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1)领口粮：

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领1升白米的口粮，粮是一月一领，即每次领3斗。米要保证是白米，如果是糙米，加领二成。每一房还可以领一个奴婢的口粮。

仆人有儿女，在范家服役15年，年龄已到50岁的，也按口领米。

范家子弟有外出做官的，不能领口粮，但如丁忧、候选在家，或者在边疆做官而将家属留在乡里的，照常支领口粮。

(2)领衣料：

每年冬天，一人领绢1匹，5～10岁的儿童领半匹。

(3)领婚姻费：

凡嫁女的领钱30贯，这个女子若第二次出嫁，再领20贯。

凡娶媳妇的领钱20贯，若第二次娶 亲就不能再领了。

(4)领丧葬费：

族人死了，按其辈分领取安葬费，尊长丧支领25贯，次长丧15贯，19岁以下卑幼丧7贯，15岁以下3贯、11岁以下2贯，7岁以下及奴婢均不能领取。

(5)领科举费：

族人取得大比资格的，可领路费10贯，第二次大比，再领5贯，若无故不赴试，已领之钱交还义庄。后因物价上涨，增加给钱数目，以使“子弟知读书”之美。另外，义庄设有义学，请本族有功名的人教育本族子弟，并给教授者束修。

(6)借住义庄房屋：

义庄设有义宅，供族人借居，若 房舍需要修理则自行设法，如果本人确实贫乏无力修缮，从义庄领钱修葺。本人有余力，在义宅地内建造房屋，听其自便。

(7)借贷：

族人一时急用，可向义庄告贷，但不得经常借，且要到时偿还。若不能归还，也不扣他的月米，以保证他的基本生活。

按照这些规定，范氏义庄中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的口粮、衣服、住房可以无偿获得，重大事项丧葬婚嫁的经费，也不用发愁就可以得到，因此说他们的基本生活费是有保障的，需要自己创收的主要是零用钱。但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当然义庄所给予的就远远不够了。总之，范家人由于义庄的供给，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生活上过得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范家的族人，只要住在本乡，就有权利向义庄领取上述物资。这范庄子孙是不分贫富的，一视同仁。

而后世其他家族的义庄，只给贫穷的族人以经济资助，而不像宋代的范氏义庄发给每一个族人。

编辑本段义庄词义

第一个解释：

义庄

义庄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两年后完工。道光元年(1821)开始运作，办理赡赈业务，周济宗亲。由于制度设计得好，义庄自行运作，延续了116年。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祖国大陆与台湾交通阻隔，才停止慈善工作。这期间，林氏家族已由第一代林平侯传至第四代林尔嘉。 立于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的《林氏义庄碑记》，碑文很长，对义庄制度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碑文首先说，林平侯愿将自己在台湾淡水的水田四十三甲八分四厘二毫(每甲约等于内地十一亩三分，合计相当于五百亩)充作本族义田。林氏子孙不得视之为祖产。为了杜绝后患，请地方官为该义田另立永泽堂作为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都是上好良田，罕遭旱涝侵害，每年的收入相当稳定。扣除赋税及损耗，一般每年实收租谷一千六百石(每石120斤。古代制度，1石等于10斗，等于100升，等于1000合)。租谷在淡水变卖成银圆，每年分两次会票到内地永泽堂，再由管理人员随时买米，按月分发给族人。 义田的管理人员设2名，均举族中有德有才，或殷实可托的人士担任。一名在淡水，专管收租及汇银到内地等事宜；一名在杨厝，管买米、给米、置业等事宜。他们也有工资。义庄的账目要登载清楚，接受族人查核，监督。 根据七房桥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一个建立“钱氏怀海义庄”的办法，来解决佃户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义庄制度，得到县知事的赞同。这对太平天国之后安定农村和克服农业生产的困难都有好处。 兴办义庄的办法很快传了出去。不到一年荡口也建成了黄石弄义庄和华绎之义庄。不到3年，无锡、苏州、昆山、常熟、太仓甚至崇明也都纷纷成立了义庄。义庄成了江南乡间最有力的经济组织，安定了农村，发展了农村经济，在江南兴办小学成了风尚。 宋皇祜元年（1049），江苏苏州范仲淹首创义庄。其后，江苏金坛县张氏、新淦郭氏、莆田陈氏都相继设义庄。元代设立义庄者不多。明代义庄增加，安徽、广东、广西、陕西、直隶都有设立义庄记载。至清代，设义庄者激剧增多。民间时期，义庄建置仍在扩大。

第二个解释：

义庄，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一个大民族之中，有的穷，有的富，富有的拿出钱来办义庄，

义庄之中包括学校、公田、祠堂等等设施。在历史文献上，最早有记载的义庄是北宋范仲淹

在苏州所致置，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义庄的内容，在渐渐缩窄，到了近代，几乎只以祠堂

