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武祠****：0350-3031715

杨忠武祠景点简介：

山西省代县境内有个名叫鹿蹄涧的村子，村中有座建于元代的杨忠武祠，人们通常称它为杨令公祠或杨家祠堂。祠堂里保存着一些关于杨家将的比较真实的资料，可补史书的不足；也有许多生动的塑像和画像，可供游人凭吊和观览。

鹿蹄涧村背依勾注山（也称雁门山，属北岳恒山山系），有涧水自山中流经村旁；面对五台山，有台顶积雪终年可见。西北方不远可出雁门关，正南方不远可渡滹沱河。这里西去代县城四十五里。自从五代后晋石敬瑭把雁门关以北的云州、应州、寰州，朔州全部割让给契丹（后为辽）以后，代州就成为汉族防御外族入侵的边防重镇

杨家父子兵从五代北汉时就为抵御外族侵略而征战，长期驻守在雁（门）代（州）这片土地上，并在此传宗接代，延续后裔至今。这座杨令公祠就是杨令公（杨业）在雁代一带活动的纪念和见证。

鹿蹄涧村既然是杨令公祠的所在地，那么，此村与杨家将有何关系？村名又是怎样得来的呢？关于这两个问题，杨家祠堂正殿门前的一尊怪石是最好的解答者。这尊怪石，安放在四尺高的石座上，高二尺，外形像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石上雕有一只带箭的梅花鹿，旁镌泰定元年字样（泰字已不清）。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鹿蹄石。据《代州志》、杨家族谱记载和杨族世代传说，元朝初年，杨业的十三世孙杨友和他的弟弟杨山，率军屯垦于留属村（在今代县城东）。一天，二人外出狩猎，行至马峪河（在今繁峙县雁头地界），忽遇一只梅花巨鹿。杨友张弓搭箭，射中鹿蹄，鹿带箭而逃。杨友、杨山策马紧追，追至联庄（今鹿蹄涧村），巨鹿以头触地，顿时失踪。杨氏兄弟急令亲兵在鹿没处挖地三尺许，发现一块怪石，上面现出一只梅花鹿的形象。遂将此怪石携回，经加工雕饰留作纪念。一后来，杨家认为鹿与禄同音；鹿之所入处，必为祥瑞之地，因此便迁到联庄定居，并改村名为鹿蹄箭。后因村子左右各有深涧，遂又改名为鹿蹄涧。这则故事虽然有明显的虚构成分，但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据此来回答鹿蹄涧村名的由来。杨令公祠是何时兴建的？它有哪些值得介绍的内容？据洞内元代天历年间赵鹤鸣所撰碑文记载，此祠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是杨业十六世孙杨怀玉奉旨建造的，至今已有六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又据该碑文记载，杨业的后代除留居雁代一带外，还流布英种于川、广、淮、扬间。杨家祠堂在各地建立的也不少。自从杨怀玉在代州鹿蹄涧建祠之后，各地杨家祠堂共同商定：每六十年集会于鹿蹄涧，叙世系，修家谱，祭祖庙，永为定例。

鹿蹄涧杨令公祠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祠对面楼台三间为祭台，上有颂德楼题匾；调堂门前筑台阶二十四级，阶下有石狮一对蹲踞左右。祠门三间，每间前檐各悬金字巨匾一面，中书奕世将略，左书一堂忠义，右书三晋良将。门楣上立一盘龙蓝底大匾，上有忠武祠三个金字。忠武乃杨业战死后，宋太宗皇帝给予他谥号。祠门内侧高悬木匾一块，上面抄录了北宋皇帝关于杨家的诰敕十篇，其中有赠杨业太尉中书令一篇，加封杨延朗开国公誓券一篇，给杨延朗敕旨六篇，给杨宗保、杨文广敕书各一篇。

