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玉堂春》是颇出名的，其唱工做工扮工均可称绝，所以凡扮演青衣的角色，其人门戏之一，必须是先学其中一出的折子戏《女起解》。它是京剧的基本功。

这样，戏剧中的主体人物苏三(玉堂春)也就更见红了。

中国传统戏剧涉及到男女情事，通常有两种特殊图式：一是公子和**。所谓公子好逑。**怀春，通过贴身丫头拉线私订终身，风行的“落难公子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即是百说不厌的；另一就是公子和青楼妓女。大概仍是公子好色，妓女多情义，经历磨难，终于完成大团圆的理想模式。此中旖旎，似源于唐人《李娃传》传奇。我很怀疑《玉堂春》故事由此嬗变而来。但它似比公子和**那类图式要多些传奇味。就其主旋律的悲惨交响乐涵盖的苦中作乐、乐中有苦，这正也调谐农耕社会的士民心理机制和致思途径的，因而为人归依和认同，盛行了几百年。

据说《玉堂春》的苏三起解所以出名，走红大千世界，还有一个原因是实有其事的。唯真，才能尽善尽美，引起人们加倍的共鸣。

最早得悉与《玉堂春》有关的实证的，是十年浩劫后见到的一则报道，说是山西洪洞县修复了县衙里的虎头监狱。它是三晋大地罕有见存的一座明朝牢狱，有人还明确指出此中女监某处就是囚禁苏三的牢房。江山也要名人捧。据说当时新修复的洪洞监狱，门上还曾写有“苏三监狱”字样，地以人贵，它当然是真人真事了。因此游洪洞县，除了到城北二里地那棵大槐树下转转，寄托回归之乡情，其次就是看那因苏三得名的虎头牢狱了。

据说苏三案件还为洪洞留下不少古迹，像皮氏要砒霜的那家药铺；有人还在路旁公园内竖立一块标志：苏三于押解中曾在此休息过。总之，它要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苏三确有其人其事，也确实在洪洞县落难过。为此那个王三公子王金龙也被说成确有其人的。还说他本名叫王三善，原籍河南永城。由于父亲在南京当吏部尚书，就结识了苏三。他后来努力为苏三平反，以后双双回归永城。不久，苏三病死，葬在王氏祖茔边，据称三十年代还有人在那里见到她的墓碑，上书“亡姬苏氏之墓”。

当然，在山西，像晋中太原和洪洞一带，苏三故事是更为走俏的。“特别是太原，人们长期传说‘苏三为沈洪妻皮氏诬陷的档案’确有其事。并说苏三档案在辛亥革命前，由当过洪洞县知事的河北玉田县孙奂仑窃走。还有人说，苏三档案被孙奂仑卖给法国巴黎占董商人。”(王定南《从苏三故事谈起》，《文史研究》1988年1期)据说“有人考证王三公子和玉堂春确有其人。甚至有人在山西洪洞县看到过玉堂春的档案”(王延龄《历史大舞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所以胡士莹界定冯梦龙创作的《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所叙为明代实事”。(《话本小说概论》)

苏三故事也许真有其人的。据王延龄说，他听人讲及明代中叶就有古本广东潮剧《玉堂春》，演苏三全部，剧情有一段故事是说苏三在三堂会审后，等候在五里亭，因天寒兼体弱受刑有病，竟冻死在郊外。不久苏三父亲来寻女，惊悉苏三已死，于是痛哭一场。在哭词里介绍了身世。原来他叫周彦字玉柯，河北曲周人，赴山西做官前，将爱女留在家中，竟为继母卖给保定府的苏家妓院，按年龄排为第三，故叫苏三。“潮剧的老艺人却说这是真事，而且祖辈相传，材料来自洪洞县苏三的供词案卷。这供词还讲到王景隆(一般戏中称为王金龙)和苏三同乡，也是曲周县王家集村人，和苏三的故乡相距仅十余里，他到苏家妓院见了苏三就十分倾倒，两人相爱。”(《历史大舞台》)

看来，苏三故事乃是以明朝中期为大背景的，有其人也有其事。

但是，现今所见最早记述的《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宫公案传》(明万历三十四年万卷楼刊本，李春芬撰)，与现今流传的《玉堂春》苏三故事构架大体相同，唯出场之主角王金龙作王舜卿，沈洪作彭应科，且是浙江兰溪人，与山西洪洞无关，此案后由时任江浙运使的海瑞审判。

此处玉堂春亦姓周而不姓苏。也无“苏三”字样，最后还是海瑞成全他俩姻缘了的。“公令人伪为妓兄，领回籍，后与舜卿为侧室。”(卷一第二十九《妒奸成狱》)此处人地各异，看来是与今本苏三故事，风马牛而不相及，或循此建构再加工的。

所谓玉堂春姓苏，始见于冯梦龙《情史》，“河南王舜卿，父为显宦，致政归。生留都下，支领给赐，因与妓玉堂春姓苏者狎”，(卷二《玉堂春》)尔后才有王离去。“山西商闻名求见”“携归为妾”故事。而《警世通言》以此为据，作了惟妙惟肖的形象思维，以致不胫而走，使苏三故事成为家喻户晓。

因为源流自少说平话，尤其是其源始见于海瑞判审，当不可信。据王定南说，在文化太革命前，山西省委书记郑林对他说，华北局某领导曾请郑组织人员研究苏三故事。为此他作了大量搜集工作。

