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签 中平 古人占验：李元霸称雄

人虽勇力不能当，莫恃英雄独冠场；可挟泰山超北海，身心犹贵重存亡。

附注：

人虽有勇力。不可自恃。李元霸称第一英雄。能做得世间极难之事。能挟泰山以超北海。其身也要保重。虑其存而易亡。此心要持守。不可亡而不存也。求得此签者。必要存一点善心。凡事和霭。不以身犯险。自无不吉矣。

白话浅释

李元霸，隋唐时的第一号风云人物，年少力勇，武功盖世，为唐朝的建立，打下基础。可惜，英雄寿短，牺牲沙场。此签有提醒凡事不可锋芒毕露，搏得太尽，容易残。签语云：李元霸这人，虽然能力不可挡，但是，不要自恃年少气盛，到处耀武扬威，即使有力拔泰山、翻江倒海的力量，也应该顾及自己的生命。

做人不能一味靠恶、靠蛮力。

流年：表面无事，但潜伏著危机。

事业：不能光凭一股冲劲，凡事要多动脑筋。

财富：放弃“大鸡不食细米”的方针，求财宜在小处著眼。

自身：要谨言慎行，勿与人争斗。

家庭：欲求家宅平安，先要收敛自己的脾气。

姻缘：情侣间会有大争吵，勿因一时冲动而结婚。

移居：转换环境，亦是好事，要与邻舍和睦共处。

名誉：不要强出风头，做了事，勿贪功。

健康：出入小心，提防意外，令四肢受损。

友谊：待人要和蔼、诚恳，否则知己难求。

六二签 中平 古人占验：孔子不仕

美玉於斯韫匮藏，休求善价费商量；沽之亦可随相持，此物何须自看常。

附注：

美玉藏之於柜。必要有人来问。如肯出高价钱。然后发卖。不可为求人买。将自己看低。而贱价售之也。若求得此签。凡事不必心急。必须要待时机。而后方可动。如若自己看低自己。枉道求合。究不如守旧为高也。凡事平稳。无甚阻滞。渐见光明矣。

白话浅释：

孔子，圣人也。无论学识、道德、思想，都是万世师表，但是，他的仕途官运都不好，唯将毕生精神都放在教化学生和著书立说的学问工夫中。这支签，是说：一个人的才学，就像一块美玉，应该好好珍惜，收藏在柜中，并不是等待有好的价钱，然后出卖。而是要看机缘，假如遇上有眼光，真正欣赏自己的识货之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怀才不遇的人，又何必常常顾影自怜呢？

流年：本身是有大运的，可惜时辰未到。

事业：您在未有别人垂青之前，仍宜守旧修身。

财富：未到行大财运之年，要开源节流。

自身：平安，但不要放纵自己。

家庭：家宅大吉，您可以助家人成功。

姻缘：蜜运不佳，暂且勿须考虑结婚。

移居：搬迁后的环境，一定会比现在的好。

名誉：不要看低自己，要胸怀大志。

健康：要养精蓄锐，身体健康是未来的资本。

友谊：勿与品格下贱之人来往。

三七签 上吉 古人占验：苏东坡游赤壁

月夜秋江下钓鳌，鱼形恰似四腮鲈；家藏旧酿堪盈斗，与友飞觞尽倒壼。

附注：

苏东坡月夜与友泛舟游於赤壁。钓得四腮鲈鱼。有一斗家藏旧酒。与好友共斟同饮。此乃快乐优游之景象也。若求得此签者。所谋顺遂。百事皆吉。处处顺利。

白话浅释

苏东坡虽然官运并不太好，但胜在名士风流，交游广阔，寄情于山水之间，对著良辰美景，与知己诗酒唱酬，亦人生一乐事。苏东坡游赤壁，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大江东去》一词。这支签，记述苏东坡游赤壁的赏心乐事：秋月照在江水，与好朋友泛舟垂钓，居然钓到极品“四腮胪”，于是，把家藏的旧酒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度这段欢乐时光。

流年：有天时、地利、人和、可以乐观。

事业：常有意外的收获，最宜与人合作。

财富：既要懂得赚钱，也要懂得享受人生。

自身：快快乐乐，无忧无愁。

家庭：家运兴隆，但要鼓励后辈学业。

姻缘：今秋结婚是个好主意。移居：迁居运势很强，到新地方有更好环境。

名誉：最好能保持谦逊、随和。

健康：无病无痛，但莫饮过量之酒。

友谊：在旅行时会结识有趣的新朋友。

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集团辅佐琅王司马睿,王导的堂兄弟、王羲之的亲生父亲王旷认为:当时北方夷族太多,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实施战略转移,而此前,王导、王旷已经南下“开辟”了根据地

