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通谱》记载：章佳氏“章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氏族甚繁，散处于费雅朗阿、马儿教章佳及各地方”。15世纪末，章佳氏始祖穆都巴颜韧居长白山鄂磨合索洛处(今吉林省敦化县额穆)，生子五人。16世纪初，五子分居五处。次子章库居佛扎兰处，又迁马儿墩章佳地方，马儿墩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苏子河北岸，再迁穆奇倭赫昂巴等地方，穆奇在今永陵镇西，苏于河北岸，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六月，清太祖努尔哈赤为报复章佳氏四世祖萨木占受挑拨而袭杀太祖妹夫噶哈善之仇，率兵400，前往马尔墩寨，征讨纳木占(疑即罗塔之子阿木占)、萨木占、油申、完济汉，苦战四日，攻取马尔敦寨。油申、完济汉逃往界凡。据《满洲实录》记载：萨木占是太祖(努尔哈赤)庶母之弟。

清朝入关后，章佳氏有居北京者；有在各地驻防者。康熙四十年(1701年)，章库长子九世孙奉政大夫(《通谱》为防御)观彻居住在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县)，为佛满洲正黄旗元山牛录下人。其后代至今仍有居住在凤城县、本溪县的。从其始祖至今约有500年的历史。

《族谱》中的始祖至19世也有400多年历史。是谱书中时间跨度较长的一部。

《族谱》中用显著的位置标出三世祖罗塔女儿哲因格格、次女詹泰格格， “聘与太祖皇帝正宫皇后”。 《清史稿·后纪传》中记载：清太祖皇后是纳喇氏、元妃是佟佳氏、继媳富察氏、大妃纳喇氏、太妃博尔济吉待氏，另外侧妃四人，分别为伊尔根觉罗氏、纳喇氏，其二皆无出。庶妃五人分别为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西林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其中兆佳氏拟为章佳氏。庶妃兆佳氏有一子阿拜。章佳氏作为皇帝外戚，在清朝授官封爵者甚多，成为满族中较大的一族。

《族谱》世系：由始祖至九世祖只记长支后裔； 由十世(康熙中期)以后不分长次均记入世系中。九世1人、十世2人、十一世6入、十二世22人、十三世48人、十四世78人、十五世l05人、十六世180人、十七世232人、十八世65人、十九世8人。十六世以后部分支族人，还没到生育年龄，所以人口数减少。其中原任员外郎、候补知府各一人、防御二人、护军一人、领催六人、笔帖式一人、兵五人。章佳氏后分为车氏、章氏，光绪末年(19世纪末)仿效汉俗按辈命名。

“东乡武术” 虽然在全国武林中没有另立门户，确也曾响当当的威震八皖。它的源流何在，有什么地方特色，何以能自成一家具有神威的魅力？

从枞阳周家潭章、周大姓的家谱中，才可以找到这个武术系统的蛛丝马迹。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并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所载，章姓始祖可追溯到秦朝大将章邯。唐朝的先祖为仔钧公，系名将，有15个儿子，他的后代有一支迁至安徽泾县，宋时也出过一些武官，元朝时泾县章家天武、天禄兄弟迁来周潭乡大山（原名发洪山）定居。在大山繁衍的后代有武艺高手，如章慕斌，就是清嘉庆甲子科第二名武举人。章氏祖传的武艺，原属福建少林门派。（因先祖也曾在福建蒲城住过）

约在明朝前期，周氏第三世祖与章家联姻，周姓武术又掺入河南少林、湖北武当的套路，所以在明末时萌芽的“东乡武术”，已是南拳北腿的混合流派。它既有南拳“拳打卧牛之地”的步伐稳健、刚劲有力的特点，又有北派拳的跌打滚翻，以腿功见长的风格。它以中低架势为主，低盘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它以刚劲为主，出手快捷、灵活多变，勇猛凶悍为特色。

