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

生平简介

杨玉环与西施、王昭君、貂蝉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小字玉环，道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市韩阳镇独头村）人。杨贵妃身高164米，体重138斤（有待查证）。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她原为玄宗第18子寿王之妃，后经大臣推荐，唐玄宗见她有倾城倾国之色，后招入宫做女官，天宝四年封为贵妃，从此杨门一族权贵显赫。天宝十五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的唐玄宗仓皇南逃。途经马嵬坡，大将玄礼和部下认为杨家祸国殃民，怒杀杨国忠，迫使玄宗赐杨玉环自缢。贵妃死时，年38岁。

天宝四年（745）入宫，得唐玄宗宠幸，封为贵妃，（时玄宗年六十一，贵妃年二十七）父兄均因此而得以势倾天下。贵妃每次乘马，都有大宦官高力士亲至执鞭，贵妃的织绣工就有七百人，更有争献珍玩者。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所献精美，二人均被升官。于是，百官竟相仿效。杨贵妃喜爱岭南荔枝，就有人千方百计急运新鲜荔枝到长安，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所以荔枝又称”妃子笑”。

后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途至马嵬坡，六军不肯前行，说是因为杨国忠(贵妃之堂兄)通于胡人，而致有安禄山之反，玄宗为息军心，乃杀杨国忠。六军又不肯前行，谓杨国忠为贵妃堂兄，堂兄有罪，堂妹亦难免，贵妃亦被缢死于路祠。安史之乱与杨贵妃无关，她成了唐玄宗的替罪羔羊。

杨玉环（公元719－756年）：唐代宫廷音乐家、歌舞家，其音乐才华在历代后妃中鲜见。开元七年719年农历六月初一生于容州（今广西玉林容县），出身宦门世家，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四川崇庆）司户，叔父杨玄璬曾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璬家。后来又迁往永乐（山西永济）。所以问杨贵妃是哪里人，有说广西容县的，有说四川的，有说山西永乐的，莫衷一是。就我看到的《唐国史补》有言：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

杨玉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虽为美女，但仍有缺陷：其体有狐臭，因此特别喜欢沐浴。

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也应邀参加。咸阳公主之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当年就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甜美异常。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七 杨玉环（719—756），号太真，蒲州永乐人，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杨氏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开元二十二载（734年）她被册立为李瑁的妃子，后又受令出家，天宝四载（745年），杨氏正式被玄宗册封为贵妃。天宝十五载（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玄宗西逃四川，杨氏在马嵬驿死于乱军之中。

这位以胖为美的杨贵妃，是最简单的美人、最幸福的美人，也是最令人感慨的美人。

她真叫玉环吗？

大名鼎鼎的杨贵妃，芳名是什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旧唐书》与《新唐书》里没写，《资治通鉴》里也没有明确记载，《长恨歌传》只说她是“杨玄琰女”。唐大中九年（855年），也就是杨贵妃死后大约100年，郑处诲编撰的《明皇杂录》里才第一次提及：“杨贵妃小字玉环”。后人沿用至今。对此，有一种不同的说法，郑嵎的《津阳门诗注》里说：“玉奴，太真小字也”。郑处诲和郑嵎都是唐人，生活年代也差不多，而且都是进士出身，所以他们的说法都有可信的理由。当然，也可能这两个名字都属杨美人，一个是真名，一个是昵称。

管杨贵妃叫什么，那个叫李隆基的老男人都喜欢。说他是老男人，一点不假，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杨氏才22岁，而他已经56岁了。老是老点，可他是皇帝，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他不但不管她叫什么，而且也不管她嫁没嫁人，甚至都不考虑她嫁的是自己的儿子，只要他喜欢，便一定要夺过来。

唐玄宗看上杨玉环时，她已经嫁给寿王李瑁差不多五年了。唐时宫廷“胡风”盛行，老子抢儿子的媳妇，好像也不算稀罕事，“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嘛，所以也没有卫道士哭闹着向皇上谏劝什么“人伦之理”。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唐玄宗还是做了一些台面上的工作。譬如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下诏令她出家做女道士，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让杨玉环搬出寿王府，住太真宫。这样做也是为避人耳目，方便他们偷情。好不容易熬过五年，玄宗先是很正经地尽了一把“父亲之责”，为寿王李瑁娶韦昭训的女儿为妃，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将杨氏迎回宫里，并正式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不仅长得漂亮，歌舞俱佳，而且很是聪明，善解人意，简直就是皇上的贴心“小棉袄”，玄宗自然极为喜欢。不久，杨玉环便专宠后宫，使得“六宫粉黛无颜色”，当时宫中称她为娘子，一切待遇（仪体规制）也都是皇后级别。