特别是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尚德赴洪洞查看苏三档案情节。尚德参加过太原辛亥革命，曾任副都督府秘书长。“辛亥革命前在太原就传说：洪洞县县衙门档案库有苏三档案。

尚年轻好奇，又与孙奂仑友好，为此专到洪洞县向孙奂仑询问，要看‘苏三档案’，孙和尚一起去问管档案的人，该人说：‘档案库没有苏三档案。’”

洪洞县衙有否见存苏三档案，当然不能判断有否其人，明末和清季的多次农民起义，洪洞县衙多次受毁，要能保存它，当时也不会有这强烈的意识，但《洪洞县志》均无此案记述，也没有传闻和发现“苏三档案”。因此王定南界定，“苏三的故事流传很广是小说家冯梦龙的功劳”，“写小说的人可以凭空虚构任意编造，但不能作为历史事实”(《从苏三故事说起》)。

王延龄也认为，所谓王金龙即王三善说，却在《明史》本传中“不见一个苏三字样，他也并未做八府巡按到山西去三堂会审过”，“看来这些考证都是文人的臆测，真正看戏的人欣赏的是表演艺术，受感动的是故事情节，为他们两位大翻家谱，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历史大舞台》)

看来还是这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苏三故事并非扑朔迷离，其真伪如何，也许这可以作为答案了。戏曲角色名称之谜

大家知道，我国戏曲表演的特点之一是演员按其扮演的人物类型，划分为生、旦、净、末、丑不同的角色行当；可是，若问角色行当何以用这几个字命名，大家又会觉得迷茫。

有些剧种随着表演艺术的丰富和发展，角色行当又区划为更加细密的分支，如生行分为老生、小生、武生；旦行分为花旦、青衣、老旦；净行通常要画脸谱，俗称“花脸”，又可分为铜锤花脸、架子花脸等。此外，如“贴”为“旦之外，贴一旦也”，也是旦行。

“外”者，“生之外又一生也”，通常也是老生。所以概而言之，还是生、旦、净、末、丑五种类型。

对这五种类型命名的含义，明代一些爱好戏曲的文人表现出很高的探求兴趣，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朱权，是一个戏剧家，他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写成的《太和正音谱》，部分地接触到行当的命名：“当场男子谓之‘未’。未，指事也”，“当场之妓猿之雌也……俗呼旦，非也”，“靓，傅粉墨者……粉自黛绿谓之‘靓妆’，故曰妆靓色，呼为净，非也”。虽然解释得很不明白，如末为什么是“指事”；但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封建社会的文人常将他的话引以为据。

明周祈从《乐记》的一条注“优雠杂戏，如猕猴之状”立论，认为不仅“旦”而且其他行当也都是动物名：“狴也，猩猩也”，“净，狰也，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狃也，犬性骄”，“谓俳优之人如四兽也”(《剧说》引《名义考》)，这是从歧视艺人的角度去臆想。

而《怀铅录》对“末”所作的解释曰：“四夷之乐有”，为北方国名，故“优人作外国装束者”曰省作末；这也与古剧中“末”行所扮人物之实际不相符合。

明代文学家胡应麟也参加了这场探讨，在《庄岳委谈》中提出了“反是而求其当”的观点，即主张从角色的反面含义去理解。比如，生行往往要唱不少曲子，必须熟习，“曲欲熟而命以生”；旦角扮演女性，女性属阴，“妇宜夜而命以旦”；按照传奇剧本的规范，末角总是第一个登场，简述全剧大意，“开场始事而命以末”；净角要画脸谱，“涂污不洁而命以净”至于“丑”，胡应麟没有说出它的反义来，另外一些持同样观点者则作了补充，或曰“丑为好，或云丑在十二生肖中为牛，牛最笨拙，故将最活泼伶俐的角色命为“丑”。

文学家祝允明(祝枝山)不同意这种见解，曰：“生净丑末等名，有谓反其事而称……皆谬也。”(《猬谈》)他认为这些称谓只是金元间韵市井语言，“即其土音，何义理之有？”其实，即使土音市语也还是有义理可求的，他自己既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又抹煞别人探求的意义，似乎有点蛮横。

对于戏曲深有造诣的徐渭，则持慎重和研究态度。其《南词叙求》曰：“生即男子之称，史有董生、鲁生”，“宋伎上场，皆以乐器之类置篮中，担之以出，号曰花担，今陕西犹然，后省文为旦”，“丑，以墨涂向，其形甚丑，今省文作丑”，“净，此字不可解。予意即古‘参军’二字，合而讹之耳”，“末，优中少者为之，故居其末……家奴多用末扮，亦古参军、苍鹘之意”。徐渭从生活习俗及唐代参军戏来追索角色行当命名的缘由，观点比较严肃朴实，多为后世研究者所赞同。

当然持异议者也是不断出现的。择其要者，如明沈德符根据《辽史·乐志》“大乐有七声，谓之七旦”之说，而曰：“所谓旦，乃司乐之总名”，“旦皆以娼女充之，无则以优之少者假扮，渐远而失其真”(《顾曲杂言》)。清黄绰《梨园源》云：“生者，主也，凡一剧由主而起，一轶之事在其主始终。”似乎“生”是发生、产生的意思。清焦循《剧说》引《都城纪胜》：宋代“杂扮或杂班又名钮元子……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端……今之丑角盖钮元子之省文”。王国维《古剧脚色考》则主张丑角由“五花爨弄”而来，“丑”是“爨”字的简写。

在戏曲史研究中，“角色考”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近年来研究成果不多，关于角色行当的许多方面仍然使人处于迷茫之中。

