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栋，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后裔轩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轩栋氏，为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之一，是上古时期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名称之一。

在轩栋氏的后裔子孙中，确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栋氏者，但源流详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证实之前暂不祥述。

第二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栋甍，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栋”：框架结构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平主梁，支承着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长条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

“栋梁”，人们后来用它来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进行房屋建筑之时，上栋即上大梁时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师进行，这个“挑大梁”的大师就称作“栋甍”。

在栋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栋氏。

本书按：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临川康王刘义庆(公元403～443年)，自幼才华出众，精擅文学，撰有著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第一次使用了“栋梁”之辞：“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颖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仕至东晋王朝的豫州长史。时有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舆在东晋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任长史，刘舆很有才华，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构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没有空子可钻。

后来，刘舆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啬而家境富裕的特点，怂恿司马越向庾子嵩借千万钱，希望他表现出吝啬而不肯借钱给东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予以劾陷。司马越果然上当，真的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钱。

当时庾子嵩已经醉醺醺的，头巾都颠落在小桌上，他把头伸进头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原来大约就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机会的刘舆傻了眼儿，这才万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谈起这件事时，庾子嵩说：“这可以说刘舆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时期建州女真与黑龙江女真，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栋阿氏，亦称东鄂洛氏，满语为Dongga Hala，属于黑龙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栋氏、佟氏、邓氏、东氏、洛氏等。

②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iya Hala，属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栋氏、董氏、邓氏、陈氏、冬氏、侗氏等。

③满族栋鄂氏，亦称董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为姓氏，董鄂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宽甸县一带。后多冠汉姓为董氏等，亦有称栋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时期著名经学家惠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吴县)，著名的清朝时期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

惠栋生在经学世家，家学渊厚，师有专门。祖父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史稿·儒林传》说：“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惠周惕少年传其父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曾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之学，受业于时人汪琬，而与徐枋雅相友善，结为知己。工诗及古文词，皆有规度。至于中年，为贫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与当代名士相交。当时已成为社会名儒的朱彝尊曾极口称赞他的学问，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举博学鸿儒科，因为丁忧，未得参加考试。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习国书，改任密云知县(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仅有学，而且富于才华。就其学问来讲，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就其才来说，有《诗说》、《研溪诗文集》。他论《诗经》，认为大小雅的区别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别，澄清了附在《诗经》上的一些误会。他还认为，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均可以有颂。这些，对其继承者惠栋都有直接影响。

惠栋的父亲惠士奇是使吴学派由发生而走向成熟的过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惠士奇十二岁就能作诗，其“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曾得到先辈们的极力赞赏。二十一岁时，惠士奇正为诸生，却自愿不参加省试，自谓“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从此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终于博通六艺，对诸子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诸史书皆能背诵。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难之说：“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于是惠士奇当场背诵终篇，竟然不漏一字，众皆惊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编修、侍读学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试湖南，督学广东，在任上积极提倡经学。三年后，通经者多。惠士奇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为韵州府学教授，部议格置不行，不过清圣祖康熙皇帝亲自干预说：“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惠士奇盛年经史兼治，晚则尤邃经学。著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内容除经学外，还包括天文、音乐、文学诸方面。

惠家本来住在吴县的东渚村，后来迁居到城东南的香溪北面，当时附近的东禅寺内种着一株红豆，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焕发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相访。因此，惠周惕即自号为红豆主人。同里乡人习惯上把他唤做老红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称为红豆先生，把惠栋称为小红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栋是老二，在兄弟中学问最好。他自幼笃志向学，孜孜不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子集到百家杂说、稗官野乘、释道二藏及儒家毖纬之学，无不津逮。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又赶上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时他父亲的朋友李绂一曾竖指称赞说：“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惠栋形影相随，时广东高材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有“惠门四子”之称，随从惠士奇讲论文艺，与惠栋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为学问不及惠栋。以后，惠栋又来往于京口一带，因父亲在清雍正初年“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饱尝饥寒困顿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双亡，惠栋恪守孝道，并不以贫废礼，终年教授学生自给，任凭甑尘常满，处之坦然。