对此，唐人李商隐有话要说。他在《骊山有感·咏杨妃》

里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看来寿王真是郁闷至极、尴尬到家了。但玄宗不顾人伦，依然要夺子所爱，那就只能感叹杨玉环的美色太有诱惑力了。不过，根据常理推断，已步入老年的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可能不仅是贪图美色和床笫之欢，更是将她当作生活体贴入微、凡事知心解意、犹能迎合自己嗜好的精神伴侣。

如《旧唐书》所述：“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而《新唐书》里的评语也大致相同，只是很含蓄地加了“遂专房宴”的提示。后世诸多文学作品，极尽意*之能事，一味放大贵妃“以色邀宠”的本领，我以为有高估唐明皇生理功能之嫌。当然，再老的男人，对美色还是很受用的，何况这位美人儿长得如天仙一般。

《霓裳羽衣曲》

杨玉环除却容貌出众，更令玄宗神魂颠倒的是她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善歌舞，通音律”，而玄宗也有同好，这就难怪他会将她视为自己的艺术知音和精神伴侣了。这一点，从他“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的欣喜语气里便可知。

唐玄宗熟悉音律，对曲乐、舞蹈都颇有研究，不少贵族子弟在梨园都曾受过他的训练。《旧唐书》里记载，玄宗曾组建过“宫廷乐队”，选拔子弟300人，宫女数百人，招呼他们作指导。对于这样很有才情的“艺术”帝王，精通音律的杨玉环自然显得格外有魅力。据说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开一场演奏会，贵妃积极应和。当时贵妃怀抱琵琶，玄宗手持羯鼓，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此，有白居易诗为证：“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杨玉环还是个击磬高手，她演奏时“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梨园弟子，莫能及之”。玄宗为讨得美人欢心，特意令人以蓝田绿玉精琢为磬，并饰以金钿珠翠，珍贵无比。

，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引荐下，唐玄宗把目光投向了武惠妃相似的儿媳杨玉环。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与李瑁成亲五载的杨玉环离开寿王府，来到骊山，此时她才22岁，玄宗则56岁，玄宗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

天宝四年，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遂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玄宗自废掉王皇后就再未立后，因此杨贵妃就相当于皇后。

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人宫，封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虢国夫人杨花花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诗详注》卷二）乃为事实之写照。

杨玉环自入宫以来，遵循封建的宫廷体制，不过问朝廷政治，不插手权力之争，以自己的妩媚温顺及过人的音乐才华受到玄宗的百般宠爱，虽曾因妒而触怒玄宗，以致两次被送出宫，此外，杨玉环在宫中与安禄山有染，但最终玄宗还是难以割舍她。直至安史之乱，唐玄宗仅带杨贵妃西逃，在马嵬坡兵谏时，杨贵妃被逼赐死，年方38岁。

今陕西兴平县有杨贵妃墓，占地3000平方米，墓侧有李商隐、白居易、林则徐等历代诗碑。临潼骊山北麓有华清池，传为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遗迹，其中尤以“贵妃池”更为著名，传为杨贵妃专用的浴池，故又称“妃子汤”，池侧有“凉发亭”，传为贵妃浴罢凉发梳头之处。这些名胜古迹因为与古代著名美人杨贵妃有密切关系，而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编辑本段]相关故事诗辞

玄宗亲谱《霓裳羽衣曲》，召见杨贵妃时，令乐工奏此新乐，赐杨氏以金钗钿合，并亲自插在杨氏鬓发上。玄宗对后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古今宫闱秘记》卷三）复制新曲《得宝子》，足见宠幸之隆。时宫中未立新皇后，宫人皆呼杨氏为“娘子”，实居后位。郑处诲讲了一个故事，说在杨玉环晋为贵妃之后，岭南贡上一只白鹦鹉，能模仿人语，玄宗和杨贵妃十分喜欢，称它为“雪花女”，宫中左右则称它为“雪花娘”。玄宗令词臣教以诗篇，数遍之后，这只白鹦鹉就能吟颂出来，逗人喜爱。玄宗每与杨贵妃下棋，如果局面对玄宗不利，侍从的宦官怕玄宗输了棋，就叫声“雪花娘”，这只鹦鹉便飞入棋盘，张翼拍翅，“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明皇杂录》）后来这只可爱的“雪花娘”被老鹰啄死，玄宗与杨贵妃十分伤心，将它葬于御苑中，称为“鹦鹉冢”。元朝诗人杨维桢《无题效商隐体诗》云：“金埒近收青海骏，锦笼初放雪衣娘。”（《铁崖集》）就是咏及玄宗与杨贵妃的宠物白鹦鹉的。玄宗对宠物白鹦鹉尚且如此珍惜，其对杨贵妃的厚宠更不待言了。

