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中国古代用来记载家族史的谱集，是一个家族必需的史籍。古代奉行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家之治。家谱既是珍贵的历史材料，也是独特的文化遗产。

家谱主要记载该家族的姓氏源流和世系成员。

中国从古代就重姓氏，百家姓收录了中国大多姓氏，这与原始部落文明有关，原始图腾崇拜是中华古姓的根源。按照这个特征，追本溯源，各家有回归本家的意愿，从而找到自己的祖先，以待后嗣。即，要想有家必先有姓氏。一个家族相当于一张大网，而编织这张大网的最中心最主要的那个结点就是姓氏。家谱开篇以姓氏来源为首，追本溯源寻到祖先，然后记述祖先的生平与创立本家的事迹，继而才记述后世。这其中不乏夸大成分，为了提高身份巩固本家团结。

世系成员就是子孙后代，从祖先到家庭的所有子孙。古代家谱成员以男性为主，嫡长子为主轴，女性只允许正妻上家谱，本家女儿是不允许上家谱的，因此家谱上的女性并非本家。对于重要的家族功臣，会有详尽的功绩记载以示表彰和崇敬。家谱的修撰必须严格按照血缘关系分列分层，有三六九等亲疏远近，有横体式、垂珠式、宝塔式、碟记式四种世系表记载方式，记载鲜明有致，家族成员一览无遗。

由于家谱的修撰并不容易，而且由于战争等因素家谱很容易亡佚，所以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著名的家谱有《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珍贵价值，是研究家谱的重要资料。另外其中关于“家训”的内容也很重要。

第一，齐家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六亲”也有其他说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当然，家训也谈及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如司马光《家范》中就论述了甥舅、舅姑等姻亲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宣扬“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等）。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如《颜氏家训》所说，这是因为兄弟之间“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妯娌之间的团结合作才有了保证。

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二是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三是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四是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严加管束仆隶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等。

第二，教诫子弟。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复强调。其主要内容有：

蒙以养正。家训的作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励志勉学。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作者们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应世经务。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奉公清廉。不同时代、门第的家训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杜绝恶习。在强调进德修身的时候，传统家训无不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第三，处世指导。

一个家庭、家族要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

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救难怜贫，讲究人道。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明哲保身，谨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二

传统家训在对子弟家人实施上述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时，在途径和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之有效的。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这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训中都有具体的规定。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样的生活会可以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训还规定“家庭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主持，形式、时间不拘。凡是无故不到会者，就是“自暴自弃之人”。

第二，教化途径、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训的作者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运用格言箴语、诗词歌诀体形式，以收易记易循之效。这些形式的家训读物生动明快，便于记诵和践履。如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的《训蒙歌》、邵雍的《诫子吟》、范质的《戒从子诗》、陆游的示儿诗等等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语的形式写成的家训，如曾作为蒙学读本、流传很广的清代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吴麟征的《家诫要言》等等就是这样的家训著作。

四是填写《功过格》，以知非改过。教育家人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做法。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绍了自己通过这种形式砥砺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道德水平就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铭，以便于时时对照检查。这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明代陈继儒的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中说，他平日将所思所闻随手题在屏风上，以便子孙们躬耕之余阅读，受到教育；吕坤将他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积德行善的《孝睦房训辞》撰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检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儿子将其信中有关修身做人的训示，贴在墙上，经常反思。还有不少家族将家训悬挂于祠堂或载于家谱，要合家老小对照实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

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训的一个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训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训的制订者们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入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仅就上述传统家训教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内容能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家训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化。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化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传统家训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训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途径上，汲取传统家训教化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始自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训教化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传统家训教化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础，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证。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养成所用，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里有几种关系有必要强调提出并应该认真探讨。

一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哪些是应该批判、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保留的，需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认真地进行分析、比较、取舍，寻找传统家训教化与我们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契合点，使其“古为今用”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利用。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今天的家庭状况与古代的家庭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封建宗法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家训文化亟需加以梳理和创新。继承传统家训教化与实施新型家训教化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探讨的课题。这就需要从事伦理学、社会学及家庭教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三是家庭教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坐标问题。如上所说，当今社会中家庭仍然承担着一定的教育职能，甚至可以说家庭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优劣得失、家庭文明程度高低反映和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明程度，而这又依赖于家长的道德素养和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因而家庭教化应成为家庭成员积淀道德品质、建设道德文明的重要环节，我们应该站在这一战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家训是指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

