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而这个节日，注定与2200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边的纵身一跃紧密联系在一起。屈原21岁时即被楚怀王委以重任，封为左徒，在其早年从政早年间，可以说仕途十分坦荡。但是在当时那样的社会中，屈原受到了众人的排挤，遭到了小人的陷害，一生中多次被流放，最终屈原在沉汨罗江投江自尽。那么屈原为什么会被流放呢？屈原投江的原因又是什么？投江的地方在哪？是什么让他如此绝望，仅仅是因为被多次流放边疆吗？下面探秘志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屈原投江的地方和原因及故事简介。

屈原的个人简介

屈原（约前340一约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目光深远的政治家，屈原在担任大夫和左徒期间，心系苍生社稷，力主改革朝政、联齐抗秦。

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贵族势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妒忌、诬陷，最终导致与楚怀王的疏远，两次遭到流放，被逐出郢都。但他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希望楚怀王和后来执政的顷襄王召回自己，为国尽力，最后在楚国郢都被秦国将领白起攻破之后，他不忍心看着祖国灭亡，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为何被流放

先来说说屈原第一次被流放的原因吧。当时，屈原官拜左徒，而且身兼多职，他在职期间体恤百姓疾苦，主张变法削弱贵族势力，然而贵族数量庞大，势力强大，非他一人之力能动摇，所以最终他抵不过贵族势力，遭到陷害而被流放，这便是屈原第一次被流放。

屈原第一次被流放是因为奸臣在楚王面前说屈原坏话，而楚怀王昏庸，竟信以为真，于是将屈原流放。那么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是因为什么呢？

公元前299年屈原第一次流放归来，三年后，怀王死于秦国，屈原一直主张不要与秦国议和，而是与秦国保持距离，虽然这次事件让秦楚断交，但是后来迫于秦国压力，楚国不得已还是要与秦国议和，屈原再三劝谏终无用，最终反而因为不忠不义而被流放。

其实这一次，屈原说的也是对的，不与秦国议和，或许楚国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屈原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一直努力劝谏。可惜如此忠言被说成是大逆不道，所以被楚王再次流放。

其实屈原两次流放都是因为忠言逆耳不中听，所以被怪罪下来遭受流放的惩罚。第一次劝谏，楚王不听，结果败在秦国之下，被迫割让土地。遭受失败之后楚王才知道屈原说的是对的，因此又重新任用屈原。可是，第二次误会屈原就导致楚国首都被秦国占据，如此巨大的损失让楚国几近灭亡，此时楚王想要再任用屈原已经没有机会了。

屈原投江的原因

关于屈原为什么选择投江这种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珍贵的生命，历来说法不一，人们猜测的他投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原因一：

他是楚国的贵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亲疏有别地分封到不同地方当诸侯，诸侯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国家分给不同的大夫。楚国和其它诸侯国有点不同，国君和周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其它诸侯只能称“公”、“侯”时，楚国国君就能自称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称号。楚国的君臣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

屈原著名的诗歌《离骚》，开篇就骄傲地自述了自己的身世；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指的是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颛顼帝高阳氏。屈原说，自己的世系可以上溯至上古的颛顼帝，这和楚国的世系是一样的。他诞生在贵族之家，父亲伯庸抱着对他美好的期望，给他取名“正则”，字“灵均”。“原”也是他的字。因为原的意思包含平正开阔的大地的意思，和名“正则”互为表里。

虽然是楚国的大臣，但屈原也是楚国王族世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其它人可以离开，他却在感情上无法抛弃楚国，当祖国亡于秦人之手，他选择了以身相殉。

原因二：

为想要完美而死。屈原性格刚直，而政治是黑暗和残忍的。屈原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楚怀王这样君王的带领和无能却攻于心计不为民政的同事们的配合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屈原想要的是“明君”和“哲王”，想要能真心为百姓做出业绩的同事，而 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的将他扇醒，终于投江。

原因三：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此说以近人曲沐为代表。他认为“屈原的自杀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是性格的刚直，是生命在与现实的撞击中而毁灭”。屈原是出身于华族贵胄的政洽家，其理想中的‘明君”、“哲王”已不复存在。

面对楚怀王、顷襄王这样的昏君，其抱负与志向无法实现，加之群小的谗害，因而愤感不平，屈原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位别具特色的“士”，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坚守“人道自任”的理念和对自身“内美”、“修能”的不可动摇的认知，义无反顾地坚持理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只身赴死，以求得精神上的圆满。

