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世代相传实际就是书香门第的延续。剖析湖州的人才现象，人们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名人出自世世翰墨、代代书香的家族。绵延千余载而不绝，代有名人的世家则首推沈姓。

湖州城的东南方向，菱湖西北两公里处，有一处地势略显高爽的村落，村名竹墩。竹墩人相传：古时，这里有6个凸起于沼泽之上的土墩，“竹”字有6划，竹依靠笋而生生不息，方音中“笋”又与“沈”同音，所以当他们的祖先从武康迁居过来时，便称此地为“竹墩”，希望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如今的竹墩，和江南富庶地区的其它古村落一样，水泥新房包围着青砖老屋，清溪环碧，溪上的状元、养富、寺前等古桥，还有卧地的石柱、石碑依稀珍藏着这个小镇般的大村落的往昔气度。曾经气势宏大的沈氏宗祠，如今已被桑林覆盖。寻根访祖的天下沈氏后人，只能依稀寻觅过往的显赫。

好在竹墩出来的名人已是多过竹墩的竹子。出门闯天下的沈家人每逢年节总不忘按竹墩的习俗在门前高挂“竹墩沈”的红灯笼，恭恭敬敬地翻一翻那厚厚的一迭《竹墩沈氏家谱》。

《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武康”、“天下沈氏出竹墩”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户因何在？

沈麟士修谱的那个时代正是讲究门阀等第的南朝，士族与庶族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之间，也有品第之分，王、谢世家端居榜首。武康沈氏家族虽然源出于东汉济阳太守沈戎，其后也世代为官，不过多为武将，在魏晋尚文鄙武的风气下，总有点抬不起头来。沈驎士则是沈氏家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士。

兴文重教，实为沈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沈麟士虽为布衣，但织帘抄书，以学问和教学为乐的风范，却永为沈氏后人所景仰效仿。

从沈戎迁居武康到初唐的六百年间，“武康沈”人才鼎盛。见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另有皇后三人皇妃五人。

中晚唐时期，湖州东乡的陂塘搂港体系逐渐完善，东苕溪以东的湿地成为移民垦殖的沃土。“武康沈”的主脉便从余英溪畔迁徙至东林山下，在竹墩及其周遭的村落开启沈氏宗脉新的篇章。

继南朝齐梁间“武康沈”文化人才管涌喷发以后，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竹墩沈”也迎来了她的鼎盛时期。开启这一时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课艺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进士，同人翰林。沈涵曾任福建学政，督学兴学于外省。沈三曾丁忧归里后，便潜心教授子侄读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沈三曾的儿子沈树本高中榜眼，授编修，不久便以奉亲养老辞官回到湖州，主持安定书院几十年。沈三曾的孙儿沈荣仁、沈荣光、沈咸熙也连捷进士，成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虽然功名不著，但学术成就斐然。前者有《唐书合钞》、后者有《水经注集释订讹》等著作传世。

武康镇旁有前溪，竹墩村边有清溪。两溪与东苕溪相连，“武康沈”与“竹墩沈”文脉相通。康熙四十八年，德清人徐倬主持双溪唱和，两地参与的沈姓文人多达三十余人，可谓隽秀云集，冠盖一方。

1911年11月5日，湖州教育会会长、竹墩人沈谱琴和湖州鲍山人、湖州府中学堂督学钱恂率领中学堂的学生军发动起义，驱走了清朝官员，宣布湖州光复。1916年，北京大学教授湖州鲍山人钱玄同(钱恂之弟)和竹墩人沈尹默(沈谱琴族侄)担任《新青年》主编，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在中国近代的风起云涌中，“竹墩之沈”续写风流，“鲍山之钱”新开篇章。

钱姓，也是湖州的著姓之一。据谈钥的《嘉泰吴兴志》记载，西汉谏议大夫钱林徙居乌程梓山(大致在今雉城镇西北一带)。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钱姓已成为与沈、姚、丘、钮并列的江表望族，“晋宋及陈世，有王、侯、牧、守甚众，衣冠之盛如此，而陈昭皇后亦为钱氏，宜为长兴著姓。”

隋唐以后，长兴钱氏逐渐散居湖州境内，迭有名人涌现，如唐朝诗人钱起、高僧道宣、郇国公钱九陇等。

如今天下钱氏多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Liú）为宗，临安县城内尚有气势宏大的钱王庙，庙内陈列着各地的《钱氏宗谱》。而钱镠一支恰以钱林为四十三代祖。如此说来，天下钱姓的本宗应当在长兴。鲍山钱氏也应当是长兴钱氏的一脉。

