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思州古镇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德江龙泉坪思州宣慰司遗址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思州城地图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

田祐恭

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沿河淇滩古镇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贵州四大土司分布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镇远祝圣桥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梵净山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思南文庙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石阡万寿宫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向姓的来源和历史

1、源于宋国子姓

源于宋国子姓，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通志·氏族略》的记载，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桓公子御说有五个儿子，第四子名叫子_，字“向父”，其后世代为宋国卿士。子_的孙子子戌，又称向戌，出任宋国左师，并主掌国政。

2、出自西周向国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上记载，西周时期有个向国，为小诸侯国，是西周初期周武王封诸侯时，在追封先帝后裔时，封炎帝的一个裔孙在向地，班固定为沛郡，建有向国，国君称向伯。

3、源于姬姓

出自春秋时期晋国上卿羊舌_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羊舌_，亦称叔_、杨_，字叔向，具体生卒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后再予刊载。他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晋军名将羊舌斗克之后，是春秋历史上著名的先贤之一。

4、源于西南夷

西南夷是黄帝后代，出自汉朝时期巴郡“南郡蛮”，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古巴郡的“南郡蛮五姓”中，有巴氏、樊氏、_氏、相氏、郑氏五个大的氏族群体，其中的巴氏之子务相为五姓之首，被大家共尊为廪君，曾聚居在武落钟离山。

5、源于土家族

出自五代时期赣西地区原汉族，属于汉姓夷化为氏。

在唐朝时期，今江西吉安地区先后由彭氏、覃氏、冉氏、田氏、向氏等汉族人组成较大的准军事力量占据。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和今鄂西、黔东部分地区被楚王马殷父子割据，马殷委任彭_为溪州刺史，辖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地。此后，那些本以征战为目的西迁的五大姓汉族人就驻留于该地区。此后，因朝代更迭、战乱等原因，这五大姓汉族人逐渐与当地著民通婚，逐渐被现代人视为“土家族”。

向姓和哪个姓是世仇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两个姓氏之间他们是有世仇的，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就要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因为争房基地之类的才会产生的这样的仇怨。

向氏家谱24辈分查询表

向氏各支派字辈：

1、向正路之派：“九必福明开正阳光晖天地人忠英信世代兴为国政礼义新尚宽裕广见闻”；

2、向天荣之派：“世万崇贞这开洪选弟德昌荣历代宗英永锡康平”；

3、向正常之派：“大志必有成明德绍廷声诗书启良左才学镇乾坤永远怀忠泽精心思传心茂昭垂道焕万世受昌荣”；

4、岳池迁利川派：“马原有祖永朝秀士永朝秀士学明胜大德兴宗征恩光茂天平地国钧”；

云阳迁利川派，“大宁朝龙列祖忠厚世泽孔长昭穆肖永笃禅人文日碧永新正道应若天兴极成贻谋善承”；

5、新河迁利川派：“天伦朝元修德立明安帮定国文武长城福禄维述百代昌荣忠廉孝友万载贵人金榜取选项明顺华堂政臣安乐新河南阳”。

向氏名人录

1、向传远。宋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传远为始祖。向传远，字长源，号碧泉。

2、向此安。明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安为士衡公派下房祖。向此安，字振邦。

3、向此春。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春为士衡公派下房祖。向此春，字长善，号熙亭。

4、向此金。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金为士衡公派下房祖。向此金。

5、向此芳。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芳为士衡公派下房祖。向此芳，字伦就。

向姓是不是贵族姓

如图，《百家姓》里有《向》姓，加了《_》字将可能有问题的字词隔开——

源_流_一

源于宋国子姓，属于以先_祖名字为氏。根据《吕氏春_秋》载有：“宋向带为太宰，桓族也。华元杀荡泽、向带等舍于睢上”。可知向带亦为宋桓公之后，综合其他史_料判断，向戌所处年代在向带之后，这就说明，向姓发源于河_南_商_丘。

据史_籍《通志·氏_族略》的记_载，春_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桓公子御说有五个儿_子，第四子名叫子_，字“向父”，其后_世_代为宋国卿士。子_的孙_子子戌，又称向戌，出任宋国左师，并主_掌_国_政。