政治关系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原因 西汉封建大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小农经济但是由于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战乱这种经济形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于是地主阶级中的大地主逐渐转化为豪族,地方豪族实力强大,逐渐兼并土地而转化为大庄园主

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对社会进行了层次壁垒之分,门阀垄断了那时期所有仕途路径,朝堂之上显现门阀与天子叫板之像,是一种反中央集权,分化帝王权力的格局,农商世代无从仕之途,军事力量也为府兵,也就基本上是门阀自有武装力量,不是国有

门阀政治是魏晋风流产生的深层原因当时政治动荡,朝代更迭频繁,而上层社会政治话语权被世家大族所把持,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玩笑,传统的力量在无形里消失,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流”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

楼主我可以很郑重和负责告诉你,我们中国从建国到现在还没有所谓的门阀政治我国的门阀政治开始于汉,真正盛行于晋,隋唐盛行直至隋朝科举开始到武则天借助山东门阀及科举政策干掉关垄集团最后一直到五代十国战乱,才彻底将门阀

军阀啊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

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

九品中正制类似于一种推荐制度在那个年代,官员往往会相互推荐对方的孩子做官,逐步形成门阀联盟建立在“道德”上的选官制度最终被“人情、关系”腐蚀,最终出现了世卿世禄的士族门阀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政府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戊戌维新的***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变法***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计划，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变，破坏变法运动。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三）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2）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13）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14）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15）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16）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未获广泛支持，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之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四）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的必要。但是，就在维新伊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以慈嬉、荣绿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势力，却在密谋着一场无耻的宫廷政变。晚清光绪时代朝廷内实际上分成为两大党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崇礼，等等这些满清贵族、皇亲国戚勾结得宠西后的太监小人李连英形成“后党”；而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御使杨深秀、大学士徐志清与工部主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形成“帝党”。维新前后，由于改革触及了皇权贵族们的直接利益，使改革与保守两派自始致终进行着殊死决斗。“帝与翁(同和)一面谋改革，太后与荣(禄)一面谋废立”。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的当天，太后为了打压帝�就令光绪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职务，令其退职回了老家。对开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后党攻击道：“意在夺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所以，当维新进行到最后关键的政治改革时，一场罪恶的宫廷阴谋也在同时酝酿，后党一面对改革敷衍塞责，一面狂揽朝廷军政大权，布下天罗地网。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后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步兵统领崇礼率兵三百包围南海会馆，当场拘捕康广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将改革派重臣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在菜市口斩首示众。光绪皇帝曾试问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吾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嬉担心“维新剧变，恐失人心”随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这场宫廷政变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政变”。

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回答者： 乐乐6868 - 高级经理 七级 12-4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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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环境息息相关，也与与康有为认主不清、缺乏相当的政治经验、单纯依靠光绪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后分开是息息相关的。但历史发展不是后人看清后再评价的，当时人有当时的想法做法。我们今天来看已发生的历史，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历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但作为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所最应该采取的做法也是最为正确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变法：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当时最为紧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与改革，这点康有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来。这就是康有为这个人最大的历史意义。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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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近义词

体会

体验领会

必须经历其事才能有所体会

引证解释

体验领会。《朱子语类》卷五：“却是 汉 儒解‘天命之谓性’，云‘木神仁，金神义’等语，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学者要体会亲切。” 清 戴名世 《＜中西经星同异考＞序》：“盖 定九 时时欲传绝学於世，颇属意於余；而余亦欲得 定九 亲相指授，洞悉其源流，体会其精要，而后乃敢序 定九 之书。” 秦牧 《＜长河浪花集＞序》：“从许多同志炽热的眼光中，你都可以体会到这种无声的语言。”

体验

(1) 在实践中认识事物;亲身经历

(2) 体察;考察

引证解释

1、 谓亲身经历；实地领会。《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讲论自是讲论，须是将来自体验。说一段过又一段，何补！……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 明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中：“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 胡适 《费经虞与费密·费氏父子的学说》：“但 费氏 父子的这种主张，并非有意因袭前人，乃是从痛苦患难之中体验出来的结论。”

2、 指通过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经验。 鲁迅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

3、 查核；考察。 宋 司马光 《涑水记闻》卷十二：“或斫倒人头，或伤中重，系第一等功劳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体验。” 宋 苏轼 《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臣体验得每年 颍河 涨溢水痕，直至州城门脚下，公私危惧。” 清 陈康祺 《燕下乡脞录》卷十六：“然公於 河 ，实殚竭心力，体验入微。”