“东乡武术”形成后主要用于防卫守土，注重实用，不搞花架子。因为习武者都是农家子弟，除了上百种的拳路套数，十八般武器外，他们还结合农家生产工具，甚至日常生活用品，使之由非武器而化为武艺。我读初中时，有一些东乡同学，几乎都在原籍学过武术，其中有一种叫“板凳花”的套路，真是闻所未闻。它教你坐在长条木板凳时，遇到战斗需要时，立记得转身用两手紧握板凳腿，举起一条板凳便成了武器，只见上下翻腾，左右抵挡，就变出不少攻防的架式来。这便是板凳花。

干农活用的钉耙、扁担、叉子，都被精通武术者设计了武艺动作，成为套路。也是幼小时，还听说一位农家拳的高手发明了用半个钉耙战斗的狠招，他名字即称某半耙。武侠影视中乾隆爷以纸扇做武器，出神入鬼，东乡的神手们以干活擦汗的大毛巾也能甩出攻防的招数，可惜金庸之辈还是没有看过或听说我们东乡拳的活学活用还有那么多他们想像不到的神奇。

“东乡武术”还有不少神奇、神秘的“功”法，如轻功，“贴壁挂画”即是其中的一种。另有“二龙戏珠”、点穴法、铁砂掌、硬功等都是最难学的。在三十六教头中，都或多或少各有所长地掌握了不同的奇功绝技，可惜这些“功”都无文字传承下来，加上过去我国古代习武练功历来有“家传不外传”、“传媳不传姑”的规矩，所以它们几乎全都失传了。

今天，我们重温祖国武化遗产，主要为了自卫、健身，也可对现代反恐擒拿，武装侦察的技艺中注入古典武艺精华的有益元素，使其重放光芒。这也是一种实用的“古为今用”吧！

东乡武术 简介

渊源

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记载，元代，有天武、天禄兄弟二人迁周潭定居，并带来福建的南少林武功。此后，经周、章两大家族世代扩散融合，习武之风不断，到了清初，以周潭为中心，周围50里的居民都争相习武，习武之风遍及整个东乡，形成了“东乡武术”。

特点

东乡武术发展巅峰时期，定居在周潭镇永兴、大山、彭桥、七井、施湾、吴桥等村的周、章、陆、邓、谢、王、汪、吴这几个家族，男女老少嗜武成性，家家备有刀枪棍棒，奇拳怪招，高手如云。

东乡武术融“南拳北腿”于一体，特别注重功法，拳械术套路虽不多，但比较复杂，善于破解对方阵式和路数，拆招散打，攻防合一。

明清之际，东乡武术南北拳种包容兼收，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又创出了许多新拳种，举手投足都能显现高深的功力，普通的生产生活工具都能当兵器，譬如：拳术中的三掌、三踏、三炮、双盖、摸刀鱼、甩菜瓜、奤子走路、走趟对打等，器械中的半耙、铁尺、板凳花、扁担花、手巾花等等。

东乡武术主要以低盘架势为主，走趟田字形、一字形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辗转幅度小，正所谓拳打卧牛之地、棍探龙潭虎穴。肢体动作以拳、掌、肘、上肢动作为主。劲力刚猛，行拳迅速，灵活多变。看似朴实无华，但精妙绝伦，往往能一招制敌，出手便是绝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东乡流传着“畈畈有好田，村村有好拳”的谚语，由此可窥一斑。

在称霸文坛三百年的桐城派故里安庆市枞阳县(原属桐城)，也有着习武的风气，当地有句俗话“文不过南乡，武不过东乡”。在2013年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上，来自该县的“东乡武术”，被评为首批“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 11月12日，记者专程来到东乡武术的发源地枞阳县周潭镇探访，发现曾经名满江湖的东乡武术，正面临失传的困境，亟需保护。

习武之风犹存

娃们体育课上学武术

　　老校长章友武同时也是东乡武术的传承人，他告诉记者东乡武术已经作为彭桥小学体育课的内容之一。　素有“武术之乡”美誉的周潭镇是东乡武术的发源地。 13年11月12日下午4点半，正值放学时间，该镇彭桥小学操场上老校长章友武正冒着细雨义务教授学生东乡武术。有近20名小“功夫迷”，都是3年级以上的学生。

