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当时李自成十几万大军驻扎城内，按规定是京城居民五户供养一兵，且严令禁止烧杀抢掠，这样，军饷的来源不足，一些没捞到多少好处的将领也颇有微词。此事启发了李自成，他本就对这些轻易抛弃旧主的厚颜无耻的官员充满了鄙视，第一次上朝时就感叹：“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 追赃刚好是一举三得的事情，即可筹备军饷，又可惩罚这些无义之辈，还让将士可以得些好处。 然而，此例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仅仅是三月二十七日，追赃第一天就处死了五百名官宦。前大学士魏藻德在交出万两黄金赎身仍嫌不够拷打至死，襄城伯李国祯受刑不过，自缢而死，英国公张世泽因为没凑够数额，连同妻小均被打死，陈演为赎身交了黄金4万两，骆养性交了3万两，才暂免一死。追赃网越来越扩大，逐渐演变成了抢劫和勒索，共计有1000多名士大夫遭勒索拷打致死。 劫掠很快就波及到了平民百姓。既然将领们可以勒索官宦，部下自然就向民间下手了。此后大顺士兵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凌辱房东，侮辱妇女等事件接二连三，“劫富济贫”本就是造反者最朴素的心理动机，一旦放开根本无法遏制，即使李自成也无能为力。在将士们看来，你作你的皇帝，我抢我的东西，大家各取所需，天经地义。 二、 事实上，从五月起，他就让手下将金银重铸为锭，征用骡马往西安运回了。到吴三桂正式与大顺为敌的消息传来之后，李自成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撤退。“陕西，吾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 坐上了金鸾宝殿的李自成始终没有适应从山大王到皇帝这一角色转变，可惜的是，历史也不肯给予他足够的时间了。 三、 外城破后，崇祯令人将太子及永王、宁王送至皇亲周奎、田弘遇处，并送出手谕，令一切国事交成国公朱纯臣处理，自己则独坐殿上借酒浇愁，到傍晚，他去往后宫，一路宫女太监啼哭相迎，他一言不发，挥手令其散去。只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宜死！”一旁的袁妃起身欲逃，崇祯拔刀在手，几步赶上，说：“尔也宜死！”连刺数刀，袁妃倒地，血流不止。随后崇祯由到寿宁宫，一见长公主来迎，叹息道：“胡为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举剑欲斩，但手软脱力，仅仅斩下了公主右臂。崇祯弃剑而出，一路踉踉跄跄，转回坤宁宫，见皇后已自缢，说了声：“好，好！”又见袁妃未死，便找了根绳索勒至其断气为止。不过袁妃命大，又或崇祯早已乏力，不久便回过气来，捡回了一条性命。 四、 李自成及其手下没有真正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和治理国家（地方）之才者，他们善于破坏而不会建设。最有见识的李岩在攻下北京后的意见没有得到李自成采纳，后来也被他杀了。牛金星之流只一意怂恿李赶紧攻入京城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似乎一攻占北京，登上龙椅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李自成东征西讨，靠的是以战养战，手下也多为桀骜不逊之徒，一旦安定，反而无所适从了。陕西本是李自成的家乡，又是根据地所在，所以他严令禁止劫掠，甚至规定“马腾入苗者斩”，可“未一月抄掠如故”。毕竟这是长期以来养成的传统，何况战乱多年，经济恢复缓慢，自从采纳李岩“不纳粮”建议之后，不再扰民的军队就只能从官吏巨贾、士绅大户那儿进行抢劫搜刮勒索以维持军费开支，甚至发展到“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的地步。这样社会难以稳定，民心无法安定，政权亦无法得到本地知识分子的支持。虽有一套政府班底，但管理无方，政令不通，更约束不了军队，基本上可以说，李自成固守一地的结局就是耗尽地方民脂民膏之后难以为继。 五、 在李自成攻宁武关时，通告若五日不降就将屠城。但这回李自成遭遇到了顽强抵抗，周遇吉效法当年的袁崇焕战术，以大炮守城，四面轰击，并不时出兵占据外围，与对方周旋，激战三日，大顺军损失万人。李自成亦发炮还击，几度轰塌城墙，但对方又立即垒成。虽一度攻破了城门，但城门随即封闭，杀入城中的上千人马无一生还。李自成大怒，以人海战术前赴后继，持续攻击，最终攻陷宁武关。随后便是屠城，妇孺老幼概不能免。 六、 李自成(1606-1645)。米脂(今陕西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自成幼时为邑中大户艾氏牧羊，长大后为银川驿卒。《明外史·李自成传》记载，李自成的父亲曾梦见神告诉他，以破军星为他的儿子。待自成长大，“数犯法”，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很不安分守己。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李自成，在崇祯年间，投身于其舅高迎祥的起义军中，为副将。高迎样自称闯王。后高迎祥、李自成及延安的张献忠等13家共十余万义军汇集在一起，起义军迅速扩展到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崇祯八年(1635年)一月，起义军13家72营大会于荥阳，讨论拒敌方针，这就是有名的荥阳大会。会上，李自成提出了“宜分兵定所向”的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战略方针，又提出战争中的战利品各军平均分配的建议，使起义军以后的战斗有军事目的，有计划，同时大大增进了农民起义军的内部团结，从而不断取胜。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在战斗中被俘牺牲，李自成继任闯王，势力迅速发展。当时朝廷对付边事，财政赤字庞大，军事力量脆弱，因而当政者对义军采用剿抚并用的政策。李自成等人粉碎了明朝政府的剿抚政策，先后占据晋、豫、湖广、巴蜀，又攻陷风阳，崇祯末在西安称王，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造历书，封功臣，开科取士。 七、 清军和吴三桂很快占据山海关，并进军北京，迫使大顺军撤出北京，由山西退人陕西，又由陕西转至襄阳，直退到武昌、蒲圻、通城，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查看地形时，遭受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牺牲，年仅39岁。一说李自成当时未死，兵败后隐于石门(今湖南石门)夹山灵泉寺为僧，1674年病死。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1大臣们只有家天下的概念，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