原因四：

为救顷襄王而死。这是一种较为新奇的说法。起源与一个民间传说：怀王死后，楚国已经变的不能再承受任何的攻击，而那时候的秦国经常对楚国进行侵犯，终于攻占了郢都。倾襄王在被秦国追杀的过程中想到了流芳在汨罗江附近的屈原，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扳回一局，重振楚国。然而秦军得知倾襄王的想法后追随而来，屈原为力保倾襄王，便与他交换衣服当着秦军的面跳下汨罗江，襄王获救。

原因五：

以死震醒昏君。此说以近人王之江为代表。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横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守备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有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

屈原在《离骚》篇末有：“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原因六：

是楚国人对于个人生死和荣誉之间的独特观念。后来在楚汉相争中败给刘邦的项羽，也在乌江边自刎了。项羽当时也并非全无退路。史书上说：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有作者在本栏目说过：项羽的兵败自刎，其实也是楚人风气使然。如果他不自刎，反倒得不到楚人的心仪。据《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楚国莫敖屈瑕曾率兵讨伐罗国，因骄傲轻敌而败北，结果他自缢于荒谷，而随从他的群帅们则将自己囚禁于冶父以听从楚王的刑罚。屈瑕曾多次为楚国立功，结果一次兵败就不能不自缢以谢国人。再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载，楚文王与巴人作战不利，回国时，掌管都城城门的鬻拳却不让文王入城。文王不得已，整顿人马去讨伐黄国，仗是打胜了，可惜回来的路上病死了。鬻拳安葬文王后，也自杀相殉。可见在楚国，即使君主丧师辱国也是不可以原谅的。又如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君主。他曾被秦昭王骗到秦国，要他割地称臣。怀王至死不从，最后病亡于秦。据司马迁《楚世家》说，楚怀王死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也因此都看不起秦国而同情楚怀王。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楚国人把荣誉看得比生死更为重要，自尊心很强，所以也才会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楚国的灭亡虽然不是屈原的责任，但屈原断不会以楚国贵族的身份做秦国的的降臣。

总的来说，屈原愤然自尽的内因似应是理想破灭后的“绝望”，这样的死，当然不是怯儒或逃避对祖国的责任，而是对现实清醒的认知，是屈原坚守气节的最终追求。

屈原投江的地方

一代文学巨匠一代忠臣良士屈原随着楚国的大门被攻破，愤恨之下抱着还未被秦国士兵沾染过的石头跳入了汨罗江中。那么，汨罗江到底在何处，屈原投江的地方又在哪里？

汨罗江发源于现在的江西省境内，途径丘陵地带，以汨水和罗水两支水系并入洞庭湖。它的流经区域非常宽广，全长二百多公里，水量非常充沛，河道情况满足通航要求。汨罗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屈原选择投身在此，更是为汨罗江增添了人文气息。如今，各个省市都在依靠地区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汨罗江成为洞庭湖整体旅游开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纳入到湖北省综合旅游项目当中。每逢端午节，以纪念屈原的各种主题活动陆续展开，包粽子、赛龙舟成为吸引人们的传统项目。在传统休闲项目之上，当地围绕楚文化建立纪念馆、公园，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历史氛围。这一点在价值观取向混乱的当代，意义尤其重要。人们可以从屈原身上领悟到个人发展离不开国家强盛，个人命运始终是与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终身追求的爱国主义情怀值得每一个学习。

历史再怎么演变，文化再怎么推移，大方向始终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像屈原这种心系国家的大爱精神仍是值得大力推崇和赞扬的。

屈原投江的故事

当地传说，屈原投江始不沉，待衣裤装满泥沙才自沉下去，因此今又称此地为沉沙港。屈原自被楚襄王放逐于洞庭湖一带后，无日不为他的祖国的命运忧心，想到处于战乱中的同胞的悲惨处境，他更痛心。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楚襄王逃陈。屈原惊悉后，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经汉水北岸，永远告别了故乡秭归和首都郢，然后南行至今长沙。但心中总在眷恋着祖国，于是又折回洞庭。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感到了绝望，自度已无出路，平生的理想和抱负都已付诸东流，便在汨罗写完《离骚》的最后一章后，在此怀沙自沉。