后院，有正殿五间，中额书忠勋世美。廊前双柱上有一副木刻金字楹联：丰功伟烈著边疆，勇冠千军称无敌；浩气英风留古塞，声威万代佩长城。廊两厢还有元以来石碑四通：一为元天历己巳年（1229）赵鹤鸣撰龙虎卫上将军杨友碑；一为杨族世系牌，碑阳为赵鹤鸣所撰《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记述了杨怀玉以前的世系及杨怀玉建宗祠、纂家谱、修坟墓、置护田等等，碑阴刻杨业父杨兖至杨怀玉十七世世系表；一为明万历年间山西提学使为杨族立的表忠闾碑；一为宏农宗祖碑，碑文追溯了杨兖以前的世系，上至东汉太尉宏农杨震。

正殿前檐悬匾一块，上书敕建二字。正殿内，正中一龛，塑杨业与佘太君像。看到塑像那种饱经风霜、老而弥坚的神态，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左右两旁塑杨令公八子及宋、元、明历代杨氏功臣名将像共二十尊，无不气宇轩昂，姿容伟俊。（以上所有塑像的时间均无记载）其中杨延昭塑像，怒目圆睁，右拳紧握，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对敌人的高度愤恨与警惕。

看到这些塑像，人们不禁联想到当年杨家将征战疆场的情景。杨家将中首先令人怀念的，自然是一代忠良、为国捐躯的杨令公。《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曾在北汉任职29年，屡立战功，威镇边陲，人称无敌，累迁建雄军节度使。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北汉主刘继元降宋，杨业也随之归宋。宋迁杨业为代州知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副潘美以守山西，杨业遂移家于代州。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二十日，契丹皇帝耶律贤亲率骑兵十万来犯雁门，杨业命部将断峪谷南口，自率千余骑北出勾注山西陉。契丹军于雁门峡谷中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宋军奋勇冲杀，以少胜多，毙其名将，获其甲马。杨业以战功升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四月，契丹三路侵宋，中路以三万人入雁门山，杨业与战，斩契丹三千余人于雁门山下，深追敌军至雁北朔、应、寰等州。

雍熙三年（986），宋五路出兵伐辽。潘美、杨业率西路军北出雁门，雁北各州民众起义助战，很快收复朔州、应州、寰州、云州（今朔县、应县、大同一带）。后来，其它四路相继败归，西路已成孤军，契丹遂倾全国之主力军集于雁北一隅，潘美、杨业等奉命返归代州，分兵守护平型、飞狐、雁门诸关。宋朝廷决定将雁北起义军和汉民二十万人分别迁入河东（今山西）、河南（今河南省），命潘、杨保护撤退。杨业主张避免与新胜之辽军决战，建议由他率部从大石堡（在分繁峙县城西北三十里）北出应州，虚张军势，吸引辽兵主力；然后大队出关，接应义军和百姓，潘美等不但不采纳杨业的正确建议，反诬杨业惧敌，力主正面进兵，而自己又不为先锋，杨业只好从命，率部奔上寰州前线。临出发前，请潘美等派伏兵于陈家峪（朔县境内）接应。杨业率部至朔州东与敌相遇，被困，突围后退到陈家峪，不见宋兵前来接应。杨业拊膺大恸，率将士力战，手刃辽兵数十百人，中箭堕马被俘，绝食三日而死，时年五十五岁。杨业死后，潘美等极力掩盖杨业的功绩，并推卸自己的罪责。经杨业妻折氏（即佘太君）上书力辩，宋太宗才降旨追赠杨业为太尉中书今，谥忠武。

祠堂塑像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大约要数杨门女将中的核心人物佘太君了。据清代人康基田著《晋乘搜略》记载，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射，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王夫人（即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编者）之亲援桴鼓然。又据《保德州志》载：杨业娶折德衣（yi，音衣）女。折氏性慧敏，尝佐业立战功。折氏即佘太君，传说中对她的事迹虽有夸张，但历史上确有其人。

祠堂塑像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杨延昭。据《宋史》记载，延昭本名延朗，因避讳而改名延昭，后人又称他杨六郎。杨延昭幼年沉默寡言，为儿时多戏为军阵，业尝曰：此儿类我。每征行必以从。雍熙三年，杨业攻应、朔，延昭为其军先锋，战朔州城下，流矢贯臂，斗益急。由于他骁勇善战，深得宋真宗钟爱，咸平四年十一月，加封他为开国公。加封敕旨中称赞他夙有忧国爱君之心，并要他即日引道兼程前来，朕非卿到终不安心。杨业战殁后，杨延昭的抗辽活动主要在高阳关（今河北省）附近的边防前线。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正月卒，年五十七岁。