从古至今，每个王朝向来都是家天下，其实每个王朝都是一本家谱，秦朝是嬴姓家谱，汉朝是刘姓家谱，以此类推，大明是朱姓家谱，而大臣们当然认为，这个国家这个朝代是你们一家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你朱家天下亡了，我只要投奔新朝，依然可以做大臣。

最典型的就是五代十国的冯道，他做了六朝宰相，朝代都换了六个，他依然是宰相，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皇帝就是那个兵，皇帝换了，依然还要让我来帮他治理国家，所以有恃无恐。

内阁首辅魏藻德就是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想到遇到了不按套路出牌的刘宗敏。刘宗敏问魏藻德，你为什么没有殉国？魏藻德恬不知耻的说，我要为新的朝代服务，刘宗敏上去扇了魏藻德几个大巴掌说，你从书生短短几年中状元并且坐上了首辅，崇祯皇帝哪一点对不起你？最后，魏藻德在被逼问家产的时候头裂而死，可谓罪有应得。

2贪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

贪污这个问题，从古至今并没有杜绝，即使像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对贪污零容忍，贪污几十两就要剥皮填充稻草放在大堂上，但是依然堵不住贪污，实在是因为贪污是一本万利，而且这是个行业潜规则，大家都贪，你不贪，就没法在官场里生存。

还有就是中国的古代的官都是文人，文人还有一个尿性，就是做婊子还要立牌坊，我是贪污了，但是你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说。所以中国才诞生了千奇百怪的送礼，就拿现在来说，送礼也有很多办法，有送卡的，有送分红的，有送房子的。在古代，那就是送一些字画古董，珍奇异宝，土地还有女人。

现在崇祯皇帝号召大家捐款，而明朝的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崇祯皇帝的要求便捐了，就等于告诉皇帝和其他官员，我贪污了。皇帝你知道我贪污，但这都是暗箱操作的，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现在我捐钱了，是一个救国的功臣，等到危机过去以后，以崇祯皇帝心胸狭小，马上就会寻机整治，你小子贪污了，我一定要治你的罪，那岂不是大难临头，所以各个官员也存在这样的心思，免得日后算账。

基于以上两点，大臣们都没有募捐，大明灭亡，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而大臣们也没有好下场。不过历史上也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大臣捐钱发粮饷而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