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湖泊总是承载着难以计数的兴废往事，亭台、楼阁总是记述着千百年来的繁华如梦！8000年前的贾湖文化，传达了北舞渡人的悠远历史，明清时四季通航的沙河航运，展现的则是北舞渡镇往日辉煌！ 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及清代一些地方志记载：北舞渡春秋时属楚地，战国时属定陵县，隋唐时改为北舞县，元代改为北舞镇巡检司，明清时属舞阳县。在北舞渡镇的二郎庙内，刻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的碑文《护国圣烈惠灵显仕佑仕王重修庙记》中说：“去县北六十里，有镇曰北舞……南北二镇，千有余家，皆有文庙书院，士夫宗文，行忠信之教……”当时北舞渡镇的繁华盛况从这篇碑文中可见一斑。北舞渡镇曾是豫中货物集散地，史载：“北通汝路，南联宛襄……江南山货，东方海盐，由此中转。”明清两代，北舞渡镇借沙河四季通航的便利，成为水陆交通要道，“陆行者易舟，舟行者易乐”，“山陕府引商之南，之至而雨集”。鼎盛时期，北舞渡镇的商号多达500余家，素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之称。其时北舞渡被誉为中州巨镇，名扬周边数省。明清两代，北舞渡更是拥有“日进斗金”，“九门九关小北京”的盛名。统计下来，北舞渡曾作为舞阳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1700年之久。 贾湖骨笛笛声悠扬，现存山陕会馆的彩牌楼依旧光彩照人。这些远去的记忆是前人的智慧，也是新时代跳动的乐章。 早晨四点多，在冬日寒意犹存的时节，这座千年古镇已经在此起彼伏的喧闹中迎来了一天的开始。现在的北舞渡镇虽已没有以往水陆码头的繁盛，但做为中原四大名镇的它，依旧是一个方圆百里、独一无二的商业中心。每天起的最早的已不是往昔昼夜不停的商贸商行老板与码头搬运工，取而代之的是小吃店铺的师傅们。在这些小吃中，胡辣汤以绝对的主角在古镇几百年的饮食传统中一直独领风骚，传承至今。它以独有的生命力，依旧活跃在北舞渡人的一日三餐中，多少年来，还没有哪一种饮食品种能撼动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地位，以及人们对它所特有的情感！ 古往今来，在北舞渡这片依河而居的古镇大地上，有多少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又有多少文人墨客风骚绝代，滚滚沙河水默默的向人们倾诉着那片土地的厚重以及风土人情的甘醇！（如果你对北舞渡感兴趣，请在网上搜索《河之恋》，了解这部长篇小说带给你关于北舞渡古今更详尽的历史和沧桑！）当人们每天很自然的在享受胡辣汤带来的美味享受时，更多的是感受对乡土的深情，外出多时的游子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先喝一碗胡辣汤，他们无论走多远，走多久，唯一让他们忘不了，放不下的只是一碗汤吗？不是，那是他们的记忆，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更是他们对生养他的这方水土的感念！ 北舞渡胡辣汤没有神奇故事，虽说北舞渡不乏美丽的传说，北舞渡胡辣汤更没有神奇的秘方，虽然它其实并不简单，这也许就是它如此独特的魅力所在。它根植在这片土地，融入了在这土地上生生不息耕作人们的生活，在平淡中演绎着真实的传奇！这就是北舞渡胡辣汤的历史，人们已说不清它的历史与出处，这就是它的文化，8000年的文化传承只会使它显得越发渺小，当一切都随沙河之水东逝如斯时，而它，却依旧以其独有的生命力，向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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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侗族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　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周成王姬诵，属于以先祖自称号为氏。

　　西周时期，未成器之人称作“侗”，就是少年儿童，全称为“倥侗”，就是童蒙，亦称作“空同”，意思就是“无知”。这在典籍《扬子·法言》中有注释：“倥侗颛蒙。”

　　在典籍《书·顾命》中记载：“成王曰：‘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侗，愚也，成王自称。”