公_元_前546年，向戌师华元故智，约合晋卿赵武、楚令尹子木在宋结盟，再次弭_兵，谈_判修_和。此次弭_兵_大_会共邀二十余诸侯国参_加，使晋、楚藉以平_分_霸_权。这次盟会以后，中原各诸侯国在四十余年间未再发生较_大_战_争，各国得以安宁生息积_蓄力量。这在春_秋乱_世_中是非常少见的，子戌也因此名扬列国。子戌以祖_父“向父”之字为姓氏，因此又称向戌、向子戌，其后_裔子_孙有向郑、向宁、向宜、向巢、向_、向牛，沿续相_传，皆称向父氏、向氏，后向父氏亦省文简改为单姓“向氏”，史称“向父”氏的正_宗_祖_宗。

源_流_二

出自西周向国。据史_籍《通志·氏_族略》上记_载，西周时期有个_向国，为小诸侯国，是西周初_期周武王封诸侯时，在追_封先_帝后_裔时，封炎_帝的一个裔_孙在向地，班固定为沛_郡，建有向国，国君称向伯。

在史_籍《潜夫论·志氏姓》中更明确地记_载：“炎_帝苗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许、向，或封于纪，或封于申。”

周平王五十年，西周的向国被强大的邻国莒国所吞_并，亡_国时间在史_籍《春_秋·隐公二年》中有记_载：“莒人入向。”向国与山_东_莒_县没有任何关_系。

向国_灭_亡之后，向伯的后_代_子_孙以及国民遂以故国名称为姓氏，称向氏，世_代_相_传。

源_流_三

源于姬姓，出自春_秋时期晋国上卿羊舌_的后_裔，属于以先_祖名字为氏。

羊舌_，亦称叔_、杨_，字叔向，具体生_卒_年_代还有待进一步考_证后再予刊_载。他是春_秋时期的晋国贵族，晋军名将羊舌斗克之后，是春_秋历史上著_名的先_贤之一。

羊舌_主要活_动在晋悼公姬周、晋平公姬彪、晋昭公姬夷三代晋侯执_政_时_期，他的封地在杨_邑，故又称杨__。

羊舌氏家_族是晋国的公族，羊舌_之父羊舌职即为大夫。到羊舌_这_一_代，羊舌氏家_族极盛，有兄_弟四人，即羊舌赤、羊舌_、羊舌鲋、羊舌虎，皆为晋国大夫，史称“羊舌四族”，声_名四_播，连当时的晋国世_敌楚国人，都称其为“强家”。

在羊舌_的其他后_裔_子_孙_中，有以先_祖之字为姓氏者，称“叔向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向氏、叔氏，世_代_相_传。

源_流_四

源于西南夷，西南夷是黄_帝_后_代，出自_汉_朝时期巴_郡“南_郡_蛮”，属于汉_化改姓为氏。

据史_籍《后_汉_书·南_蛮_西_南_夷_列_传》中记_载，古_巴_郡的“南_郡_蛮五姓”中，有巴氏、樊氏、_氏、相氏、郑氏五个大的氏_族_群_体，其中的巴氏之子务相为五姓之首，被大家共尊为廪君，曾聚居在武_落_钟_离_山。

在汉_武_帝刘彻执_政_时_期，在廪君的后_裔_子_孙_中有人改为汉姓向氏。一直到清_朝_时_期的湖_广_施_南_地_区，该向氏家_族世为巴地土司，其姓氏世_代_相_传。

源_流_五

源自祁姓，为帝尧之后。向，附_庸之国，沂_州_古_向_城，以国为氏。祁姓向氏后_人无传。

源_流_六

源自姜姓。炎_帝之裔，商时_侯国，初封同_州，故地在今陕_西_省渭_南_市_大_荔_县，后东_迁今河_南_济_源_南。周灭商后，迁向国于今尉氏西_南，东周初为郑国所并。

源_流_六

源于土_家_族，出自五_代_时_期赣_西_地_区_原_汉_族，属于汉_姓夷_化为氏。

土_家_族向氏，源出_汉_族。

在唐_朝时期，今江_西_吉_安_地_区先后由彭氏、覃氏、冉氏、田氏、向氏等汉_族_人_组_成较大的准_军_事_力_量占_据。

到了唐_末五代时期，湖_南和今鄂_西、黔_东_部分地_区被楚王马殷父_子_割_据，马殷委任彭_为溪_州刺史，辖永_顺、龙_山、保_靖等县_地。此后，那些本以征_战为目的西_迁的五_大_姓_汉_族_人就驻_留于该地_区。此后，因朝_代更_迭、战_乱等原因，这五_大_姓_汉_族_人逐渐与当地著_民通婚，逐渐被现_代_人视为“土_家_族”。