由于杨贵妃得到重宠，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赌博，令杨钊计算赌账，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十余职，操纵朝政。玄宗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杨家一族，娶了两位公主，两位郡主，玄宗还亲为杨氏御撰和彻书家庙碑。

有一次，杨贵妃恃宠骄纵，得罪了玄宗，被玄宗谴归娘家。可是，贵妃出宫后，玄宗饮食不进，高力土只得又把她召回来。750年，贵妃偷了二十五郎邠的紫玉笛，独吹自娱。事发，以忤旨又被送出宫外。贵妃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大骇，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张祜《分王小管》诗云：“金舆还幸无人见，偷把分王小管吹。”（《中晚唐诗叩弹集》卷五）就是咏此事的。杨贵妃知道玄宗没有她，便寝食不安，更为骄纵，杨家“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时人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谣。（《杨太真外传）））李肇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唐国史补》卷上）杜牧《过华清宫》诗云：

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中晚唐诗叩弹集》卷六）

就是咏岭南贡荔之事，后世岭南荔枝有“妃子笑”者，据说得名于此。

天宝中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立过边功，深得玄宗宠信，令杨氏姐妹与禄山结为兄妹，杨贵妃则认禄山为干儿子。禄山以入宫谒见干娘为名，竟明目张胆地调戏起杨贵妃来。

杨贵妃在长安庆祝最后一次生日，是755年六月一日于华清宫，玄宗令梨园置乐，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曲名，适广东南海进荔枝到，遂以《荔枝香》为曲名。同年十一月，安禄山反，玄宗仓皇入川，次年途经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军队哗变，逼玄宗诛杨国忠，赐杨贵妃自尽，时年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玄宗与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能诗，《全唐诗》收有其《赠张云容舞》一首云：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枭枭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这是以女人写女入的舞姿，比之秋烟芙容，若隐若现；复比之岭上风云，飘忽无定，更比之柳丝拂水，婀娜轻柔，衬以罗袖动香，可谓出神入化。在诗词中反映杨贵妃的故事是很多的，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云：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中晚唐诗叩弹集》卷六）

就是咏贵妃放事。至于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句（《李太白全集》卷五）更成为千古绝唱。贵妃死后，玄宗人蜀，“行至扶风道，……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杨太真外传》）这就是后来宋词《雨霖铃》词牌的由来。

在戏剧中演杨贵妃的故事更多，元朝白朴撰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明朝有屠隆隆《彩毫记》传奇、吴世美《惊鸿记》传奇、无名氏《磨尘鉴》传奇，清朝有洪升《长生殿》传奇，京剧有《百花亭》、《贵妃醉酒》、《太真外传》、《马嵬坡》等，其它地方剧种也有许多演杨贵妃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尤以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贵妃醉酒》，以其独创性及卓越演技唱腔，饮誉海内外。小说则有《杨太真外传》、陈鸿《长恨歌传》、《隋唐演义》等。

杨贵妃与含羞草

有一种小巧玲珑的花卉，它的复叶酷似芙蓉枝，点点对称，宛如鸟羽。植株上缀以数朵谈红色的小花，状若杨梅。人们用手一指，它那羽状小叶便很快闭合，叶柄也慢慢垂下，就象初涉人世的少女，因为纯洁和朴实，才那样忸怩、娇羞，所以人们都叫它“含羞草”。

传说杨玉环初人宫时，因见不到君王而终日愁眉不展。有一次，她和宫女们一起到宫苑赏花，无意中碰着了含羞草，草的叶子立即卷了起来。宫女们都说这是杨玉环的美貌，使得花草自惭形秽，羞得抬不起头来。唐明皇听说宫中有个“羞花的美人”，立即召见，封为贵妃。从此以后，“羞花”也就成了杨贵妃的雅称了。含羞草“羞”于见人，是由于植物电的缘故。含羞草的叶栖基部，