鲍山钱氏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名叫钱振常。钱振常官做到了礼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了绍兴、扬州、苏州等地的书院山长，还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乘龙快婿，其学问博洽，显然是被公认了的。偏偏大儿子钱恂的功名只有秀才，举人是屡考不中，实在是家门的一桩憾事。于是对老来才得的小儿子钱玄同(本名师黄)，便顾不上疼爱了，亲自督导。小师黄三周岁诵《尔雅》、四岁背《诗经》，九岁学《说文解字》，九岁习作文之法，十岁背《史记》、《汉书》……

就在小师黄在家苦读的时候，比他大上三十四岁的兄长钱恂参加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官考试，成为晚清最早的一批职业外交官。钱恂先后担任过驻英、德、俄、法等国使馆的参赞，驻荷兰、意大利的大使，游历了欧、非、亚许多国家，直到 1909年回到湖州，借居潜园。钱恂在国外二十年，大开了眼界。其夫人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被后人评价为：“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钟叔河评语)。

钱恂在变，国内的小师黄也在变，他改号“掇献”了。这时候的钱玄同已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年才子，读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清著作，对音韵学也产生了兴趣，“掇献”的名号便与其音韵学的研习有关。钱玄同一生的名号极多，每改一次，就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

钱恂担任过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他大力推动国内青年自费留学日本。单士厘认为，留日之风是钱恂创议而钱玄同率先实践的。1906年，钱玄同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本，钱玄同改名“夏”，表明自己反清排满的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与鲁迅、沈兼士等同为章太炎的人室弟子。

1910年，钱玄同回到国内，在湖州中学堂(后改称省立第三中学，现名湖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当时正在该校就读，一代文豪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钱氏兄弟其时的风姿。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钱恂长子)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

1913年，钱玄同、钱稻孙随就任大总统府顾问一职的钱恂北上。玄同、稻孙都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候竹墩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也先后进入北大任教。谁也不曾料想，竹墩沈与鲍山钱的第三度相会，竟然会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准备了一批中坚骨干。

从1913年到1917年，湖州人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在他任内持教北大的湖州人有俞同奎、章鸿钊、崔适及“三沈”、“二钱”，除了崔老先生为宿儒外，其余都是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到了1917年，钱振常的学生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又有湖州人朱家骅、沈迈士(也是竹墩人)、徐森玉进入北大任教。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总共才只有28位教授。湖州人云集全国最高学府的盛况比起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那次“五元会京师，同科五翰林”来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更胜一筹，在于“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开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独立支撑《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事宜，沈尹默以故友身份力邀陈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移至北京出版后，沈尹默、钱玄同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六教授担任轮流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青年》时期，沈尹默的主要贡献在于文学革命实践和介绍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他的白话诗《月夜》被称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的美德。”

钱玄同则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标；“汉字革命”，开启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先河。而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学学术素养，使他的号召“学有本源，话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胡适《自传》)。这时候，钱玄同的名号开始启用，不久便响亮得超过了本名。

《新青年》南迁广州以后，北大四沈二钱归于沉寂，潜心于学术世界。钱玄同又改名疑古玄同，致力于文字改革，与另一位湖州人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并为语言文字学的泰斗。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恢复旧名“夏”，以示气节，拒绝伪聘，1939年1月病故。沈尹默则致力于书法艺术及理论的探索，成为廿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大家之一。

有了竹墩沈氏、鲍山钱氏等众多人才辈出的家族，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湖州人到了外地，一口湖州白是绝对不肯改 的，就象现在的上海人到了别地方仍旧讲上海话一样。不仅 是因为有沈尹默、钱玄同、陆志韦这样的名教授，朱家骅、张乃燕这样的名牌大学校长，当年名教授、名校长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从蔡元培、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等营救陈独秀出狱一事中看出一斑。更是因为有沈家本、胡惟德、戴季陶、张静江、吴鼎昌等一班高官和朱五楼、王一亭、顾叔苹、沈联芳等一批工商巨子的存在让湖州人傲气得很。

清帝退位的时候，责任内阁十位国务大臣中湖州人占了两位：司法大臣沈家本，外务大臣胡惟德。在接下去的北洋政府中，胡惟德担任过总理，沈迈士的父亲沈瑞麟当过代理外长，章宗祥是大理院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有“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提法，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评委的湖州籍人士共有16人。因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一职长期由湖州人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把持，所以又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反清讨袁．经费的主要筹款人，也曾经是蒋介石的思想导师。另一位元老戴季陶则一直担任考试院院长。