生活虽然困苦，但惠栋对古代典籍甚为爱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倾囊，也要买来，有时还借读手抄，精审地予以校勘，以至对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惠栋读书主张从名家入手，而在远大处着眼。当时学者余萧客写成某书，向他求正。他说：“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余萧客闻之深受触动，当下执弟子礼。

在学派上，惠栋与皖派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师生之谊，更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标榜风雅，鼓励士子们从事经学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复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诏令各地举荐明经行修的士人。当时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与惠栋并无半面之识，但因早闻他的学行，因此交章论荐，认为他“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然而，因为惠栋因为没有及时将著作呈递给掌权者，更不擅长胁肩谄笑的贿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罢归，失去一次极好的入仕机会。此后，他与仕宦再无半分缘分，故而专事著书立说，在大半辈子的治学生涯中，培养出一大批封建时代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余声所及，及于今日，犹自未绝。如著名的余萧客、江声、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戴震、王兰泉、顾广圻、王昶、江藩等等诸人，都与惠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没有这些学者，所谓“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栋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对《周易》的研究，是惠栋学术的顶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汉宣帝时博士)、虞翻(三国时传孟喜之易者)、荀爽(东汉治古文费氏易者)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完成，缺《未济》以上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后来，他的再传弟子江藩代为补注，作成《周易述补》一书。

惠栋治《周易》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主 之说，二是混淆家法。这两个特点主要来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说》六卷，专主汉说，认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这种观点，沿袭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讲法。清朝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十分强调汉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师法。汉族人最讲学有专门，而惠士奇则有意混淆汉朝的家法与师门。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玄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分别说《易》，实际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却认为：“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这就不管汉朝的门户界线，而给以综合融汇的功夫。此外，对孔子据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至于汉朝以后，他认为自三国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义便荡然殆尽了。到了惠栋，几乎全部承袭其父的观点，但更加精审详实。不过他认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还是保存了一些汉朝精华。

除《周易》外，惠栋还遍通诸经。他有《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的古音古字古义。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其中《左传补注》六卷因有别本单行，有目无书，故称“九经”。他论证详博，考证精确，因而又被人誉为“惠九经”。

对于《春秋》三传，惠栋尊郑玄之《周礼注》、韦昭之《国语注》，而对杜预《集解》多所驳正。他认为，严彭祖所传《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经所刻；颜安乐所传乃为何休所注。讨论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谛袷说》二卷，认为古代的帝礼(一种祭祀)乃在明堂举行，而明堂制度来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诸书，补谢承、薛宝、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诸史会要》《竹南漫录》，惜未成。《王文简公(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栋还曾帮助卢见曾手定《雅雨堂十种》、《山左诗抄》、《感应集》。

值得强调的是《古文尚书考》二卷。讲到东晋枚赜所献伪孔传本《尚书》，人们总是先提到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实际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与阎百诗相比，别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据 、钱大昕的惠书序，阎百诗著成《疏证》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阎百诗之书终“未若先生之精而约。”可见惠书之特色。从外，阎百诗沿袭许多前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如周公摄政称王，封康叔于卫，阎百诗相信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臆说，以“武王诰命为卫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说，认为《诗经》所谓郑卫*风非孔子手订，为可删。这些又反衬出惠书的价值。惠栋则坚持认为，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尚书》乃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对唐人所说郑玄所传乃张霸伪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伪造，都一一予以驳证。创见颇多，在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学者皮锡瑞认为，惠栋为雍乾以后汉学大宗，但未尝废宋学。实际上，他认为只有汉朝学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谛，因此在惠栋的著作中，几乎全是发明汉朝人的言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评论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汉朝学者相比。因此，惠栋可称是汉学大师。

但是，惠栋固守汉儒之《易》说，而且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人对其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惠栋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书考》、《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春秋左传补注》等，为清朝吴派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

在惠栋的后裔子孙中，就有栋氏、李氏两支别于惠氏之原姓。栋氏，当取先祖之名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变出，惠栋的后裔子孙皆讳莫如深，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郡望：

