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档案馆是海南建省后于1988年6月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档案馆改称的，建于1958年11月11日，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走过一条曲折而又不平凡的路，经历了初创、撤销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

1958年至1966年，是海南档案馆的初创阶段。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后，海南行政区开始建立机关档案工作。1958年11月11日，海南行政区党委，海南行政区公署决定成立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编制专职干部15名，配备馆长、副馆长，这是海南岛解放后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管理档案工作的机构，并同海南行政区公署办公室档案科合署办公，两个牌子，一套人马，馆址设在海南行政区公署大院。

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广东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档案工作体制改革，海南行政区档案馆便改为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海南行政区公署直属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主要接收和保管海南行政区直属机关的文书档案、长昌煤矿的企业档案以及历史档案6000多卷。人员编制7人，馆址设在海南行政区党委院内。1965年，为了适应备战要求，海南行政区档案馆择址琼中县营根镇，建了700平方米的档案后库，专门存放重点档案。

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是海南行政区档案馆被撤销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的业务基础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机构被撤销，人员被下放或调走，7名专职档案干部调走5名，档案转移到偏远的五指山区琼中县后库存放。1968年，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的工作职能归口到当时海南行政区革委会办事组第二秘书办公室管理。

1979年至1988年，是海南行政区档案馆恢复和发展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档案工作有了新的生机。1980年3月18日，中共海南行政区党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档案工作会议精神，发出关于恢复和建立海南行政区各级档案工作机构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恢复了海南行政区档案馆，同时成立了海南行政区档案局。局、馆合署办公，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局、馆机构共设三个科室，定编12人，日常工作由区党委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领导。1980年4月，组织部门任命了何琪之、麦世统、张延泰三名副局（馆）长。1981年和1985年分两期建成海南行政区档案馆大楼一座，共380平方米。1981年馆藏档案资料也从山区后库运回新馆。

1983年，海南区直机关机构改革，海南区档案局被撤销，保留海南区档案馆，于1983年9月23日任命麦世统、吴志明、邢贻孔为副馆长。档案馆下设档案管理科，历史档案科和档案业务指导科。1984年，海南区编委决定恢复海党委秘书长直接领导。1986年1月15日，海南行政区党委办公厅和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调整我区档案工作领导体制的通知》，将海南行政区档案局（馆）由海南行政区党委办公厅管理划归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领导，列入政府编制序列，为海南行政区直属局级（正处）单位。局、馆合一，两个牌子，一套人马。1987年1月10日，海南行政区编委通知海南行政区档案局、馆内设机构由四个科改设为三处一室（档案业务指导处、档案管理处、档案编研处、办公室），编制20人。

1988年1月1日实施《档案法》后，特别是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根据体制改革的要求，于1988年6月30日成立海南省档案馆，为省直属副厅级事业单位，归口省政府办公厅管理。省档案馆同时挂省档案局的牌子，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属省政府编制序列，行使省政府档案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职能，内设机构三处一室（档案监督指导处、档案管理处、档案编研处、办公室）。档案监督指导处、办公室为局、馆的综合机构；管理处、编研处主要担负档案馆业务工作职能。局、馆配备事业编制31名。1988年7月18日，经海南省工委决定，任命王绥业为海南省档案局（馆）长，同年9月23日任命吴志明为省档案局（馆）副局（馆）长。

这一阶段，海南省档案馆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仅收集、整理档案有3万多卷，其中，原海南区直机关的现行档案一万多卷，被撤销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机关的档案二万多卷。全馆档案按照规范化的要求编制了全宗，进行了科学系统排列，编制了适应工作需要的较系统的检索工具，为加速海南的开发建设提供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1995年10月，海南省档案馆新馆建成，新馆库房面积4100平方米，设计馆藏量为100万卷。办公用房和档案馆库全部装备自动报警和消防系统和“1211”自动报警灭火系统、防盗系统以及中央空调系统。新馆的建成，使海南省档案馆业务基础建设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截至1997年底止，局、馆共有职员41人。其中有副研究馆员2人，馆员12人，助理馆员和管理员11人。

海南省档案馆，是在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的基础上，接收了原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档案馆的全部档案而建立起来的。

截至2001年底，海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共196个全宗，排架长度1620米，资料2万余册（件）。由于本馆原是海南行政区的档案馆，档案藏量和种类不太多。清代以前只有少量的明代、清代时期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其中有明正德16年（公元1506年）唐胄编纂的《正德琼台志》、清道光21年（公元1812年）明谊、张岳嵩编修的《琼州府志》等，对编史修志、研究海南历史有比较高的价值。