在民间传说里，杨业的八个儿子中，有的随父战死，有的被潘美杀害，有的愤而出家为僧虽然多无史书记载，难以稽考，但杨家奕世将略、一堂忠烈的家史，确是光照中华大地，永远留在中华儿女的记忆里的。

在鹿蹄涧村，除了能看到杨令公祠，还能看到一轴十分珍贵的杨族史卷。这轴族史卷全长2．7丈，宽13尺，以素绢为幅。据说这是杨家五通（五个史卷轴）之一，其余的都已失传。卷轴中裱有黄绫御旨一幅，杨族历代武将名臣的传记四幅、画像五幅、赞词五幅，共计十五幅。卷首是南宋孝宗皇帝于乾道元年四月十五日加封杨业第八代孙杨存中为昭庆军节度使的黄绫敕牒。杨存中是历代杨家将中爵位最高的一个，死后封为和王。敕牒字迹尚清晰，玉玺印迹隐约可辨。敕文的后面还有尚书等十余人奉旨降敕的署名，卷轮中共有四人的传记、五人的画像和赞，杨存中列为第三。杨存中的传、赞后面都署有南宋名臣周必大的名字，应为周必大所撰，但是否为周必大所书，尚难肯定。传中说，杨存中为代州崞县人，一生功揭天地；死后，太上皇高宗不安寝者三日。赞词是：威镇华夷，功揭天地，一代英雄，千秋庙祀，有像斯存，凛然灵气。卷中其余的是杨业后代子孙、宋代显官功臣杨克让、杨时、杨大异的传、画、赞、传、资的作者署各有邹浩、留正、方逢辰等，画像上一律无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列于首位的一个没有配传（传已失落）随画像后面，有八句笔迹刚劲的赞语：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全社稷，泽及吾民，朝阳孤凤，盛世祥麟，九原不作，名重缙绅。落款是尚书范仲淹赞。范仲淹是北宋仁宗时代的名臣，与杨业、杨延昭生活的年代相去不远。这几句赞语，很可能是范仲淹为杨业或杨延昭的画像所作，而画像前面失去的传记，自然也可能是杨业或杨延昭的了。

令外，在鹿蹄涧杨令公祠里还保存着两部杨氏族谱。据族谱记载，杨氏族谱始修于元代的杨怀玉，继修于明万历，三修于清道光，四修于清光绪。今元、明两版皆散佚，只有道光版本和光绪版本尚存。道光本共十卷，一卷为旧话记略，二至六卷记世系，七卷记封秩，八卷记诰封，九卷记坟墓，十卷记人物。光绪本与此略同。

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物和资料，都是杨家后代精心保存下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曾用刺刀逼着保存者将族史卷轴交出，终未得逞。文化大革命中，族史卷轴几乎被当作小学生字帖卖掉。想到自宋代以来，雁代之间，干戈常起，朝代屡易，而杨家祠堂和这些珍贵的族史卷轴能保存至今，实在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奇迹！

据有关专家证明，“付”与“傅”是同一姓氏的不同书写方式。“付”是“傅”的白字。这是历史动荡和文字改革(简化)所致。由于建国后中国文字改革在某些方面还不成熟，因而在户籍管理和各类档案中出现了“付”姓的书写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民众也接受了“付”变“傅”的替代。实际上，在姓氏的表述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可参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3631htm

