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陈，在中国算得上大姓，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张王刘李陈，天下一半人”，由此可见陈姓人数之多。我们这些陈姓宗亲都有一个统一的，可考证的祖籍，那就是江洲，也就是现在的九江市。

现在很多继续传承着陈姓古时家风的陈姓家庭中，都在家中显著位置悬挂着“耕读传家”，“义门世家”之类的字画匾额，在家族中流传着“天下陈姓出义门”的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北宋时期说起。

公元1063年，嘉祐八年，位于江洲的义门陈村迎来了骨肉分离的一天，这个北宋闻名全国的超级大村庄在一片悲痛欲绝的哭喊声中，被迫分离。而在此之前的义门陈村，3900余人聚居一起，已经322年。

这个村庄从公元731年开始建立，由陈姓始祖陈旺创建，先后多次受到唐宋两朝帝王的亲笔旌表，“义门”称号由此而来。

（百犬同槽）

根据诗人陆游著作记载，唐朝时的义门陈村，每天到开饭时间，近千人坐在一起共同进餐，秩序井然。不仅如此，村中养的100多条狗都在一条废船中进食，称为“百犬同槽”，“一犬不至则群犬不食”。唐僖宗不信有此等奇事，派人送来一百多个肉包子喂狗，看看真实的反应。果然，包子倒到破船里后，一条小狗先叼着一个包子向柴房奔去，原来柴房中有一只年老体衰的狗，这些狗要先喂它吃了后，自己才吃。

（义门陈分庄图）

到嘉祐七年，义门陈已经历了322年，全家3900余口，田庄无数，按需供给，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办大学——东佳书院，专门教育陈姓子弟。宋仁宗在包拯、文彦博等人的建议下，为抑制义门陈进一步发展，对朝廷造成威胁。同时，也希望以义门陈事迹为样板，教化全国人民。在同年七月，派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治奉旨对义门陈进行监督分析，并赐予291块金牌，将江洲义门陈分为291庄，依次抓阄分迁至各路、州、镇。自此，义门陈遍布全国各地。

我姓罗，据史书记载罗姓出自妘姓，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周朝时候，有子孙封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称罗国，后罗国被楚国所灭，后人以国名“罗”为姓。

本人现原籍广东兴宁市，椐家族谱记载，广东兴宁罗氏开基老祖珠46世洪德公，字必元，号任郎，尚崇公次子，生于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景定“壬戍（1262年）科擢进士第，仕咸宁县令，升抚州大守，官至朝散大夫。为官清正廉明，百姓讴歌云：“细阅后裔派系长，簪缨绵亘世流芳；孝子忠臣昭册史，才人学士著朝堂。章台树历风霜古，桂籍荣增日月光；试问根源何处是，豫章沟起姓无双”。洪德公共娶九妻，生十八子及一女。卒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己西岁，寿高95岁，葬于汀州宁化县城东重冈巅。洪德公十八子，广布粤东，粤北，粤西及赣，湘，桂，浙，闽，川，台诸省和东南亚，奕叶蕃昌，兴宁市的罗姓亦是由洪德公之子所传，因此本人罗姓的祖籍是福建省宁化县。

诚邀，如题。姓氏是一个人的归属，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家族的代名词，正是由于有了姓氏，人类才有对自己家国的认同感。姓氏如此重要，那么您知道你的姓氏祖籍是哪里吗？ 中国百人百姓，有书可查的姓氏就不止百个，我不能一一举例，所以就以我自身的姓氏为由简单介绍一下。

刘姓祖籍在---今河北唐县。这里是远古洪荒时代高扬巨斧、以刘为图腾、英勇征 服自然的古老刘姓后代生活、休息的地方。刘姓有“王者气候”，刘汉王朝构成中华文明 的第一个高潮，自此中华民族之主体被称为汉人、汉族，中国的语言文字被称为汉语、汉 字。天主对刘姓实在太垂清了，他把奠基中华文明根底的重担交给了刘姓后代。 高扬巨斧——刘姓的最原始根蒂 树有根，水有源。当然时隔千年，这些事情也记载不甚详细，究竟是真是假，有多少水分，我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吾傅氏先祖发源于山西平陆，辅佐武丁中兴59载，是为千古一相傅说。后辈落业于麻城孝感，明洪武二年，迁至简洲西乡五马桥，距今600余年。1955年汉字简化，傅改为付。