有一个薄壁细胞组织叫做“叶褥”，平时里面充满了足够的水分。当叶片受到刺激时，薄壁细胞里的水分，在植物电的指令下，立即向上部与两侧流去。由于叶片的重量增加，就产生了叶片闭合，叶柄耷垂的现象。含羞草植株纤细娇弱，为了生存，它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这种适应环境的特殊本领。

长恨歌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编辑本段]杨贵妃下落之谜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杨贵妃，名玉环，华阴人，后随家迁至永乐县（今山西芮城）。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她原为玄宗第18子寿王之妃，后经大臣推荐，唐玄宗见她有倾城倾国之色，后招入宫做女官，天宝四年封为贵妃，从此杨门一族权贵显赫。天宝十五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的唐玄宗仓皇南逃。途经马嵬坡，大将玄礼和部下认为杨家祸国殃民，怒杀杨国忠，迫使玄宗赐杨玉环自缢。贵妃死时，年38岁。 杨贵妃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逸闻趣事引起文人墨客诸多感慨。晚唐诗人罗隐在平乱返长安途径马嵬坡时作诗：“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清人赵长令有诗云：“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亲关；祸端自是君王起，倾国何须怨玉环。” 历史上咱们的《唐书》上记载的，说是六月十三号，当然这指的是阴历了，天宝十五年六月十三号，天刚刚亮的时候，因为安禄山造反，潼关已经破了，皇帝携同嫔妃，包括杨贵妃和他的皇子皇孙，包括六军代表陈玄礼，带领他这个大军一块出了长安的延秋门向西跑了。往西是哪儿呢？就是咸阳，去过西安的同志可能都知道，咸阳离西安是非常近的，现在要是走的话，大概汽车二十多分钟就能到咸阳，咸阳和西安两个城市现在已经慢慢接起来了，很难分清楚了。但是在当时，四十里路，这一行人走了半天，到中午的时候到咸阳了，本来是想叫咸阳县的县令接待他们，但是咸阳县的县令一听那边造反了，吓的比谁都跑得快，跑没影了。同时皇帝悄悄跑出长安城，谁都不敢告诉，因为皇帝逃跑这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到百官上朝的时候，发现皇上怎么不见了，才知道皇上跑了，于是长安城里大乱，抢店铺、放火、打家劫舍，于是都出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到了咸阳连吃饭都吃不上了，当时记载的是什么？高力士从街上买了一点带芝麻的蒸饼给皇上吃，士兵也要饭吃，这实际上是一个契机，是造反的一个最直接的由头。那么真正操纵造反的是太子，他是想篡夺皇位的，于是杀了杨国忠，也杀了杨贵妃的姊妹，包括杨国忠的儿子。杨国忠的媳妇逃出这个是非之地，据说是走到宝鸡也不知道走到汉中，到底还是被杀了。于是呢，杀了以后，陈玄礼就作为代表跟皇上接触，要求处死杨贵妃，为什么处死杨贵妃？因为士兵把杨家全家都杀完了，贵妃还在皇帝身边，你这个士兵心里不安，这是一个祸害。尽管她说是不问朝政，但是你毕竟对我们是一种威胁，于是要求处死杨贵妃，否则的话，不走。 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是忍痛割爱，杀吧。那么对于这段日本蓝皮的书上是怎么记载的呢？它是这么写的：“高力士将贵妃从寝室中叫出，于庙堂前树下缢死，着六军代表陈玄礼验看，确认贵妃已死。”这个记录好像和我们的记录没有太大的出入，有人分析说，陈玄礼强迫皇帝处死了杨贵妃，这件事情实在有损于皇帝的尊严，一个皇上让把媳妇杀了你就杀呀，这脸面上确实是有损于脸面，那么呢，陈玄礼这件事情是犯上，大不敬。他也非常明白，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违背皇帝意愿的，皇帝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他心里也非常胆怯，咱们的史书上也有这样的记载，说“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他把自己军装内的甲胄脱了，脱了干嘛，请罪呀！把皇上的媳妇杀了，请罪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明了他就没有验看杨贵妃的遗体，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验看杨贵妃遗体，已经大不敬了，还要去看娘娘的尸体，他敢吗？