大约从宋元杂剧开始，热情的民间文学写手们赋予了包拯同志宝剑、金牌、钢铡等多种杀伤性武器，并且赋予了他可以先斩后奏的特权，而且他还可以出入阴阳两界断案，不用办护照。老百姓看完戏这个美呀，这个解恨呀，可回去该挨打还得挨打，该交罚款还得交罚款。 具体地说，大力提升包拯同志历史和精神品位的是元杂剧。如果说宋元话本中包公还只是一位精干的裁判官，那么在元杂剧中，包公就被塑造成了铁面无私，专跟高官豪强较劲的超级斗士。在元代，有关包公的戏大量出现，现存的一百几十种元杂剧中，光包公戏就有十多种。比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等。有的戏主角虽不是包公，可他的形象在戏中也很高大。 值得注意的，1967年在古墓中出土了明代成化年间刊出的九种说唱包公案故事，如《仁宗认母传》、《断国舅公案传》等，说明到了明代已有连台讲唱的大书，其中斩皇亲系列突出了包拯铁面无私的大无畏精神。 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刊出的《百家公案》也叫《包公演义》，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包公案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判断百家公案事迹”，为了凑足一百个案例，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事件来贯穿全书，因此，书中每一回都是个独立故事，其中秦香莲的故事首次在书中出现。这些故事题材取自前代法家公案集、文言笔记、元曲等书籍，然后全都附会在包公身上，达到提高了包拯同志崇高形象的目的。 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龙图公案》，以《百家公案》为基础，删去了其中的诗词评语，仍然是各自独立的故事。清嘉庆年间出版的《万花楼》，将史传英雄演义与公案故事相结合，以反权奸为主题，开创了包公案小说的新形式。但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石玉昆说唱的《三侠五义》。这本书是无名氏据石玉昆的说唱“听而录之”的，因为是以高大全的包大人为偶像人物，所以又叫《龙图公案》或《包公案》。在这本书中的包拯已演变成了成熟政治家，既要扶正祛邪，平反冤狱；又要反对朝野豪强搅乱朝纲；还要将离经叛道的侠客们纳入封建秩序轨道，为朝廷去效力，简直把公检法纪检监察，甚至牧师的活全包了。因此破案只是小说的框架和引子，重点已转向侠客们无时不在的惩恶行动，而侠客们既到处张扬自己的个性，又强调遵守朝廷的法纪，成了供大家瞻仰的高大全。 到了清末民初，不光武侠小说很兴盛，戏曲中也有十几种剧目移植于《三侠五义》，如《五鼠闹东京》、《断后》等等都是。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清代嘉庆年间还出现了大家熟悉的《铡美案》，经过民间文学的加工，包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故事越来越离谱儿，连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阴间无所不能的阎罗都惧他三分。 说起来包拯在开封府尹的任上不过三年，他真的有过打龙袍、铡驸马，斩包勉的反潮流事迹吗？这其实是老百姓和民间戏剧家“添油加醋”的结果。 先说斩包勉。我们前面说过，包拯根本不是由大嫂带大的，也根本没有管大嫂叫嫂娘这档子事儿。包拯小时候父母硬朗着那，再说正史里也根本没有包拯斩亲侄子的记载。所以说，斩包勉连同上面说过的包拯被当做弃婴扔掉的故事，纯属民间文人挑动别人家庭矛盾，制造不和谐因素所为。 至于铡驸马，我们在前一讲也说过，宋代的公主中没有一个下嫁当朝驸马的，陈世美是晚好几百年的清初人，所以，包拯就是把铡刀抡的虎虎生风，也铡不下老陈的脑袋。据史料记载，唐宋两朝“驸马都尉从五品，皆尚主者为之”。看来，古代的“驸马”也没有多大实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一种“宫廷摆设”罢了。犯不上让老包同志打开杀戒。 另外，京剧《铡美案》中还有一个力挺包拯的老相爷王延龄，按照包拯在北宋活动年代，丞相中并无王延龄其人。只有一个叫王旦的人，可能是王延龄的原形。王旦在真宗朝为相时间最长，老成持重，待人接物也较平和，但王旦和包拯并无师生之谊。包拯为开封府尹是宋仁宗时的事，那时王旦已经去世，多年，可见包公上演的“铡美案”完全是一出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 只有京剧《狸猫换太子》、《打龙袍》好像还能在正史中找到点痕迹。它说的是：宋仁宗皇帝的生母李宸妃生完小皇子后，被刘皇后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了。皇上因此怪罪下来，在好心宫女和太监的帮助下李宸妃逃出皇宫，后来流落到了陈州。仁宗继位后，包拯到陈州放粮救济灾民，李宸妃在义子的帮助下拦轿告状。明朝秋毫的包拯，立刻就审清了案由，并从陈州捎回了李宸妃，终于使仁宗母子相认，实现了皇家大团圆。仁宗想到老娘在民间流落多年，受了很大的罪，虽然不能让包拯对自己血丝呼喇地论铡刀，怎么也得象征性地打自己几下，树立树立自己的孝子形象呀！包拯多聪明，龙头和龙体当然不能打，那就打打龙袍吧，这就是京剧《打龙袍》的来历。 宫女们心说，其实每天晒衣服时，甭管龙袍、凤袍都得打一打，因为这样省得招尘土，生虫子。不过这可是个力气活，就她们那小嫩胳膊、小细腿的怎么打，也打不干净。这回包大人既然要承包打龙袍的活儿，当当小时工，咱也不能拦着呀。要不是赶上事儿，谁敢用包相爷这样的小时工呀！那得多高的薪酬呀！这回包相爷自愿打龙袍，省的大家受累，宫女们能不高兴吗？ 我这虽然是开玩笑，可上面说的那些，也全是民间小说家、戏剧家在逗你玩儿。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据宋史记载，真宗皇后刘氏确是一位很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可刘后垂帘听政，历史上却非议很多，可事实上她临朝实行的善政很多。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调整政府机构和消减公务员，大大减少了行政支出，并且在兴办学校和科举考试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改革。史称：“初，仁宗即位尚少，(章献)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这恐怕跟刘氏出身贫苦，了解民间疾苦有关。 《涑水记闻》中说“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龚美携之入京。”这句话准确介绍了刘后的出身籍贯，等于是为她填写了一张履历表。 具体地说，刘后原籍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名字叫刘娥。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刘娥却有一个绝技，就是打拨浪鼓。她打小就没了爹，由外祖父做主嫁给了穷银匠龚美。拨浪鼓原本是小贩用来招引顾客的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哄孩子。可这玩意儿到了人家刘娥手里，却打得非常有节奏感，也很动听，实现了经济、政治效益的最大化逗乐了皇帝当皇后。 话说，龚美因为在成都日子过得不如意，于是就想到东京汴梁来做“京漂”。一开始龚美还以为带着刘娥是个累赘，没想到一路上人家打拨浪鼓的绝技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打拨浪鼓卖唱的名声不大好听，可刘娥发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精神，有力地回击了来自社会的流言蜚语，胜利地挺进了京城。 到了京城，龚美的生活过得依然很艰苦，只好让刘娥继续在街上卖艺打拨浪鼓。没想到，刘娥在京城文艺圈儿一炮打响，原来围观者见她长得面若桃花，歌喉婉转，拨浪鼓又打得非常动听，所以都很捧场，一时积攒了不少粉丝。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娥在京城杂耍界的人气越来越旺，连宫里的襄王赵恒都听说了此人此事。一天他带着几个随从，特意来观赏刘娥的演出。刘娥一见当朝王子光临，便使出浑身解数展示绝技，她还不时地挑眉飞眼，暗中传情。当时只有14岁的赵恒，抵抗精神污染的能力很差，一见这民间野狐缠，魂儿立刻就被人家勾走了。回宫后赵恒立刻派人跟龚美谈判，很快谈妥了刘美女的转让价格，将她引进宫里来。 宋太宗听说儿子赵恒小小年纪便沉溺女色，而且还弄了个二婚头，感到非常愤怒，立刻下令把刘娥遣送四川原籍劳动教养。赵恒没法，只好当面答应把刘娥送回老家，暗地里却将她安排到了幕僚张蓍的家中。张蓍立即让老婆以娘娘的规格伺候好刘娥，自己却大张旗鼓地搬到了襄王府值班。张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嫌，他明白刘娥躲到自己家，完全是在搞政治储蓄。自己要是经受不了引诱，动用了这个人体资源，就离倒霉不远了。因为，一待时机成熟了，自己就得连本带利还给赵官家，千万不能私立美人“小金库”。 后来赵恒果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宋真宗。他的第一个老婆就是前边咱们说过的潘美的第八个女儿，还没等赵恒当上皇帝就死了；第二个老婆郭氏虽然熬地当上了皇后，可不久也死了；就这样刘娥这个潜力股，终于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涨停板。