天下周氏一家亲，海阔山遥心连心。我姓周我骄傲，我姓周我自豪。

我姓周，从江西瑞昌现南义村迁入黄梅，堂号，爱莲堂。字辈，黄梅赤土坡宗支师广公裔字辈:重开英才起，清华毓秀美，克绍忠纯泽，文光耀庭纪。我属毓字辈。

周氏宗亲携手祖国14亿亲人为建设美好的家园贡献自已的力量。

我有一朋友，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志的。他告诉我，山东的高姓有两支，一支是姜子牙的后代，一支是唐朝皇帝赐给来华犹太人的姓。因为个子高，所以赐姓为高。以上所述，真假都不知道。

我家有家谱的，我小时父母曾念叨过，我记不全了，只记得…"振、常、显、贵、宝、莲(连、联)、登……"我是显字辈。我曾去过龙口镇羊高村，当时只有一个老太太李桂芝，是我的叔辈嫂嫂，比我大几十岁。她知道我父亲。她当时有个女儿在上海，现此女儿最少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时光如梭。祝福亲人万事如意。

不管是本地高还是外来高。我们从小受的家教，就是爱中国。

我不得不说下，正好看看有没有懂的人帮我验证下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我姓吕，祖上姜子牙，我爷爷饥荒时期从东阳逃难过来杭州临安的，在东阳那边有正式的祠堂，也有正式族谱，一代代传下来的，祖上就是姜子牙，吕尚，到了我爷爷这辈因为他迁走了现在就算是分出来得分支了，所以族谱现在没有我爷爷这一支的后人的名字了，包括我，我小时候还回东阳走过亲戚，是我爷爷弟弟那边的我叫他小爷爷，不知道族谱的事是不是真的

说 一个人的祖籍，通常是指始迁祖在迁徙之前的籍贯 ，如始迁祖从江西饶州府迁湖广麻城，那么祖籍就是江西，其他同理。所以这里祖籍就是依据族谱上的始迁祖或者一世祖或者开基祖来确定。

姓氏祖籍，范围就很广了，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姓、氏分离 ，按照朱子的理解，天子因为出生地而得姓，姓又来自于五帝，《春秋》记载了二十二个姓氏（《左传》等有不同说法，兹不赘），如出自颛顼的妫、虞、夏、拟姓；出自于高辛的子、殷姓，出自于黄帝的姬、周、承姓，出自少皞的嬴姓，出自炎帝的姜姓等。诸侯因字而有氏，姓之下遂又分出多个氏族。 所以一般追述到姓氏起源，都追溯到具体人而非地点，像姬姓，出自黄帝。

战国以后，姓氏逐渐统一，一般以为从司马迁《史记》之后，姓氏已经混用，和现在的姓氏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魏晋时期，出现了姓氏郡望，将姓氏与具体地点结合，算是姓氏的祖籍 ，如天水赵氏，其中天水为天水郡，天水郡除了赵姓外，还是秦姓、王姓、严姓、姜姓、尹姓、臧姓、纪姓、庄姓、阎姓、皮姓、艾姓、上官姓十二个姓氏的郡望。类似的还有 彭城钱氏、乐安孙氏、陇西李氏、汝南周氏、延陵吴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始平冯氏、颍川陈氏、河南褚氏、河东卫氏、乐安蒋氏、吴兴沈氏、南阳韩氏、弘农杨氏（百家姓前二十，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等等。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陈。听老人说祖籍在山东小云南。我还真的留心查了一下。实话实说到现在我也太没弄明白这山东小云南到底确指的是什么地方，但我每次到山东路过和 旅游 我都觉得山东那山那水那人那故事都特亲近。去山东，真的有在回家的路上的感觉。离开山东也有故土难离的感受。但我也喜爱东北，都是我的故乡。都有我陈姓家人在那发展壮大。真的是高兴，祝愿陈姓家族人丁兴旺发达富贵长久。谢谢