　　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人。1900年入清廷武卫左军执勤务。1908年入该军随营学堂，1911年毕业，授副军校，任哨长。1912年夏，入北京政府陆军部将校讲习所，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20世纪30年代，走进位于杭州的笕桥航空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名为“精神堡垒”的校园铭石。黑白老照片上还能清楚地看见这座精神堡垒上的铭文：“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全世界没有第二所航空学校会有这样的标语。在不久的未来，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将从这里走出，穿上飞行服驾机翱翔于蓝天。在那场惨烈的卫国战争中，他们升空与侵略者搏斗，以碧血捍卫中国的领空。据战后国民 编印的《空军忠烈录》统计，整个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国飞行员，平均年龄仅有23岁，而这些陨落的空中骑士中，有四位来自贵州这片土地，他们分别是：全正熹、晏文庄、李仲武和李岳龙。

蓝天记得全正熹

抗日殉国的四位黔籍空军勇士中，全正熹是留下资料最多的一位。1912年11月7日，全正熹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民国年间的荔波地处荒僻，苗瑶杂居，文化闭塞，居民还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空军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兵种之一，能到杭州笕桥军校就读的学员也多是中原、江浙地区的中产青年，故而在空军中，黔籍飞行员的比例相当少。全正熹生长于边远之地，却矢志报国，1931年，19岁的他远赴杭州求学，并顺利考入中央航空学校，这种情况即使在整个西南地区也是凤毛麟角。

全正熹

全正熹是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航空班的学生，这个班一共48人。全正熹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人非常著名，他们是位列抗战前期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的刘粹刚与李桂丹。从毕业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班先后有18人殉职，死亡率高达375%。与早期的许多航校学生一样，全正熹毕业后留在航校担任飞行教官，培养下一届学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全正熹正担任空军第二大队第十四中队队长，他与战友们都是抱着抗日御侮之心从军的，听闻北平战事爆发，无不期盼早日驾机御敌。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也卷入战火之中。如同五年前“一·二八事变”时一样，日本海军航空队派出战机肆虐在中国领空，但在8月14日这天，日本海航的战机遭遇了中国空军的迎头痛击，在“空军战神”高志航的带领下，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创下3∶0的辉煌战绩（当时中方宣传为6∶0，不过当日中方也有一位飞行员因事故殉国）。8月15日又再一次给日军重创。会战期间，全正熹所在的第二大队转战津浦、津沽及淞沪各地上空，对日军阵地、仓库、兵舰等地进行空袭，身为第十四中队队长的全正熹经常领队出击，冒着敌人猛烈炮火及驱逐舰的威胁，低飞轰炸。尽管没有详细资料记载全正熹的个人战果，但国民 的官方资料中用了“战果辉煌”四个字形容第二大队在淞沪会战中的表现。

笕桥中央航校学员和“精神堡垒“铭文

1937年10月12日，第二大队受命出击天津大沽口等地的日军码头及运输舰，这一天由副大队长孙桐岗领队，率领诺机六架自南京起飞。然而飞机起飞后还未抵达目的地就出现了事故，孙桐岗所驾驶的飞机螺旋桨突然脱落，无法正常飞行，只得让飞机飘行降落，最后在沧州附近着陆。副大队长的事故使出击的其他诺机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在此情况下，全正熹当机立断，驾驶九〇二号机领队继续前进，终于飞抵塘沽码头上空，紧接着便是对敌人码头阵地的一通狂轰滥炸，顺利完成任务。4天后的10月16日，全正熹再创新的战绩，这一天他率领诺机5架自南京起飞，出击上海高尔夫机场，飞临机场时，全正熹发现有数十架日机停泊在机场东面，而此时日军防空火炮及探照灯二十余具皆指向我军飞机，情况危急万分。千钧一发之际，全正熹再次表现出空中骑士的勇敢，他与队友们不顾危险，对准地面的日机俯冲投弹，“炸毁敌机数十架”。这次任务成功仅隔两日，10月18日，全正熹又率诺机三架，自南京起飞，对上海浏河口的日军运输舰及驱逐舰进行攻击，投弹多枚，全数爆发，敌运输舰两艘被炸中燃烧。