走在周潭镇，你无处不感受到当地的习武之风，家家有刀枪棍棒，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大都会耍几拳。在该镇大山村，文化墙上印着拳谱。在习武堂，还有一把有上百年历史的关公刀，系清朝武举人章慕斌马上兵器。

老翁三顾茅庐学绝技

69岁的章根苗是东乡武术首席传承人。这几天他都在忙活着一件事——拜师学艺。

章根苗告诉记者，他正想学的是“毛巾花”，这是一种用毛巾作为武器的功夫，只有村里82岁的章老先生会，但他还保留着过去老拳师的传统，无缘不教拳，“我现在一有空就到他家串门，记不清去了多少次，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

据章根苗介绍，东乡武术有三十多种套路，现今只剩下约20种套路了，很多绝学已经失传。

因为铜山镇及其周边有大量铜矿资源，而铜陵市在建国初就开始是以铜开采冶炼为主的，所以那时，国家就允许铜陵有色在池州铜山镇开况了，慢慢的铜山镇聚集了大量来自铜陵的职工，所以铜山镇慢慢的由一开始的行政区划保留在原贵池区，日常管理有铜陵有色负责到最后经同意将行政权一起全部交割给铜陵市，这样以便于铜陵有色更好的发展。像池州铜山镇这样作为铜陵市的“飞地”的例子，铜陵还有呢：如在安庆怀宁的“安庆铜矿”铜陵市另外管辖有一块普济圩农场，位于市区和郊区飞地灰河乡之间，即使铜陵长江大桥建成以后，普济圩农场仍然是一块飞地，因为枞阳县与铜陵长江大桥相连的江岸仍归枞阳管辖。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不!张姓是华夏大姓之一，人口近一亿，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张姓祖根在哪里有的说河北清河，有的说山西太原，有的说河南濮阳。为了寻清这个问题，本会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两次张姓起源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史实，确认中华张姓始祖是挥公。挥公得姓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是张姓先民最早的祖居地，张姓源于濮阳，其他地方只能是流，是支脉。

一、史籍及谱牒依据

我们查阅有关张姓始祖挥公的记载见之于书的有17种之多。《世本》日： “挥作弓，牟夷作矢。”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挥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日：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日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唐·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日： “张氏出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清·乾隆朝重修《张氏族谱·受姓渊源考》： “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吴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

从上述文献可知，挥为张氏得姓祖，这一观点，除宋代郑樵所著《通志》认为解张是张姓始祖外，其他史书均无疑义。但是，挥是黄帝之孙，或是黄帝之子；挥是玄嚣青阳氏之子，或是少昊青阳氏之子，却有分歧。我们认为，挥是黄帝之孙、玄嚣青阳氏之子。其根据有二：①《国语·晋语》日： “凡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姑、儇、依是也。”(其中有二人同为姬姓，二人同为己姓)。《史记·五帝本纪·注释》、《世本》、《大戴礼记》等文献均有同样记载。黄帝子所得十二姓中没有张姓，这说明张姓非黄帝所赐，挥公非黄帝之子，乃黄帝之孙，和帝颛顼是亲叔伯兄弟，是同时代人。②当代著名民族源流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少昊金天氏本东夷族，非黄帝后裔青阳氏，亦就排除了少昊为黄帝之子说，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鉴于“挥为黄帝之子或孙”的问题，在历史上已争论了几千年，且各有重要文献依据；挥生活在上古传说时代，后世史书不一致、有争议，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两种观点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大同存小异，谁也不能强迫谁改变族谱。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姓氏文化研究的深入，认识会逐步统一的。