湖州近现代的人才鼎盛，昭示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而当上海开埠，外面世界的各类信息潮水般涌人时，这股潜藏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封闭的旧中国被迫打开的窗口——上海，成为湖州各色人等一展身手的舞台。从王佐卿、陆心源投资办厂，王一亭、顾叔苹代理洋商业务始，数代湖州人在上海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礼，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当年在会文路湖州会馆中济济一堂的，除了政界和工商界的人士外，还有藏书家周庆云、朱孝臧，书画家吴昌硕、钱病鹤，音乐家邱望湘、沈知白，翻译家包玉珂、周越然，摄影家蔡仁抱、刘旭沧，**编导沈西苓、潘孑农，文物鉴赏家徐森玉、张珩，小说家赵苕狂，戏剧家宋春舫等众多文化名流。裁缝的儿子潘德明，在完成全球第一个孤身周游世界的壮举后，也成了上海湖州同乡组织——湖社中的一员。

湖州人在北京和上海，北南交相辉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以下资料只有交代这麼几句:

钱体仁的三子钱顺治传染上“天花”殇，有后嗣家居椐树弄含辉阁，有嗣孙钱谦孝等；钱体仁的四子钱顺礼也染上“天花”夭折，有后嗣，家居大步道巷，有嗣孙钱谦时等；

钱谦服是不是钱谦时的误写

不过钱家是藏书大家,子孙有些个印章实属正常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上才华卓荦，兼众长而掩前哲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是是非非，跌宕起伏。他在常熟的住宅有位于坊桥的“荣木楼”、含辉阁的“半野堂”、“绛云楼”，以及虞山西麓的“拂水山庄”和白茆“红豆山庄”等处。虽经历史变迁，但不少地名依然保留到至今，人们还能寻踪探迹。但位于“临顿里”的老宅基房屋，却是鲜为人知，清以后的各种县志邑乘中也没有记载，就连“临顿里”这个地名也是知者廖廖。祖居系钱谦益的太祖钱泰在明弘治七年（1494）建造的。

钱泰生活在明永乐、成化科举考试初盛时期，先童试中秀才，后“乡试经魁”，官承事郎，包揽乡里诉讼和漕米事务。钱泰“为人兴利恤愚”，且“诗文清丽”，著有《益斋稿》和《名家唱和诗》。钱泰为了鼓励、刺激儿辈们埋头苦读，争取功名“荣宗跃祖”，宣称：“凡吾子中获得秀才者奖赏家僮奴仆和祖田及住宅房屋一座，办入学、成亲喜事一桩；中举人、进士、翰林，奖赏递增。”钱泰生有五个儿子：元禄、元祮、元祯、元祥、元祾，都在童试前，就在常熟城里，选择好不同地段，连续建造规模基本相似的五座房屋。此时的钱氏家族在常熟可谓势焰熏天，当时常熟有“常熟知县印，不如钱五大人”之说。钱元祯是钱泰的第三个儿子，是钱谦益的高祖，明正德元年（1506）童试中式“恩广生员”，在地处城里东南隅，自小东门（迎春门）到跨塘桥之间，当时是一片荒芜芦苇丛生的低洼、潮湿、无人问津之地，是唐代钟楼古寺遗址，称“钟楼湾”，获得了五开间七丈二尺开阔宽，四厅三场院十丈进深，占地一亩二分的住宅院房。钱元祯住进新居后，奋发读书，次年乡试中式举人，又喜得贵子钱体仁，钱谦益的曾祖；钱元祯却于明正德九年（1521）病逝于此宅院里，年仅42岁，遗孀寡居在这座宅院里，精心抚养、亲自教诲12岁的孤儿，初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通经史、习书法，稍长，由其祖父钱泰延请名师宿儒为座师，专门授以八股举子业，其后中了秀才，中了举人，27岁官任河南清吏司郎中。钱体仁死于万历二年（1574），终年66岁。