苏　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苏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都城设会稽郡、吴县，自此，当时的苏州称为吴县，或有时称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苏州为平江府。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三历史名人：

栋阿赖：(生卒年待考)，亦称董鄂洛；满洲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归附，以护军参领从征，其后屡建军功，授一等轻车都尉，累官至副都统、都察院副都御史。

栋阿赖逝世后，其子栋闪袭其世职。

耳[耳，读音作ěr(ㄦ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阳子，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老阳子，亦称聃季、李聃、老子、老聃、老君、老莱子、老彭、彭祖、太史儋等。

老阳子，公元前630～前470年，字来，学称阳子，爵称伯阳，师称老子(子学家)，官称老聃或老君，聃国彭地(今河南开封)，后随王子朝携典籍奔楚国曲仁里时字称老莱子。因封地在聃国彭地，后人又称他老彭或彭祖。

在传说中，老阳子一生下来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相传，

老阳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学说后被庄周所发展。中国之国教的道教历代传人，皆尊老阳子为宗师，并将其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据史书记载，孔子曾求学于老子。

老阳子曾任周景王姬贵执政时期的司空，是王族。在史籍《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因此，老阳子家族世袭周王朝司空之职至春秋末期。在《史记·管蔡世家》中也记载：“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冉即聃，因此季载又君称聃季，即聃国的君主，老阳子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又官称老君。“单氏取周”之后，老阳子离周去秦国问祖归宗，死于秦国。

传说老阳子长寿，到一百六十余岁仙逝。其后邻里皆来吊唁。老人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念老子顺民之性、随民之情、与世无争、柔慈待人的大德大恩，皆悲不自胜。然而老阳子的至交好友秦佚来吊唁，来到老子灵旁，不跪不拜，拱手致意，哭号三声即止。

待秦佚欲转身回去时，大家纷纷拦住问道：“你到底是不是老子的好友？”

秦佚答道；“当然。”

大家又问：“既为老子好友，你为何如此薄情少礼？”

秦佚反问：“有何不可？”

众人闻言，皆愤怒而大声责问道：“其理何在？”

秦佚笑道：“吾友老聃有言，生亦不喜，死亦不悲。汝可闻乎？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聚气而成，顺时而来，合自然之理，有何喜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散气而灭，顺时而去，合自然之理也。有何悲哉？生而喜者，是以为不当喜而喜也；死而悲者，是以为不当悲而悲也，放生时贵生，死时怕死，皆是以己之意愿而强求生来、强求死去也，皆背自然之理而任己之情也。如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而背自然、违天理，合于道乎？不合于道，可为老聃好友乎？老聃好友者，遵其言而动、顺于道而行者也。吾既为老聃之友，故能以理化情，故不悲。”

众人闻之，似有所悟，又问：“那么你既不悲，何以哭号三声？”

秦佚笑道：“吾哭号三声，非因悲也，是与老聃辞别也。一号，言其生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二号，言其死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三号，言其在世传自然无为之道，合自然之理也。老聃举足而应时，动止而合道，吾有何悲哉？”

众人听到这里，皆说：“这位秦佚乃是老聃的真友也！”故而推举其为主葬之人。合土之时，秦佚颂悼文道：“老聃大圣，替天行道，游神大同，千古流芳。”后世称此为老阳子的“盖棺之论”。

老阳子撰著有千古流传的《老子》，即后世所称的《道德经》。

人们现在所见到的《道德经》，在战国时期韩非子称之为《周书》，在秦朝时期的吕不韦所著《吕氏春秋》中称为《上至经》，在汉朝初期则直呼为《老子》。

汉景帝刘启执政时期，以黄子、老子义礼改“子”为“经”，直到司马迁撰著《史记》时，始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因而后世称《老子》为《道德经》。杨雄在《汉志·蜀王本纪》中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在史籍《边让老子铭》中记载：“见迫，遗言道德之经。”