二、地望考察

玄嚣因何得号青阳氏这与其封邑有关。我国自古至今，均以“山南水北为阳”。青阳，即清水之阳(青、清古通用)，而古清河就流经濮阳。

《读史方舆纪要》日：“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亦日青河。”又日：“淇水……经内黄、清丰之间，其下流人大河，故渎今湮。”《前汉书·地理志》日：“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以上引文说明古清河与淇河、白沟为一河的不同名称。《诗经·卫风·氓》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涉淇”即“涉过淇水”，“淇水”即是“古清河”；“顿丘”古邑名，在今濮阳城西、浚县境内。从这首古诗也说明帝丘附近有古清河。今濮阳市区张仪村、班家、店当一带村民，仍称村北为北清河、村南为南清河。张仪村系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故里，至今村内尚有“张仪祠遗址”。该村有张、尹、李等八姓，只有张姓是老住户，其他均是迁入户。据清光绪二十五年续修的《李氏族谱》载：“李氏出陇西蔓延天下，明洪武年间，自洪洞迁于开州北王家庄后，自王家庄移居清邑张仪村。”清光绪年间续修的《尹氏家谱》载：“尹氏世居山西之洪洞，明成化年间徙居清邑张仪村。”该地为什么称“清邑”定与古清河流经此地有关，很可能就是玄嚣的封地“清阳”。“清邑”明代尚存，今已不在。据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讲：“帝丘(今濮阳)在上古时期是东夷族势力与黄帝族势力的交接地区。因此，黄帝必须在帝丘设防，所以把其子玄嚣封于青阳。”由此可知，张姓始祖挥公，自幼便生活在古清河上游其父的封邑，年长之后又在帝丘辅佐帝颛顼。由于挥十分聪明英武，他夜观弧星，折枝弯条，始制弓矢，大大提高了颛顼部族的战斗力。弓矢用于狩猎，猎获的鸟兽空前增多，提高了部族的生活水平；用于战争，打败了与颛顼争帝的共工部族，使颛顼统治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由于挥公功勋卓著，帝颛顼封其为弓正(亦称弓长)，并赐姓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有人说，清河在中国境内何止一条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都有清河，怎么能断定濮阳的古清河就是玄嚣的封邑青阳所在地呢这是因为濮阳古称帝丘，颛项建都于此，至今濮阳城中心四牌楼上仍镌刻着“颛顼遗都”四个大字。帝颛顼、帝喾死后均葬于帝丘，今陵墓尚存，这一点是哪个清河也没有的。所以，只有帝丘附近的古清河才是玄嚣封邑青阳所在地，玄嚣也因封地青阳而号青阳氏。

三、当代族史研究成果

何光岳先生关于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的论点，在当今史学界颇具权威性，为研究张姓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著名族史专家谢均祥先生经过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张姓源于濮阳。他的这一研究成果，1994年曾在《欧洲时报》、《河南广播电视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

以上论据充分证明了：挥公即是张姓始祖，因发明弓矢而得姓，张姓祖根在濮阳，这便是张姓的渊源。

此外，后世有以字为姓者，也有因种种原因改姓者。如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解张，字张侯，在晋齐鞍之战中作战勇猛，战功卓著，他的后世以他的字为姓，改解姓为张姓。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为躲避仇人迫害，改姓易名，自称张禄，西入秦国，屡次为秦王出谋划策，因功登上相位。三国名将张辽，原姓聂。汉末黑山起义军首领张燕，原姓褚。另有少数民族改姓张的。在当代中国，回、满、藏、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中，都有张姓人群存在。但这只是支脉，是流，而不是源。

