是就把她赶出这幸福一族，先是让赵明诚离她而去，再派一个张汝舟来试其心志。她驾着一叶生命的孤舟迎着世俗的恶浪，以破釜沉舟的胆力做了好一场恶斗。本来爱情一次失败，再试成功，甚而更加风光者大有人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是。李清照也是准备再攀爱峰的，但可惜她没有翻过这道山梁。这是一个悲剧。一个女人心中爱的火花就这样永远地熄灭了，这怎么能不令她沮丧，叫她不犯愁呢？

李清照的第二大磨难是，身心颠沛流离，四处逃亡。

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漂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

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到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离黍》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全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告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妄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当时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地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原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逖闻鸡起舞，想到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后人评李清照常常观止于她的一怀愁绪，殊不知她的心灵深处，总是冒着抗争的火花和对理想的呼喊。她是因为看不到出路而愁啊！她不依奉权贵，不违心做事。她和当朝权臣秦桧本是亲戚，秦桧的夫人是她二舅的女儿，亲表姐。但是李清照与他们概不来往，就是在她的婚事最困难的时候，她宁可去求远亲也不上秦家的门。秦府落成，大宴亲朋，她也拒不参加。她不满足于自己“学诗漫有惊人句”，而“欲将血泪寄山河”，她希望收复失地，“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但是她看到了什么呢？是偏安都城的虚假繁荣，是朝廷打击志士、迫害忠良的怪事，是主战派和民族义士们血泪的呼喊。1141年，也就是李清照58岁这一年，岳飞被秦桧下狱害死。这件案子惊动京城，震动全国，乌云压城，愁结广宇。李清照心绪难宁，我们的女诗人又陷入更深的忧伤之中。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本来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也是代代不绝。更何况她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是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时，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她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使自己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而她却一直还奢想什么关心国事、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她收集的文物汗牛充栋，她学富五车，词动京华，到头来却落得个报国无门，情无所托，学无所专，别人看她如同怪异。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在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像祥林嫂一样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这首浓缩了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她甚至没有机会和他们交往，只有独自一人愁。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觅幸福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书，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么呢？也只有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连那十岁的小女孩都说“才藻非女子事”，甚至后来陆游为这个孙姓女子写墓志时都认为这话说得好。以陆游这样热血的爱国诗人，也认为“才藻非女子事”，李清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她只好一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愁。

李清照是研究金石学、文化史的，她当然知道从夏商到宋，女子有才藻、有著作的廖若晨星，而词艺绝高的也只有她一人。都说物以稀为贵，而她却被看作异类，是叛逆，是多余。她环顾上下两千年，长夜如磐，风雨如晦，相知有谁？鲁迅有一首为歌女立照的诗：“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尊。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泪痕。”李清照是一个被封建社会役使的歌者，她本在严妆靓容地侍奉着这个社会，但忽然想到她所有的追求都已失落，它所歌唱的无一实现，不由得一阵心酸，只好“佯说黄花与秋风”。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三千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皇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咏岁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有多少女性，就像那个孙姓女子一般，不学什么词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是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行，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zhuanzhi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俗。她总是清醒地持着一种做人标准，顽强地守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读书不多，竟大不悦，作诗曰：“寒窗败几无书吏，公路生平竟如此。”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超群拨俗，出污泥而不染。她是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的，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她不可能知道，千年之后，到封建社会气数将尽时，才又出了一个与她相知相通的女性——秋瑾，秋瑾回首长夜三千年，也长叹了一声：“秋风秋雨愁煞人！”

如果李清照像那个孙姓女孩或者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是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地纺织，化愁为美，创造了让人们永远享受无穷的词作珍品。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作者的人品，于艾怨缠绵之中有执著坚韧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写真情大志，所以才耐得人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du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她和她的词也就永远高悬在历史的星空。

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有了答案，可是当我们偶然再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的寻寻觅觅的美神。 (作者： 颦眉yue)

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