海南省档案馆的档案按所属的历史时期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南岛1950年5月1日解放为界限，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部份。解放前的主要有海南革命历史档案和明、清时期的档案资料（方志、家谱、族谱等）、中华民国时期档案资料；解放后主要有原海南行政区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含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

解放前的海南历史档案，主要有两部份。海南革命历史档案，共有3个全宗群，即琼崖区党委全宗群；琼崖东西南北区委、专署全宗群；琼崖各县委、人民政府全宗群。这部份档案形成的时间是1925年至1950年，其内容反映了海南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进行英勇顽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斗争。这部份档案是研究海南岛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非常珍贵的档案史料。

民国时期海南历史档案，共有11个全宗群，排架长度145米。主要是国民党海南特区党部全宗；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全宗；广东省第九“清剿”区司令部全宗；琼山县政府全宗；海口市政府全宗；海南、海口市邮电局联合全宗；海南银行全宗；海南铁矿全宗；广东航政局海口办事处全宗；琼崖盐场全宗。这些档案主要记述国民党在海南的各级组织活动情况，同时也有记述日本在海南的暴行等资料。

解放后海南区直机关档案（含原自治州直机关的档案）共的156个全宗，排架长度1475米。这部份档案按来源分有党群系统和政府系统。按种类分有文书档案和专门档案。这些档案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海南解放后各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及经验教训。

党群系统，主要包括中共海南区委员会、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及其各部、委、办形成的档案；海南（包括自治州）工会、贫协、共青团委、妇联会形成的档案。

政府系统，包括海南（自治州）军管会、海南（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海南行政公署、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各委、办、局形成的档案。文书档案占整个馆藏档案的69%。其内容主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华南分局、中南局、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等上级领导机关颁发的各种文电；海南区（含自治州）直属机关在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文电。专门档案占馆藏档案总数的31%，主要是海南行政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区共青团形成的案件档案、州直属机关的会计档案，以及人口档案、照片档案很有成等。

这部份档案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记载了海南岛的广大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和知识分子，在中国***的领导下，在保卫海南、建设海南的伟大事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经验教训。对于工作查考、领导决策，总结经验、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资料。主要是海南地方性报刊、图书、地图、文件汇编等。共计有1．68万余册（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海南革命历史资料58册；明、清、民国的海南历史资料2943册（件）。其中有明朝正德十六年（公元1506年）唐胄编纂的《正德琼台志》；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12年）明谊 、张岳崧编修的《琼州府志》；民国时期的《海南岛志》、《海南岛之现状》、《海南岛新志》、《调查琼崖实业报告》、《琼崖实业调查报告书》和《琼崖建设研究书》以及《抗战纪实》等；解放后有本馆自编或与其他单位、个人合编的档案资料有《海南岛自然概况》、《海南岛自然资源》、《海南岛名胜古迹资料汇编》、《琼崖革命根据地财经税收史料选编》、《海南岛三十年大事记》、《海南行政区国家机构编制文件汇编》、《海南行政区人口资料汇编》、《中央、省（广东省）领导同志视察海南题诗、题词、照片汇集》、《海南岛热带作物文件资料汇编》、《西、南、中沙群岛概况》等；建省后，利用本馆馆藏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120万字的《海南省况大全》及一批有实用价值的资料。其中有《档案规章制度文件选编》、《档案利用实例汇编》、《组织史》等。

　　孔子(前551年10月9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即语录体散文集及《五经》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孔子墓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编辑本段孔子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编辑本段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成果。

　　四书

　　附：

　　“知”——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

　　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孔子像

　　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

　　编辑本段教育贡献

　　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编辑本段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三千人弟子，七十二贤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是可忍，孰不可忍？

　　编辑本段家世家谱

　　当年微子在商末到长治市潞城定居，形成微子镇 。(《潞安府志》载：“纣都朝歌，亦在畿内，微子曾是食采焉。（潞城有微子岭、微子村）”微子岭“在县北二十里，上有三仁庙，下有微子村，其食邑也。”) 周朝封微子镇人于宋， 孔子祖上就在这个南迁的队伍中 。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8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丌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去世。宋朝十七追封为郓国夫人，被儒家后世尊为圣母。如今孔庙中的寝殿，是供奉孔子夫人丌官氏的专祠。孔子夫人在史书上称为“丌官氏”。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 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孔子简介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 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 “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孔子逝世后，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家世、家谱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8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

　　孔父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从此他跟随妈妈过上了贫穷的生活。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22岁时，孔子的母亲去世，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家谱