　　周武王病逝时，即位的周成王姬诵只有十二岁，西周王朝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直到七年后周公旦将政权交还给周成王。期间，周公旦平复了武耿、蔡叔、管叔等的叛乱，镇压了东夷族的反抗，分封了诸侯国，完整地构建了西周王朝的庞大政治体制，因此，周成王接手的是一个现成的国家。

　　对此，周成王一直自嘲地称自己只是个“在后之侗”，什么也不懂，全靠叔叔周公旦的辅佐。

　　在周成王的庶支子孙中，有以其谐称为姓氏者，称侗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　源于侗族，出自中国少数民族名称，属于以民族名称自称为氏。

　　侗族，古代亦称洞、倲、峒、墥、僮、僚、仡僚、仡偻、仡伶、山瑶等，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

　　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她的族源更是源远流长，广泛分布在中国东南方的印纹陶诸文化，是目前所获得的最早的包括南方民族来源的资料。有人认为：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后来发展为楚族群，是“祝融之后”，或者是发展成为夏禹诸部落。到了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分布在中国东南和南方的“百越”民族群团。

　　侗族源于百越，这已成为史学家们的共识，但具体源于百越的哪一部分或者是说侗族源于百越的哪一支系，则看法不完全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较典型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骆越支系发展而成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上骆越的分布地就是今天侗族的分布地。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骆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之一。以后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骆越之民又被称为“僚”。因此侗族的来源大致可表述为越→僚→侗族。

　　第二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干越支系发展而来的，其后被称为“东越”或“东瓯”。大约在战国初期，西迁岭南落居在今天的梧州一带，继而逐步发展为东达怀集、高安、罗定，西及柳州、象州、武宣、贵县，南至玉林、北流、信宜，北抵鹿寨、荔浦、恭城、贺县，即粤西、桂东相接之地，史称其民为“西瓯”。约在唐朝以前，又在“西瓯”的基础上，随着自身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逐渐地发展成为新的人类共同体，即侗族。然后才迁居到今天侗族分布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外来说”。并认为侗族的自称是从“干”演变而来的。

　　第三种意见是相对于“外来说”的所谓“土著说”。

　　土著说的第一种说法认为，今天的黔东南和湘西南的大部分侗族地区，春秋战国至秦时期，属黔中地，居民被称为“武陵蛮”，又因境内有五溪，六朝时被称为“五溪蛮”。所谓黔中蛮、武陵蛮或五溪蛮，概谓之南蛮，这些显然都是统治阶级对居住在这一地区民族的侮辱性的泛称，其中就包括有侗族先民的成分在内。

　　土著说的第二种说法是：侗族先民是由百越中的“区”人发展而成的。持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越人居住的区域较广泛，如《汉书·地理志》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有“区阳以鳖封”的记载，这里的“区”似是指活动在沅水中游一带的越人而言。“区”的活动区域在“阳”。“阳”之所在，据王念孙引《荆州记》中记载：“武陵郡西有阳山”，西汉时期的武陵郡西有阳山郡，治义陵，即今之溆浦县。溆浦之西是今之辰溪、泸溪、怀化县一带。

　　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关于侗族来源的说法，论证都比较充分，尽力旁征博引，不仅利用汉文文献，同时也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资料，有的还利用了近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等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力图以此来说服对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侗族来源仍然是侗族史研究中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这一事实的存在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侗族来源的“多源性”。