释义：

家训[jiā xùn]：家训是指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家训在中国形成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良好的作用。

家训作用：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的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使国家更加富强的必不可少的一点。

内容：

注重家法、国法

和睦宗族、乡里

孝顺父母、敬长辈

合乎礼教、正名分

祖宗祭祀、墓祭程序

修身齐家

我是云姑娘，喜欢我请关注我

电视剧经常出现认祖归宗，他到底有多重要呢？对于家谱你又有多少了解呢

家谱文化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叶落归根。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是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

家谱文化的意义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为了保护族谱文化承传，专家学者正在呼吁“中华家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了解一些家谱知识都是必要的。

家谱文化的源流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我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我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中国一直都说认祖归宗，外国人都来认祖寻亲的，我们不该认祖寻亲吗？

个人的大胆揣测：‘措火牛录西哈拉’是蒙古族一部落名称，但无从求证。。。

辽宁蒙古族风采

前 言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辽宁省内的蒙古族人口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现有67万人口。

明末清初，蒙古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的一部分，自蒙古草原逐步南下，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定鼎北京后，一些八旗蒙古兵丁、巴尔虎蒙古兵丁和他们的眷属因防务派往辽宁。上述蒙古各部、八旗蒙古、巴尔虎蒙古的后裔构成了辽宁蒙古族的主要部分。辽宁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朝阳市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县、北票县，阜新市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

清代，辽宁境内蒙古族的阶级等级分明。统治阶级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被统治阶级分为平民阶层、属下阶层和奴隶(家奴)阶层。满族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统治蒙古族人民。对蒙古族地区的汉族，设置厅、县机构进行统治。属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左、中、右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属哲里本盟的科尔沁左翼前、后旗，以及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三陵”牧场)，均在辽宁境内。

蒙古族是一个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创造了大量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音乐舞蹈优美动人，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同时，培育和造就了尹湛纳希、恩格特古斯、罗卜桑却丹等一代名人，由于信仰喇嘛教，寺庙林立，因而与建立寺庙相关的雕塑、绘画、石刻等艺术有过辉煌的成果。在医药事业方面，辽宁的蒙医蒙药独具特点，饮誉中外。在传统体育活动中，赛马、摔跤、射箭等项目代代相传，尤其那达慕大会不仅是对丰年的祝贺，更是蒙古族人民健身娱乐的大展示和相互交往的盛会。在风俗习惯方面，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个别风俗习惯，但仍保持着传统的民族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完全获得了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政治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辽宁蒙古族地区建立了两个自治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23个蒙古族乡、镇和联合乡镇。同时，享有对国家大事的参政议政权利。在经济上，辽宁蒙古族一改旧社会的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等方面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有的地方接近小康水平。在文化上，辽宁蒙古族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整理和挖掘了大量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的辽宁蒙古族部分，并有新的文化艺术创作。蒙古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蒙古剧、蒙文书报出版等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形成了体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辽宁蒙古族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民族素质不断提高。

民族来源

辽宁省蒙古族来源于多个蒙古部落。明代前期，有兀良哈部(即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蒙古人)。明末清初，喀喇沁部蒙古人、土默特都(含蒙郭勒津部)蒙古人、科尔沁部蒙古人先后游牧、驻牧辽宁境内。清前期，一些察哈尔部蒙古人、巴尔虎部蒙古人，八旗蒙古人进入并定居。这些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布、聚居在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及昌图、康平、法库等县。

（一）、族称来源

蒙古族在尚未形成、统一使用“蒙古”一名之前，其先人与中国古代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就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蒙古”为民族自称，隋唐时期的蒙兀(蒙瓦)室韦是蒙古族的先世。蒙兀室韦只是蒙古语族诸部中一个部的名称，为“室韦”二十余部之一。“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音译。蒙兀室韦游牧于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南岸，后逐渐西迁至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一带，发展繁衍为许多部，i2世纪末、i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统一了漠南、漠北的草原诸部。一个具有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新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蒙古民族形成了。“蒙古”一名，由一个部落名称演变为民族名称。

