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宁波帮。包玉刚家所在的村落，离海不远，但自从跟其父到镇海后，他念念不忘那无边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他上学时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去看船，在这里，他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

　　１３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上海求学。到上海不久他就一头扎进吴淞船舶学校学起了船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做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

　　１９３８年，包玉刚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银行里积累的经验，在７年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前面的路途可谓一帆风顺。但在这时，他却辞职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兴趣，亲友对此都迷惑不解。

　　１９４９年初，包玉刚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另闯天下。开始的时候做些小生意，积累了点钱，但接下来干什么呢？包玉刚想起了童年对海的向往，于是提出了海运的主意。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父亲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谋求发展。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服工作，一面四出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包玉刚终于可以一圆自己的海上之梦了！虽然这个路程十分艰难，而当时他已经３７岁了。

　　开始的时候，资金不够，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７０多万美元，包玉刚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２８年，排水量也只有８２００吨。虽然这艘船很破，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这艘船就是事业的开始。１９５５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采取长期出租的方式。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策，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与他们都不一样，他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把自己的船为期３年、５年甚至１０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许多人都在嗤笑这个不自量力，不懂规矩的小孩子，但包玉刚自有他的打算，他曾对人说：“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不去冒险。”他谋求的是长期则稳定的收入，这是放眼未来的一种经营方法。而短期出租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事实上，就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让包玉刚区别于其他的船主，最后坐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世界船王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包玉刚在经营方式上选择长期出租的同时，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在银行干事的经验让他明白资金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要使自己的航运事业迅速发展，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得到银行的支持。于是，包玉刚到处奔走，积极寻找门径。他找到了早年搞进出口贸易时结交的朋友——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众所周知，香港英资汇丰银行是香港金融界的巨头，是１００年来香港资金最雄厚的银行。

　　凭着自己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业务，１９５６年，包玉刚以一艘船向汇丰银行承作抵押借款，得到桑达士的同意，取得了一小笔贷款。稍后 ，包玉刚得到一个用１００万美元买一艘７２００吨船的机会，而且也找到了租主了，可是没有钱，买不下船，怎么办？于是包玉刚向桑达士贷款１００万美元，１００万美元！在当时绝对不是小数目，桑达士认为包玉刚简直是开玩笑，一无资金，二无保证金，万一赔了怎么办，但是包玉刚利用租船人迫切心情，竟然真的弄来了一张７５万美元的“信用状”，桑达士对这个年轻人的毅力算是彻底折服了，他同意贷款给包玉刚。这次“空对空”的胜利，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开始。在后来的无数次借贷合作中，他以诚信为本，取得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事业的发展有了一个雄厚的资金来源。后来，包玉刚作为“亚洲第一人”荣任汇丰银行董事。 [编辑本段]平身传奇　　在海洋上，包玉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他并不满足，７０年代，他决定逐步把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九龙仓”之战。

　　在当时，“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在李嘉诚的帮助下，包玉刚暗中购入了大量“九龙仓”股票。１９８０年４月，包玉刚属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宣布，已控制了约３０％的“九龙仓”股票。而怡和财团属下的另一个主力置地公司手中才有约２０％的“九龙仓”股票，形势对怡和财团明显不利。为了保住“九龙仓”，置地公司气势汹汹地调动了大批资金，以１００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想把包玉刚从“九龙仓”中挤出去。包玉刚面对强敌，沉着应战，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２１亿元现款，只花了两个小时，便使“九龙仓”股份增加到４９％，彻底控制了这个企业。一向看不起华人资本的置地公司，不仅没有争得“九龙仓”，还伤了自己的元气。

　　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江，大涨了华人志气，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了２０个亿的事情，也成为一个传奇。

　　１９８５年，包玉刚又以５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１９８６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１４．５％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至此，包玉刚的海上王朝和陆地王国都达到了顶峰。他的财富也多得令人咋舌，有人说他曾经考虑买下一个国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由于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据了解，“江南第一藏书楼”天一阁收藏着海量家谱，目前总共收藏家谱近五百五十部，涉及一百多个姓氏。上世纪八十年代，包玉刚曾在天一阁里发现自己是包拯的二十九代嫡孙。