今留有屈子祠、骚坛、屈原墓群等古迹和遗迹。每逢农历五月初五，汨罗江畔的百姓总要举行盛大的龙舟竞赛活动，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历史人物：屈原

大约在2270年前的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 在洞庭湖汨罗江畔他穿着一件长袍，腰间 扎一条宽带，佩戴一口长剑，披着头发一 边吟诗一边向江心走去。他高声吟着：“举 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投 江而去。 这个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 传说当时沿江人民为了拯救屈原的生命， 都争先恐后地驾船向屈原投水处划去，但 却没有找到屈原的踪迹。 后人为了纪念屈原的死，每年农历五月初 五“端午节”这天，都要举行“龙舟竞 渡”，以示纪念。人们还把粽子投到江 里，意思是让水里的蛟龙去吃粽子，而不 去伤害屈原的尸体。这个风俗一直流传到 现在。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大约生在公

元前340年，死于公元前278年。他出身 于战国时代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20多岁 时就被楚怀王选为左徒，这是君王左右的 高级文官。 屈原任左徒的时候，正是七国争雄的时 期。燕、赵、韩、魏等国终因改革不彻 底，国力日渐衰弱，只有秦、楚、齐三国 势均力敌。秦国自实行商鞅变法以来，国 力日益强大，成为其他六国的威胁;齐国历 史悠久，文化发达，一直保持着东方泱泱 大国的地位;楚国也自有优势，它疆域辽 阔，主镇南方，人口多、军备强。 但是不论是齐国还是楚国，从发展趋势来 看，此时都已处在由盛而衰的阶段，不能 单独与生命力旺盛的秦国匹敌。为了求生 存，六国都感到有合纵抗横的需要。 合纵，即从北面的燕国到南方的楚国联合

抵抗西方的秦国，而秦国也想采用联横的 方式--联合六国中的一国成为一条横线， 再逐一消灭其他国家。屈原积极主张与东 方的齐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的威胁，所以 在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屈原出使齐 国，订立了齐楚联盟，这样就使得秦国不 敢轻举妄动了。 同时，屈原在国内也积极主张实行政治和 经济的改革，主张选拔品行端正和有才能 的人处理国家大事，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和 法令。这些主张都是极有远见的，并且符 合楚国的利益,对国家的发展壮大极为有 利。 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的内政有了一些新气 象。然而，怀王却目光短浅，觉得从此便 可以高枕无忧了。屈原的改革因为触及到 了楚国一些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 强烈不满，嫉贤妒能的豪门贵族便联合在

一起，相把屈原排挤出朝廷。上官大夫靳 尚到怀王面前进逸言，“王使屈平为令， 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 我莫能为也”，浅薄的怀王竟然听信了这 些流言，慢慢对屈原不满起来。 这时，无孔不入的秦国探得了楚国朝内矛 盾分争的消息，便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 派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金银财宝轻易 地打动了楚王的心，并且挑拨楚王更加疏 远屈原，最后，糊里糊涂的怀王竞答应张 仪与齐国绝交面与秦国联盟。 屈原当着张仪的面揭穿了他的阴谋，并且 力劝楚王不要听信张仪的话而与齐国断 交。但是，利令智昏、不明是非的怀王竟 一怒之下将屈原赶出了朝廷，并且撤掉了 他“左徒”的官职。 楚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初张仪游说楚

王时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 六百里”。楚王为了得到六百里地，同 齐绝交。之后，待楚国使者到秦国受地的 时候，张仪却又无赖地戏弄使者:仪与王约 六里，不闻六百里。”楚怀王大发雷霆， 便发兵 攻打秦国，丹阳(今陕西南郑县东)一战， 楚国大败,损兵折将，而且丢失了汉中郡 怀王不甘心失败，第二次派兵攻打秦国 又遭失败，同时后方也遭到了韩、魏的袭 击，楚兵只好退却。 经过两次惨败，怀王认识到了与齐国联盟 的重要性，又怀念起屈原了，命他以楚国 特使的身份出使齐国，再与齐修好。经过 屈原的努力，齐楚关系恢复了。 秦国害怕齐楚友好，又派张仪进行破坏活 动。屈原立即赶回楚国，怀王又一次疏远