他不敢，而且缢死杨贵妃执行的是谁执行的呢？实际上是内侍把她勒死的，那么缢死杨贵妃，在逃亡的过程中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专门缢死人的专家吧，就让内侍把人给勒死了，勒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人一勒就死了。更何况这个内侍们稍稍有意，甚至是无意，都可以致死杨贵妃气绝而未毙命。 军队皇帝都走了，这个杨贵妃慢慢的复苏，但是她就是复苏了，也没必要再勒一遍，没必要了，这个事情已经平息了，都解决了，她活了，那就活了吧。杨贵妃醒来的时候，周围只有处理她殡葬的内侍和宫女了，是这么分析的，有人分析杨贵妃没有死之所以留下来，原因有四点，第一点：是说据说杨贵妃待人非常宽厚，所谓的祸水也是一个厚道人，在宫里边可能也不得罪人，这个大家对她是非常有感情的。第二点：在逃难的过程中，调节唐玄宗和军队和各面关系的这是谁呀，是他的儿子叫寿王李瑁，李瑁是何许人，李瑁是杨贵妃的前夫，唐玄宗看上儿子的媳妇，于是将儿媳妇据为己有，李瑁也献出他的爱妻，那么爱妻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你说他能不帮一把吗，他肯定要帮一把。第三个理由：高力士帮助。高力士和杨贵妃的关系更不必说，这个高力士设计杨贵妃先当女道士，再改嫁唐玄宗，这都是他设计的，他不可能把她再勒死。最后一点：杨贵妃的侄子帮助，她的侄子叫杨暄。她有几个侄子，其他几个侄子都在被士兵杀死了，只有这个杨暄在当时是没死，杨暄是什么人呢，杨暄是驸马，杨国忠的儿子，是万春公主的丈夫，官居鸿胪卿。鸿胪卿的官是个什么官，是外交部长，这位唐朝的外交部长，和那些遣唐使们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在随行的队伍当中，大家记得不，还有遣唐使呢，外交部长的姑姑出了这样的事，那么这些危难之中遣唐使们相助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那么杨贵妃到日本必须借助船，怎么到了海边？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杨贵妃不死的话，她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俞平国先生在解释《长恨歌》的时候也提出了贵妃不死的说法，杨贵妃逃亡只有一条道路，到陕西周至，到周至怎么走，她不可能追随着唐玄宗走宝鸡走汾州到剑阁，到四川，她不能这么走。跟着皇上后边走，那危险太大。但是她也不可能在退回来回到长安去，那长安是一片混乱，她所走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周至的傥骆道。傥骆道从周至县的骆口驿，现在叫骆口村，进山，穿越秦岭，从陕西洋县穿出来。她是从这样的这么一条蜀道，这条蜀道修建的最早，最近便，所有的蜀道都是在山谷里边穿来绕去，沿着河谷，但是这个傥骆道它是遇山翻山，遇水过河，直上直下，今天从汉中飞往西安的飞机航线还是沿着傥骆道飞，大家就可以想见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是最险峻的最近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我从八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大概前后走了六次，把它给考察了一遍，因为它荒废得最早，所以保留得最完好，沿途有各式各样的石刻。所以就是说，杨贵妃她是有可能沿着这条傥骆道从骆驿口进来，洋县出去，沿着汉江南下，然后到长江，再往南到海边。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中国的正史和日本的文字记录完全不同，谁是谁非我们姑且不去评判，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杨贵妃看不见的美丽，和马嵬坡以后的这种让我们抓不住的虚幻，这是艺术的张力，这给了文学艺术发展扩张的一个余地，所以，历史上自从天宝轶事以后，不管是诗歌，还是传，在马嵬坡的杨贵妃墓留下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诗篇，还有一些戏剧《长生殿》、《大唐贵妃》、《唐明皇》等等之类的这些艺术上的东西，是非常多的，这是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笔财富，我们说杨贵妃从霓裳羽衣舞，到宛转娥眉马前死，一直到油谷町里望家乡，这是一个故事，可是在故事的背后，它的内涵是太丰富了。杨贵妃抓不住，这种扑朔迷离，或许正是杨贵妃的本意！