（二）部族来源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宋嘉定五年(1212年)前后，蒙古汗国势力逐渐扩展到辽西一带。此后及整个元代的150余年间，蒙古人从大漠南北向南迁徙，以军屯、民屯、建立行政管理机构等形式，定居或活动在辽宁各地。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亡，蒙古封建统治者势力退回草原，史称北元。居住或活动于辽宁地区的蒙古人便以遗留民、内附民、三卫民等形式继续生活下来。明末清初，喀喇沁蒙古部、土默特蒙古部、蒙郭勒津蒙古部自蒙古草原南下，游牧、驻牧，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在蒙古族地区推行盟、旗制。卓索图盟五旗，(即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和土默特左、右翼二旗)以及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后旗，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牧场)，均在辽宁省境内。辽宁省境内的蒙古族主要是喀喇沁、土默特、蒙郭勒津、科尔沁、察哈尔和巴尔虎等蒙古部人的后裔。

1、兀良哈部 兀良哈蒙古人，元代写作“乌梁海部”。元末明初自贝加尔湖地区向大兴安岭以东到嫩江流域移牧。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在嫩江流域、洮儿河南北以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兀良哈蒙古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朵颜、泰宁、福余三卫。

明永乐末年，三卫蒙古人不断南移。正统年间，已进到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成化年间，兀良哈三卫的分布已是“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日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日泰宁，自黄泥洼愈沈阳、铁岭至开原，日福余"(《明史·兀良哈三卫传》)。

兀良哈三卫蒙古南迁以后，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东部蒙古封建主科尔沁部首领魁猛可(又写作奎蒙克·塔斯哈拉)率部从斡难河故地，东迁到嫩江流域。因与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以自别，号“嫩(脑温)科尔沁"。另一东部蒙古封建主(内喀尔喀五部祖先)库登汗虎喇哈赤(又写作和尔朔齐·哈萨尔)率10万众从宣府塞外东迁到辽河流域。其后，嫩江科尔沁部也向南扩张。此东迁二部占据之地正是兀良哈三卫蒙古故地。

16世纪末(约明万历年间)，兀良哈之福余卫为嫩江科尔沁魁猛可所兼并。兀良哈之泰宁卫为内喀尔喀五部之始祖库登汗虎喇哈赤所兼并。兀良哈之朵颜卫则被其西邻喀喇沁部所兼并。

2、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旧部。《蒙古秘史》、《史集》、《元史》等书，对蒙古汗国、元王朝时喀喇沁的历史均有记载。

15世纪中叶的明代，驻牧于河套西部地区的喀喇沁部，兵力最强。在其首领孛来的统领下，曾西攻瓦刺，东挟兀良哈三卫。

达延汗(约1474—1517年)统一全蒙古时期，孛来领主曾经统属的哈刺慎(喀喇沁)鄂托克之地，成为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永谢布万户的组成部分。《蒙古源流》一书记载。达延汗死后，其孙“巴雅思哈刺(勒)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且以喀喇沁为部名。后来，永谢布人逐渐为喀喇沁人所融合，以致永谢布之名在历史上不复存在。是时，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在张家口以北一带。

16世纪中叶，察哈尔部受阿拉坦汗胁迫，“惧为所并"，东迁于辽东边外游牧，巴雅思哈勒统辖的喀喇沁部遂占据其原驻牧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7年)以后，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巳在宣府(河北宣化)、张家口东北，至独石口外、开平(内蒙多伦西北)一带，且成为兀良哈三卫之朵颜卫的西邻。此后，朵颜卫逐渐为喀喇沁部所融合，兀良哈蒙古人成了喀喇沁部的重要成员。