历史上，对《老子》一书最早的称谓，是韩非子的《周书》。周王朝时期，晋国师旷称此举为“修《义经》”，周太子晋说是“立义治律”。最近，在安徽涡阳县郑店村的考古中，发掘出老子在楚国时期的居地，有“关尹墓”、“圣母墓”及“圣人老子石像”，还有春秋时期陶制井壁及“敕撰”、“混元降诞”等残片。

《老子》即《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无为”，老阳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在老阳子著作《老子》一书中，包含有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阳子的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哲理博大精深，主张辨而不辩、知无创有、公乃王，目的是完善社会精神和机遇建设，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辨证逻辑大师。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汉武帝刘彻执政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大儒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年，汉武帝采纳了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其时，卫绾没有直接指斥黄老之言，但是好黄老之道的汉武帝祖母窦太后仍然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但到了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在设置五经博士时，儒家经学反而更加齐备。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逝世，汉武帝立即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丞相。田蚡上台后，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们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以后，汉王朝的官吏皆出自儒生，儒家迅速发展，成为此后二千余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泽十分有利于中央集权专制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汉武帝完全颠覆了前历黄老的“无为之治”之道，为此，他将老阳子当世热称之“聃季”两字各去一半，贬而反称其为“李耳”。

在汉武帝之前，史无“李耳”之称。

据称：在李耳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耳氏。

本书按：

李耳为耳氏之祖一说，大悖姓氏源起之例。“李耳”之称为汉武帝的贬斥之戏，有汉一朝当无人敢以其为氏。汉亡，亦或有人以之为氏，却无详实记载，因此，此源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魏国如耳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苑》中记载：“耳姓，魏国如耳之后。”

如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夫，有名的贤士。

周郝王姬延十九年(魏哀王魏政八年，公元前296年)，魏成陵君魏庄辛偕同大将翟章率魏军征伐卫国，连克二城。卫国君主卫嗣君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整天会同大臣考虑退敌之策。属臣中有人建议请如耳为卫国说情。

如耳是魏国的大夫，但他反对无限制的战争，因此欣然接受了卫嗣君的请求，并十分自信地对卫嗣君说：“大王不要担心，我不仅可以让魏军撤走，并且还要罢免魏成陵君的职位。”

卫嗣君听了之后喜上眉梢，如释负重，高兴地对他说：“先生果真能够做到的话，我愿意世世代代用国家来侍奉您。”

其后，如耳开始实施他的策略。他先是去会见成陵君，对他侃侃而谈：“从前，魏国讨伐赵国，切断了羊肠扳道，攻占了瘀与，诸侯们约定割裂赵国。而赵国并没有因此灭亡，这是由于魏国是诸侯的盟主，它存有宽善之心。现在，卫国遭受魏国打击，濒临灭亡，将要向西请求臣属于秦国，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危难。我看与其由秦国来宽释卫国，不如由魏国来宽释卫国。这样的话，卫国一定会永远感激魏国，您认为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魏成陵君听了之后仔细考虑了一番，认为如耳的话有理，便满口答应下来。

接着，如耳又会见魏哀王，对他说：“大王，在下曾经去朝见过卫君。卫君原本是周王室的分支，它虽然是个小国，但是国内有很多宝器，琳琅满目，数不胜数。现在，卫国虽然迫于危难，但仍然不肯献出那些宝器，因为他们心里认为进攻卫国或者宽释卫国，都不由您说了算。因此，它纵然献出宝器，那也一定不会落到君王您的手里。在下私下里认为，那些首先向您建议宽释卫君的人，必定是接受了卫国的贿赂。”

魏哀王认为如耳之言十分有理，并警惕国内那些主张宽释卫国的人。

如耳离开后不久，魏成陵君回国，按照如耳的话来游说魏王，让他放弃攻打卫国。

魏哀王听完魏成陵君的话，便停止了对卫国的用兵，但同时也认为魏成陵君肯定是接受了卫国的贿赂，就罢免了魏成陵君的职务，并令魏成陵君终身不得觐见。

卫国因此得到了保全。

在如耳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魏姓氏者，称耳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末期楚国官吏耳目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耳目史，亦称耳目官，是春秋末期楚国新设置的一个官位，实际上就是一种监察史官，即后世的监察御史。