为主。而在城市之中，被称为义庄的场所，又另外有一个十分专门的用途：寄放棺柩。

所以，可以简单地说，义庄是存放棺材的地方。当然，棺材不会是空的，棺材中都有尸

体，大都是一时还未曾找得好地方安葬，或是死者客死他乡，家人准备运回本土去安葬，或

是穷得无以为殓，只好暂时寄放在义庄之中。也指现在的太平间。

第三个解释：

“义庄”原本是古时候的一种善举，捐赠人拿出一定的田地，其田租专用于慈善目的；而股市里的义庄却指的是“讲道义”的庄家。在钾肥认沽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有人事先宣称将把权证价格维持在一定高位，以让利给亏损的散户，并且真的豪放地做到这一点，该神秘人也被最早称为“义庄”。而现在，“股吧”里有慈善心肠的“义庄”越来越多，各路神兵纷纷出马，预测多只股票的涨停时间，号称“信者跟着发财”，对这样的“义”，散户们还要保持警惕。

第四个解释：

义庄是指暂时存放未安葬棺材的特定场所。

早年华人从中国内地迁移到香港，或到海外工作维持生活，都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够安葬在家乡故土。在后人准备充足移送先人到下葬墓地前的一段时间，义庄就提供灵柩或骨殖暂时统一摆放的场所。当中也有特别例子，例如个别遗体未有异地家属安排后事，或亲人贫穷到无以为殓的情况，只能先移送到义庄，再作打算。

编辑本段义庄产生范氏义庄-产生原因

范氏义庄的产生根源于宋代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慈善组织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在宋以前，虽然贫富的差别一直明显存在，但是贫穷更多的是与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相关，“贫”与“贱”并称，“贱”必然“贫”，穷人并不构成一个具体的、对国家经济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与西方类似，也是同宗教联系在一起，是以佛教种善可得福报的“福田思想”为基础，为了出家人、在家人的修善，不以解决因贫穷而造成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 大约从宋代开始，贵贱与贫富脱离开来，社会摆脱了门第大族的支配和庶民专业的贵贱之分。在科举制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下，读书人居于最高贵的位置，他们不认为贫穷涉及道德问题，甚至甘心安于清贫。而在这个阶段，经济有了空前发展，社会积累了相当的财富，随之带来经济思想层面的变化，贫民作为一个阶层首次被政府所“发现”。在贫穷清楚地有别于卑贱的时候，贫民问题对宋政府来说成为一个行政问题。自11世纪开始，宋政府开始尝试制定一些长期济贫的政策。由家族或政府创立的非宗教的慈善组织开始出现。这些慈善组织与以往的宗教慈善组织有很大不同，着眼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出现多种肉食。贫寒的出身使范仲淹对平民比较关注，他的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徭役”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儒士的人生理想，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治国以齐家为基础，范氏建立义庄不仅是对家族的保护，也是以服务社会、减轻国家负担为目的的。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

范氏义庄-设立目的

范氏义庄以大量田地为财产基础建立，田地由范氏子孙有能力者捐助，所有权移交给义庄，也就是不再归任何特定人所有。这样，义庄有财产基础。义庄还有义庄管理条例和专门的管理人，独立运作，具备了财团法人的基本特征。从设立目的看，义庄的受益者是范氏族人，八百多年来，只要是居住在本乡的本族人都可以从义庄受益。义庄的救济面虽然受家族的限制，但是受益者的数量还是比较广的。而且，古代的家族范畴也远远大于现代社会的小型家庭。所以，义庄是慈善性的，即使这种慈善的范围比较有限。 以慈善为目的，建立在独立财产基础上，以财产运作来支持慈善，又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范氏义庄的这些特点表明它可以被看做一个初具雏形的基金会。

范氏义庄-运作机制

范氏义庄有着比较严密的运作机制。

义庄有严密的内部规范管理的措施。义庄设有管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管理人有权处理义庄事务，不受他人干扰。但是，管理人以工作好坏决定领取报酬的数额。在领取报酬前，要有族人证明他工作有效。族人有权告发管理人的不公正行为，由公众作判断。由此可见，义庄有一个独立的决策机制和与之相配合的监督机制。

在财产管理方面，义庄也有一定的制度，例如:义庄以田租为财政来源，为了公正，不许族人租种义庄的田地。义庄也不买族人自有的田地。 义庄还对受益人即族人有一些监督措施，对于违法义庄规矩的人，有不同的处罚措施，比如罚款、取消获得救济资格、送官等。

编辑本段怀海义庄

怀海义庄位于新区鸿山镇七房桥村，是目前江南地区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传统民间慈善机构之一，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怀海义庄”起先是七房桥村族内长辈聚会的地方，后来改为义庄。乾隆在1739年下令嘉奖义庄，并颁布法令禁止转让宗族财产，义庄才得到保护与发展。其宗旨是“救灾周急、恤孤矜寡”。族内凡孤寡鳏独者均能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钱穆及其兄弟、钱伟长都是因家贫在义庄的资助下得以上学。

钱氏为无锡望族，始祖为吴越国王钱缪，因平息叛乱，唐昭宗特设铁券，“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刑。”按钱氏家谱记载，钱令希为钱缪的第36代传人。

钱氏获此铁券后，视为传家之宝。1951年，钱家后人将这件宝物交给国家，8年后，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属国家一级文物。不过历经沧桑，铁券上的金字已剥落不少，也缺了一角。

怀海义庄为钱令希的族人所创办，已有500年历史，是目前江南地区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传统民间机构之一。现在负责人是钱煜，他是无锡市钱缪研究会理事，与钱令希为同辈兄弟。

据钱煜介绍，这里最初为七房桥村族内长辈聚会的地方，后改为义庄，高举“救灾周济、恤孤矜寡”的博爱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