四、张姓播迁

张姓先民是怎样从得姓地濮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这是个大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说清的。现仅就我们的初步考察，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张姓先民的第一次大播迁应是在大禹治水时期。当时，遍地洪水泛滥，中原濮阳地势低洼，更是一片汪洋。为求生存，先民们只好择高而居，逃往距离近的高丘或山区，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而后又逐步走向全国各地。这次洪水大致发生在帝颛顼、帝喾之后的尧、舜时期，也正是挥公得姓之后。起初，尧命颛顼之子鲧治水，而且到过濮阳。至今，濮阳境内仍有“鲧堤”遗迹。明·嘉靖《开州志》(明代濮阳称开州)卷二，载宋·司马光《鲧堤》诗日：“东郡(今濮阳)鲧堤古，向来烟火疏。堤封百里远，生齿万家余……”可惜，曾在濮阳筑堤治水的鲧，由于方法不对，九年没有把水治平，被舜杀于羽山。舜又派鲧之子大禹治水。他带领人民，凿山开河，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水治平。这次大洪水先后治了二十二年，逼使很多人离乡背井逃避水患。但要问，当时的张姓先民究竟逃到了哪省哪县，因没查到确凿依据，笔者不能妄言。但据读史得知，帝颛顼、帝喾均建都于帝丘(今濮阳)，到帝尧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帝舜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蒲州)大禹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恐怕都与这次大洪水有直接关系。中国地势的特点， “西北高，东南低，十里地，洼三尺”。在洪水滔天的时代，难怪帝尧、帝舜、大禹均迁都于山西。试想，部落联盟的首领和都城都迁走了，黎民百姓能不跟着去吗所以，历来饱受洪水灾害的濮阳人，逃避水灾多向西，不去山西就去陕西。那个时期，张姓先民从得姓地老家帝丘(今濮阳)逃往山西等地，再由山西迁往各地，或迁回老家濮阳，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姓先民第二次大播迁，当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堤决口时期。自古人恋故土。大禹把洪水治平之后，逃往外地的先民回来一部分是肯定的。经过夏、商、周、秦等朝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濮阳地区属于卫国，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发展。但到汉代，濮阳人又碰上了黄河瓠子堤决口，淹没十六郡，濮阳以东尽成泽国，又一次一直淹了二十二年，人们没吃没喝能不外逃吗去哪里为了求生存逃水患，只好走老路逃往高丘或山区。此后，还有新莽时期公元11年，黄河自治亭(今濮阳)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二次改道，漫流于濮阳以东各郡达59年。北宋熙宁十年，黄河自濮阳曹村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三次改道，泛郡县四十五，淹民田30万顷。有史记载的黄河在濮阳境内的决口达一百多次，又加上旱灾、虫灾，每次水旱灾害，都迫使先民们离乡背井，逃往各地。

除了水灾之外，战乱是张姓先民多次迁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濮阳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晋楚城濮之战，秦代章邯和项羽濮阳之战，东汉曹操吕布濮阳之战，北宋宋辽澶渊之战等多次大战都发生在这里，每次战乱都迫使先民们多向比较安定的南方迁移。据王大良、孟繁冶先生编著的《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一书记载，由于战乱原因， “张姓先民由中原地区向四方迁徙，有过几次大的潮流。第一次是在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和连年的战乱，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在此居住的张姓先民被迫南迁；第二次是在西晋末年，匈奴和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进入中原，灭亡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洛阳建立的西晋王朝，人民群众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中原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同时也有部分张姓先民迁往东北和西北地区；第三次是在金兵南侵，灭亡了建都开封的北宋政权，占领了黄河南北，这里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到长江以南地区避难。除了这三次迁徙外，还有更多的小规模迁徙，使张姓儿女逐渐遍布于全国各地。”

章姓来源有二：（1）据《左传》记载：“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此十国皆任姓”。章姓是任姓的分派，是个古老的姓氏，源出黄帝的后裔。（2）《辞源》载：章姓“系出姜姓，齐太公支孙封于鄣。左传齐人降鄣，子孙去邑为章氏”。商朝时有章国（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一说诸城县），是黄帝裔孙的封地。至周初，姜太公（子牙）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得天下，立了大功，受封于齐国。并经周天子特许，享有代天子征伐诸侯的权力。姜太公灭章后，把它作为附庸国封给支系子孙，称鄣国。公元前644年鄣侯被他的同宗齐国吞并之后，子孙“去邑留章”，以章为姓。姜太公是炎帝的裔孙，所以章氏又是炎帝的后裔。上述表明，章氏是个特殊的姓氏，把“炎黄”之源都占有之。