“支姓”：

我们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所组成。它有个大的轮廓：那就是《百家姓》。它分为单姓和复姓：如单姓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如复姓有“公皙、南荣、诸葛、尉迟、公羊、南宫、司马、宇文、”等等。不同姓氏的人，它在 历史 的长河中繁衍生息、从慢长的岁月走到今天、走到蘩荣昌盛。

每个姓氏都有它的 历史 ，都有着它传奇的故事。如我们“支姓”人家：在宋版《百家姓》排名163位（虞万支柯）。2014年新版《百家姓》排名311位。

据“支”姓宗亲网不完全统计：它已遍布全国25省、市、自治区， 400多处居集地，人口约173万（不算国外），江苏省“支”姓人数排名第一位。

“支”姓家族的来源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月支族人、月支国”，（秦、汉）时期的“月氏国”。

177——176年遭受到匈奴的连续攻击，大部分被迫西迁至新疆西部伊利河流域，称大支月。一部分人马征服了邻国“大夏国”（今阿富汗），他们在那里安家乐业，繁衍生息，形成今天阿富汗的主要民族。

部分没有西迁的“支”姓部落，进入祁连山后与羌族人杂居，发展成“小支月国”。

我的祖籍：陕西省、蓝田县。中华始祖母“华胥”故里。它位于蓝田县、西川。距西安市145公里。

前几年我重游故里，赋诗一首：

我的故乡支家沟，

红河红水潺潺流。

面对霸河望南山，

霸柳飘雪絮飞柳。

多了点，慢慢看o(∩_∩)o

辽朝、金朝、宋朝版图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 汉朝－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依接近汉化程度及活动区域南北：多汉化程度、南境者为熟女真，少汉化程度、北境者为生女真。

清朝以后，“女真”一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

金，是朝代，由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然后入侵并占领了汉人宋朝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了齐，楚等傀儡政权。稍后，建立按照汉人的习惯建立叫做金的国家。 女真人用家乡anchuhu河的名字命名他们所建立的金朝（黄金，女真文anchuhu相当于后来的满洲语 aisin - 金的，黄金）。

辽，是朝代，是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在我国北部,初名契丹,947年(一说938年)改称辽。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着原来民族的记忆。

西夏，是朝代，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西夏政权国号为“大夏”，因在当时宋朝的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还有一说，拓拔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唐贞观九年（635），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弹指间 沧海桑田

一霎那 转身千年

敦煌

河西走廊西段的重镇。

它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 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 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

党河

发源于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党河 流经敦煌，使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变成得天独厚的绿洲。汉帝国高强度的军屯与经略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迅速成为西部重镇。

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

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 途径宕泉河谷时 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于是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 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正是这个决定 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 延续了若干个世纪 并且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 中 南三条线路 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 欧洲。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 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 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 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 就在莫高窟捐钱早一个窟 供养神灵佛祖 祈求得到保佑。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 也开凿造佛供养。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 希望好景长久。遇荒年战乱又盼来日能摆脱苦难 为精神上的寄托 心理上的满足 也开窟造像求的安慰。敦煌的各级官吏 世家大族 高僧大德 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 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 炫耀各自的政治 宗教或经济势力。就这样 三危山下 鸣沙山畔 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 斧凿声声

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石窟在不断的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 继而转向柔和丰腴 色彩逐渐细致艳丽 构图愈加大胆 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一代又一代的僧侣 画匠 供养人 将他们的信仰与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 亭台楼阁 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 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 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 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按照当时的惯例 绘画工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他们所做的壁画上。为了呈现发生在莫高窟的这个故事 我们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李工”。

公元637年 唐

在长安的一座寺庙里，李工正在专注地绘制一幅维摩诘经变画。

此时，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已有十年光景了 这正是被后世之人称为“贞观之治“的火红岁月 一切都显得那么潮气蓬勃，各种各样的建筑被建造出来 开放富足的时代令唐人特别热爱生活 喜欢用色彩来装点墙壁 从寺庙到官府 从私宅到皇宫 他们将美丽的风景 绚丽的人物 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景 绘制到墙壁上。