喀喇沁部占据朵颜卫蒙古人的地面，将朵颜卫蒙古人融合于喀喇沁部的历史过程，便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喀喇沁部总传》、《蒙古游牧记》所记载的喀喇沁部；元臣扎尔楚泰者，生子济拉玛(者勒蔑)，姓乌梁罕(兀良哈)氏，佐太祖(成吉思汗)定天下有功。七传至和通(花当、观童)，有众6000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日喀喇沁。这是新的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人与兀良哈蒙古人的融合体。喀喇沁部的首领青把都(巴雅思哈勒之子)死后，其六子六孙丧失了控制朵颜的权势。最后，兀良哈蒙古人苏布地(又写作速不的、苏不的、速不得)成了喀喇沁部的首领。

苏布地统辖的喀喇沁部，在明末受察哈尔林丹汗“伤残骨肉”、“被其欺凌”，天聪二年(1628年)与后金议和结盟。天聪三年(1629年)归服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喀喇沁部被分为左右两翼旗，以苏布地子固鲁思奇布(和通五世孙)掌喀喇沁右翼旗，以色梭(和通之四世孙)掌喀喇沁左翼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封格嚼尔为扎萨克，掌新置喀喇沁中旗。

清代，喀喇沁部的驻牧地范围，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界土默特及敖汉，西界察哈尔正兰旗牧场，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翁牛特”。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昌县、建平县南部、锦州市所属西部与朝阳市接界的各个县的部分地区，都曾经是喀喇沁部蒙古人驻牧的地方。他们的后裔便构成了辽宁省蒙古族的重要成员。

3、土默特部 土默特，蒙古旧部。明代，土默特部成了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明代史籍写作“满官嗔万户一)，游牧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地方。达延汗逝世后，土默特万户驻牧的地方，为其诸孙占据。其一孙阿拉坦汗(明史写作俺答)占据了12土默特，即后来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土默特，其另一孙拉布克台吉占据了土默特之乌古新，即后来的东土默特前身。

明嘉靖年间，东土默特蒙古人已经游牧在长城边外，明隆庆时的佚名作者在其《译语》一书中，记叙他在嘉靖甲辰年(1544年)随明元戌袭虏(明代对蒙古人的诬词)所见，写到：“日呵刺慎(喀喇沁)、日莽观慎(满官嗔，即土默特)，兵各二三万，常在宣府边外驻牧，云是分(份)地也”。说明东土默特与喀喇沁部共驻牧于宣府边外了。

察哈尔林丹汗时期，土默特部、喀喇沁部均为林丹汗控制。林丹汗尽夺明廷给各部的“尝额”(补助金)，且控制各部对明廷的边贸。于是，土默特(东土默特二旗的前身)部封建主噶尔图(元太祖十八世孙)、莽古尔岱(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十一世孙)，为了“以避察哈尔(林丹汗)侵，由归化城移居土默特’’(《蒙古游牧记》之土默特右翼条)。土默特，正是原兀良哈三卫之自锦、义，历广宁(北镇)至辽河日泰宁挣卫蒙古人所驻牧的地方。 ．

清代，移居“土默特”地方的土默特部，其驻牧范围和概况，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土默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有十里。东界阳什穆(养息牧，在辽宁省彰武县)牧场，西界喀喇沁，南界盛京边墙(柳条边)，北界喀尔喀左翼及敖汉。土默特分左右翼，异姓同牧。主左翼者为元臣济拉玛(者勒蔑)裔。自济拉玛十三世传，至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主右翼者为元太祖裔。自元太祖十九世传，至鄂木布楚琥尔，生子固穆，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上述土默特左右翼的出现，是土默特封建主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各率众来归” 皇太极后形成的。这个驻牧地，包括了辽宁省内朝阳县、北票县和阜新市市区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全境。在这个范围内的土默特部蒙古人的后裔，构成了朝阳县、北票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

4、蒙郭勒津部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的先人，主体是“蒙郭勒津”部蒙古人。蒙郭勒津，《元朝秘史》(《蒙古秘史》)写作“忙豁勒真”，明代称“满冠正” 、“满官嗔” 、“猛古振” 、“莽观镇”等。清代又有“蒙古尔济”、“蒙古贞”等译名。