　　有学者认为，侗族来源于古代越人；当越人在历史上消失之后，这一地区又出现了僚人；当僚人在这一地区消失之后，又同时出现了包括侗族在内的多个近现代民族共同体。

　　越人见诸于汉文文献，始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仍“各有种姓”，分布甚广。据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之百越》中记载，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山越、南越、西越、骆越、腾越、滇越等等。他们的分布地正如吕思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中记载所概括的：“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而且有较突出的文化特征，如语言为粘着型，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巢居，善于使舟及水战等。显然，越人是一个典型的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成的古代民族，即第一种类型的民族。那些各有“种姓”部分，就是越族的各个支系。她们中的几个主要支系大致的分布地是：南越分布在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地区；闽越分布在今福建省一带；滇越分布在今滇池周围地带；山越分布在今安徽、江西和湖南东北部；西越、瓯越和骆越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全境和越南北部。由此看来，侗族来源应是与瓯越、骆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当然也不排除与之毗邻、杂处的民族。比如武陵蛮、黔中蛮或五溪蛮，乃至“区”人、干越等等。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不同于氏族、部落，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因此这些来自于同一民族的各个部分或不同的民族又在同一地域上结成了新的民族，使旧的民族逐渐消失，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其名称也就出现在史籍上了。

　　当古百越族消失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开始出现僚人。史籍《隋书·南蛮》中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俚、曰僚、曰伶，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从这以后，记载这一地区民族的活动更为具体，而且从记载中直接可以看出与侗族有关，甚至有直接记载侗族的。如《宋史·蛮夷传》中记载：“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辰州秸僚三千余人款附”。明嘲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剂耪吡氡硐粗瘢懦粕皆剑扑我岳矗亟恪！薄睹魇贰分屑窃囟弊迮┟衿鹨迨琢煳饷阄奥拧薄A硪晃幻鞒д呲髀对谄渌摹冻嘌拧芬皇橹懈魅返厮担骸岸币嗔爬唷薄lt;BR>　　由上，人们可以大致看出侗族来源的脉络。

　　侗族的名称比较多，经常见到的有以下一些：gaeml、jaeml、仡伶、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amjiao、dong等等。将这些名称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称，如gaeml、jaeml、仡伶等就属这一类；一类是他称，就是其他民族对侗族的称呼，如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em、dong等就属这一类。自称与他称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旦改变，它们也常常发生变化，有时既是他称，同时又是自称。

　　侗族的自称主要有gaeml和jaeml，“仡伶”乃是侗语的汉文记音，以汉字反切标音而成。而jaeml则是gaeml的方音变化，所以说，侗族的自称基本是统一的。在侗族语言中，gaeml这个词除了用作nyenc gaeml(侗家人、侗族)讲解之外，还有“盖子”、“碓窝”(北部方言)等名词性含义。在多数情况下，这个词是当作动词来使用的，其词义有“遮盖”、“隔离”、“防犯”、“设围”、“禁袭”、“阻拦”、“保护”等含义。侗族的自称，是从该词用作动词的含义发展来的。因此，侗族的自称是指居住在有防护设施中的人。这个防护设施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自然状态下较封闭的环境；二是指居民点四周所设的人工防护设施。自然状态下的封闭环境，是一种四面皆有高山或原始森林作为屏障的地带，其中有大大小小的溪流和田园，形成便于耕作的小盆地。这种地方在先秦时期被称为“淤中”。“淤”即阻塞不通之意，在秦汉时期被称为“黔”，到唐宋时期又称为“峒”。

　　除古代“淤中”、“黔”、“峒”这种自然的隔离封闭之外，还有一种人工的设防围篱，称之为“棘闱”，它是为防备异族、异村、异寨或猛兽入侵而设置的。史籍《国语·吴语》中记载：“(楚灵王)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杜注为：“棘，里名，门也。”刘文其在《左传旧注疏证》引《正文》云：“孔晁曰棘，楚邑，闱，门也”。“棘”是指荆棘，“闱”是指小门，连贯起来解释就是人工用荆棘围成的聚落小门。棘闱内是一个封闭的村社。现在的一些侗族村寨，特别是那些比较古老的侗族村寨，四周还能见到这种用灌木围成的“棘闱”，且设有寨门，还立有寨神或门神守护，夜晚常常将寨门紧闭。不仅村寨如此，连菜园也是这样。不论是从自然状态还是从人为因素考虑，侗族的自称都是用作动词“遮盖”、“防护”等意思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比较充分地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及内在含义，它可能就是侗族自称的来源。