阅历

(1) 指过去所经历的事迹

(2) 或历任的职务

引证解释

1、 经历。《旧唐书·吐蕃传下》：“﹝ 吐蕃 军﹞十五万众，围我 盐州 数重……阅历三旬，赋以飞梯、鹅车、木驴等四面齐攻，城欲陷者数四。”

2、 亲身见过、听过或做过。 元 方回 《次韵刘元煇喜予还家携酒见访》之一：“苦辛厌奔驰，忧患饱阅历。” 清 薛福成 《登泰山记》：“侯相以阴雨竟夕，未观日出，笑曰：‘君等识之，天下事未阅历者不可以臆测，稍艰难者不可以中阻也。’” 冯雪峰 《蛙和蚯蚓和大地》：“他们经过了平原，许多河流，乡村和城市，看见过各种不同的地形和建筑，听见过各种不同的言语和最好的音乐，阅历得更多。”

3、 由经历得来的知识或经验。 清 申涵光 《春过》诗：“性好遨游贪懒出，身多阅历晚知非。” 田汉 《＜**戏剧表演术＞序》：“正因为到了四十之年，学问和阅历都达了相当成熟之度。” 孙犁 《秀露集·文学和生活的路》：“生活的阅历和积累，不是专凭主观愿望可以有的。”

4、 犹履历。 明 张居正 《明制体以重王言疏》：“盖以恩例概及，比之考绩不同，故以赉被为荣，不必详其阅历，此制体也。”

5、 逐一考察。 郑观应 《盛世危言·吏治下》：“臣自履任至今，每细心阅历各属员，其庸碌无长、贪劣废弛者，俱不足论，观其颇有声名，素称才能之员，一一考其实迹。”

经验的反义词

无知

1、没有知觉。

2、指失去知觉。

3、没有知无知

引证解释

没有知觉。

《谷梁传·僖公十六年》：“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

宋 苏轼 《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问女童队》：“玉座天临，虽仙凡之有隔；翠鬟云合，岂草木之无知。”

指失去知觉。

晋 干宝 《搜神记》卷二十：“ 隆 至江边伐荻，为大蛇盘绕…… 隆 僵仆无知。”

宋陈师道 《妾薄命》诗之一：“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

没有知识，不明事理。

《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朱熹 集注：“ 孔子 谦言己无知识。”《史记·酷吏列传》：“此愚儒，无知。”

宋 苏轼 《上富丞相书》：“居今之世，而欲进说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间而求入焉，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无知者矣。”

巴金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

指不明事理的`人。

《后汉书·杨震传》：“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

鲁迅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

无人知晓。

《东观汉记·杨震传》：“天知神知，何谓无知！”

犹言没有匹配。

《诗·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郑玄笺：“知，匹也……乐其无妃匹之意。”

教训

①教育训戒：～孩子。

②从错误或失败中取得的知教训

引证解释

1、教育。

①《左传·哀公元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②唐元稹《唐故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润之师故南阳韩晋公之所教训，弩劲剑利，号为难当。”

③《警世通言·旌阳宫铁树镇妖》：“﹝真君﹞乃与二弟子迳往其处，至一馆中，知是孽龙在此，变作先生，教训生徒。”

2、教导训诫。

①《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

②唐 元稹 《唐故建州浦城县尉元君墓志铭》：“君即某官之次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训，不十四五，其心卓然。”

③《警世通言·老门生三世报恩》：“若蒙老公祖教训，老夫死亦瞑目。”

④《东周列国志》第一回：“太子宜臼，好勇无礼，不能将顺，权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

⑤清《睢阳尚书袁氏家谱》：“七世淮（袁可立父），字子沂，号相溪。……虽窘迫中，务竭力承欢,教训大司马公成进士。”

⑥叶圣陶《隔膜·一生》：“伊生在农家，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过‘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

⑦明 施耐庵《水浒》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自教训他，与押司陪话。今晚老身有缘，得见押司，同走一遭去。

3、教养。

①《史记·五帝本纪》：“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

②《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

③唐 蒋防 《霍小玉传》：“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

4、惩罚。

①艾芜《山野》第一部十五：“你再乱说，我就要拿枪来教训你了。”

② 知侠 《铁道游击队》第二章：“到那时候，他会对所有战士和指挥员说：‘这是老洪送给我们的好礼物呀！让我们更好地教训鬼子吧！’”

5、从失败或错误中取得的经验或认识。

①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②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老战兵》：“在各样机会上去做人，在各种生活上去得到知识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