明代的“满官嗔”(蒙郭勒津的异译)，常与土默特通用，或作为土默特的代称。满官嗔与土默特部共牧或说是土默特部的一部分，因满官嗔的首领火筛(《蒙古源流》作科赛·塔布囊，或浩赛塔布囊)名声大、威望高，所以明代人只知满官嗔不知土默特，一个时期便以满官嗔之名称整个土默特部。

达延汗时，火筛所统属的蒙郭勒津被分封给其第四子阿尔苏博罗特(我折黄台吉)。阿拉坦汗(俺答汗)时，该部成为土默特之属部。阿拉坦汗之辛爱黄台吉率土默特之一部分在明嘉靖年问驻牧在宣府边外，蒙郭勒津与之共牧。这种局面一直到辛爱黄台吉之孙鄂木布楚琥尔时期(《蒙古游牧记》称是噶尔图时)。

察哈尔林丹汗时，设主帐于广宁以北之地。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林丹汗西攻驻牧宣府边外的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含蒙郭勒津的土默特部。翌年(1629年)，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土默特归附后金。蒙郭勒津跟随当时土默特部首领鄂木尔楚琥尔，于公元17世纪20年代，向东迁移到今朝阳、阜新地区定居。居于朝阳地区者，乃是鄂木布楚琥尔所率领的土默特部落之一部，居于阜新地区者，乃是跟随土默特部来的蒙郭勒津部，称土默特。

16世纪末，兀良哈人元臣济拉玛后裔莽古岱(又作莽古尔代)从喀喇沁徙居东土默特，成为东土默特的主人。当蒙郭勒津人迁到东土默特后，便投靠了兀良哈部。天聪三年(1629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率众归清。天聪九年(1635年)封札萨克，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土默特左翼旗管辖蒙郭勒津部所在地，即阜新地区(不含彰武县)。

5、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的始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哈布图哈萨尔的第十四世孙魁猛可·塔斯哈拉，于明嘉靖中期自故地斡难河东迁到嫩江流域，占据了兀良哈三卫原福余卫蒙古人分布之地。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号“阿鲁”(北)科尔沁，东迁嫩江的科尔沁，号“脑温”(嫩)科尔沁。

至16世纪末，嫩江科尔沁部向南扩展兼并了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其地约在今辽宁彰武东部及康平、昌图一带。后金天命年间，科尔沁部的南端巳占据了辽河中游一带。清崇德、顺治年间，科尔沁部先后编为十旗。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右翼前、中、后三旗，郭尔罗斯前、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昌图、康平二县的蒙古族人。科尔沁左翼前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法库县北部、彰武县东北部蒙古人的主体部分。

6、察哈尔部 察哈尔部，元室后裔。明嘉靖中，徙牧辽东边外。蒙古语“察哈尔"为“白”之意。察哈尔林丹汗时，势力大增，其统治中心的主帐，设在广宁以北一带，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兵败死于赴青海途中。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归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安置于义州(义县)边外。

顺治初年，清王朝在辽宁省彰武县境内，建一处苏鲁克(养息牧)牧场。顺治四年(1647年)，从察哈尔八旗征调了蒙古16个家族．32户，共236人移牧“苏鲁克” 。他们的后裔是彰武县蒙古族人的一部分。

7、八旗蒙古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政府调派北京部分八旗蒙古兵及其家属，同满汉八旗兵丁及其家属一起到盛京(沈阳)地区驻防，分拨到新宾、风城、岫岩等县。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岫岩县的大姓有鄂、包、秦、卜、马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凤城县的有鄂、陈、康、苏、戴、卜、白、常、巴、谢、韩、何、吴、石、艾、张、王、李、马等姓。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新宾县的有关、宋、张、自、王、石等姓。此外，大连市金州区亦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白姓。