如果玄宗当时听了张九龄的话，后来就不会有安禄山Z反之事。如果张九龄能够继续为相的话，对安史之乱的发生，朝廷也可能会有更多的防范。

张九龄曾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但这颗克星过早地殒落了。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对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却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于处理与玄宗的关系，不善于让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

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从八品上，品位虽低，职责却很重要。关于其职掌，《旧唐书职官志》是这样说的：

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

在这个职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绩，如先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张九龄的才能和明识，尤其表现在他多次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工作上，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内连续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勋员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书省吏部司勋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吧。其职责是“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对于那些立功的人，根据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级别的勋官。

当时宰相张说任中书令，因为与张九龄同姓，查对家谱，原来出于一门，所以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他经常对人称赏张九龄，说张九龄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九龄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张说。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相当于今之正局级，用现在的话说，进入了高G的行列。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一颗政坛名星在盛唐官场上升起。

张说虽是长辈，但有几件事说明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张说确定的随玄宗登山的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级胥吏，另外就是经自己亲手提拔的官员。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称岳父为“泰山”，由此而来。据说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显然这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提出反对的意见，宇文融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也不听。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因为是张说的亲信而受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注意，四品官比原来的中书舍人品级要高，为什么还说“贬”呢？这是因为唐代的官员还有“清要”与“闲散”之分，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远离政事枢要。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不过，玄宗对张九龄很照顾，为了让他能离家近一些，经常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也到岭南任刺史，使他们逢年过节能回家省亲，家人团圆。这算是对他官场失意的一种补偿。

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事务，曾经向玄宗推荐张九龄，认为张九龄可以进集贤院任学士，他的才学胜任皇帝的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进京，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副院长），又提拔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已经是副宰相了。其时张九龄多次向玄宗发表意见，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很多被玄宗采纳。但张九龄不愿意炫耀自己，从不向别人自夸，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举措，别人都以为出于玄宗的圣断，实际上出于张九龄的建议。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对方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这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如前所述，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引起玄宗不高兴。

值得推敲的是，安禄山萌发觊觎天下之心是天宝初年，在十多年前张九龄怎么在他还没有产生叛变野心时，就预知他会“乱天下”呢？这并不是不能解释。按照历史唯物Z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了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然后才有人产生发动叛乱谋反的野心。虽然当时包括安禄山在内的所有人或许都尚无叛乱之心，张九龄却注意到了产生天下大乱的环境和条件出现了萌芽，这是他的敏锐高明之处。

在中央政权的安危方面，与唐玄宗目光一直盯着皇室内部不同，张九龄感受到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威胁。朝廷宠厚边将，边将拥有重兵，军事格局外重内轻，一旦发生边将举兵向阙，中原就无相应的军事力量抗衡。一位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产生某种敏感或隐忧，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和顺理成章的。因此当他看到安禄山这样一位出身胡族的将军因为战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时，可能一种不祥的念头和预感便产生了。如果这样一位没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手握重兵时，他可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一种令人心悸的念头便在他脑海里掠过。

但张九龄政治上的这种敏感不仅没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关键就是他正道直行，对人际关系的微妙处不加留意。避免唐帝国严重动乱的第一个机会，便这样轻易错过了。

与张九龄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数”，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当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就注意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活动。玄宗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讲话，都能说到玄宗心里，很快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当时玄宗最宠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李瑁，所有的儿子中，玄宗最疼爱的就是寿王。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说他的好话，因此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即门下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侍中，相当于副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原来的计划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为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议，打算立刻动身，离开东都。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找个借口留下来，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让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动身。”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第二天，车驾启程还西京。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很顺心，同时也就感到张九龄有点别扭。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等人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时，节省用度，勤于职守，使河西镇仓库充实，器械精良。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赏他，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省某部尚书，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某部部长，或许地位还更重要一些。张九龄说：“不行。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我们唐朝建立以来，只有退职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内外有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现在一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

玄宗奖赏边将，一心要对牛仙客有所表示，又问：“那么，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也不行！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务，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给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恐怕不合适。”对张九龄的坚持原则，玄宗心里觉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谈起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任命他做尚书有什么不好呢！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在玄宗听来当然还是李林甫的话顺耳。

第二天，见到张九龄，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像原先一样极力反对。玄宗脸色大变，一下子恼火了，说：“难道事情都由你说了算吗？”一看玄宗动怒，张九龄扑通就跪下了，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愚蠢，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地区。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朝廷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是边境地区的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任命为高官，我担心众人会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后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不一定要什么学问和文章才华！天子任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实封三百户，也就是把三百户农家的租赋作为牛仙客的收入。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因为富于才学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忌恨，仍然奉迎巴结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现在，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他。