周敬王姬丐五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熊弃疾病逝，其十岁的儿子芈壬(熊轸)即位，是为楚昭王。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春季，吴王僚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开始发动伐楚的系列战争。

当时，吴国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率吴国军队主力与楚国军队相持于潜邑(今安徽霍山)，随后吴国军队的退路被楚国军队切断，进退两难。随即，遇吴国发生了宫廷政变，吴王僚被公子阖闾以鱼肠剑刺杀，之后即位，二公子本与阖闾不合，因此公子掩余弃军奔徐国，公子烛庸则奔钟吾国(今江苏宿迁)。

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要求徐国引渡公子掩余，要求仲吾国引渡公子烛庸。二公子无奈，便转向楚国请求避难。楚昭王为了分化打击吴国，当即令监马尹大公迎接二公子，把他们安置在养邑(今河南沈丘)，并为二公子筑城，还割以城父和胡邑(皆今安徽亳州)之田来扩大两个吴国公子的封邑。

而吴王阖庐因徐国和钟吾国纵令二公子奔楚国，大怒下一举攻灭了这两国。接着以伍子胥为行人，讨问伐楚之术。伍子胥建议：“三分吴军，轮流骚扰楚国。”不久，伍子胥就受命执政，位同上卿。之后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伯嚭举奇兵突袭养邑，俘虏了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并杀之。当时，吴王阖闾问大家是否可以挥军直捣楚国的郢都，军师孙武认为：“吴国经几次战争，民众疲罢，不宜远征，尚须假以时日方能深入楚国之境。”吴王阖闾听从了孙武的主张，遂退兵。

周敬王九年(公元前511年)，吴国按伍子胥的战略，开始实施军事上袭扰楚国边境的策略，都是攻掠楚国边境城邑，待楚国军队主力一到就撤退，这就是伍子胥的“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著名战术。而这时的楚国并没有意识到一场空前的危机正向他们逼近，当时惯于外线作战、灭人之国、夺人之地的楚国君臣们，很难想到吴国会打进楚国的腹地甚至郢都来。

而身为吴国执掌军政的大夫伍子胥和孙武，急切地盼望从位于吴、楚之间的小国中找到盟友。因为吴国到楚国路途遥远，吴国军队最大的困难在于后勤补给。吴国虽有良将劲卒，但兵员总数比楚国少得多，欲攻打楚国，非得采取突出奇兵、攻其不备的战略。如果中途没有盟国支援，粮草仅靠吴国自己输送，势必失败。

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509年)，贪婪的楚国令尹囊瓦因为得到了蔡昭侯姬申那华贵的裘袍和精巧的玉佩、以及唐成公姬如梦的两匹骏马，放走了在郢都被关押三年的蔡侯、唐侯回国。蔡、唐二侯离楚国后发誓：“天下诸侯，无论其为谁，如能伐楚，甘充前例。”并请求晋国伐楚国。

到了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春季，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苔、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共十八国在召陵会盟，商议伐楚。但由于晋国大夫苟演像囊瓦一样贪婪，使得会盟毫无结果。于是，蔡昭侯认为只有吴国才真正具有伐楚之能，便派一位公子到吴国做人质，请求吴国讨伐楚国，伍子胥和孙武因此大喜。于是，经蔡昭侯牵线，吴、蔡、唐三国组织了一个以吴国为主的反楚同盟，而吴国军队的补给，便由蔡国和唐国分担。兵贵神速，吴国不宣而战。吴国军队以当时所能动用的最大兵力和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在楚国人浑浑噩噩之际，突然攻入了楚国的腹地，慌乱的楚国军队节节败退。到农历11月，两军决战于柏举(今湖北安陆)，楚国军队主力大败，退到雍澨(今湖北京山)，被吴国军队追上，楚国军队随即溃散。吴国军队进逼郢都。

“柏举决战”后的第九天，楚昭王一家连同其妹携随从弃都城外逃避难。第十天，吴国军队攻破郢都。自吴王而下，按尊卑顺序，分别住进楚昭王的宫室和令尹、司马等官员的府第。而伍子胥则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灭家之仇。