该支向氏，就是这样的土_家_族_人，世_代_相_传。

源_流_七

源于其他少_数_民_族，属于汉_化改姓为氏。

今侗_族、彝_族、苗_族、蒙_古_族、布_依_族等少_数_民_族_中，均有向氏_族_人_分_布。

向姓为什么那么厉害

2008最新中国姓氏排名

向129

姓氏来源向氏来源

[向氏属地]

河南郡，今河南省洛阳市。

[向氏来历]

向姓来源主要有两支：一是出自姜姓，以国为氏。古代在今山东省莒县西南有一个向国，春秋初年被莒国攻灭，向国王族子孙以原国名“向”为氏。一是出自子姓。据《姓氏考略》记载：宋桓公之后有向父，其子孙以父字为姓。向父是宋桓公之子，因被封于向，以“向父”为字，世代任宋国卿士，其子孙后代就以父字为姓，称向氏。

[向氏名望]

向秀是向氏家庭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魏晋之交的文学家与哲学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爱老庄之学，注《庄子》有独特的见解，大开玄学之风。官拜黄门侍郎、散骑党侍。除向秀外，三国时蜀汉中领军向宠，宋代宰相向敏中、诗人向子_、清代画家向腾蛟都是向姓家族中的优秀人物。

姓氏起源——向

姓氏起源

出自姜姓，为炎帝神农氏之后。神农氏有裔孙名向，被封为诸侯，其后代子孙以向为姓，遂成向姓。

出自祁姓，为帝尧的后裔，以国为姓。周代有向国，故址在今山东莒县南部。后来国灭，向国国君的后代就以原国名为姓，成为向姓的一支。

出自子姓，为汤王的后代。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桓公有子名_，字向夫，世代为宋国卿士，其后亦姓向，成为向氏。

出自司马复姓。起因：因诸葛亮借地不还，囤兵赶跑当地的土家族。其首领将军姓司马，诸葛亮赐其向姓,并长期居住。此首领后生九子，分别行成现在的九支向姓。湘西地区现存住要为其中的四支，四川重庆现在其中的一支。其他几支现存已很少，无法考证。

堂号

"中和堂"：后汉向长，隐居不仕，性尚中和，精通《老子》和《易经》。自己穷得吃不饱，穿不暖，别人送给他的东西，他留够自己用的，别的仍退还给人家。他常常说"富不如贫，贵不如贱"。在儿娶女嫁之后，他出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

"淑均堂"：蜀汉将军向宠，为中都督。诸葛亮对后主夸他"性行淑均，晓畅军事"。

历史名人

向海明：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他原为扶风僧人，自称"弥勒"出世。大业九年率众起义，追随者数万。后转战于扶风、安定之间，自称皇帝，年号白乌。后为隋将杨义臣所败。

向子韶：宋朝开封人，字和卿，元符年间进士。建炎初年任淮宁知府。金人犯境，子韶亲率兵丁和家族子弟守城。城陷落后，子韶不屈而死，谥号忠毅。

向士壁：南宋名将，字君玉，常州人，绍定进士，官至大理卿直龙图阁。元兵南下，合州告急，制置使马光祖命士壁率兵赴援。士壁数立战功，升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元兵围城，士壁聚力固守，力战退之。不久又升任兵部侍郎兼转运使，后因奸相贾似道妒忌其功，被诬告杀害。

向侃：字希颜，明朝巢县人，永乐年间中举，宣德中任靖宁州判官，后升任监察御史，一度又出为知府。他洁己爱民，不避艰苦，办事公正，清约如寒士，名节很好。他和兄弟五人到老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

向岩民国官员，原名寿荫，字少_，汉川人。1905年留学日本，肄业东斌学校；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国，在武汉从事秘密活动；事泄后赴四川，任陆军速成学堂教官兼督练公所一等科员。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川南发布《谕巴蜀檄文》，推动四川人民起义。不久返鄂，1912年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1913年在南京参加讨袁军，任第一师参谋长，在雨花台大败敌军。“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至1915年，在襄河流域组织农民入伍，继续进行反袁。护法战争期间，任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兼旅长，与军长叶荃，转战湘、鄂、豫、陕、甘、川、云、贵等省。1922年，在广东韶关任孙中山领导的大本营将校团副团长，不久任北伐军第五路司令。1923年随许崇智入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指挥部参谋长。1925年至河南，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任左翼督战官。1926年返鄂，组织北伐别动队，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后，历任宜昌征收局局长、襄河视察专员、汉川县长等职。晚年信佛。建国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委参事。著有《新中华民国》、《忧危论》等