遗憾的是，取得三连胜之后，厄运也很快找上了全正熹。1937年10月24日，全正熹在江宁板桥镇上空殉国。关于烈士牺牲的过程，不少资料中都有提及全正熹驾机与日机对撞而牺牲的说法，不过从日军陆航、海航的档案来看，当天并无人阵亡，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可靠。相对而言，《空军忠烈录》中的记载更为可信，即“24日，烈士与队员游云章自山东济宁驾修竣之诺机九〇二号飞回南京。11时30分，抵江宁板桥镇上空，遇敌机空袭，因陆空联络欠佳，遭敌机五架围攻，飞机中弹，坠敌殉职”。

全正熹牺牲时军衔为空军中尉，后追赠上尉，享年25岁。

一门忠烈晏文庄

在全正熹牺牲的9天前，1937年10月15日，另一位黔籍飞行员也在执行完任务后返航的途中殉职，这位勇士名叫晏文庄。晏文庄，字超群，贵州省龙里县人，生于1914年。父亲业农，有二兄一弟。

在国难当头、社稷累卵的时代，晏家也算得上是一门忠烈。晏文庄的叔父晏玉琮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任航空队队长，是国民 的第一批飞行员。他的长兄晏超俊为黄埔军校八期生，这对晏文庄多少有影响。1931年爆发在白山黑水间的九一八事变极大地 了身处千里之外西南的晏文庄，自此，他决心从军，踏上和兄长一样的道路——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在军校期间，无论铁杠、木马、劈刺、运动，晏文庄的各项课程都很优秀。1934年，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之际，晏文庄曾表演劈刺与武装竞走，成绩最佳。就在刚要分配到部队实习之际，正逢中央航空学校招生，早有飞行梦的晏文庄决心一试，结果顺利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第二班，在洛阳分校进行学习训练，从此由地上的步兵转为空中骑士。

毕业后，晏文庄任空军第七大队第十二队准尉本级见习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年轻的飞行员们纷纷踏上征途。当时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主要有两个，一是东线的淞沪战场，一是北线的山西战场，而这两个战场皆在空军的任务范围内。10月15日，第七大队接到命令，要突袭盘踞在山西崞县的日军，当天由第七大队副队长吴元沛率飞机四架出击，晏文庄也在其中。

晏文庄

晏文庄与战友们飞抵崞县上空，只见日军营房大炮、辎重车辆甚多，兵力大约有两个中队。驾驶三一〇五号战机的晏文庄握把时机，瞄准目标俯冲投弹，悉数命中，圆满完成任务。不幸的是，晏文庄避过了日军的追击，却在返航时迷途迫降于霍县北校场外，加油起飞后撞山失事，与同机的飞行员恽逸安一同殉职。晏文庄的享年正是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牺牲的平均年龄——23岁。

根据国民 《空军忠烈录》的记载，失事殉职的晏文庄未能如全正熹那样获得追赠一级的待遇。不过抗战胜利后，航空委员会发证追赠晏文庄为抗战烈士，并发给其亲属抚恤费法币1万元。贵阳市的首任市长何辑五亲自书写“文庄”金字红匾一块，并木刻字联“先烈之血，革命之花”， 悬于晏文庄家中的朝门头上。

两名特殊的英烈

抗战殉国的黔籍空军英烈中，李仲武是较为特殊的一位，他并非飞行员，而是一位儒雅的知识分子。

李仲武，贵州省贵阳市人，生于1910年8月13日。年少时远赴苏联留学，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历任俄国顾问团军事翻译、中东铁路稽核局稽核员、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等职。此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学教授，是法政大学的讲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身为文人的李仲武与空军结缘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一·二八”之役，日本海军航空队肆虐淞沪上空，缺少空中力量的中国吃尽苦头，蒋介石决定兴办空军学校，培养空军人才。在这一背景下，航空署也于1934年改组为航空委员会，精通俄文的李仲武调任航委会秘书兼俄文译员主任，军衔“升至同少校上级”。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仲武虽不像飞行员那样到前线浴血长空，但他同样在用自己的知识兢兢业业地为抗战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厄运在1938年3月16日降临，这一天，李仲武奉召自甘肃兰州乘飞机至汉口，途中飞机失事，不幸殉职，年仅27岁。