入潮始祖章松山

章氏向南播迁始于周朝襄王八年（前644）后，那时鄣国鄣侯被他的同宗齐国吞并，子孙改为章姓，这一支是姜太公的后裔，他们便从山东向南迁徙，在豫章（今南昌）安居蕃衍，不久成为当地望族。至晋朝豫章的章氏有一支流入福建，宋代已成为泱泱大姓，在全国列第40位。现今已退居在全国100个大姓之后。

入潮始祖是南唐太傅章仔钧第13代孙章松山。于元代为避战乱入潮，选择在水秀山环，沃野平衍，风俗淳厚的潮州府海阳县西塘乡（今潮州湘桥区）定居。裔孙再分创海阳县埭头乡（今澄海溪南镇）、南澳后宅镇及揭阳、饶平等地。

澄海埭头乡之章姓人家，是明代中期从福建迁徙而来，后来又有早期迁徙入潮，定居海阳之章姓人迁此认宗，聚族而居。至今已传二十多代。

潮阳章姓来自海阳县岐山（今属汕头市金平区岐山街道）章族，岐山章氏先祖是于明初从福建迁来创基。开基祖第6代孙于清代初年移居潮阳县峡山都芝埕（今沙陇镇芝兰）另创基业；后来芝兰后厝有章氏裔孙迁居东寮（今沙陇镇东华），称后厝洲。另外，海阳岐山章氏第7代孙又移居东华，称前厝洲，已传12代以上。

潮汕人口近二万

潮汕章氏人口，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共约18000多人。其中汕头市金平、龙湖、濠江区约2500人；潮阳区约850人，潮南区约1800多人，澄海区约3000人，大部分聚居于溪南埭头乡，其余分布于东里、澄城等镇；南澳县约4000人，是南澳县四大姓之一，主要集中聚居后宅镇，并分布其他各镇；揭阳榕城区约5000人；揭西县约300多人，分布于金和、棉湖、大溪等镇；揭东县曲溪、地都镇有几户章姓人家散居。此外，潮州湘桥区、饶平等地也有章氏聚居地。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谱学

宋代以后的谱牒学发生的变化，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亦即官府主持修谱之事已不多见，而以一家一族修纂“私家之谱”为主。宋代族谱，以欧阳修、苏洵两家最有影响。苏洵《嘉祐集》载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论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从理论上提出了族谱的编修方法。欧、苏家谱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都属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格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列五世。后人多以欧、苏谱例为法式编纂族谱。

宋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很重视谱牒。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设有谱牒类。郑樵撰《通志》，首著《氏族略》，对谱牒之学颇有创见。他还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史部分为十三类，谱系为其中之一;又把谱系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种，共著录了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多卷。从而对谱牒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编目，对后世著录谱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代，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谱牒体裁——年谱，是按年月专门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谱籍。被写的人物即为谱主，他们大多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学者。流传至今的较早的年谱有吕大防《杜甫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等。年谱的出现，为谱牒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此后，编制年谱之风日盛，尤其以清朝乾嘉时代最为突出。

元代的家谱同宋代一样，仍以敬宗收族为目的。从大量保存于元人文集中的谱序可以窥见当时家谱的一些情况，在体例上变化不大，在内容上虽在生卒、继承、劝诫方面体现了一定的伦理和宗法要求，但远不如后世的族谱那样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这同元代族谱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有关。

到了明代，修立家谱的宗旨已演变为以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主。欧、苏体例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记事范围扩大，而且大量出现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谱的宗谱，即统宗世谱。如弘治十四年(1501)编修的《新安黄氏统谱》记载了新安支出的二十五个支派谱系。此外，明代家谱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族权的形成。明代较著名的谱学家有方孝孺、吴沈、解缙、李日华、凌迪知等。吴沈于洪武初年任翰林院编修，曾奉旨撰《千家姓》。李日华撰有《姓氏谱纂》七卷，凌迪知撰《历代帝王姓氏统谱》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