　　居住在广西三江、龙胜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族，他们自称为jaeml，与其它地方侗族的自称相比，只是声母有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应规律可寻，属侗语的同源词，其含义基本相同，所以说各地侗族的自称是一致的，统一的。

　　侗族自称最早见于宋朝的汉文典籍，是用反切的形式记录为“仡伶”或“仡僚”。从“仡伶”“仡僚”所反映的语音形式来看，侗族的自称在宋朝以前是一个单音节的复辅音词语，后来才演化成现在的单辅音形式。仫佬语是与侗语最接近的语言。仫佬族自称为lam或jaml，这是复辅音声母gl演变分化后的语音形式。由此可知，古代侗族的自称也是一个复辅音的单音节词。这种情况，在同语族的其他民族语言中的很普遍。

　　汉文史籍中关于“仡伶”、“仡僚”的记载较多，并且都与今日侗族人民居住的地域有关，很显然是指侗族。“仡伶”之称首见于《老学庵笔记》：“辰、沅、靖州蛮，有仡僚，有仡偻(伶)，有山瑶。”宋朝朱辅《溪蛮丛笑》中记载：“五溪之蛮……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中记载：“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其田给仡伶杨姓者，俾田作而课其租”，“卢溪诸蛮从靖康多故，县无守御，仡伶乘隙焚劫”。史籍《炎徼纪闻》中记载：“猫(苗)、仡、伶、僚四种，皆溪洞民”。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仡伶、伶僚与今日侗族居住的地域相同，是古代侗族自称的汉字反切记音的书写形式。至于其它书写形式，只是历代汉人对侗族的称呼不同或书写形式不一罢了。

　　侗族的他称多以峒、洞或侗字开头，如侗苗、洞民、侗家、峒(洞)人、侗族等。这类他称中的“洞(峒)”字来源于社会组织名称。隋唐时期，生活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村社组织组织被称为“洞”或“峒”。唐王朝统治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所以“洞(峒)”又被称为羁縻州峒”。史籍《桂海虞衡志》中记载：“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这种记载到宋及其以后更为多见。史籍《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中记载：宋朝在今侗族聚居地区设立了诚、徽二州，地辖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黎平、锦屏、天柱、镇远等县。并将这一区域分为十个峒。杨再思“号十峒首领，以族姓散掌州峒”。元朝侗族地区被称为“九溪十八洞”，贵州黎平县地称为“五开峒”。直到现在，黎平、从江两县交界的肇兴、龙图地区仍被称为“六峒”；黎平县岩洞、增冲一带被称为“九峒”；潭洞、地青一带统称为“八洞”。此外，还有许多侗族村寨是以“洞”为名的，如广西三江的独洞、冠洞，龙胜的蒙洞、固洞、湖南通道的上洞，新晃的坪洞，贵州天柱的邦洞、革洞、水洞、石洞，锦屏的彦洞，黎平、从江的顿洞、贯洞、瓜洞、构洞、镰洞，榕江的利洞、朗洞等。总之，以洞命名的侗族村寨不计其数。所以说，以“洞”(峒)开头命名的侗族他称，一般说来是与唐宋时期在侗族地区设立的行政单位“洞(峒)”等相关。由此而产生的“洞人”、“洞苗”等等，则是因其地而名其人，同时也因其名而造成对当地民族他称上的混乱，比如“峒苗”、“洞蛮”等就属这种情况。“苗”、“蛮”等名称多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侮称，侗族也不例外。同时期，在侗族居住的地区内也有苗族分布，所以汉文史籍的作者们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混同。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汉族对侗族的称呼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统称为侗族。

　　与侗族杂居或毗邻居住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苗族、瑶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壮族等。黔东方言的苗族称侗族为daigu，这是侗族自称的借音，其含义也与侗族自称相同。瑶族称侗族为gamdan，这是从分布于三江、通道侗族自称转借过来的，其含同。水族、仫佬族均称侗族为gem。毛南族、壮族均称侗族为dong。这些他称实质上都是侗族的自称或是汉族对侗族的他称，仅仅属于他族借用或音转而已。由此可见，其他少数民族对侗族的称呼也是比较统一的。