另一位英烈李岳龙也较为特殊，严格地说，李岳龙并非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只是祖籍在贵州，因祖父游宦江南，遂迁居江苏省镇江县。李岳龙毕业于中央航校第二期侦探班，后任空军第八大队第十三中队少尉本级队员。1937年10月14日夜，李岳龙随队员魏国志飞抵淞沪战场轰炸日军舰船，当时日军误以为海航的飞机已返航，故而未加戒备，李岳龙与他的队友们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对日舰一阵狂轰滥炸，给敌人以重创。待到天明，李岳龙打算再次出击，不料因飞机载量过重在起飞时坠毁，李岳龙不幸牺牲，后被国民 追赠中尉。李仲武与李岳龙两位英烈留下的事迹不多，也不如全正熹、晏文庄那样曲折精彩，但他们在家国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赤忱之心却一般无二。

空军中的黔籍飞行员比例极少，国民 官方统计的牺牲人员中也仅有这四位，这自然是受地域因素、报考空军难度高等影响。从这个层面上看，忠烈录上仅有的四名黔籍英烈是万里也难挑一的精英，而他们都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半年内先后殉国，如同流星般划过黔人抗战的青史，虽短暂却无比夺目。

作者系青年作家，《国家人文历史》编辑

责任编辑/林鹏旭

关于多氏在甘肃灵台、陕西渭南的情况。从家谱上可知，陕西渭南多氏是从甘肃省灵台县迁过去的。关于灵台多氏来由，据此间老辈人口传，是因时任元朝大臣的祖上获罪，有俩兄弟被好心仆人从元大都（现北京）救出去后定居在灵台的。因灵台家谱被毁于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说无从考据。在家谱上，多家可以追溯的始祖为多艺（字彦礼）及妻姚氏，其以下有十人名讳，分别是多才兴、当伯道，蛮达达、天仲名、毛彦才、多道明、虎得林、多远、都文秀、多复礼。其中有一半的人不再姓多，改姓他姓，原因不详，但蛮达达、都文秀等人，可推断是在元朝期间，与当权的蒙人关系密切，或被赐姓蒙姓，或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改姓蒙姓，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取个外国名字一样。另家谱记载，贵祖（就是现在阜城多氏第一世祖多贵，多彦礼后人，生活在元末明初）以下有六人名讳不知详情，其中一人名多七，按当时军队的花名册，他在明洪武四年，因为四丁抽一的政策，被抽充为城都府右卫军，后来（家谱记为正德九年，应为误记，因正德九年距洪武四年143年，多七不可能有这么大年龄，更不可能以这么大的年龄仍在服兵役，推测为洪武九年），改调到顺天府武功右卫巾帽局。另有三十二人，只存名讳，不知世系，只知其中一人叫高经，住在西安三桥镇，现在这个地方仍然存在，在西安市西北，西宝高速公路入口处。在灵台家谱（传说多氏从大都迁灵台时原有一家谱，称为老谱，在灵台又重新续谱，称灵台谱）上，勉强可以考查出世系一到十三世的人中，第一世为丛善（从家谱及现在灵台后人所存资料推断，丛善祖为现在灵台县多氏后人第一世祖，妻子为冯氏，生活年代与多贵基本相同或稍早，同为多艺祖后人，因多艺祖以下世系不清，只好自丛善排起），曾当过寿官；二世宣，是个生员；五世多岩、六世多荣，任寿官；六世多玉，任城都教授；七世多学，字识，妻王氏（在家名慈君），明朝嘉靖年间人，《华亭县志-民国版》载：多学为明洪武年（应为误记）进士，并注明为文举，没说其当御史。《甘肃省志》介绍多学为华亭县人（古人重原籍，推测灵台多氏可能源自华亭，两县相距不远，也可能是误记，待考），是明进士（属误记，查《明清进士录》，无多学记录），先后任四川成都经历、监察御史、山东省巡案；七世多孚，是个庠生，八世多允中，任新乐知县，八世多建中，任兰州教授；九世多名臣，任崞县县丞；九世多宗臣、多盖臣，是庠生，多侨臣，是武生；十世多大受，号敬修，任洛州教授（在1646年，即顺治三年秋天，曾与阜城七世祖多嘉祯会面，两人就家族的事情进行了长谈，因明朝时灵台属陕西，所以多嘉祯将多大受称之为陕西宗人，也可以看出在明末清初，灵台、阜城两地的多氏族人间还有来往，灵台的家谱在当时记载得也比较完善，曾附录于阜城多氏家谱一续谱后面，但现在一续谱早已丢失，当时的灵台谱也随之亡佚）；十世多大任，号元贵，顺治六年任三原县教谕，后任占化县知县（升知府衔）；十世多大祚，号永锡，顺治九年为贡生，后任南宫县县丞；十世多大观，康熙十七年岁贡，廪生；十一世多士桢（多大任之子，士桢子多煦），号克生，是个廪生；十一世多秉枢，是个拔贡生。十一世多士武，《泾阳县志》载：贡生，雍正五年，任泾阳训导。另据现灵台后人多春海、多传科、多清彦、多明玉、多凌洲等人在2003年后考证：在灵台十一世“士”字辈后，分别排列有（煦）、全、锡、泽、立、应、万、金、玉、培、积、士、建，现传至第26世。其中第十一世多士朴，1685年（乙丑科）贡生，任兴平县教谕，多士栻为康熙39年贡生，任泾阳训导（与泾阳县志载多士武是否为一人，待考），1700年任德化县知县，十三世多全美，雍正九年岁贡，后任榆林府怀远县训导；十四世多锡庆，嘉庆四年岁贡。现灵台多姓主要分布于中台镇，西屯乡，独店多家庄，什字镇等地。