阎立本

就是一位壁画高手 他的画是朝野公认的“神品”。

李工虽然还不是名家，但他是整个画坊最出色的画匠 围观的有人说 李工画的人物和宫中的阎立本颇为神似。李工心中有得意，他每日在画坊刻苦临摹宫中的粉本 就是梦想有朝一日 可以进入翰林院任职 成为一名有身份的画师。

粉本

多是当时流行的大师作品 或者皇宫中流传出来的画稿 画匠常常照着这些粉本来画壁画 以满足客户对流行趋势的需求。临摹粉本 是作为一个画匠最基本的功夫 如果不合格将不能独立工作甚至受到惩罚 因此一般画匠的水平 都必须达到了一定标准 这就使得一个时期内 普通画匠的作品 在艺术风格及水平方面 与大师的作品差距并不遥远。同时粉本的流传 也使得长安的 绘画一时风靡 从最西面的西域诸国 到东海之外的扶桑 都能看到盛唐长安艺术的风采。

尽管李工的绘画技巧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要想进入翰林院成为皇家专属的画师 几乎没有可能。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 使丝绸之路迎来了 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地处西域门户的 丝路要冲的高昌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 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 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原本“职贡不绝 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接受的。对唐太宗来说 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和西域的安宁 是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 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大军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和西域 作为跨区域的国家军事行动 军队无疑也担负起将大唐的文化和艺术传播到更广阔的土地上的责任。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 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由于敦煌是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重镇 这里自然成了唐朝大军后勤补给基地。李工和其他工匠奉命在敦煌为帝国的军队装配攻打高昌的军械。唐帝国军队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 李工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

最特别的是敦煌保留着最初从天竺传来的佛教传统 人们普遍信仰佛教 喜爱开凿石窟 并在石窟中塑像和绘制壁画。

此时的莫高窟经过隋朝的大力营建 已经出现了上百个洞窟 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 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 画出来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 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 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 气势宏大 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 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令人倍感亲切。

很快李工就成为了敦煌画匠中的“都料”。

都料

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的人 也是绘画工程的规划 指挥者

李工通常自己为壁画起底 然后让其他画匠根据粉本来描画颜色。

翟氏家族 是敦煌的望族 人口众多 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他们十分重视儒学 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 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

朝议郎 敦煌郡司仓参军 翟通 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 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 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 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为“家窟”中 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 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受到石窟负责人道弘的委托 李工负责翟家窟的壁画绘制。

打窟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 需要李工和石匠 泥匠 塑匠 木匠 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在古代的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 他们被称作“打窟人” 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土木工程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第一些殿堂 窟檐 楼阁等 土木结构等建筑 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制作地仗

然后 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 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 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造佛像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 再用泥土来塑型。

绘制彩塑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 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选石研磨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 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 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 再混以植物胶 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滤清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 雌黄的** 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 流淌出来 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 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 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 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与道弘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 在洞窟东 南 北壁上 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 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长安画工们 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 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剧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 敦煌石窟艺术 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 翟家窟

唐代的壁画以规模较大的经变画为主 几乎将整个佛经的复杂内容 绘制成为一幅画 基本上改不了魏 隋壁画那种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果方式。 盛唐时期 净土宗十分流行 所以 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变 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

所谓净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一个鸟鸣花香 四季如春的地方。佛陀在这里说法 聆听到真理的众生 则享受无限的快乐。

李工开始在翟家窟南壁开始描绘他的西方净土变。

在巨型水池的中央 阿弥陀佛坐于莲花宝座上 周围拥绕着的众多菩萨 正在悉心聆听 画上童子正在游戏其中 空中乐器不鼓自鸣 地下舞伎翩跹 李工用鲜艳明亮的色彩 流畅而精湛的线描 勾勒出歌舞升平 华丽灿烂的极乐世界。

从这幅画中 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 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 摆脱了印度 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常书鸿先生所说 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当李工在石窟北壁所绘的药师七佛经变画 慢慢成型的时候 观者无不为其 构图的新颖 气势的宏大所惊艳。