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折，虽然天遂人愿，可刘娥也到了生育困难的中年，所以她做梦都想有个皇子，以便确保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并最终成为皇后。后来她发现侍候自己的宫人李顺容有了身孕，于是就打起了李代桃僵的主意，所以李顺容生子之后，刘娥马上就派人把他抱了过去，收为己子。李顺容见儿子还没睁开眼就被人抱走了，虽然心如刀绞，但她却不敢流露丝毫的不满，否则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给儿子带来灾难。但也有人说，这是李顺容在进行的特殊人力投资，因为她明白把儿子送给刘后代养，就等于搭上了时速500公里的命运“高铁”很快就能当上皇帝。 后来宋真宗死了，仁宗赵祯即位了，那时他只有13岁。由于宋真宗临死前曾有：“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的遗诏，所以刘娥得以垂帘听政多年。仁宗即位，李顺容也在这一年病死了，不过刘皇后并没有迫害李宸妃，更没干“狸猫换太子”的怪事，因为没这个必要，抱来儿子代养，完全是真宗默许的。 不过，已垂帘执政多年的刘太后，确实想按一般宫人规格，对李妃来个丧事从简。这时，宰相吕夷简找到太监罗崇勋说，你要倒霉了你信吗，你要倒霉了你信吗？不知道当今皇上是李宸妃的亲生儿子吗？如果你们对她丧事从简，等他儿子亲政后肯定收拾你们。罗崇勋忙问，那怎么办？老吕说，得用皇后的服饰给她下葬呀，千万别在这事儿上省钱，老话不是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吗！你们不按我说的办，有你跳冰窟窿的那天。罗崇勋一听很害怕，马上转告了刘太后，吕夷简还是不放心，又直接找到了刘后说：“您对李宸妃绝对不能搞丧事从简，难道您日后不想保全刘氏宗族吗？”刘后一听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马下旨厚葬李宸妃。 明道二年，刘太后死了，宋仁宗亲自执政。他的叔叔，曾经的“八千岁”赵元俨，别有用心地告诉了赵祯一个20年前的出生秘密：你的生母是李宸妃，她被迫害致死并草草埋葬。宋仁宗一听，非常气愤，立即下令开棺检查。可开棺后，却发现母亲被殓以水银，穿的也是皇后冠服，于是就感叹道：“人言岂可信哉！”。事情既然如此，他也就没有实施报复，并厚待了刘太后族人。 说起来，宋代垂帘听政的并不止这位刘皇后。其实，两宋曾有九位后妃因形势需要主持过大政。比如英宗朝的仁宗曹皇后；徽宗朝的神宗向皇后；恭宗朝理宗谢皇后；端宗朝的度宗杨淑妃等等。其中苦大仇深的刘娥刘皇后听政最长，有11年之久，最短的吴皇后则只有4天。 后妃参与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只有宋代没有造成后妃篡位，外戚篡权的大动乱。相反，宋代后妃们主政，往往有效发挥了稳定政局、延续政权统治的作用，而且她们还具有居功不傲，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说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开国之初就确立的“皇帝士与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基本国策框架内，朝臣对后妃与政的“进”与“退”掌握着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当需要稳定政局、辅佐幼帝时，士大夫就会积极支持后妃参政；一旦幼主长大，具有了执政能力，朝臣又会坚决要求后妃归还权利。这样的制度制约机制，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高，实在是高！ 刚才咱们说到，赵宋皇室之所以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宫廷仇杀，既有朝臣吕夷简、范仲淹善意调解的结果，又跟刘后受制度约束，不敢肆意妄为有关。这一宫廷事件的解决跟包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时他还在家乡做七品芝麻官那，就是想制约后妃专权，管皇上家闲事儿，也靠不了前儿。 话说回包拯。他在开封府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他积极办案，别人也全力配合，也办不完诸如打龙袍、杀赵王、铡驸马，斩包勉等通天大案。查《宋史。包拯传》只有一起审理割牛舌的案例，还是包拯任安徽天长县知县时干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案例，《宋史》还记在了俩人名下，就是发劳务费也得对半分，包拯想独吞都不可能。 皇上家的闲事关不了，破案的事儿不内行，但包拯在打击权贵，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盘剥农民多收钱粮。人们都知道任中师廉洁，王逵是个贪官，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于是朝廷就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敢去，包拯为了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回到东京向皇帝报告；对农民任意搜刮，引起民怨沸腾的正是那个王逵。在包拯的要求下王逵被撤职，并将多收的钱粮还给了农民。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及后来的戏剧《陈州放粮》都是根据这件事儿，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元杂剧其实很有现实性，它和描写现实的元曲，如张养浩的《山坡羊》一样，巧妙地用历史题材，表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现实。这时因为，元代不同于别的皇朝，它的全部统治就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蒙古酋长以军人为地方官，根本不懂得啥叫吏治，因此要说元代吏治腐败，倒是抬举人家了。因为酋长们根本不懂什么行政管理什么吏治，也根本没有读过MBA或EMBA工商管理，有的连汉语都不懂，只得把刑事案子交给汉族小吏，让他们直奔主题。自己的工作就是准备好钱袋子装钱。在铁木尔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出了一万八千四百多贪官污吏，四万五千八百多锭赃钞，五千一百多个冤狱，有势力的赃官还不包括在内。元杂剧对他们罪恶的暴露，很多是通过包公戏来曲折反映的，包公传奇的出现并不断被神化，新故事不断地被演绎出来，说明宋以后的吏治，真的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也说明舆情力量的强大改变不了现实，我就在戏剧中表达自己的好恶与爱憎。 包公戏之所以越演越热闹还因为包拯不像其他清官，如范仲淹、苏轼那样多灾多难。他总是稳坐高位，危难之时总能逢凶化吉，很适合中国人好人有好报的心理。老百姓想得也对呀，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们怎么拿您当保护神呢？在是非不分的封建社会里，作为民间正直之神的包公，会给人们带来希望，有助于人们在苦难的生活中坚持下去。包公成了他们受欺负时无奈的心里安慰，有时再吼两嗓子有关的戏文就更痛快了。其实包拯活着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说起来，老百姓对“清官包公”的塑造，对于整个封建官僚体系来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贪腐者的贪婪和卑鄙，按说为官者应该极力打压才对。可相反官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为他修庙、修故居、修家谱，从官方的角度为包公重塑金身。想想，这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统治的需要，其形成过程与基督教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起初被官方所打压，后来又极力被推崇。 其实在正史里，包公也并不都是正面形象。据史书记载：奸臣张尧佐因侄女张贵妃被仁宗所宠爱，所以张贵妃就向仁宗大力推荐自己的堂伯父张尧佐做宣徽使，包拯起初跟张择行、唐介等人“共论之，语甚切”， 《曲洧旧闻》里甚至说，仁宗的人事提议刚一出口，立即遭到包拯的反对。当时老包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唾沫星儿都溅到了仁宗脸上！ 回到后宫，贵妃马上前来慰问谢罪。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脸，一面抱怨：“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可后来看到皇上固执地力挺张尧佐，包拯又釜底抽薪，来了个360度大转弯，跟老张达成了政治妥协，害的唐介被撤职流放，自己却连连高升。这倒很像小说《万花楼》中，包拯审判的那个徇情枉法的案例。小说中包拯有一个不能善始善终的同窗好友，行为方式倒是跟当时的包拯很相像。所以封建政治生态中的包公，不可能事事干的磊落，也不可能是个高大全，因为人们谁都明白戏里的包公，在现实中其实是没法活下去。如果事事铁面无私，专跟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作对，上上下下得罪个够，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谁呢？可能包拯也理解，仁宗再廉洁自律，给老岳父的堂哥安排个官做，也算是人之常情。皇家的官不给皇上的亲戚做，给谁做呀？肥水不流外人田吗？老百姓都懂，老包能不懂？