后来越王允常见吴军主力久出不归，乘隙袭扰吴国。秦国军队以及散而复聚的楚国军队联合起来，败吴国军队于军祥(今湖北随州)。秦军纵横于方城内外，楚军出没于汉水南北，楚国人则纷纷支援秦军和楚军而阻扰吴军，吴军穷于应付。是年秋，楚、秦合兵击灭为虎作伥的唐国。吴王阖闾见前方大势已去，后方大患日亟，当即命全军撤回吴国。

吴国军队退走之后，楚昭王回到郢都，时为农历10月，历时十月有余的吴楚大战终于结束了。

在这场大战中，受祸最惨的是郢都的楚国人，郢都经吴国军队的残暴蹂躏，已经是残破不堪。于是，楚昭王决定迁都，但仍称之为郢，以示不忘其旧。从楚昭王十一年冬季起，作为新首都的郢，称为“载郢”，其地与楚国第四任君主熊渠所封句禀王治所相近，早就有楚国人聚居，到战国中晚期被称为“江陵”，载郢的遗址在东汉晚期已被称为“纪南城”。载郢成为楚国新都城以后，原来的郢都就改称“鄢郢”了。

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楚昭王病重，临终之际要子西继为王，子西坚辞不受；又要子期为王，子期的态度一如子西；没办法，楚昭王又要子闾(熊启)继为王，子闾也坚持不受，后楚昭王连说了五次，子闾便连辞了五次。子闻见事态如此，为了安慰楚昭王，假意受命，楚昭王遂放心而逝。其后，子闾与子西、子期等商议断决，立即 ，阻绝路口，秘密派精干的使者回郢都，迎楚昭王之子熊章到城父即位，是为楚惠王，其母为越国女子。

周敬王三十二年(公元前488年)，楚惠王即立。痛定思痛，楚惠王摈弃了以往历代楚王即位后即穷兵黩武大力外扩的做法，收缩自保，楚国军队全部收缩国内，并竭力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为此，楚惠王特“设耳目史，以督自王而士”的朝堂所有士大夫的行为，以子闾任之，并开始作严格的行为记录(后子闾在“白公之乱”中拒绝当楚王而被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杀死)。

从此，楚国逐渐从濒于危亡的大难中复苏，国力开始渐充，威名益著，而且让其他诸侯国没有感觉像以往争霸主的那种气焰灼人之态，在国内使民众得到了安宁，并在诸侯国面前树立了一个并不招惹反感的形象。

到了九年后的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楚国恢复了元气，楚惠王霸气初涌，乘吴国被越国打败之机，亲率楚军攻吴。第二年的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楚惠王霸气再现，一举灭了陈国。到了周贞定王姬介二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国势力再次达到鼎盛时期，楚惠王一举灭了蔡国，两年后再灭了杞国。接着，又命公输般制造云梯，如果不是为墨子所止，即会向宋国进攻了。

从此，耳目史之官位为各诸侯国所看重，在整个战国时期，成为国君的特权侍从史官。

到秦朝时期，秦始皇将耳目史改称“御史大夫”，并赋予超然的监察之责，“掌监诸郡”，因此又称“监察御史”，成为天子的重要耳目，并且规定：“耳目官自当独立，其行不受阶级所限。”

自秦朝开始，御史大夫不论品级，总是“立于朝堂正位之左末位”，即最东边第一排第末列之首，随时出告奉谕所察，甚至直言指责天子而无讳。由于御史大夫原是耳目史，职掌监察之职，又在上朝时站居文职站班的最东边，因此又称其为“耳东官”、“闻东史”等。

在耳目史、耳东官、闻东史、御史大夫、监察御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耳目氏、耳东氏、闻东氏等，后统称耳东氏，亦有省文简化位单姓耳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春秋时期陈国，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陈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国君世为妫姓。建国君主陈胡公是舜帝后裔，本名妫满，据胙土命氏的之惯，称陈公满、陈满，字少汤。