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现共有五支多姓家族。据庆阳环县多氏宗人多辉考证：十八世丕祖昆仲、十九世仲祖昆仲、十九世祖妣均自灵台县迁入；十九世存福祖、二十世仕善祖先后自泾川县玉都镇迁入。离开灵台均在清朝光绪年间。迁徙原因基本都是天灾人祸。

在甘肃省民勤县还有大量多姓存在，据民勤家谱记载：民勤多姓始祖多宁，在清朝雍正年间从山西曲沃经商至此，娶祖夫人生儿育女后返回原籍，无下落，曲沃之前传承待考。宗谱自乾隆庚辰年（公元1760年）首创，嘉庆、道光、光绪、民国三十三（公元1944）年、1989年，前后共修六次。在近代历经战争、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后，许多民勤族人远走新疆，或定居内蒙阿盟左旗、右旗、额济纳旗、河套等多处。其中内蒙阿盟人数比较多。 河南省淅川县多氏来历。在淅川县大石桥乡磨峪湾村多氏人数也比较多，现发展至近2000人，后人遍布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乾隆年间，因洪水影响，磨峪湾村四兄弟迁居15里外菊花岭，现也繁衍至300余人。据淅川宗人介绍，老辈人传说，淅川多氏起源于明朝中前期，始祖通公生于洪熙年（1425年），其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因在京城犯事，通公被高管家从家宅水道口背出，一路南下至淅川磨峪湾村。又传通公兄弟三人，在明朝永乐初年大移民中，长兄多贵一家迁居河间府阜城县建桥镇，老二多安一家迁居黄河北某地，老三即多通迁居河南淅川县。淅川多氏自通公至今，已繁衍至二十二世。从淅川家谱宗族来源传说分析，如为第一种情况，通公生于洪熙年（洪熙这个年号只有1425年使用，使用者明仁宗朱高炽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为明成祖朱棣长子。永乐二十二年，即1424年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他身体较弱，在位仅十月，于洪熙元年，即1425年五月暴死，终年47岁），现传至第二十二世，比阜城少三世，年代基本吻合（在1425年，阜城应已传至第三世）；如为第二种情况，通公生于洪熙年应为误记，实际可能是卒于1425年。因淅川族人在历史上苦难较多，世系传承稍慢，现传至第二十二世，也在情理之中。淅川多氏600年来，人才辈出，第六世族人多成璠富甲淅川，老县城的城墙及多所建筑赖其捐资修缮。明末李自成起义四过淅川，多氏族人为保国保家，响应明廷，惨遭祸害，第六世族人兄弟四十二个，遇难三十六人，故老谱称之为“闯贼”“闯王之乱”，仅余六支自清代传至今天，实在可惜。清末民初，第十五世族人多佐智居危济世，出任县丞，兴办义学，资助贤才，名扬豫鄂陕三省之地。十六世族人多仁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1938年参加抗战，于1947年赴台，国军将领，至中将衔。抗日英雄多宝三，以百姓之躯与日军对抗，记入当代《淅川县志》。