苏三，即玉堂春，姓周名玉洁，河北省广平府曲周县人．父亲周彦亨 ，是广平府里很有名气的一家中药铺掌柜的儿子．自幼生性温雅，聪慧过人，颇有几分天资。明孝宗朱祐樘时，兴了科制。周彦亨第一次去应乡试，被录位举人。它的文章深的一姓谭主考官的青睐，收他为门生，精心培养。经过在上峰合同聊中的通融，保举周彦亨进竟会试，得了个贡生，又参加了殿试，得了第十七名进试，周彦亨得了功名，回乡祭祖，参谢恩师。姓谭得便差人说合，把爱女谭淑贞许给周彦亨为妻，才貌出众，才学也好，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这两人的结合侍郎才女貌，自有一番风韵。不久，皇上圣旨降下，周彦亨被封为大同府伊。接旨后，全家高兴，拜别亲友，打点行囊，随携带夫人谭淑贞走马上任。那时的大同府还很荒凉，人烟稀少。

周彦亨祖辈都系商家出身，为人礼仪周到，处事警慎。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清正廉明，不染浊尘，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第二年腊月，谭氏夫人得一千金，少年夫妇甚是喜欢。恰巧降了一场瑞雪，外边玉树银花，四野皆白，小两口便给女儿去了个名字，叫周玉洁。