屈原，让他做了个管理宗族谱牒、祭祀的 三闾大夫。后来，秦王假说要把女几嫁给 楚怀王的儿子，约怀王相会，结果被扣 留，最后客死在秦国。 楚怀王儿子熊横继位更加昏庸，再加上屈 原的政敌、熊横弟弟子兰做令尹(相当于 宰相)，屈原被削职流放。他在江南飘流 了九年，最后住到汨罗江边。在长期飘流 的生活中，他依然关心祖国的命运，怀着 满腔的幽愤，写了大量的诗歌。 公元前278年，楚国军队攻破了楚国的都 城郢，屈原绝望了投汨罗江而死。这一 年，屈原62岁。 屈原的一生，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他 的思想和他留下的伟大诗篇却永世长存。 屈原一生写了许多诗，但仅留下20多篇，

《离骚》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楚辞>中最 重要的作品，一共有370多句，2400多 字，是我国最早、篇幅最长的诗。离骚 的“离”是离别，“骚”是忧愁。离 骚"就是去国离家的忧愁。 在这篇长诗里，诗人叙述了他的世系。生 平和政治理想，也表现了他同各种恶势力 的战斗精神。他在诗中写道：“惟党人之偷 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舆之败绩。”意思是一帮贵族只知苟安 享乐，他们的前途是危险的。我不怕个人 遭受苦难，只怕国家的失败和灭亡。这就 是《离骚》的主要精神。 <九歌>是优美的抒情诗，想象丰富，感情 奔放，用美丽的词句，歌颂了日神、云 神、山神、水神等各种祭祀神。作者赋予 这些神灵以人的性格，写出他们的思想气 质和喜怒哀乐。<国殇》是一首战斗的诗

篇。歌颂了楚国人民英勇杀敌、壮烈牺牲 的英雄气概，是一首英雄的赞歌：“出不入 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迢远，带长剑兮挟 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可以武， 终刚临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 兮为鬼雄。"楚国的战士虽然牺牲了，其 精神却永远不朽，其魂魄还是英雄。 屈原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即“楚辞”时代。屈原的崇高的爱祖国、 爱人民的伟大思想，以及他那浪漫主义的 诗风，一直激励着、影响着中国历代文 人。司马迁说<离骚>可以同日月争光，这 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可见其在中国及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 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不朽杰作《离骚》，是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屈原和《离骚》，无愧为巍然耸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巍峨丰碑。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其祖先屈瑕，为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氏。关于屈原的生卒年问题，历来意见分歧，迄今尚无定论。由于学者们对屈原自叙“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的理解有别,推算方法各异，因而结论各不相同。据郭沫若考证，生年为前340年，卒年为前278年。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但其所记，颇为粗略，且有牴牾扞格之处，或系后人窜乱所致。据现有资料看来，屈原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善于应对，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生当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之职。他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显著成就。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之。他曾一度流于汉北。屈原既疏，群小得势，楚国政治日趋腐败。怀王昏庸贪婪，刚愎自用，因受张仪之欺，愤而两度伐秦，均遭惨败，后竟囚秦而死。顷襄王继位，谄谀用事，屈原竟被放逐于江南。这时候，楚国政治更加黑暗，“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中山策》）。百姓心离，国运危殆。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烧毁楚先王墓，顷襄王逃往陈城。眼见祖国沦亡，人民遭难，屈原万分悲愤，极端绝望，于是怀石自沉汨罗而死，其时传说为5月5日。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楚国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26篇，但未列篇名。按王逸《楚辞章句》，标明“屈原之所作”者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合于25篇之数。这也许本于当初刘向的校定。但后世学者对此颇多异议。或谓《远游》、《卜居》、《渔父》乃后人所作。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确为屈原之作无疑；《九章》中虽有后人拟作之可疑者，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再创作。另有《招魂》一篇，据司马迁之说，亦应认为屈原所作。

以《离骚》为代表的这些作品，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关于《离骚》题义，自西汉以来，亦颇多异说。司马迁释为“离忧”（《史记·屈原列传》），班固释为“遭忧”（《离骚赞序》），王逸解为“别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后人有从方言角度作解，以为“离骚”即“牢骚”者；也有从音韵着眼，认为《离骚》即《劳商》，为楚古曲之名者。此外说解还多，但都大同小异。现在看来，马、班之说最为近古，合乎诗人命题之旨，且于训诂有据，是较为可信的。