向海潜辛亥革命参加者、会党领袖，字松坡。大冶人。清末入湖北新军等三十二标当兵。常与会党结往。曾在武昌组织“群英会”，仿梁山泊博士，基本会员为108人。武昌起义时，任湖北军政府参谋，曾赴湖南联系会党。1912年2月，为反对孙武和黎元洪倒行逆施，发动群英会暴动使孙武辞职。1913年后参加反袁，后又投入反对段芝贵、王占元在湖北残暴统治的斗争。此后，继续以湖北为中心，发展洪门组织，并联络遍及长江流域的会党。1940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通缉。后秘密在桂林任李济深高级顾问。1946年，由重庆到上海，组织洪兴协会，任理事长。不久，由出任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理事长。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押上飞机，送往香港。到港后，曾派人到上海表示拥护人民政府，但不久病势。

向氏家规

余寡闻藐见安敢妄事臆说然于前言往行凡可为子孙诵法者不惟口述之而必手录之无非于垂戒于后人云尔

训为父母

父严母慈天性为然然严所以保子之心若太严子反畏惧不前智识颠倒母所以保子之身若太姑息之害甚于不爱总之以得中为贵为父者须身先之善养之故人乐有贤父也

训教子弟

少年子弟不可令浮闲无业以至身无所关心无所束必流入*酒赌博之中荡其家产坏其品行惟于贤者教之读愚者命之耕或贸易或习艺各有一业方可不然虽遗千金有何益哉

训事父母

父母俱存乃天伦乐若好货私妻嗜酒纵色不顾所生凡此子孙不如无嗣盖人子于亲在之日当服劳奉养菽水承欢若欲养而亲不在虽椎牛以祭何如鸡豚之逮亲存也

训友兄弟

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之时自相亲相爱及长各有室或因财利或听妇言多致参商亦独何殊不知患难相顾虽有友生莫如兄弟惟一友一恭各尽其道期善矣语曰兄弟同居忿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情儿孙作样看念之哉

训和夫妇

语云夫妇和而后家道成和之非言戏也若言戏语动生大盖妇虽贤惟频繁中馈司服酒食之而外事不得与焉礼云外言不入内言不出言有别也至于鸡司晨非家之幸白头相守道莫如敬

训睦家族

语云一代亲万代族即帝王之胄尚同姓之欢况士庶乎一族之中我若出人头地乃祖宗积德所致凡族中失所之人失所之事不可视如陌路当以富济贫以贵提贱以贤诲愚在我未必常处于顺在彼未必终处于逆恐我转眼如彼亦以陌路视我矣此日远日疏骨肉之所以离间也

训和乡党

乡党邻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浸害童仆之争言语之相角行事之错误势不能免惟在以心体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责人方是良策若不忍小忿遽生嗔怒自恃财势智谋必欲求胜万彼此不服必至仇怨相寻终无了时矣

训友朋友

朋友即甚相得未必事事如意一言一事之不合且宜舍忿不得轻相嗤骂亦不必逢人说恐怒过意回无再对又恐他友闻之各有自心所以交友之道惟贵惟敬

训居家

居家以勤俭为本谚云大富由命小富由勤勤诚善矣然美德而太俭又近乎悭自度多处之地稍留不尽可也若悭吝太甚未免有俗恶之态岂不为人所鄙

训置田宅

人于田宅必求方圆俗说买尽天下有田何必日久营营为儿孙作马牛哉要知无田宅则无根基多田宅反累子孙田止求毂种宅止要安身昔茅季伟之诗云多置田庄广修宅四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闻此不可戒哉

训联婚姻

凡婚姻者有女当则婿有子亦当择妇若娶妇先问妆之厚而不论女子之贤否鲜不败德家间离骨肉盖良妇为起家之本务在配德苟得勤慎贞贤之妇必能孝亲和家若嫁女止求富家巨户不察儿郎邪正及于妇之后凌虐相加父母闻之已晚矣

训输国赋

钱粮输纳自有定期供应自有大例惟预先设办依期急公庶免公差催扰若手中空乏亦当出息称贷若迁延时日催者受比较之若我亦终不免则何益哉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简介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背景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细详信息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