玉洁儿生的十分俊俏，周彦亨夫妇爱如掌上明珠，教他学说话儿，教他学挪步儿。特别是谭夫人，她除了关心丈夫，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女儿身上了。五岁教她认字儿，六岁教她弹琴儿。这玉洁儿可也真乖，她得了母亲的俊俏，父亲的才华。学什么都学得快，记什么都记得好。周家夫妇更是高兴，女儿出脱得白白净净，水灵灵，活像一朵花儿，谁见了都要夸奖几句。

玉洁长到七岁上，周彦亨夫妇得了贵子，取名金童。正在全家欢喜，宾客庆贺时，天遭不幸，谭氏夫人产后中风。这就慌了合府上下，四处求医，百般一聊，病情却日益加重，五日头上便去世了。周彦亨很是悲伤，玉洁儿哭得死去活来。本来是一个美满如意的家庭，自从少了个谭夫人，一下子就显得冷落了，值得托人说合，续大同城里一个染房掌柜的小寡妇原氏为弦。

原氏进了周家的门，觉得自己攀上了高枝，心里很是识尽。她抚养金童，招呼玉洁，管理家务，谨慎勤快。在周彦亨面前更是百依百顺。一时冷清了的家又有点热气了。

过了没多久，朝政里有了变故。这年秋天，明孝宗朱祐樘架崩，明武宗朱厚燳继位。这个武宗皇帝宠幸太监宦臣，武宗皇帝听信谗言，将一批忠臣革职不用。周彦亨闻知，闷闷不乐，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个月天气，就气断身亡了。

父亲一死，可就苦了个玉洁。后继的妈妈原氏,这时一反常态,变得刁钻刻薄。同他娘家的弟弟原溪才一起，生了个坏主意，为了某得周家的全部财产，要把玉洁许给原溪才家的那个傻小子。他们的话被玉洁听去了，她那里肯依，他冲了进去，一把抢过了庚帖，把它撕了个粉碎。这下更惹恼了后母原氏和舅舅原溪才，姐弟两又在商量着一条毒计。就在他们商定要把玉洁抢过去的那天晚上，玉洁独自一人逃出门，到埋葬爸爸妈妈的地方，大哭了一场。自此，大同府伊的女儿，娇滴滴的玉洁，便在荒凉的塞外，过起了流浪的生活。

玉洁自小就聪明伶俐。她得到了母亲的真传，弹得一手好琵琶，技艺纯熟，指法灵活，弹起来十分动听。逃跑时，她思念爸爸妈妈，撩不下弟弟金童。她什么都没带，只带了妈妈留给他的一张琵琶，流浪中她怀抱琵琶，弹着曲儿，串这村庄，

乞讨为生。这段唱词是她乞讨时唱的：

“手弹琵琶把曲儿唱，

过路的父老听端详，

祖家本是平阳府，

曲周县里生了我爹娘。

爹中进士为了官，

大同府里把名扬。

姓周双名叫彦亨，

官名人称中书朗，

父母双亲人品好，

生我姐弟人一双，

哪知道，

天不做美大祸降，

产后我的母亲遭了殃，

可怜亲娘丧了命，

后娘生就得黑心肝。

她本是那原家女，

能与妲姬比*荡。

败坏我门风且不论，

毒手要把我来伤，

同娘家兄弟定恶计，

卖我到原们做童养．

一次不从我撕庚帖，

二次不从我逃出房．

父母坟头哭一场，

流干了眼泪痛断了肠，

正午我跟着太阳走，

夜晚我行路踏月光．

饥了我肯块干树皮，

渴了我爬到泉水旁．

过路的父老听一听，

看我栖慌不栖慌？

善良的父老行行好．

能与我传讯到家乡，

告知我那亲人得知笑，

快来救我女婵娟，

我若再长四五岁，

定然跃马奔疆场，

敢效木兰花氏女，

报仇雪恨除恶狼，

虎口里救出我亲兄弟，

也不枉人世走一场。”