钱顺时，字道隆，出生于“钟楼湾”这座宅院房屋里，为钱谦益祖父。明嘉靖三十年（1553）在常熟应“童试”的县、府两试时，适逢倭寇入侵，攻打常熟，是任常熟知县的王鈇，率领全城军民英勇抗击倭寇。当时聚集在常熟城里准备应试的童生巡城目睹了这场恶战。倭寇溃退后，王鈇于六月十九日盛夏季节兴工重新加固了常熟城墙，一直到腊月初八隆冬收工。同时钱顺时赴苏州院试及格中了秀才。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又赴南京（应天）乡试中式举人，中秋时节回归常熟途中，尽见倭寇入侵骚扰之后，受害的灾民，逃亡之悲惨景象铭刻于心。到家又惊悉常熟县令王鈇追击来犯的倭寇，壮烈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痛哭欲绝，举家遑恐。放弃了次年春赴北京的会试，书写下了许多纪念王鈇的英雄事迹，后集入《资世文钥》百卷中。时隔五年，钱顺时28岁，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才赴北京赶考得会元，中了进士，后任职刑部。嘉靖三十九年（1560）秋冬，奉诏奔赴关外劳军。顺时以江南一介书生冲冰冒雪，驰驱于隆冬绝塞，受尽风寒，不幸感染天花，返命抵家，只五日，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隆冬去世，享年30岁。钱顺时是生于这座宅院，死于这座宅院的钱氏家族第一人。钱谦益叔祖顺德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副使。从钱顺时、顺德开始，钱氏家族终于由素封之家变为簪缨之家。

在修筑城墙过程中，由于在城墙脚跟内就近取土，等到城墙修好，形成了一条紧靠城墙的一条河，称“临顿河”，南岸既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迹行走，又没有桥通往；北岸沿河，人走出了一条路，称“临顿里”。临顿河一直到解放以后，拆城墙时填没。此时的钱氏故居的门厅已经紧靠河沿，钱体仁为了行人走路方便，拆了门厅，移进两丈，将门厅移到前厅的院子里，使两厅房檐廊，仅留一条空隙，并将后厅向北伸出二丈建成一个后花园。使临顿里更加宽敞，可通车和抬轿。这样钱氏宅园的规模是南从临顿里开始，北面一直到仓巷。

钱顺时逝世后，钱体仁携带次子钱顺德偕家搬迁到坊桥新购房屋居住，与临顿里两家衡宇相望；钱体仁的三子钱顺治传染上“天花”殇，有后嗣家居椐树弄含辉阁，有嗣孙钱谦孝等；钱体仁的四子钱顺礼也染上“天花”夭折，有后嗣，家居大步道巷，有嗣孙钱谦时等；钱体仁五子钱顺化也染上“天花”，病愈后皈依佛门当了和尚。钱顺时的31岁遗孀卞氏独自抚养7岁孤儿钱世扬，支撑临顿里门户，深得钱体仁器重和家人的尊重，在明嘉靖年间封诰命夫人，立三门石牌楼“贞节坊”于临顿里故居东侧。

钱世扬是钱顺时的独生儿子，是钱谦益父亲，常熟县增广生员，娶同邑白茆红豆山庄顾玉柱之女。钱世扬爱读书、写作，工书法，与无锡顾宪成、松陵张益之、同里瞿汝稷、陈禹谟诸人读书尚志，师友千古。编著有《古史谈苑》三十四卷。逝世于临顿里故居，临终前对其子留下遗训：“汝当以三不朽自立，勿以三不狃。”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后自称牧翁，又称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生于万历十年（1582）。钱谦益不负重望，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及第，官礼部右侍郎。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入清官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任职仅六个月，即告病回到常熟，与抗清斗士暗中来往，主要居住在红豆山庄、拂水山庄和荣木楼别业，唯独不流露临顿里故居，钱谦益预料到自己百年以后，必有一场扑到墓碑，废宅灭族，劈椠焚书，改写毕生历史的大灾难。为了确保这座故居，嘱咐从子钱孙保，在其死后，焚毁荣木楼、拂水山庄，迁移祖坟。钱谦益于康熙三年（1664）正寝于别业“荣木楼”，享年83岁。

雍正四年（1726）常熟一分为二，东称昭文县，西谓常熟县，临顿里正好被截成东西两段，东段属昭文县，西段属常熟，钱氏宅院划入常熟县境。那时钱谦益故居只有帐房和看门人居住，一直到嘉庆年间，钱氏后人开始居住此处老宅。咸丰十年（1860）九月，太平军攻占常熟，钱氏祖宅成为忠王府专司制造钱币的场所称为“圣库”，直到三年后太平军退出常熟。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成立民国，常熟与昭文合并，原昭文县地段的临顿里改称小东门大街，原常熟县境内的临顿里改为阔墩里，钱氏宅院为阔墩里5号，东临圣公会基督教堂和清节堂、育婴堂。此时的钱氏宅院门厅一排七间，西五间是临顿河浚通时的老房子，对称式建筑，逢年过节遇典庆祭祀，各厅堂正门屏风都开时，站立街上，可以看见寝厅后屏墙宗案上祖宗的牌位。轿子可以抬到寝厅的场院。民国时不用轿子，场院里盖起了东、西两厢房子，仅廊檐前两棵金桂没有砍掉，每到中秋，飘香袭人。厅房中间是正堂，用方砖铺地，布置得庄严雅致。中厅（书厅）最为雄伟，三马头硬山墙，正中三间正堂，正中悬挂由翁同和亲笔手书“晚翠堂”匾额，两间侧房全是青砖铺地，厅前封闭式的廊檐房通道，有二十二扇落地门窗。书厅场院西侧有牧斋与族兄钱谦贞一起读书时建造的西厢房两间，有一道月圆门隔墙，上书“晚翠”两字，院内植有枇杷树两棵，取《千字文》中“梧桐早凋，枇杷晚翠”之句，成为牧斋老人居室的标记和象征。寝厅后有两丈深的后花园，后花园有间小书房，最初是钱世扬的书房，清初钱谦益的从子钱孙保躲在里面读书，称“书巢”、“蜗庐”，其所写著作后由自己埋在后花园水井旁。后花园经钱世扬的一番精心经营，布置得娴雅有致，引人入胜，后逐渐衰败。绛云楼失火后，钱谦益将余存的书籍搬到此处。