据两汉诸家旧说，《离骚》作于怀王时代屈原遭谗被疏之时。但从近古至现代，一些学者则认为《离骚》是屈原于襄王之世被放逐江南时所作。值得注意的是，《离骚》中有一些关于年岁的反复咏叹：“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此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还表现了诗人对国将倾危的忧患之情。由此可见，《离骚》应作于诗人将老未老之际、楚国将败未败之时。这个时期，应属怀王在位的最后几年之内。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在全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诗人灿烂的思想光芒。

屈原“美政”理想的崇高目标是实现天下一统。他在《离骚》中称道“前王”、“前圣”，但他所讴歌的典范并不囿于楚国的历史传统，如尧、舜、禹、汤、周文王等，都是属于华夏诸国所公认的楷模。而他所列举的破国亡身的历史人物，如启、羿、浞、浇、桀等，也都是天下所公认的昏君奸臣。诗人所描叙的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所在，也突破了狭隘的楚国境域，诸如天津、西极、流沙、赤水、崦嵫、咸池等等，几乎包括了神话传说中整个中国的辽阔疆土和广大空间。这正是诗人热切向往天下一统的形象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

主张以民为本是屈原“美政”理想的根基。他在《离骚》中反复吟诵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明确表现了关心民生、重视民心的思想和“有德在位”的主张。在屈原看来，举贤使能是其“美政”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举贤而授能”的主张，并且对历史上不问出身贵贱、惟贤是举的圣王贤君大加颂扬。他主张修明法度，所谓“循绳墨而不颇”，“绳墨”即喻法度，认为这是实现“美政”理想的途径。因为现实是“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所以不仅需要“乘骐骥以驰骋”，而且必须“明法度之嫌疑”（《九章·惜往日》）

屈原的参政实践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参政意识却在心底积淀、升华，最终化为“美政”理想，再现于《离骚》。“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难的祖国。他在《离骚》中倾诉衷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楚国不能容他，他却离不开楚国。以屈原之才干，当时不难另谋出路。他也确实考虑过“远逝以自疏”。然而当他神游四方之时，“忽临睨夫旧乡”，那积淀于胸中的爱国情愫千丝万缕缚住了他，使他“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宁肯以身殉国，也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何等坚贞、纯洁、崇高的爱国感情啊！然而应该指出，屈原的爱国思想与狭隘的忠君意识连在一起，其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

屈原经受了战国时代精神的洗礼，故其《离骚》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他责数楚王不察忠良、反信谗佞：“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怪楚王言而无信、变化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他更义愤填膺地痛斥世俗和群小：“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颜之推也斥责他“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他们的讥评，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屈原批判精神的思想价值。

屈原志洁行廉，正道直行，既怀内美，又重修能。诗人在《离骚》中抒写了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无情挞伐。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具有峻洁的人格，崇高的追求，坚贞不渝的操守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王逸赞之为“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然而“绝世之行”必有离群之忧，“俊彦之英”深陷落寞之境。屈原惟寄希望于楚王，就难免要产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的孤独感、绝望感。这可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

《离骚》全长373句，2490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力完成的长篇抒情诗。诗人屈原的出现和《离骚》的产生，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开了先路。

《离骚》艺术造诣极高，无论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式、语言诸方面，都有开拓、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诗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抒写了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的世系、出身、品格、抱负，描叙了他的志趣、爱好、服饰、言行和境遇，展现了他的心灵世界。在“灵均”的身上，诗人熔铸了自己的意识、情感、理想和人格。

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他的《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也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离骚》的现实主义基调体现为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真率地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感情。然而《离骚》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其具体表现为：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绚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里表现最为突出。《离骚》是一曲激越而壮丽的悲歌。它颂扬了崇高的理想、峻洁的人格，歌赞了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令人激昂、振奋，给人鼓舞。

《离骚》中比、兴手法的运用也有较大变化、发展。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诸如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等等，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王，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都已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或者说是蕴含艺术趣味的某种意象。这显然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开拓，实开后世诗人“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离骚》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对诗歌形式和语言的革新上。所谓“骚体”的新创，“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文心雕龙·辨骚》）应是屈原对诗歌发展的一大贡献。《离骚》在语言艺术上也有不少新的开拓。如双声、叠韵、重言的运用，都较《诗经》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口语入诗，显示了新的风采。宋人黄伯思指出：“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校定楚词序》）此外如扈、汨、搴、莽、诼、凭、媭、邅等等，也都是楚地的方言口语。“兮”字的运用，更引人注目。这些特点，可说是“骚体”的主要标志。