玄宗当年做临淄王时，王宫里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都受到他的宠幸，赵丽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后来玄宗即位，宠幸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所生寿王李瑁，最受玄宗疼爱。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几个小孩子在内第见面，都因为母亲被冷落而说了些不满的话。咸宜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杨洄经常寻找三个孩子的过失，密告武惠妃。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所以杨洄站在武惠妃一边。武惠妃就在玄宗面前又哭又叫，说：“太子私结朋党，想害我们母子，而且还指斥皇上。”玄宗大怒，把这话告诉宰相，想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废掉。张九龄不同意，他认为三个皇子都没有大过，不应该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一气之下全都废黜。太子是天下之本，不可动摇，废太子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举了历史上许多由于废除太子而导致的内乱，因此劝玄宗慎重其事。而且他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言下之意，这件事我是要跟陛下对着干了。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又一次引起玄宗不高兴。

李林甫当众什么都不说，退朝后私下告诉受玄宗宠幸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做主就可以了，何必问外人呢？”这话当然会传到玄宗耳朵里，玄宗犹豫不决。武惠妃暗中指派在朝廷里打杂的牛贵儿，私下对张九龄说：“废太子李瑛，一定会立寿王李瑁。您只要肯帮忙，就可以一直做宰相。”张九龄喝斥这小官奴妄说是非，并把这话告诉玄宗。玄宗发现在太子问题上，实际是武惠妃在挑拨离间，脸色气得发白。因此直到张九龄后来被罢免宰相，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李林甫一天到晚都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不是，玄宗越来越疏远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有学问，有一次跟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里面有“伏腊”两字，他竟读成了“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告诉玄宗，玄宗只好让萧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说：“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有机会时应该去拜访他，跟他搞好关系。”当时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宰相。严挺之这个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始终不去巴结他，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他。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三司审判。唐代负责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三个官署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合称三司。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给宽大处理。李林甫让手下的人向玄宗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拉关系。”张九龄说： “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婚，却仍然有私情。”敢于跟皇帝抬杠，只有张九龄才这样做。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过去张九龄、裴耀卿常常互相声援，彼此呼应，因此认定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等已经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列名宰相。同时，把严挺之贬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则流放岭南。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张九龄并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他的失误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势下台。这次宰相的调整，使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几位正直而富于才学的大臣被疏远；而由于牛仙客的入相，则使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李林甫处心积虑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以正直闻名的张九龄获罪降职，失掉相位，则向其他朝廷大臣发出一个信号。从此朝廷官员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至于原则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么“直言进谏”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场上向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是宰相的料，可是却引用迷信的说法，说牛仙客任相不吉利。玄宗亲自审问查验，命人在朝堂上杖打周子谅，把他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周子谅行至蓝田县，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后来张九龄请求归乡拜谒父母的坟墓，在家病死。周子谅事件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张九龄被贬当然与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倾陷有关。

从张九龄几次触怒玄宗的事例来看，他与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主张抑制边功，反对重用那些靠打仗有军功而进身的边将。这几乎是张九龄惹玄宗不高兴的主要原因。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的话，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东北，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现在看来，张九龄可能是惟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乱发生的宰相，可惜他过早地被拔除了。张九龄与玄宗、李林甫君相间从心理上的龃龉，到言语间的磨擦，终于相违相弃，代表了帝国政治大厦的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不能弥合，给安禄山坐大创造了时机和条件。

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一批富有才学的官员，政治上比较有远见，李林甫等人虽有吏干，但缺少深谋远虑——这里指国家发展的大计，不包括个人固权保位的心计。这些人掌控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难以把握好大的方向，容易造成重大漏洞。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至蜀中，念及当年张九龄有先见之明，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建议，伤心流涕。他派一名宦官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对他的家人厚加赏赐。

2、口蜜腹剑：李林甫误国

虽然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李林甫已经死去三年，但人们都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与他的执政有密切关系，认为安禄山这个叛乱的种子，是由李林甫的培育才生根发芽的。这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李林甫为相期间所造成的政治局面，为安禄山叛乱创造了条件。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到李林甫时，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父亲李思诲只做过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李林甫因善于钻营而逐渐爬上高位，靠巴结武惠妃而升任宰相。这个人阴险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说坏事做尽。