　　侗族的名称虽然分为自称和他称两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种不同含义的系列，但这两种系列均遵从了“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称与他称也是一致的，均产生于侗族人民所居住的特定环境。侗族的自称，一是源于自己居住的天然环境，即“溪洞”之中，一是源于自己创造的人工环境，即“棘闱”之内。以“洞”或“峒”开头的侗族名称，虽然与隋唐时期封建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的行政单位有关，但“洞”或“峒”的来源均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山冲”或“深山老林”，壮语称之为dong、水语亦称之为dong(只是声调不同)，称之为long，侗语亦称之为long。这些语音的原始构拟应当为dlong，与古汉语的“洞”“峒”读音基本相同。“洞”也是对居住环境而言的，史籍《溪蛮丛笑》中记载说到这种情况，“巢穴外虽峙险，中极宽广……周数十里皆腴田。”《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耕种皆在峒中”，也就是耕种在“外虽峙险，中极宽广”的“峒中”，这些地方被称为dong或者long，其人也被称之为“洞民”或者“峒民”。

　　“洞民”或“峒民”，并非是侗族所独有的他称，壮侗语族诸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这样的他称。壮族自称为zung或jung，汉文献记载为“侗”或“僮”，这也是壮族自称的汉文记音。“僮”字于1965年依据周恩来的提议改为“壮”字。“僮”字是从“童”字而得音的，古读定母东韵，史籍《广韵》读为徒红切，是定母东韵合口一等字，读dung，与“侗”字的古今读音完全相同。布依族自称为bujai，文献记载为“仲家”。“仲”字古读定母冬韵，史籍《广韵》读为直众切，澄母送韵合三等字，其读音也与“侗”同。由此可以肯定，僮、仲、侗这三种族称都与溪峒有关，音义皆来源于壮侗语族先民对山冲、森林的称呼。壮族、布依族因支系较多，取名时常以某支系名代替族名，所以有些名称出现了古音消失的情况。而侗族则将其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成为本民族现在的族称。同为壮侗语族的毛南、水等民族，在历史上的名称似曾与“洞”无关，其原因也很可能是以某一专称代替了原来的共同名称，所以才难以体现这一名称的原始含义。

　　总的看来，侗族族称中的自称和他称是侗族名称中的两大系列，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两者之间不仅语音相通，而且词义也相同，是同一事象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不同称呼，但均反映了侗族名称的本来含义。

　　在侗族族人中，有以民族称谓为姓氏者，称侗氏。

　　注：

　　侗族今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比邻的广大地带。其中：

　　贵州省有一百四十万余，分布在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天柱、锦屏、剑河、三穗、镇远、岑巩等县以及铜仁专区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和铜仁、江口等县，还有万山特区；

　　湖南省有八十万余，分布在通道、新晃、芷江三个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以及会同、洪江、黔阳、绥宁、溆浦等县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三十二万余，分布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等地。

　　以上地区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是侗族的主要聚居区。习惯上把天柱、剑河、锦屏、三穗、镇远、新晃等县称为北部地区，把黎平、榕江、从江、三江、龙胜、融水、通道等县称南部地区。

　　此外，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宣恩、咸丰等县市有五万余。他们的先世多系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先后从湘黔桂本土迁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兰县也有二十余户一百余人。其祖先是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从贵州天柱去避难的，至今已繁衍了八代人。

　　在越南的宣光省也有侗族族人分布，该越南人称其为宋族，是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90～1800年)从中国侗乡迁去的，他们仍保存着自称(kam)和民族语言。据初步了解，所操的侗语属侗族南部方言。