三 屈原的其他作品

《九歌》《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恃。其中仍然保留了歌、舞、乐三者结合的特点。

《九歌》袭用古曲之名。所谓《九歌》，即指由多篇乐章组成的歌。故屈原《九歌》并非9篇，而是11篇。关于它的写作年代，历来有作于屈原早期或晚年两种说法。从《九歌》的内容看来，它的写作有一个搜集、整理的较长过程，不可能作于一时一地，但最后写定应在屈原晚年放逐江南流浪沅、湘之时。

《九歌》的写作与楚国巫风之盛行密切相关。它是楚国沅、湘之间原始宗教迷信的产物。《九歌》所祀诸神分别是：天神（《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河神（《河伯》）、山神（《山鬼》）、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时的送神曲。看来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楚国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九歌》题材特殊，风格独异。它在精神实质上与《离骚》一脉相承，而在艺术上却自具特色。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主要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借其口而抒情。《九歌》中所塑造的神灵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既神奇高远，又平凡亲切。经过诗人的艺术创造，神灵被人格化了。

《九歌》的基调是礼赞神明，但其内容颇多恋情的描写。无论是神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恋爱，都洋溢着人世间的生活气息。诗人善于融情入景，突出环境的烘托和气氛的渲染。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等等，大都把缠绵凄婉之情融入凄迷苍茫之景，形成了清丽的格调和优美的意境，代表着《九歌》的主要艺术倾向。较为特殊者是《国殇》。此篇礼赞为国捐躯者之神，描写了悲壮激烈的战斗场面，歌颂了楚国卫国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刚健雄浑，深沉质朴，激昂扬厉，悲歌慷慨。其格调雄健而意境壮美。

《九歌》的语言清丽华美，令人赏心悦目；且音调铿锵，韵味悠长，启人无限情思。它虽以六言为主，但也有五、七言之句，长短适意，节奏鲜明，音韵谐美，宛转动听。特别是“兮”字用于句中，几乎代替了所有虚字的功能，不同于《离骚》的用于句末专为语助。这就扩大了它的意义和作用，体现了炼句技巧的进步。

《九章》《九章》包括9篇作品。这些作品当初散篇单行，并无《九章》之名。其名始见于西汉末年刘向所作《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而刘向又是《楚辞》的最早编辑者，故一般认为，《九章》之名应即刘向所加。《九章》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橘颂》写作最早，可能作于屈原被疏之前。《惜诵》、《抽思》、《思美人》可能作于被疏之后。《袁郢》、《涉江》、《悲回风》、《惜往日》、《怀沙》等篇，则应作于屈原既放江南之后。

《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大体相似。除《橘颂》外，各篇均为屈原某一生活片断的写照，表现了诗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感受。诗人的“美政”理想、爱国感情、批判精神和峻洁人格，在《九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九章》中还不难发现与《离骚》形神毕肖的众多诗句，有的甚至整段相似。这说明，在精神实质上，《九章》是与《离骚》基本一致的。

《九章》的艺术风貌也与《离骚》大体相似。不过，《离骚》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九章》虽也不乏浪漫主义的笔触，却主要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九章》不以飞腾的想象和奇幻的意境取胜，而以具体的写实和直接的抒情见长。如《哀郢》写顷襄王21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的历史悲剧，诗人开篇即描写了亲眼所见的一片国破家亡、人民离散奔逃的惨象：“皇天之下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接着描述自己身为难民中的一员，离乡去国的流亡经历和内心痛苦。其描述有如“实录”，而抒情则坦陈心怀。这样的特点，在《涉江》、《惜往日》等篇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九章》写景寄情颇为独到。如：“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抽思》）写山水，言节候，景语情语融为一体。又如《怀沙》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蒋骥说：“杳杳则无所见，静默则无所闻。盖岑僻之境，昏瞀之情，皆见于此矣。”（《山带阁注楚辞》卷4）象这样善于寓情于景的佳句，在《涉江》、《思美人》、《悲回风》中也有不少。

