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用来记载一个同宗共祖家族的历史，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很多家族的《家谱》，祖先都追溯到千余年前，甚至数千年前。换言之，很多家族的《家谱》都能白纸黑字将上千年的祖先，记载得一目了然，世系不乱。

这是一个奇迹！因为在科技水平十分低下的时代，国家（王朝）要做到这一点都很难，因为国家的历史有较充足的文献史料，科学的考古支撑，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各种资源可以充分调动，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想做到这些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历史上战乱频繁，国史都难保存，更何况家史。

据湖北罗田《聚星堂陈氏宗谱》记载，他们自认是江西义门陈氏罗田分庄祖光大公的后裔，但光大公以下世系不详，存在“世数且有脱漏”现象。

也就是说，聚星堂陈氏认为他们是“光大公”的后裔，而“光大公”与他们之间已传了很多代，这段时间已无法找到资料，甚至连“传说”都没有。

家谱中早期世系错漏现象比较普遍，解决的办法往往是世系嫁接，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把始迁祖与统谱世系进行连接，一般是通过变换先祖字号或新造支系来实现。

聚星堂陈氏想到解决这种“断代”问题的办法，就是“扶乩”，即通过“扶乩”，请“神仙”告诉祖先是谁。

扶乩是古代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降笔、请仙等。在扶乩过程中，一般有多人参加，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被为鸾生或乩身，据说神明会附身在鸾生身上，在纸上或沙盘里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明的意旨，实现人与神的沟通。

　　孙姓家谱

　　孙姓家谱介绍

　　孙叔敖碑

　　立于公元 16年的孙叔敖碑，记述了孙叔敖之后的十多代孙氏族众的发展繁衍情况，共涉及孙叔敖后人二十多位。孙叔敖碑也可称得上一部石刻的家谱。这部石刻家谱反映了孙氏发展的一个断面，可以确认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孙氏家谱。据《三国会要·职官》载，孙吴政权设立过宗正卿，掌握皇家的家谱——《玉谍》。遗憾的是这部《玉谍》未能留存于今，仅能从当时的史书上见其名而已。

　　孙氏家谱

　　孙氏家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孙氏家谱。《新唐书·经籍志》载有南朝贾希镜所著的《孙氏谱记》15卷，也许是能够见其名的最早的以“谱”命名的孙氏家谱。唐宋两代孙姓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家谱文献。

　　自宋元以后，平民家族修谱之风开始盛行，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孙氏族谱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编修的。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孙氏族谱总数四百种左右，其出地以江、浙、皖、闽四省之家谱为多。

　　山东鄄城《孙氏族谱》发现于山东鄄城红船镇孙老家村，该谱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部奉孙膑为家族先祖的孙氏家谱。修纂于清光绪年间，现有部分残缺。它奉孙膑为家族始祖，完整记载了孙膑至清代65世孙的繁衍、迁徙及分布状况；它还明确记载孙膑原名叫孙伯灵，受膑刑后改名为孙膑。

　　江西《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是一部记载孙中山先生上世源流的家谱。修撰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记载了孙中山先祖孙（言利）的生平事迹及孙氏家族繁衍、迁徙、分布等情况。

　　广东中坝《孙氏族谱》是一部记载孙中山先生近代家世的家谱。卷首载有清雍正十年（1730年）孙继周所作谱序，详细记述了孙氏的迁徙过程，所载人物世系与《宁都孙氏族谱》所载人物世系完全衔接。

　　孙姓家谱中的“凡例”部分一般是阐明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谱论”则是收录古人关于家谱修撰的意义和作用的言论；“图像”即绘制的祖先画像；“思荣录”主要包括皇帝或地方官府赠送的能够光耀家族门面的各种文字材料，如赐字、御制谥文、碑文等；“源流考”是对家族血统源流的考证；“族规家法”是宗族自己制定的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规。

家谱是靠语言传播、沟通，将史料传下来的。

在我国最原始最古老的家谱也是靠口传的，口传家谱距今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家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还流传和遗存着口传家谱的文化习俗，例如彝族、哈尼族、佤族、普米族、拉祜族、白族、纳西族、苗族等。口传家谱大多数连名家谱，上一辈名字的后一二个音节是下一辈名字的前一二个音节，既能区分辈分，又便于口传，易于记忆。

家谱的意义。

家谱历来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教育，它不仅把同宗凝聚在一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明，其所记载的孝敬父母、和睦乡邻、端肃风俗、重视耕读等族规正是中国文化最为重视的，这一点与外国由宗教来构建社会价值体系有着根本区别。

家谱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很有限，范围也不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效补充。国家史、地方史、家族史和个人史四个层次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资料。以前人们更多关注王侯将相，但是家谱把目光投向了普通百姓，对于研究民风民俗、民族迁徙、经济发展、社会科学等都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