在史籍《史记·陈杞世家》中记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陈国建立后，建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国境辖地为今河南东部和安徽的一部分。

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熊章十年，陈湣公妫越二十三年，公元前479年)，楚惠王灭了陈国，杀陈湣公，其地设为楚国陈县。由于陈地所处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此成了楚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到了周郝王姬延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熊横干脆就徙都于陈城，史称“陈郢”。

楚灭陈后，陈涽公的长子陈衍避居于阳武户牖乡(今河南兰考)，次子陈温避祸于晋国，其他陈国公族子弟多纷逃外邦。为避楚人追杀，就有拆“陈”字改为复姓阜东氏、东阜氏者，后以字形近而称耳东氏、东耳氏，亦有简称为耳氏、阜氏者。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汉末三国时期官吏珥笔，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珥笔，指插在帽冠一侧以备记事之笔，后有人将其夹放在上耳轮。

东汉末期至三国、魏、晋时期，人们将史官、谏官别称为“珥笔”，是因为这一类侍从之臣通常将笔插于冠侧。

在史籍《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就记载：“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在《晋书·杜预传》中也记载：“若珥笔丹墀，端方极言，必有谔谔匪躬之节。”

在史官、谏官等御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号为姓氏者，称珥笔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珥氏、笔氏。后珥氏简笔为耳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西南夷，出自汉朝时期南夷儋耳眞番，属于以民族称谓为氏。

儋耳，是汉朝时期对南越国中古僬侥民族的称谓，也是其居地名儋耳眞番郡之称。国学大师郭沫若考证说：“儋耳之名初见《吕氏春秋》。”

在史籍《前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罢儋耳眞番郡。师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眞番，本朝鲜地，皆武帝所置也。”在史籍《后汉书·明帝纪》中也记载：“西南哀牢，儋耳，僬侥诸种，前后贡献。”

杨浮在《异物志》中记载：“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枝，状如鸡肠，累累下垂至肩。”

实际上，“儋耳”是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百越民族的一种称谓，其时没有行政建制，散落而居。郭沫若在《说儋耳》一文中说：“儋耳可省言为儋，则耳殆助语，有音无义，故儋耳并非垂大之耳。”

在汉武帝派楼船将军与伏波将军路博德一举击灭了南越国之后，在其故地设置了儋耳郡，其地在今云南省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哀牢山地区。

在百越民族归化汉王朝后，其百越民族中有指本民族之汉称或郡制之名为姓氏者，汉化称儋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儋氏、耳氏，主要分布在今云南少数民族彝族、瑶族中。

二分布：

今浙江省的温州市，山西省的临汾洪洞县辛村镇登临村，北京市的通州区、昌平区，河北省的邢台市、保定市，天津市的宝坻县，云南省的哀牢山地区等地，均有耳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耳元明：(生卒年待考)，山东即墨人。著名明朝地方官吏。

耳元明在明洪熙年间(公元1425～1426年)任抚州卫(今江西抚州)断事官知事，官位从八品，相当于县令。

4部。

肥东孙氏宗祠的宗谱一共有四部，分别是《孙氏族谱》、《汉魏宗谱》、《宋元宗谱》和《明清宗谱》。

肥东孙氏宗祠，又名“孙庙”，是中国安徽省肥东县城东大街上一座雄伟壮观的古建筑，位于肥东县县城东大街中段，是肥东县城内最大的宗祠，也是肥东县文化历史景观之一。

查找家谱可以从下面几点入手：1、家谱一般在族长、族头那里，或者族里指定的某个人保管，另外祠堂也会有。如果本村没有，可找同姓氏，同字派（行辈）村找家谱。2、图书馆。3、专业修家谱公司（家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去寻求帮助。4、相关网站：宗谱网。5、本姓氏宗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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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排辈用字是：复丕基用汝承世德笃宗人福履宜常延。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单楼村（原山东峄县单家楼）单姓字辈：“邦芳楷润纯 文秉永茂成；立德绍先业 守世庆吉祥；孝宗重道恒，尧景兴纪长；志义传珍宝，舜化兆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