《橘颂》在《九章》中独具一格。它名为《橘颂》，实为诗人的自我人格写照。它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徒，更壹志兮。”诗人以橘自比，借颂橘而言志。接着描绘橘树“姱而不丑”的外形之美，赞颂它“独立不迁”、”廓其无求”、“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内在美质。这是一支高尚人格的颂歌。诗人“比物类志为之颂”（王夫之《楚辞通释》卷4），不仅是对比兴手法的扩大和突破，而且开拓了后世咏物诗发展的道路。

《天问》《天问》就是“问天”，亦即对天问难。“天”是诗人设疑问难的对象。《天问》的写作年代无从确考。但从篇中不无愤懑忧思之情以及篇末“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吾告堵敖以不长”等句看来，它大约作于怀王末年，屈原遭谗被疏流于汉北之时。

《天问》是我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奇文。全文包括370多句，1500余言。作者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举凡天地山川、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天命人事、现实生活等等方面，均有所涉及。这不仅显示了屈原确实是“博闻强志”，而且充分体现了他大胆怀疑，敢于向传统挑战，勇于探求真理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乃是光辉的屈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问》开篇写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以一“曰”字领头，一开始就对天地开辟、宇宙生成这一最重大也最基本的问题发出疑问。接着便对山川地理、日月星辰等一系列未知的自然现象设疑问难，表现出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求索的可贵精神。

诗人由天地山川之问进而问及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反映了屈原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天命人事的问难。诗人问道：“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眩弟并*，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诗人对所谓“福善祸*”的诘难，实际上反映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

《天问》最后涉及现实生活和诗人自身：“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爱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字里行间透发出屈原关心现实政治的热情和饱含忧患的愤懑。

《天问》纯以问句构成，篇幅巨大，内容广博，思想奇特，富于哲理。它对哲学、史学、神话学、民俗学都有特殊的贡献。

但对它的文学价值，却存在不同看法。实际上，《天问》构思新颖，形式独特，感情激越，格调高古。就文体而言，《天问》堪称近文之赋。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具有所谓“赋家之心”（《西京杂记》）；并且主要以四言为句，四句为节，韵散相间，错落有效。它的产生，对赋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屈原作品以写怀言情为主，而《天问》却有论事说理的倾向。汉初贾谊赋将言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正是对这一特点的继承和发展，应该说，《天问》的文学价值是不容否认的。

《招魂》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列传》）他把《招魂》与《离骚》等篇相提并论，显然认为《招魂》也是屈原的作品。但王逸等认为《招魂》是宋玉所作。现在看来，司马迁之说较为近古，且必有所据，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其误，故不宜轻易否定。从《招魂》所叙宫室之美，服食之奢，娱乐之盛，士女之乱等情景看来，其所招之人非君王莫属。因此，说屈原作《招魂》以招怀王之魂，是比较可信的。史载楚怀王三十年（前299），怀王人秦被扣；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招魂》之作，大约就在此后不久。

《招魂》是《天问》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都有创造性的成就。

“招魂”是存在于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中的一种迷信风俗，古今中外都有。屈原《招魂》的产生便与当时楚国巫风之盛有密切关系。它是屈原改造民间流行的巫觋招魂辞的形式再创作而成。《招魂》前有序言，中为招魂辞，后有乱辞，以招魂辞为主干。这种结构形式和正反对照的写法以及招魂辞句尾通用极其特殊的“些（应即“此此”的重文复举）字，显示了民间巫觋招魂辞的形式特征。《招魂》之作再次证明屈原是善于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的伟大诗人。

《招魂》不同于《离骚》、《九章》之以抒情见长，而是以善于描写著称，它无论“外陈四方之恶”，还是“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都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铺陈夸张尽管出于幻想，但绝非凭空臆造。如写东方日出之所：“十日代出，流金铄石”；写南方蛮荒之地：“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蝮蛇蓁蓁，封狐千里”；写西方之沙漠：“流沙千里”，“三谷不生”，“求水无所得”；写北方之严寒：“增冰峨峨，飞雪千里”。由此可知，诗人见多识广，又善于观察生活，这样的夸张确实抓住了描写对象的某些特征。

诗人对天地四方的描写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而对“楚国之美”的描写又无不是对现实世界中楚王奢靡生活的如实写照和细致刻划，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征。

《招魂》“铺采摛文”，其描写的铺张和文藻的富丽实开汉赋之先河。但后世赋家纷起效法，专务文辞之巧丽，则不免“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文心雕龙·诠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