包拯的二十九代嫡孙包玉刚。

说起包玉刚，不少人会如雷贯耳，因为此人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他最得意的称号就是华人世界船王，1978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得到了顶峰，他也成为了世界七大船王中最牛气的存在，更是跻身成为了香港十大财团之一。

后来随着海上王国版图的扩张，包玉刚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地设立10多家子公司，一时间成为了当时最有话语权的人物，他曾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及日本天皇授予勋章、奖章。

而包玉刚就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其实一开始包玉刚并不知晓自己是包拯的后代，功成名就之后回到了宁波，而他也有幸参观了当时江南最古老的藏书阁“天一阁”，而其中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用心，知道包玉刚要来，就特意准备了记录包氏家族血脉延续的古本《包氏家谱》。

包玉刚也十分好奇自己的祖辈，于是就细细查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包玉刚顺着家谱查下来之后，发现了自己竟然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包拯的后代出了包玉刚这样一个了不得的人物，着实让人为之惊叹。

历史上的包拯有几个儿子 包拯的儿子介绍

　包公家事上的错误，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几乎所有可见到的包氏家谱上，包拯之妻均写作“李氏”。岂不说这个“李氏”毫无来由，“李氏”的生卒年月，就更是一笔糊涂账。谱上说：“李氏生于兴国壬辰年，卒于咸平庚申年”。奇怪的是，“兴国”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一个年号，前后只使用了九年，即从公元九七六年到九八四年，其中并无“壬辰年”。“壬辰”乃是他的第四个年号，始于淳化三年，即公元九九二年。而“咸平”又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一个年号，只用过六年，即从公元九九八年到一○○三年，其中也并没有

　“庚申”年。“庚申”乃是他的第四个年号，始于天禧四年，即一○○二年。按照谱上写出的这些年号，我们将无法确定李氏的具体年岁。但若以甲子纪年计算，这位李氏去世时就只有二十八岁。而李氏过世后，谱上再没有别的记载了，这就是说，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包公，便鳏居了几十年，实在荒唐得很！

　若非董氏墓志的出土，若非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清理了包公和董氏合葬墓，曾一辈子与包公朝夕相处，且同舟共济、恩爱有加并给过包公最大帮助的贤内助——董氏，将沉冤九泉，无人知道。无论是史书还是家乘，对董氏都太欠公道；特别是包氏家谱，这样对待董氏非但大不敬，也似乎有点儿太残忍。

　董氏和包公的两合墓志同时出土，透露出了一个《宋史》绝对没有、包氏家谱也不可能会有的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可以理解为“陪送出嫁之人”，也可以解释为“身边的佣人”。墓志上刻得明明白白，包家的“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綖，正是包公与这位“陪送出嫁之人”或压根就是“身边的佣人”生下的孩子！

　“媵孙氏”在包家侍奉包公多年，因为怀上了包公的孩子，囿于她的这种身份，被包公遣回了娘家。这时包公已是五十九岁，先前由董氏生养的儿子包繶，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和名门之后崔氏结成夫妻，想不到婚后两年便染病身亡。包公六十大寿时，百官前来祝贺，宋仁宗也派人送来了礼物，但年届花甲的包公，膝下无子，难免有孤独之感，又怎么乐得起来呢？谁知就在这时，他的大媳妇崔氏抱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牙牙学语的孩子，告诉他：“这就是您的儿子啊！”包公不免惊诧，待问清情况，才知“媵孙氏”将孩子生了下来，还是个男孩。从不开笑脸的包公，不禁笑容满面，一旁的董氏也喜形于色。包公当即认下了孩子，还将孩儿取名为包綖。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的这个次子包綖！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妻有媵，惟一之子，还是包公临近花甲之年与媵所生。

　这事，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会有损“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吗？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产生怀疑，甚而认为大逆不道，有辱门风吗？其实，在那个年代，将陪嫁人纳为妾室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