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乾隆是汉人这个说法是乾隆时期谋逆的亲王传出打击乾隆的，实际上乾隆是满人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乾隆是汉人身份的猜测都止于传说，没有任何凭据。

要知道乾隆要真是海宁陈家的人，那么在乾隆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估计海宁陈家就给雍正灭了口，别说陈家和皇家关系如何，别说雍正自己的女儿也换到陈家这样的话。

在涉及到皇权，甚至威胁到江山社稷的情况下，父子、兄弟都能相残何况是一个陈家，一个女儿，所以海宁陈家的存在，恰恰是乾隆不是汉人的最大证据。

石友三因反复无常，四处投机，被称为“倒戈将军”。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军阀同样是多次倒戈，与石友三不相上下，不过，他更是因盗墓而出名，被人骂作“盗墓将军”、“东陵大盗”，此人就是孙殿英。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孙殿英父亲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后因与人斗殴，将人打死入狱，死于狱中。孙殿英从小受母亲溺爱和娇惯，也养成顽劣好斗的性格。七岁入私塾，常与同学斗殴，有一次受老师责罚而不服气，竟放火烧了学屋，被赶出校门。后母亲带他回娘家，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不久，孙殿英染上天花，留下满脸麻坑，被人唤作“孙大麻子”。年长一些，孙殿英结识了一些流氓、赌棍，出入赌窟、钱庄，渐成为赌场高手，以赌为业，发了不少财。

1914年孙殿英二十五岁那年，投到河西悍匪张平手下，初当伙夫，后当勤务，以后又干起鸦片买卖，甚至自己动手制造鸦片，印上“殿鹰”商标，销往各地，赚了大钱。1916年，豫西地方纷纷组织各种封建公道门，这些公道门在民众中颇有影响，一旦有事，便可纠集百千人进行活动，孙殿英觉得大有可为，便加入了豫西公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凭着他装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孙。

1922年，吴佩孚驻防洛阳，严令禁毒，逮捕制毒犯，孙殿英逃往陕州，不久，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在丁香玲保护下依然贩运和制造鸦片，并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有了一点兵权。孙殿英趁机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赌棍及庙会道会徒，掌握了一支亦兵亦匪的武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利用这个机会，孙殿英率领机关枪连及丁香玲部一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到处抢掠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

1925年春，镇嵩军将领、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憨玉昆与国民军胡景翼部爆发大战，孙殿英部被憨玉昆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孙殿英任旅长，驻防密县。不久，憨玉昆战败，孙殿英又改投国民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不久升任师长。随后，国民三军由河南开赴陕西，孙殿英不肯离开自己有影响力的地头，中途脱离国民三军率部窜入伏牛山，继续招收土匪、道徒入伙，扩大队伍。

孙殿英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不投靠大军阀就难以生存。孙殿英知道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可以说气味相投，于是派人请求张宗昌收编，张宗昌也欣然应允。1925年秋，孙殿英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由豫西窜往山东，沿途所经之地，大肆奸*掳掠，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孙殿英窜往山东济宁后，被张宗昌委为第五师师长，下辖两下旅共五六千人。

1926年春，孙殿英率部在河北沧县一带参加了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军反攻的战斗，孙殿英袭击了国民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事后，张宗昌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不久又扩编为第十四军，孙殿英任军长。1927年春，孙殿英在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的指挥下，在南京附近参加了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战争。不久，又调往直隶大名，兼任大名镇守使。这年秋天，孙殿英又被张宗昌派往豫北，与冯玉祥部交战。不久，奉军与直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向北溃退。孙殿英率残部退往天津，后又退往蓟县、马兰峪一带。这时，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策动孙殿英投降。孙殿英见走投无路，只得接受改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就这样，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数年之内，四易其主，最终成了“国军”的一部分。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打跨了马匪后，借口防匪护陵，又声称“举行军事演习”，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这个大土匪军长便指挥部下挖坟盗墓，干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丑恶事件。

不久，马兰峪的满族人民发现慈禧、乾隆坟墓被人挖掘，即报地方当局查办，这样，孙殿英盗挖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揭载，要求严办孙殿英。孙殿英拿出宝物中的一部分送给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护，可以逍遥法外。虽然国民政府命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数年之内，孙殿英或送或卖，使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失散殆尽。