中国人习惯上从道德品质上评价历史人物，李林甫成为史书中的花脸奸臣。西方史学家曾极力想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恢复李林甫的名誉。他们认为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如编订法律、兵制改革和财政的发展等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确，对李林甫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强调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李林甫是以吏干精明而著称的，精熟于官府运作和官僚事务，他在任期内极力使各项事务都井井有条，规定格限，的确表现出章法分明的气象，说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或者说是一个政客，可能不是过度溢美，但如果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可能并不够格。政治家应有的天下为公、牺牲精神和任人唯贤等优秀素质，他都没有。实际上天宝时期唐王朝在经济上面临的危机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兵制的改革也为后来边防军举兵作乱埋下伏笔，至于《唐律疏议》的编定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就，那是从唐太宗时起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不能归功于李林甫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多是有法不依，在专制社会法律的效力常常被人治的因素所抵消，李林甫的许多行为与法律运作正好相反。尤其是他喜欢搞权术，把天宝时期政坛搞得充满恐怖，人人自危，在一定程度上又重现了武后时期政治天空中的阴霾。唐王朝由盛转衰，让他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委屈他。

我们看到，李林甫为相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巩固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和自己的相位上。张九龄等被罢相，李林甫想独揽朝政，担心那些谏官动不动就把问题反映给玄宗，破坏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开召集谏官们开会，说：“当今天子圣明，大臣们顺从皇上的命令都来不及，不需要谏官们对朝廷事务说三道四。”他指着旁边御厩里骠肥体壮的马，说：“大家看到这些仪仗队里的马了吧，平时享受三品马的饲料，可是只要在仪仗队里乱叫一声，立刻就被开除。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补阙杜琎不识时务，上书朝廷，发表意见，第二天就被当做乱叫的仪仗马调出长安，让他去下邽县当县令了。

王皇后被废以后，武惠妃特受玄宗宠幸，李林甫觉得这是他上爬的阶梯。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向朝廷上奏，说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都尉薛锈暗中有密谋，要害寿王李瑁。玄宗召宰相商议这件事，提出废黜太子，处罚几位小王，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对寿王之母武惠妃有过承诺和默契，想扶持寿王为太子。他看玄宗倾爱寿王，便迎合玄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该管的。”李林甫的这种态度，使玄宗最终下定决心，处罚了这几位不幸的亲王和太子妃的哥哥，造成开元年间一大冤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派宦官宣布制命，废太子和二王为庶人，把薛锈流放到瀼州；接着又把太子和二王赐死于城东驿，把薛锈赐死于蓝田县。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都好学有才识，无辜被杀，人们都替他们惋惜。第二天，李瑛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三家，因受此案牵连，几十个人被流放贬官。只有李瑶的王妃家韦氏，因为王妃以贤惠著称，才没有人受到株连 ——所谓“贤惠”，即不过问政治，这样在险恶莫测的宫廷和政坛较安全一点儿。

李林甫善于弄虚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绩。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年全国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一直以来，大理寺的监狱被认为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栖息的，现在有鹊鸟在院子里树上筑巢，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于是百官都因社会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贺。玄宗则归功于宰相治国有方，第二天就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那些在才能和声望上超过自己、有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着重打击的对象。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凡是玄宗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或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是亲近交结，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稍微有点儿威胁时，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滑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别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华和有学问的人，表面上与之交好而背后加以陷害。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在保权固位方面，有几件事极见李林甫的心计和诡诈。

开元二十八年，杨玉环被诏进宫，天宝四年正式册封为贵妃，从此开始了与玄宗食则同席、寝则同榻的专宠生活。在杨贵妃与玄宗一同生活的十五年间（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十四年），玄宗虽偶有拈花惹草，但对杨贵妃一直是比较专一的，可以说将其全部的感情、爱心都寄托在杨贵妃身上。

如果仅从其美貌并不能说明问题，杨贵妃虽姿色出众，但后宫中的绝色佳人并非没有，何况玄宗已年过花甲，情欲的追求已非昔日可比，他之所以对杨贵妃如此醉心，应该说，主要的原因是两人在感情上、志趣上的情投意合。

据史书记载，杨贵妃曾两次被遣回娘家。第一次是天宝5年，即杨贵妃被册封的第二年，贵妃因嫉妒触怒了玄宗，被遣回娘家。贵妃被赶出宫后，玄宗忽然感到人去楼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玄宗茶饭不思，还动不动就对左右侍从乱发脾气。随即就令人将御膳送去，当夜将贵妃接回宫中，从此对贵妃更加恩爱。

玄宗与贵妃虽是帝王与妃子的关系，但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可以发现，他们象一对和睦相爱的夫妇，更象热恋中的少男少女。

扩展资料：

下落成谜

死于马嵬坡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范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