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家谱?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7浏览:3收藏

诸葛亮的家谱?,第1张

爵位 武乡侯

谥号 忠武侯

祖上 诸葛丰(汉朝司隶校尉)

父亲 诸葛珪(东汉末年泰山郡丞)

母亲 章氏

岳父 黄承彦

叔父诸葛玄

配偶 黄氏

兄弟 诸葛瑾(兄) 诸葛均(弟)

子女 诸葛瞻(亲子) 诸葛乔(养子,实乃长兄诸葛瑾之子)

孙子 诸葛尚(瞻长子) 诸葛京(瞻次子) 诸葛攀(乔子,后因诸葛恪获罪,满门抄斩,故重归诸葛瑾门下)

重孙 诸葛显(攀子)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张氏病逝,8岁丧父(一说是9岁丧母,12岁丧父),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诸葛玄,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牧刘表。

[诸葛亮家谱]和兰溪《诸葛氏宗谱》。

当今比较通行的[诸葛亮家谱](或称为[诸葛氏族谱]、[诸葛氏宗谱]),几乎都来源于1983年10月由湖北省南漳县印刷厂印刷出版的[诸葛亮与三国]第一辑(或有更早本)。如下所示(简表):

1、诸葛丰(《汉书诸葛丰传》)

2、诸葛硅--章氏(《诸葛忠武侯文集诸葛氏谱》):三子二女

3、诸葛谨--诸葛谨妾:三子

   4、诸葛恪:三子

     5、诸葛绰

     5、诸葛竦

     5、诸葛建

   4、诸葛乔:一子

     5、诸葛攀:一子

        6、诸葛显

   4、诸葛融:三子佚名

3、诸葛亮大姊--蒯祺(《襄田府志》) 

3、诸葛亮小姊--庞山民(《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襄阳记》)

3、诸葛亮--黄氏:二子一女

   4、诸葛瞻:三子

     5、诸葛尚

     5、诸葛京

     5、诸葛质(《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杂记》)

   4、诸葛怀(《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朝真观记》)

   4、诸葛果(《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朝真观记》)

3、诸葛均--林氏((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诸葛氏谱》):一子

   4、诸葛望

2、诸葛玄

2、诸葛:一子

3、诸葛诞:一子

   4、诸葛靓:二子

     5、诸葛颐

     5、诸葛恢 

兰溪诸葛村《诸葛氏宗谱》,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第二十七世孙诸葛大狮于元至元、至正年间(1340年前后)迁民高隆(今兰溪诸葛村)。谱载祖传《戒子书》、《高隆八景诗》等。

兰溪诸葛氏宗谱

[诸葛村] 高隆诸葛氏宗谱

主 修 诸葛佐清等

宗族堂名 大公堂

版 本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大公堂第十五次重修,木活字本。本谱始修于南宋初年,此为第十五次修,世系修录至第五十四世,排行字为:容。

载体形态 共二十卷,计三十九册,线装本

卷目内容 卷一:谱序、敕、书、阳居图、墓图、诗文;卷二至卷二十:世系图等。

始 祖 (东汉)诸葛圭;诸葛青,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由寿昌县(今属建德)迁徙兰溪西乡砚山下定居

始 迁 祖 诸葛大狮,字威公,行宁五(诸葛青后之六世),元代时,由兰溪西乡砚山下迁居本县高隆(今诸葛村)

排 行 字 仍兴宁祥瑞 安原富贵昌 忠肃严恭懿 宣和德裕彰 聪明通睿智

文理敬容庄 孝友敦信睦 仁慈正伦常 咸恒开鼎晋 纯粹美贤良

俭让崇宽厚 谦尊茂泰方 亨贞嘉敏行 钦慎发荣康 恺惠成蕃秀

英华永庆襄

本支名人 (元)诸葛大狮 (明)广东参议诸葛伯衡 (明)弄笠给事中诸葛岘

(清)山西怀仁县知县诸葛提 药商诸葛韵笙

珍贵史料 民国三十六年陈果夫《宗谱序》(汉)诸葛亮《戒子书》诸葛亮生卒年月《高隆族居之图》《祠记》

备 注 本谱现存二部,兰溪市博物馆所藏为人字号,官字号一部藏金华白竹村

收藏者 兰溪市博物馆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诸葛亮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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