孙殿英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关、南口一带。不久，全世界军队缩编，各军缩编为旅，孙殿英任四十二旅旅长。1929年初，孙殿英又率部开往胶东，蒋介石命其开赴皖北，他拒绝执行，反而与张宗昌、褚玉璞勾结在一起。蒋介石为拉拢孙殿英，并未责怪于他，还把孙部扩编为新编第十师，将防地改为河南商丘，这样，孙殿英又率部移驻河南。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看到冯、阎势力较大，便有意依附于冯、阎。冯、阎也希望将孙殿英争取过来，于是，委任他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这样，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在此期间，孙殿英常与冯、阎部重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赌麻将，还故意输钱讨好。不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八九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围，历时九十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狼狈逃往黄河。中原大战结束时，孙殿英看到冯、阎败局已定，为求出路，派人赴沈阳见张学良，表示输诚。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这样，孙殿英又投到张学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孙殿英热河抗战，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页。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中共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团员和左派青年到部队。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军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社派人与孙殿英接洽谈，争取他加入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也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唆使他攻打同盟军。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双方也不表态。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边远的青海，准备在中途将其部解决。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发表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过是空衔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倒地便拜，称蒋为“再生父母”。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刑肇棠、康祥为副军长，归庞炳勋指挥。孙殿英尽力讨好庞炳勋，亲自为他熬制用海洛英和鸦片混合的烟膏，他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刑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同时，他又和日本人暗中来往，为日后投敌作准备。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孙殿英率部公开投敌，当了汗奸。之后，日军将他送到新乡，在新乡设伪新五军司令部。随后，日军要孙殿英诱降庞炳勋。孙殿英知道庞炳勋抽惯了自己特制的烟膏，必然会派人到镇上购买烟土，因此而将庞炳勋诱捕，庞炳勋投敌。日军给他们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均驻在新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孙殿英又向蒋介石输诚，而蒋介石也需要利用汉奸部队，于是，将孙部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调动京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八路军。这段时间，孙殿英勾结国民党控制运输飞机的要员，大做黄金买卖，发了一笔财。全面内战开始后，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汤阴。孙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构筑工事，积极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力。1947年春，解放军围儿汤阴，孙殿英据险顽抗，竟誓不投降，以为蒋介石会派兵替他解围。5月1日，解放军攻占汤阴，孙殿英束手就擒。

在刚被俘的日子里，孙殿英经常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蒋介石不仁不义。孙殿英一生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罪恶满盈，但***还是会念及他抗战时期曾有过好的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生活上给予照顾，不计前嫌。由于孙殿英感到彻底失败，精神沮丧，整日抑郁寡欢，加上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尽管如此，***仍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这种人道精神和宽大为怀的行动，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这年秋天，孙殿英病重死去，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古镇建年无考。《遵化州志》记：“遵化州界之长城，战国燕筑，秦复修，历代迭葺。”由此得知，自筑长城开始，此地即为驻军之所，逐渐聚成村落。直至明初，大将徐达重修长城时，于此处建石城一座，视为军事要塞；戚继光镇此期间，又在原城墙外面包上一层砖，顶端筑垛口，门洞加岗楼，使城池固若金汤。明代以前，见于书籍中的仅是“守御要地”。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里又提及“幽关即傍马兰开”诗句。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修建陵寝后，这里成为守陵机关驻地，先后200余载内始终不断地兴旺发达着。

道光年间建兰阳书院，又名兰阳，蒙古名为马赖，后称马兰峪。在市区西北23公里的府君山下，清东陵东面风水墙外。东临名胜汤泉，南与陵区三镇之一的南新城相对，西接清东陵，北靠长城要隘马兰关，为遵化市西北部重镇。