另：在明代江西庐陵（现江西吉安市），也曾有多氏存在。王阳明传记中载：王阳明（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处理一个案件时，有两名当事人为多家兄弟。 四川泸州、宜宾江安多氏情况。在泸州和江安，有部分多氏后人存在，据传，他们是在清朝初年，从甘肃迁到湖北，又从湖北迁到四川的，具体情况待考。现这一支人数也比较多。

另北京市、天津市等地也有大量多姓存在，多为建国后各地多氏聚居区宗人因工作、生活等原因，迁移到此，也有民国甚至以前就迁到京津，留传至今，如北京立水桥等地多氏。

至今，多氏族人已遍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各地落地、生根、发芽、壮大。 傣族：即云南多姓，系剁姓所改。剁姓，原来是少数民族不满朝廷的统治，拉起队伍造反，后被镇压，为了教训起义的这些人，当地和官员就强令这些人改姓剁，即“让刀剁”之意，让他们以此为鉴，不再反抗朝廷，但这些人的后代大多改到了别的姓，其中就有部分人改姓多，这部分人与其它多姓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傣族多姓在历史上是比较有名气的，明代陇川土司多思顺、多歪孟，当代抗日英雄多永安、多英培。

达斡尔族：系“德贡”氏改，盖取其首音谐“多”而为单姓，系出敖拉“哈拉”，这一支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人数较多。

满族：一是多尔衮氏后代，二是多罗宏氏，世居那木都鲁（俄罗斯滨海地区），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三是满族多罗氏后代，世居叶赫。四是满族多秦氏后代，世居黑龙江。五是满族多兴氏后代，世居讷殷(今吉林抚松)。

蒙古族：斡罗纳尔氏、多尔塔喇氏后代，世居黑龙江，汉化姓氏为多氏。多罗科氏后代，世居义州，汉化姓氏为多氏。名人有民国时期革命先烈多松年。

鄂温克族：多尔托尔氏，有学者疑为是“多拉尔”音转，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夜郞古国：汉代，夜郞王先后有多同、多兴，都被汉朝消灭，一般认为夜郞是现代彝、苗、仡佬、布依等少数民族祖先，有历史姓氏资料猜测多姓源自夜郞王多同，可能性很小，从现在资料看他们与汉族多姓关联不大。 关于多氏的记载还见于中国大陆向日本的移民中。日本历史上有过4次移民高潮，其中大举迁入日本的汉族移民，最著名的是秦人集团和汉人集团。汉人集团的首领史称阿知使主（又做阿智使主），阿知使主是汉灵帝后裔，《续日本纪》说是曾孙。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农历五月初一决定率其家族东渡，前往日本避难。据9世纪中叶的《阪上系图》，阿知使主带来的汉人共分7姓，即段姓、李姓、郭姓、朱姓、多姓、皂姓、高姓。作为汉人集团的多氏家族，后来在音乐方面成就较高，成为日本雅乐世家，在宫廷担任掌握雅乐的朝臣，从唐朝延续至近代。当代雅乐演奏名家仍以多氏家族为主（如多忠辉、多忠完等，有一说掌握雅乐的多氏家族是在唐代迁移到日本的，相关资料待考），且仍沿用“多”作为自己的姓氏，这在日本汉移民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姓氏，如最大的刘姓，都不再用汉姓，而是分化为现代的高桥、大藏、原田、坂上等数十个姓氏，日本有秦、刘、关、张、段、郭、王等单姓，基本都是近、现代到日本的移民或其后代，在日本单姓资料中，只有“多”姓注明为古汉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