这段唱词唱出了玉洁身世遭遇。一日，他在一家客店里弹唱，碰了个拉骆驼的商客，说是往广平府运货的，答应带他到广平府去找亲人。玉洁很是高兴，连忙叩谢，拜拉骆驼的为“干爹”。可怜的玉洁，觉得自己碰到了个“好心肠”的干爹，原来是个人贩子，赶骆驼运货，是打掩护的。干爹把玉洁带到北京，皇上老儿住的地方，引进了一个大杂院，交给了一个老头儿，说是办完货就来领他。就这样，玉洁被卖给了一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又不同于其他戏班子，他是宦官刘瑾办的，戏班是他的名义，实际是从各地买来美貌女子，放在这里调教，转为朝廷宫里选送吹拉弹唱得宫女的。当初玉洁怎么知道，她的琵琶弹的动人，她的舞姿跳的媚人，调教她的师傅和老人都对他另眼看待。日子一长，玉洁同两个早来的姐姐贻青，贻红非常要好。贻青，贻红慢慢将这里的肮脏事儿，一件件，一桩桩讲给他听。她才知道，干爹得了一笔钱，就把她卖了。后来她亲眼看到，来了个什么大官老爷，叫她去弹琵琶，贻青，贻红姐姐唱曲儿，跳舞儿，唱到半夜里，她回来了，两个姐姐留下了，说是老爷陪夜。原来，这是个表面富丽堂皇，内里十分肮脏的地方。一次,贻青，贻红的遭遇竟然降到她的头上,要她给一个大官陪夜。她再也呆不下去了，狠了狠心，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玉洁又逃出来。

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儿家能跑到哪里去呢？她又被一个家人收留。这个人家就是大学士，左相国刘健。这刘健是朝里有名的忠良。他见皇上听信谗言，重用奸臣，朝政日渐腐败，他抱本上奏，那知小皇上不准他的奏本，反而将他革职不用。刘健革职后，为了提防奸细加害，搬出了原来的府衙。在一个偏僻地方隐居下来。撰写明朝的年鉴。这个凌晨，刘健老爷在野外练拳，在一小溪边，碰见了一个被冻僵的女子，便救回了家。这个女子便是周玉洁，大同府伊周彦亨的女儿。于是就将她收留下来，好生照管，待将身体养好了，打听到他老家的情况，再送她会广平府去。

刘健见玉洁这等聪慧，又弹得一手好琴，很是喜欢，他要玉洁练琴，并把自己写好的词，谱成曲儿，要玉姐练弹。玉洁的琴艺长进了，刘老爷的郁闷心情也得到了抒发。

谁知刘健也是家门不幸。朝政腐败，仕途艰难，也够他受气了，偏偏又遇到了一个不肖的儿子叫刘之廉。他见父亲勤瑾供职，落下了这般下场，觉得读书做官也没什么意思。趁父亲被贬生气，管教不严之机，不思读书上进，同外边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搭上了火。先是在一起赌钱，后来竟逛院不归，一日回到家里见了玉洁，只是父亲救来的“怡春堂”的姐儿，便在玉洁身上打主意，他夜深人静是在玉洁房外叫门。父亲得知后，严加训斥，谁知他已浪荡成性，管教不下，反而恶言顶撞。气的刘健老汉，病倒在床。

玉洁为了报答刘老爷的救命之恩，守在床头伺俸他。等老爷的病刚好转一点，他就给老爷弹琴，弹他最爱听的曲儿。这时，刘健的同僚，南京的王琼，差遣三儿子王舜卿前来探病。他就是后来的王三公子。他同玉洁在这里见过面，特别是听过玉洁弹琴，这琴声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王三公子到“怡春院”是寻琴声去的。此时后话。

刘健老爷的病没好，“霜降”过后，日渐加重，不几天久去世了。儿子刘之廉见父亲死了，忙回到家里，不仅不料理家事，灵前尽孝，硬是逼着老夫人陪着老爷的灵柩回老家去。玉洁见他这样不孝，很是气愤，随着老夫人陪着灵柩回老家去。不久，老夫人也下世了。

把母亲和家里人打发到乡下以后，这个刘之廉就将他家的庭院卖给苏淮开了妓院，他就是后来的“怡春院”。他假装为母亲奔丧回到家里，说朝廷里除了奸臣，皇上为父亲昭雪，他要带着家里的女子到京城庆贺，可怜的玉洁儿，竟然被这个刘之廉骗到京城。卖给了苏淮，作了女儿。因为事先有翠香，翠洪两姐妹，玉洁便被取名为“三儿”苏三这名，就是这样来的。

命运偏偏要这样捉弄一个纤弱的女子！苏淮，“一枰金”夫妇，把苏三看成是一颗“摇钱树”，巴不得他快快长大。苏三长到十六岁，鸨儿“一枰金”就逼他“挽头”成亲，成亲的这个人就是南京的公子王舜卿。

王琼被革职后，带着家眷到了南京，这年春科，他着三公子赴京赶考，要他考完后，催讨旧日的一些账目，办完事速回南京。

一日，王三公子来到“怡春院”外，听见了一阵悠扬动听的琵琶声，一会如怒涛汹涌，一会如泣如诉。这琴声是那样的动心，那样的耳熟，似曾在那里听过。一时想不起来。王三公子寻这琴声，信不走进院来，弹琴的正是苏三。王三公子一见苏三，便认出了他就是在刘健老伯家见过的玉洁。苏三也认出他就是南京王家的三公子。两人在这里相遇，谁也没想到。特别是王三公子，他对玉洁如何能到这“怡春院”里，甚是不解。他要问个究竟，但因碍着鸨儿只是一般的见过了礼。鸨儿见这王三公子不是一般人家的子弟，必定有不少银两。便热情伺俸，好言相劝，留他在院里住下，要苏三陪着他。