古镇建年无考。《遵化州志》记载：“遵化州界之长城，战国燕筑，秦复修。历代迭葺。”由此推理，自马兰口建关隘，此地即为驻兵之所，至今约有2000余年。其城池建于明初洪武年间，出自大将徐达之策，为扼守马兰口关，以此屯军为营，初称“马兰谷营”。中叶，抗倭名将戚继光镇边中，特从原来的石砌墙之外改砌成砖，墙顶筑成垛口，门洞加上岗楼。清代又把南门洞上的岗楼扩为两层明楼，楼里塑上关帝像，并在东南和西南隅修上角楼，既为防务，又显示其壮观。 修葺后的山城，位居府君山南麓，地势北高南低，周长 338丈，墙高 8丈，因系驻军的营盘，仍未设北门。各城门楼上均镇刻玉石匾额：东门所书“长泰”，门外 100米处加座栅楼，上书“东藩”；南门匾额为“马兰谷营”。

顺治十八年（1661年）始建孝陵后，这里成为管理陵区的重要机关所在地。康熙二年（1663 年），于城东南隅建孝陵营房。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为供奉康熙帝驻晔马兰峪时所赋御制诗而在镇内又建座御书阁，上书康熙帝五十三年（1714年）冬谒孝陵后所作《马兰峪》诗：拜奉山陵泪雨垂，提携鞠育赖仁慈。松林转盛青如许，须发劳伤白所宜。

屈指多年永慕近，逐渐幕景晚来迟。朱邱玉殿依然觐，悲想音遥寸晷移。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东面建孝东陵营房和内府圈，别称“东新城”。后又将孝东陵营房分为两部分，内府部分另称东圈；八旗部分随孝陵营房仍称马兰峪。

雍正元年（1723年），胤禛特派皇十四弟允禵率奉恩辅国公鲁斌、法尔珊来任护陵大臣。同来者有乾清宫侍卫 4员、御前近侍卫 4员、侍卫40员，遂在城东建造王府一所，公府 2所，共建房 170间（后称东府、今马兰峪医院），并为48名侍卫于王府南建座侍卫城。后因护陵大臣由王爵降为贝子爵，人员也在压缩，王公府均迁至城内，改称东、西府，设立“东陵承办事务衙门”，为护陵大臣代表皇室来处理陵寝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于是，这里既是两陵的营房，又系宗室人员寓居之所，还为陵区同朝廷发生公犊往来的枢纽及统治各陵圈的中心。

抗战时期，马兰峪成为“三足鼎立”之地，建有三个组织。东陵办事处：其前身系东陵总管内务府，为清亡后优待皇室组建的管理机构，一直由溥仪堂弟溥贤执事，地址在横街南部路西原称“东府”的马兰峪民族医院家属院内；东陵地区管理处：系伪满洲国溥仪所属由热河省派出看管清东陵的机构，实为日本人统领，地址在东关路北；兴隆办事处：为“长城抗战”之后所设，辖长城外兴隆县境的32个村和马兰峪特区，属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地址在西关的原清公爷府。另外设有日本驻马兰峪领事馆，系专门为日寇服务的机关，地址在东门外路南当铺院内（今之供销社旅店）。计有日伪派来的守备队、特务队、警察所、满洲队、武装矿警等近千人之多。此外，还有与此相配套的白面馆、妓院等。

作为满族集居之地，这里一直被清王朝和日本鬼子所重视。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京营总兵官到职后，便奏明皇上创办起“兰阳书院”，后又连续建义学多处，使其八旗子弟和绿营兵的子女们及时入学识字。日本侵略者铁蹄踏进这里之后，立即在圈里的南大村创办“东陵学院”，以此来奴化中国人民，为其侵略行径而效劳。 镇内公路四通八达，交通非常便利。南有石马公路（石门-马兰峪）与省道京遵公路相结；东面有堡东路（堡子店-东陵）横贯其中；北有马上公路（马兰峪-上关）直通。每天都有通往北京、天津、唐山、承德等大中城市的直达班车。镇内建有现代化的网通、移动、联通办公大楼，通讯快捷畅通。

顺治的祖父，是统一满族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其疆土东到东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鸭绿江，都城建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自己的出生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本来是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指挥，也就是说，都是明朝政府管辖下满族聚集区域的满族官员，但他们在随明朝军队平息建州右卫的反叛过程中却被误杀。努尔哈赤就是因为这个缘由起兵反抗明朝统治的。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位，此时的后金已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太极在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四月，将国号改为“清”，称了皇帝。同时他征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并通过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年）的松山锦州之战，彻底削弱了明军的精锐力量，使进取中原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极在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病逝了，帝位传给了第九个儿子福临。