清朝开国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社会学术风气大变，谱学在学术发展上的地位受到影响。 曾一度下令删改家谱之僭妄字句，以致官修《四库全书》和清遗老赵尔巽主修《清史稿》，均不在史部下明立谱系一门。尽管如此，民间修谱之风仍很浓厚，这从现存的大量清代谱牒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一些学者对谱学也颇有研究。

为了坚持修谱，一些大姓名族制订了修谱条规。如乾隆甲子年(1174)，曲阜孔氏所订修谱条规达三十四条，规定家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修谱时，要开馆，祭祀祖先，颁发格册;严防假冒，如有干名犯义者不得滥入谱牒等等。同时，还颁布了《修谱榜示》、《修谱凡例》等。

清代学者重视史学与谱学的关系，作为谱牒组成部分的“表”，得到很大发展。学者们重视史表的作用，将二十四史中无表者一一补齐，对前人所作之表进行校正、考释。并扩大了表的范围，可表人、表事、表时、表地。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论述史表的作用时认为：“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表，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约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因此，“欲使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而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文史通义》外篇二《史姓韵篇序》)。由于史家的倡导和实践，史表的作用得以充分施展，从而强化了谱牒学在史学中的功能。史家们还将谱牒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邵晋涵认为：“家修谱牒，能使体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谱，更有裨于掌故”(《南汇文钞》卷六，《涞水方氏家谱序》)。章学诚则直接把谱学视为史学的支流，他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因此，他在编纂 《史籍考》一书时，将谱牒立为一大部类“谱牒部”，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类。

同时，一些学者还很关注谱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如章学诚积极主张地方志书应该记载州县士族大姓及其世系，“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志之书，考定成篇，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和州志·氏族表》)。又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望族表叙》 中总结了地方志书著录谱牒的 “十便”。他主修的《永清县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均设有“氏族表”，专门记载州县地方的大姓谱系。这一作法，对其他一些志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在谱学研究上较有造诣的学者是朱次琦。他的谱学著述今仅存两篇，即《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他在《序例》中自述了该谱的分目情况：“有世系支派，然后诸谱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立《宗支谱》;氏族、书第、门阀，有自来矣，故《恩荣谱》次之;谱所以明孝爱，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谱》、《坟茔谱》次之; 谱所以守文献，备一家之故也，故 《艺文谱》、《家传谱》次之;其余遗闻逸事，不列于诸谱者，散碎爬罗，亦述家风修世禄者所不废，故以《杂录谱》终之也。”朱氏《序例》是融合前人成法的总结性表述，堪称清人族谱体例较完备的代表。

家训是指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家训或单独刊印，或附于宗谱。家训之外，其他名称还有：家诫、家诲、家约、遗命、家规、家教。

家训在中国形成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良好的作用。

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扩展资料：

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渐丰富多彩。家谱中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身”、“齐家”的典范。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节俭持家思想，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

在家谱中有不少详记家训、家规等以资子孙遵行的。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名训，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至今脍炙人口。

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因其主旨乃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仪廉耻。此外，提倡什么和禁止什么，也是族规家法中的重要内容，如：“节俭当崇”、“邪巫当禁” 等。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家”是缩小的“国”，“国”即放大的“家”，因此，家风家教也在岁月的积淀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家风，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三国 诸葛亮《诫子书》

释义：这是诸葛亮在晚年时写给他八岁儿子的一封家书。在这封家书中，诸葛亮要求儿子要勤学励志，从淡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下功夫。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文末又谆谆教诲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诸葛亮为了蜀汉之国事日夜操劳，无暇顾及儿子的教育问题，于是写下这封书信告诫儿子。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南北朝 颜之推 《颜氏家训》

释义：父子之间要严肃，而不可以轻忽；骨肉之间要有爱，但不可以简慢。简慢了慈孝就做不好，轻忽了怠慢就会产生。

——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