　　第三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宋、元之际西域人赛典赤·赡思丁，属于以为氏。

　　宋、元之际，一批西域人随着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来到中原地区。

　　据史籍《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和云南回族民间保存的《赛典赤家谱》中记载，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尔”，是“别庵伯尔”的第三十一世圣裔，南宋嘉定四年(蒙古汗国成吉思汗五年，公元1211年)出生在波斯的中亚属地布哈拉(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市)。“别庵伯尔”就是古波斯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在古波斯语中，“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赡思丁”之意是“宗教的太阳”，而“乌马尔”的意思是“长寿”。

　　今分布在福建省泉州地区晋江市陈埭镇的侗氏回族，其始祖就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据文献《赛典赤家谱》中记载：“咸阳王(赛典赤)奉旨征平西夏，以得胜之兵戍守宁夏、渭南等处，所有兵将保属哈蜜征调。明太祖定鼎金陵，赐为十姓：曰闪、曰者、曰白、曰苗、曰冶、曰乌……”后闪氏回族中有位著名的闪仲侗，字士觉，永昌人(今甘肃金昌)，明崇祯辛未(公元1631年)及第，后随父亲游于吴、越、闽之间，撰有《鹤和篇》三卷。其后裔子孙有在明朝末期避战乱迁徙福建、海南之地者。

　　清朝初期，清军攻伐福建，闪仲侗的子孙改以祖名为姓氏，称侗氏，繁衍于东南沿海地区。

纳姓

纳[纳，读音作nà(ㄋㄚ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大蒙古汗国大臣哈散纳，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蒙古将领哈散纳，怯烈亦氏。

元太祖成吉思汗时期，怯烈亦·哈散纳从征王罕有功，成吉思汗大喜，命与同饮班朱尼河之水，且曰：“与我共饮此水者，世为我用！”

其后，怯烈亦·哈散纳管领阿儿浑军，跟从成吉思汗征西域，下薛迷则干、不花剌等城。至元太宗孛儿只斤·贵由时期，仍命其领阿儿浑军，并征集 工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后授予平阳、太原两路达鲁花赤，兼管诸色人匠，后病逝。其后代中有以祖上名字的汉字谐音为姓氏者，单字汉姓为纳氏，亦有为那氏者。

第二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及其子孙，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纳氏，源于古 族，如今为“ 十三姓”之一，也是 中的大姓。

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这五个子嗣的后裔分衍有赛氏、纳氏、哈氏、速氏、忽氏、马氏、撒氏、沙氏、丁氏、闪氏、穆氏、杨氏、郝氏，即所谓 “十三姓”。 中的其它姓氏，有许多都是从这十三姓中再分衍出来的。

纳氏，主要出自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的长子纳速拉丁，其后裔子孙中有取其名字的谐音汉字为姓氏者，称纳氏，现在主要分布在云南省。

二历史名人：

纳·斯钦巴图：(公元1930～今)，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1953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现任职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蒙古族中学，是中国蒙古语文研究学会会员，中国蒙古文学研究学会会员。

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四十余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辛勤耕耘，桃李满园。

在教学工作中，潜心钻研开拓进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积累经验，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职业道德。取得累累硕果。

1984年撰写的《我爱草原——那里有我的母亲》，获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文学二等奖。1984年散文《乌拉特草原赞》获内蒙古日报社三等奖。

主要著述有《蒙古语文正字法新说》等，中篇小说集《野人》等。

纳·赛西雅拉图：(公元1933～今)，蒙古族，原名丹毕宁布；内蒙古巴林右旗人。著名驾御家、诗人。

1948年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1953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同年加入中国 。

1955～1957年在内蒙古师范学院蒙古语言文学业余研究班学习深造。先后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任教，1987年晋升为教授，曾任系主任等职。1994年被评为享受 津贴专家。

1952年开始发表诗作，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1984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国际蒙古学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出版了《珍贵的礼物》、《第一个早晨》、《纳·赛西雅拉图诗选》、《儿童文学作品选》（四人集）四部诗集。