　　- 孔子

　　- 子 孔鲤

　　- 孙 孔伋

　　- 曾孙 孔白

　　- 玄孙 孔求

　　- 六代孙 孔箕

　　- 七代孙 孔穿

　　- 八代孙 孔谦

　　- 九代孙 孔鲋、孔树、孔腾，汉高祖刘邦封孔腾为“奉祀君”

　　- 十代孙 孔忠

　　- 十一代孙 孔武

　　- 十二代孙 孔延年

　　- 十三代孙 孔霸，汉元帝封为“褒成侯”，赐食邑八百户。

　　- 十四代孙 孔福，被汉成帝绥和元年封为“殷绍嘉侯”

　　- 十五代孙 孔房，褒成侯

　　- 十六代孙 孔均，褒成侯

　　- 十七代孙 孔志，褒成侯

　　- 十八代孙 孔损，褒亭侯

　　- 十九代孙 孔曜，奉圣亭侯

　　- 二十代孙 孔完、孔赞，褒成侯

　　- 二十一代孙 孔羡，宗圣侯

　　- 二十二代孙 孔震，奉圣亭侯

　　- 二十三代孙 孔嶷，奉圣亭侯

　　- 二十四代孙 孔抚，奉圣亭侯

　　- 二十五代孙 孔懿，奉圣亭侯

　　- 二十六代孙 孔鲜，奉圣亭侯

　　- 二十七代孙 孔乘，崇圣大夫

　　- 二十八代孙 孔灵珍，崇圣侯

　　- 二十九代孙 孔文泰，崇圣侯

　　- 三十代孙 孔渠，崇圣侯

　　- 三十一代孙 孔长孙，恭圣侯

　　- 三十二代孙 孔嗣悊，绍圣侯

　　- 三十三代孙 孔德伦，褒圣侯

　　- 三十四代孙 孔崇基，褒圣侯

　　- 三十五代孙 孔璲之，褒圣侯、文宣王兼兖州长史

　　- 三十六代孙 孔萱，文宣公

　　- 三十七代孙 孔齐卿，文宣公

　　- 三十八代孙 孔惟晊，文宣公

　　- 三十九代孙 孔策，文宣公

　　- 四十代孙 孔振，文宣公

　　- 四十一代孙 孔昭俭，文宣公

　　- 四十二代孙 孔光嗣，泗水主簿

　　- 四十三代孙 孔仁玉，文宣公兼曲阜县令

　　- 四十四代孙 孔宜，文宣公兼曲阜主簿、赞善大夫

　　- 四十五代孙 孔延世，文宣公兼曲阜县令 历代衍圣公：

　　- 第46代衍圣公 孔圣佑，文宣公兼知县事、孔宗愿，宋仁宗改称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

　　- 第47代衍圣公 孔若虚、孔若愚、孔若蒙

　　- 第48代衍圣公 孔端立、孔端操、孔端友(南宗)

　　- 第49代衍圣公 孔琥、孔璠、孔玠(南宗)

　　- 第50代衍圣公 孔拂、孔摠、孔晋、孔拯

　　- 第51代衍圣公 孔元用、孔元孝、孔文远(南宗)、孔元措、孔元紘

　　- 第52代衍圣公 孔之厚、孔之全、孔万春、孔之周

　　- 第53代衍圣公 孔浣、孔治、孔贞、孔洙(南宗)

　　- 第54代衍圣公 孔思晦、孔思诚、孔思许(南宗)

　　- 第55代衍圣公 孔克坚、孔克忠（南宗）

　　- 第56代衍圣公 孔希学、孔希路（南宗）

　　- 第57代衍圣公 孔讷、孔议（南宗）

　　- 第58代衍圣公 孔公鉴、孔公诚(南宗)

　　- 第59代衍圣公 孔彦缙、孔彦绳(南宗)

　　- 第60代衍圣公 孔承庆、孔承美(南宗)

　　- 第61代衍圣公 孔宏绪、孔宏泰（字永实）、孔弘章(南宗)

　　- 第62代衍圣公 孔闻韶）、孔闻音(南宗)

　　- 第63代衍圣公 孔贞干、孔贞宁）、孔贞运(南宗)

　　- 第64代衍圣公 孔尚贤、孔尚乾（南宗）

　　- 第65代衍圣公 孔衍植、孔衍桢（南宗）

　　- 第66代衍圣公 孔兴燮、孔兴燫(南宗)

　　- 第67代衍圣公 孔毓圻、孔毓垣（南宗）

　　- 第68代衍圣公 孔传铎、孔传锦(南宗)

　　- 第69代衍圣公 孔继濩、孔继涛(南宗)

　　- 第70代衍圣公 孔广棨）、孔广杓(南宗)

　　- 第71代衍圣公 孔昭烜、孔昭焕(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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