画面中央的水池碧波荡漾 莲花盛开 水池之上有一宝台  以琉璃铺地 流光溢彩；平台上一字排列七座莲台 每座莲台上站立着一尊药师佛 合为药师七佛 自东晋译出《药师经》后 药师信仰 便开始在我国萌生和发展。《药师经》极具现实意义的宣传 得到了上迄王公 下至平民的一致信奉。在药师佛的两侧 分立着 身着天衣 头戴宝冠的协侍菩萨 宝台下方是奏乐 歌赞 供养药师佛的歌舞伎乐。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 “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 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当人们注目于这幅壁画 沉浸在由光轮 衣带 波浪般的纹理 组合成的广大繁复的旋律中时 仿佛真的可以聆听到宇宙的音乐。

胡旋舞

有专家辨认出 这些舞者 脚踩小圆毯 衣带飘舞 急转如飞 她们的舞蹈极可能就是在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随着唐太宗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强力管控，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繁荣 来自中亚的风俗传入中原，胡旋舞风靡一时 “人人学圜转”成了大唐的风尚。

今天胡旋舞已经失传。而在敦煌 胡旋舞却凝固在了石窟壁画之中 令人遐想无限。

灯树

在莫高窟第220窟北壁 所描绘的盛大舞蹈场面中 还出现了大型的灯树。这一场景 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

人们在歌舞升平 热闹非凡中享受着快乐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壁画 将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象永远的记录下来。

翟家窟  营建先后长达20年时间 可以看出洞窟营建的艰辛。

从翟家窟以后 敦煌的佛窟 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 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它们是佛教社会化 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220窟西壁佛龛

洞窟主室西壁龛下的墨书 “翟家窟”三个大字 强烈反映出，洞窟营建的家族观念与思想。佛窟成为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 世代相传。翟氏家窟也成就了那些无名的绘画工匠。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 磨练多年的帝王形象。

30年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被世人尊为“神品”

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 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 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一个里程碑。

220窟南壁 九品往生

当李工最后一次走进这座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洞窟时  他或许悲欣交集 许多曾经的同伴随军参战 或伤或死  他在洞窟壁画中 表现了“九品往生”的情节 意在为亡者祈福 使他们往生净土

虽然远隔千里 但敦煌与河西走廊 始终跟中原王朝息息相关。

公元755年 安史之乱

当“安史之乱”令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后 敦煌也没能逃脱厄运。 青藏高原上的土蕃崛起 攻陷河西走廊 对这里进行了长达70年的统治

公元 848年 敦煌百姓起义 夺回河西走廊

生活恢复平静以后 翟氏一族在220窟的故事 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公元 925年

翟奉达 翟通的九世孙

唐末五代敦煌人 历法家

重修先代的洞窟为家族祈福。

检家谱

此次重修时，翟奉达把自己和亲人们的画像 画在了石壁上 并在甬道的另一面工整地写下了 “检家谱”。它详细记载了家族经营家窟近300年的历史 成为了今天的人们 理解敦煌石窟营建与日常管理的文献证据。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 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到了隋唐时期 这种混血艺术 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 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吴家样 后世摹本

吴道子 正是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画家

他所绘制的线条既柔软又强劲 为后世的画工创立了示范性的粉本 被称为“吴家样”。

传说中的画圣吴道子的画 已经没有留存于世的了。而今天 第220窟的壁画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满壁风动”的“吴家样”神韵 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

以220窟为代表的 现存127个洞窟 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 近1000年间 历经十六国 北朝 隋 唐 五代 西夏 元等朝代的兴建 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 西千佛洞石窟 东千佛洞石窟 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大千余个 现共存812个 单是莫高窟就有735个 其中 492个洞窟中 留有壁画或塑像 共保存了壁画45000多平方米 历代彩塑3390身。 以及唐 宋 清 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十余座。

莫高窟跨越了众多的王朝 最终形成集建筑 雕塑 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1900年 王圆箓

无意间打开了 封闭了一千年的藏经洞 莫高窟第17窟 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 绢画 刺绣等 古代文物50000多件

1908年 5月27日

伯希和离开了敦煌 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 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 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 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 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 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研究 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而形成敦煌莫高窟群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穿越 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处于独特的枢纽地位。

它是西去的分叉点 也是东来的驻泊地

由此 造就了这里商贸往来的兴盛景象 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切磋交融 并最终成就了敦煌莫高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在世纪艺术宝库中的巅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