此外，还发表了一百五十余篇长短诗作和三十余篇散文作品。出版了学术专著《蒙语诗的节奏研究》，发表了近30篇学术论文。

主编出版了全国蒙文高校统编教材《蒙古文学史》（古近代部分）。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蒙古民俗研究》等。先后四次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和最高奖—“索龙嘎”奖。

纳赛登：(公元1935～今)，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著名宗教工作者。

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西马素回村西乌素图召管理组副组长，呼和浩特市郊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1944～1951年在长寿寺当喇嘛，学习经文，参加各项宗教活动，1980～198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了党的各项宗教政策，从事管理专院和保护文物古迹工作。

五十年来，他既是农民，又是佛教信徒，多数的时间从事佛寺活动，为了兴旺发达佛教事业，保护蒙古族珍贵文化遗产，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遵照国务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按照党的宗教政策。本着承认历史，尊重现实的精神，努力为宗教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纳忠伦：(公元1942～今)， ；云南个旧人。著名民族工作者。

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即被分至 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工作。

三十余年来，除当过六年中学教师外，从民族工作队队员做起，较长时期从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现任云南省人民 宗教事务局局长、第八届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宗教学会副会长。

撰有《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的异同》、《云南 教》、《坚持实事求是做好宗教工作》等文。

纳音太：(公元1947～今)，蒙古族；内蒙古上默特左旗人。著名先进工作者。

内蒙古土左旗水泥厂水泥车间工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1976～1998年在土左旗水泥厂工作。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能够充分发挥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多次被评为优秀 员和先进工作者。

他在职工和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公私分明，敢为人先，勇挑重担。

纳承宗：(公元1952～今)， ，笔名晨钟；云南昆明人。著名书法家。现在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从事图书管理工作。

受其父影响，自幼学习书画。曾临习过石鼓文、张迁碑、九成宫等历代书家名帖。国画专攻花鸟，以《芥子园画谱》为学习范本，小有所成。青年时期，尤精于篆刻。初学宗秦汉，追溯秦汉玺印及封泥瓦甓，临刻秦、汉、明、清各流派印章百余方。吸取古人之精华，治印师古而不泥古。

在创作的作品中，刀法苍劲、古掘，既有书法之韵味，又有金石之气息。章法疏密有秩，雄健奇崛，险而不怪。艺术创作不墨守陈规，敢于创新，经长期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艺术生涯几十年，辛苦耕耘，不追求名利，注意艺术道德。时刻不忘古训“印人应胸有方正，身无媚骨”。

为提高书法艺术理论，1984年参加了上海青年报举办的篆刻函授学校的学习。1985年在长安书法函授学校继续深造。作品曾多次在省、市一级书画展中展出。1985年被昆明市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1994年篆刻作品《天下为公》、《百团大战》获“全国图书馆系统书画摄影展”佳作奖，该作品于同年9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于1995年7月在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图书馆系统书画摄影展作品集》一书中发表。

1998年传略和篆刻作品分别在香港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纪美术家传》（华人卷）和《世界美术集》（华人卷）收录。1999年，篆刻作品《定国安邦》、《国泰民安》被编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传世名画法书鉴赏》一书，并获“传世艺术大奖”。

2000年3月，传略入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亚洲艺坛名流》一书。2000年6月，篆刻《龙腾盛世》、《千禧吉祥》、《黄河子孙》、《舞剑得神》、《儒雅将军》等作品入选人民画报社、中国文联举办的“首届世纪华人艺术展”。荣获铜奖，被授予“世界华人艺术家”荣誉称号。

纳　森：(公元1961～今)，蒙古族；内蒙古察右前旗人。著名 党务工作者。

察右前旗政法委书记，察右前旗第十一届人大代表。1982年8月～1985年12月在察右前旗民中任教；1985年12月～1988年12月在察右前旗民委工作；1988年12月～1990年12月任平地泉乡副书记。

1990年12月～1993年12月任呼和乌素乡乡长；1993年12月～1995年12月任三成局乡乡长；1995年12月～1998年11月任黄家村乡书记；1998年12月至今任察右前旗旗委常委、政法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