福临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生在盛京，母亲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他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在盛京继帝位时，年龄尚不足六岁，由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年号则在第二年改称“顺治”。如此，就有了以后的“顺治皇帝”这一称谓。

当顺治在襁褓中长成，还不知自己未来帝座之上的命运的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正在为烽火连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寝食难安。而顺治登上大清国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国的崇祯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数口后，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缢了。那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军队还在。驻守在山海关、以防备清军为责任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挟持以迫自己归降后，选择了放清军进关，协同明军剿灭农民军的道路。但大清军的铁骑一经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灭农民军的同时，也就收服了本属于明朝的政权和军队。顺治元年（1644）九月，辅政的叔父多尔衮在前面拼杀，顺治帝就在另一辅政的叔父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开始努力实现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中国历史，进入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统治的清王朝。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突然病逝，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实现了提前亲政，这一年，他才十四岁。鉴于多尔衮的擅权给自己造成的多年压制和伤害，顺治帝毅然决定从此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在政务之余，开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学习，涉猎十分广泛。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同时，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须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抚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外，讨平了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关于迈过山海关统治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的梦想。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承袭着满族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治的年轻皇帝，为什么会有弃位出家的说法呢？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二十四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k（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实录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的一些僧侣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661年3月2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但《旅庵和尚奏录》中则写明，临终前，顺治帝对近身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氲牡茏印D境朐谟φ偃刖┦卑阉带到了顺治帝的身边，同另外一些入宫的和尚一起，为顺治帝宣讲佛法。本月旅庵的奏录，记录的是自己及他人与顺治帝的奏对，真实性极强。而顺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这就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相吻合。

所以说，顺治帝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遗体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于“宝宫”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663年5月30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由此，关于顺治帝在二十四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L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L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顺治帝出家行为的思想感情基础。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断续传入中国，在明朝万历十年（1582），因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则再度传入。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其教义中关于人类起源、人类苦难、人类救赎的阐释，使对这些问题存有深深疑惑的顺治折服了。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迦吡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其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无常的、无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和行为。而这种欲望和行为，又导致生命轮回的善恶报应的结果。每个人就生活在这种无常无我的轮回报应中，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只有通过修悟，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报应获得解脱。这种基本教义在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因为传播者对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产生了众多的分歧，而分化为许多教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禅”是梵文的音译，其意是心绪宁静专注地思虑。“禅宗”主张，用这种静心思虑的方法，来悟出佛法和得到彻底解脱。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在获得翻译后，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史料：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耄以及玉林L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胍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L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不是蒋介石

是军阀孙殿英挖的，孙殿英掘墓盗宝被马兰峪满族人发现后，满清皇族遗老以及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后孙殿英觉得事态严重。为逃脱罪责，他到处活动行贿：托戴笠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宋美龄；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国民政府表面也声言“要查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孙殿英逍遥法外，未受任何惩处。 最后此案不了了之。

依昌那是满语名字，依不是姓，只是名字里的一个发音。

你家除了石姓，还有别的姓吗？ 请说的再详细些。

连你爷爷为什么姓石也没有任何信息么？ 比如是祖辈的老姓改汉字石姓呢？还是你爷爷自己随意取的呢？

你回过老家么？有没有到村里打听过家谱的事？

清东陵的满族姓氏 刘姓、王姓、胡姓、牛姓我都看过资料，但石姓真没看到过，也许当初文化部门没有对您家作过文化调查。

满族姓石的有很多，但由于满族取汉姓基本没有规律，所以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我不敢乱猜测。您最好能回老家问问同宗族的老一代人，也许能问出内容。

满族取汉姓的作法五花八门，有的是用满语老姓取一个近似音，有的是用官职取一个字，有的是用地名取一个字，有的是用祖辈名字里取一个字（这个您家大概不是），有的是用满语老姓翻译成汉语取一个字，再有就是混乱起。如果家里没有传下来任何内容，与家族又失去了联系，那么寻找起会很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