鸨儿走后，王三公子打问苏三，苏三声泪俱下，向王三公子述说了遭遇。王三公子痛骂刘之廉不孝不义，他劝说苏三好生保重，商量各计谋，救他出院。苏三很是感激。这个时候的鸨儿，反而真起了“月下老人”的作用。他要留公子住到院下，他要苏三同王公子“成亲”，都正合了他二人的心意，成亲后，王三公子语素三相亲相爱，日夜相伴，定了百年之好。这样过了数月，王三公子的银两全部花完了，鸨儿见他没了银两，便将他赶出院来。公子流落街头，苏三闻知，假借到庙里降香，赠给了衣物和银两。王三公子二次携带包裹入院，鸨儿见了又是一番殷勤。当天晚上，将自己积攒得体己，全部赠与公子作盘缠。劝他回到家里发愤读书，图求上进。一旦功成名就，好搭救他出院。王三公子那里等得，他劝苏三放心，等他回到南京禀知父母，就携带重金，赎他出院。五更之前，苏三将公子送出院来。鸨儿早晨不见了王三公子，问苏三，他佯装不知。鸨儿慌忙打开公子得包裹，里面却是几件破衣裳和砖头瓦块。气的他拍屁股顿足，心里没好气，对苏三就是一顿暴打。

王三公子回到南京，知道跟随他的家人早已禀知了父母，便将科场逢权奸，未能考中，催讨账目也不顺当得事，向父亲叙述了一遍。父亲问他：“既然如此，就该早日返回，如何待到今日。”王公子就将“怡春院”同苏三相遇，他原是刘健老爷的亲戚，被刘之廉卖到院下。他为了打救苏三出院，二人定了百年之好，请求父母成全他们。这王琼老儿，本是循规蹈矩，崇古复理的人。听了儿子说的，以为他是编造的谎言。心想我王琼官场不顺，家门不幸，出了这等逆子，岂能容得。当下就不由分，命家人将儿子拿下，饱饱地打了一顿，言说一定要将儿子处死，以正家风。王三公子苦苦哀求，要父亲看在刘健老伯面上，打救苏三出院，就是将儿处死也心甘情愿。王琼那里听的进去，他越是哀求，父亲越是以为他被那妓女缠走了魂儿，越发打得凶了。老夫人意见可慌了神，她劝说老爷，被她训斥了一顿．她见凭自己很难说转老爷．忙差人请来亲朋好友，王琼老爷这才答应死罪绕过，活罪难免。遂将逆子关进后院书房，要他苦读诗书，来年再考，若来年开春赶考，金榜题名，就饶过，如若荒废学业，春课还是不能靠中，还得要他的命。

搭救苏三不能如愿，思念苏三不得相见。这时王三公子想起了临别食宿三的赠言，觉得他的话说的对，若要让父母同意搭救苏三，只能是一种空想。只有自己发愤读书，才能搭救他出院，夫妻才能团圆。为了苏三，他横下一条心，咬紧牙关，日夜苦读。苏三受了鸨儿的毒打，便卧床不起，闭门不出。鸨儿相劝，他推说有病；鸨儿打骂，他不吭声。成天不思茶饭，懒于梳妆，哭哭啼啼，眼泪汪汪。不几日，一个如花似玉，水灵灵的人儿，变得形容憔悴，不像样儿了。在鸨儿眼里，这苏三只是一棵摇钱树，摇不了一个钱，反倒惹人生气，到不如将他卖了。说来也巧，正好这是院下住着个山西洪洞县的客人，此人正是马贩子申鸿。

天下的鸨儿看男人，一不看年级，二不看俊丑，眼睛只盯着背上的行囊，腰里的钱包。他从申鸿的口里知道，家里的老婆不随心，就劝他纳一偏房，将苏三以三千两银子卖给了申鸿。为了瞒过苏三，鸨儿还将苏三同王三公子得交情告诉了申鸿，替申鸿编造了欺骗苏三的词儿。

说王三公子是申鸿得救命恩人，申鸿知道苏三同王三公子有情后，愿出重金救苏三出院，自己戴着去南京寻访王三公子，以报救命之恩。两人还商定，在北京城南十里荒郊，交人交钱。此后的事情，在前面各节里都有交待了。那就是申鸿把苏三带回家来，苏三被诬告铸成冤案。

再说王三公子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之下，关门苦读。次年春科，中了进士，封为巡按。他从鸨儿那里得知苏三被卖到山西洪洞，寻访苏三心切，还没顾得回家祭祖，便走马上任，先到山西巡按。一日阅卷，发现一“苏氏毒杀本夫”案，卷里说的情形象是苏三，他便乔扮成商人私访洪洞，得知犯妇正是他日夜思念的苏三。火速返回后，传谕起解太原，经过“三堂会审”，才案情大白。

苏三冤案昭雪后，王三公子和苏三到底怎样了？有一种说法是，王三公子认下苏三后，被朝廷革职，二人隐姓埋名，远走高飞，定居他乡。几年后，朝里换了皇上，王三公子二次得重，又作了个不大不小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