8、巴尔虎部 巴尔虎部，属蒙古游牧八旗。清代在张家口外游牧。巴尔虎部，元代称“巴尔忽惕部”，他们最早居住在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明末清初，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已南迁到内外蒙古交界处，属于外蒙喀尔喀各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击溃了喀尔喀三部，巴尔虎蒙古也随喀尔喀蒙古南下附清，被清廷安置在张家口外驻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对巴尔虎人重新编旗。当年九月，盛京地区拨来巴尔虎人5000余口，其中壮丁1273名，编为10佐领。驻盛京3佐领，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等7城各l佐领。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寇姓、石姓、白姓等蒙古人，凤城满族自治县马姓(马卡氏)、谢姓(谢京氏)、陶(陶国浑氏)、何(何西勒氏)、吴、敖(皆吴西勒氏)、穆(穆奇德氏)、包(包尔机根氏，即博尔济吉特氏)、梅(梅林其德氏)、沙(沙土鲁氏)等姓氏的蒙古人，瓦房店驼山乡康、寇、赫、韩、卜五姓，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乡车姓，庄河市寇、白姓，铁岭市开原县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的蒙古人。他们都是清代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辽阳、熊岳仍有一些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

9、喀尔喀部 喀尔喀部，曾驻牧在辽河流域的五鄂托克喀尔喀，又称内喀尔喀五部。此喀尔喀五部的始祖是虎刺哈赤(又作和尔朔齐·哈萨尔·阿尔楚博罗特)。虎刺哈赤死后，其五予将喀尔喀分割统辖，形成了扎鲁特、巴林、翁青刺特、巴岳特、乌齐埒特等内喀尔喀五部。

喀尔喀五部中的巴岳特、扎鲁特和翁吉刺特曾在明代辽东都司所辖的沈阳、铁岭和开原边外一带驻牧，与辽宁省北部界内的一些地方有过关系，这三部蒙古人后裔的一些人还在辽宁境内生活。

10、元代蒙古族后裔 庄河县蓉花山乡《都氏族谱》记载：“都氏皇元宗室一。据明代所修《宁海州志》和山东牟平发现的元代碑文记载，都姓是元初宁海州等处都达鲁花赤必里海的后裔。元明之际居于山东牟平县姜格庄镇北头村。从清初开始，部分都姓为谋生迁到大连地区庄河、金州区、瓦房店、普兰店，至1985年共计有都氏蒙古族5000人。

11、撒哈拉氏蒙古人后裔 撒哈拉氏，汉文为许姓。原籍由蒙古新疆省天山北路撒哈拉地方发源。撒哈拉氏家谱记载：其始祖撒哈拉氏部民兄弟四人，明末清初，随太祖、太宗征克四夷，殁于王事者三人……顺治五年定鼎以后，分旗注册，仅存之始祖慧公，纳入盛京内务府正黄旗吗尔达佐领代管，遂驻防辽阳。顺治八年，退居农业，在辽阳东南鸡鸣寺开荒刨垦红领地……

辽宁省的辽阳市、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沈阳市、阜新市、抚顺市、本溪市、海城、锦西、盖县等地方都有许姓蒙古人。

12、一些汉族人融合到蒙古族中 其一，清代华北地区(关内)的汉族农民因天灾人祸，到蒙古地区谋生，垦荒农耕。据《朝阳县志》载：他们到蒙古地区后，“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久而久之便融合到蒙古族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就有这样一些蒙古族的后裔。《蒙古风俗鉴》载，“汉人从事农业后加入蒙古族的”，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都不少。

清代，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陪嫁的汉族奴仆、匠人及为蒙古王公守陵的汉族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仆依主也融于蒙古族中。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族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何、高八大姓，俗称“八姓蒙古”。就是清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下嫁，从河北滦县迁来。他们的先人是蒙古王公的奴仆、匠人，其后裔渐渐成了蒙古族的成员。

家谱的主要内容：姓氏源流和世系表。

一、姓氏源流

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一些史学专家认为，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社会动荡导致了家谱的断裂残缺，很多族谱都由后人凭想象臆造。

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性和确实性。重视传统的中华民族，有不少家族在重修宗谱，由于南北各地的语言、风俗、长相等均不同，世系联系在一起，其纸谱真实性值得推敲。

二、世系表

作为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世系表”，简而言之，就是说明一个家族成员，如：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关系，写清楚祖先后代每一个家族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

（1）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

（2）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

（3）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

（4）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葬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

扩展资料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相传它是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如今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

-家谱 （人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