1937年8月23日中午，日寇飞机首次轰炸常熟，其中一枚投中阔墩里5号的书厅场院前侧。常熟沦陷后，钱氏祖宅被日军占领，作为警备营，日军曾对钱氏老宅进行秘密的挖掘。此后钱氏祖宅逐渐被亲属拆除变卖，一直到八十年代，钱氏宅院全部拆掉，起而代之的是一幢现代化的供电大厦拨地而起。

钱（qián）姓

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将钱氏列入以官为氏类，说：颛帝曾孙陆终生彭祖，裔孙孚，周钱府上士，因官命氏焉。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陆终是颛顼的曾孙，他的妻子怀孕三年，剖腹产，生出6个儿子，三曰彭祖。彭祖是有名的大寿星，《世本》说他姓笺，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年八百岁。他的后裔彭孚，在西周任钱府上士（钱府，掌管钱财的官署；上士，官名，周代士有上士、中士、下士）彭孚以官职为姓氏，就是钱氏。因西周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彭孚必在京为官，故钱姓形成于陕西。

姓氏分布

钱氏早期除部分分布于今山东、河南等省外，主要是在江南发展繁衍。秦朝有御史大夫钱产，子孙居下邳。西汉徐州人钱林，因王莽专政，弃官隐居长兴陂门里。钱逊，因避王 莽乱，徙居乌程。唐初，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有中原钱姓钱姓将佐随往，在福建安家落户。宋元时期，钱氏发展到今广东、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明清时期，今上海、云南、湖北等省市均有钱氏的聚居点。从清代开始，居住在闽、粤及沿海的钱氏陆续有人迁至台湾，后又有徙居海外者。

唐末杭州临安人钱谬，任镇海节度使，896年击败董昌，据有今浙江及江苏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地区，于907年被后梁封为吴越王，他自称吴越国王，在位期间，曾征发民工，兴修钱塘江及太湖水利工程，有利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吴越国公传5主84年，末代国君为钱谬之孙钱叔，于978年献所拒之地归北宋，被封为邓王。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钱氏政权。

目前村子里的各个家族都开始把家谱重新编修完善了，看看这个百姓通谱把。很不错的电子谱。方便查看修改。

在河南省新密市。

《钱氏族谱》上、下卷，宣统二年（1910）抄本，由钱族后裔撰书并续修。清代著名诗人，钱族十二世系孙钱九韶（时称“钱芦花”）为族谱作考并赋诗。

钱族修谱，详载于序：“创之于八世祖佩箴公，屡经重修，迄无成式。”至十二世南淳公，博古通今，采众家谱之长，修辑完善，“辑为例言十八则，序谱特弁诸卷首，使后世永奉为法守”。自乾隆壬子，序谱以三十年为期，每序一世自壬子迄已已，共五十余年。至十五世，又增设副本，“凡族业已成丁，而例尚未及登谱者，详载于其中”。家谱体例趋于完备，上卷为文翰部分，包括上、中、下三部，有考、序、记、书札、辞、墓志、祭文、诗、联、铭、传、歌词、墓表；下卷为世系部分，记载了自山西洪洞迁密至钱族二十世的有关内容。

该家谱卷首有题名，“追远堂敬藏”字样，目录。

此家谱是一部内容丰富，记载完整，体例完备的优秀家谱，全卷分类科学，结构严谨，以世系为序，较详细地记载了钱族发展的历史。上卷文翰部分又堪称古代文学艺术中的一支奇葩，书中的工笔秀字，蝇头细楷又不失是一部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是谱现由新密市档案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