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最早来源于少昊氏，在远古蒙昧洪荒时代的中国东部地区，有许多以鸟为图腾的原始人群，生活在这一广大地区，典籍称之为东夷。其中有9支氏族最为强盛，组成为部落联盟集团，史书称其为九夷。据《古本竹书纪年》，这九夷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其中的黄夷氏族，就是黄姓的最古老的族源。 黄夷是因为崇拜黄鸟而得此名。其发源地在今内蒙古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流域。远古时代，在燕山南面的古幽州一带，栖息着各种鸟类，其中有一种后人称为黄鹂、黄莺的黄鸟。这种黄鸟，不仅小巧精灵，色泽艳丽，而且叫声清脆，婉转悦耳。《诗·周南·葛覃》的第一节这样描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对于长期采集、狩猎在山林中的原始先民们来说，这小巧活泼的小黄鸟，它们成群地在空中林间飞腾、跳跃、呜叫，给先民们带来天籁般的谐趣和原始愉悦。他们对黄鸟的喜爱之情，转而变为尊敬，后来发展至顶礼膜拜，就把它当作自己氏族的守护神和标志，因而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这个氏族就叫做黄鸟族、黄氏族，简称为黄夷、黄族、黄人，成为东夷族鸟夷的一支。 黄氏族人所居之地，地名多带黄字。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古代叫黄水，后来才改为“潢水”。《热河志》卷七十一潢河：“《新唐书》始作潢字，辽金史因之。《清一统志》原本谓别于西黄河，故曰潢。”后来，黄人由内蒙东部向东南方向迁徙，经河北迁安县西的黄山和束鹿县的黄丘进入山东半岛，加入东夷集团，成为九夷之一的黄夷。今山东黄县东南有古黄城，掖县南有黄山，兴博县有黄山，黄阜、济南西南60里也有黄山。这一带就是远古黄夷栖息活动的地区。 在东夷集团中，黄人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很快就成为东夷集团中势力强大的一支，因而被推尊为部落联盟首领。在野蛮时代中期，东夷部族集团由凤夷氏族的少昊金天氏为部落联盟大首领时，黄夷就与风夷结成了婚姻氏族，后来又加入了少昊部落。当时，东夷集团都普遍崇拜鸟。由于东夷集团大首领少昊氏族的图腾是凤，因此凤便成为百鸟之王，成为了神鸟。凤鸟中有一种雌性的鸟，叫做皇(后来写作凰)。这种鸟与黄鸟一样，通身都鲜艳亮丽的**羽毛，而且这两种鸟名的读音完全相同。皇鸟是凤鸟的配偶，恰巧黄夷又是凤夷的婚姻氏族。这些相同、相似、相通之处，黄人便自然地用凰鸟来取代原来作为氏族图腾的普通小黄莺，崇拜的对象改成了凰鸟。这样，黄鸟变成了皇(凰)鸟，黄夷的图腾由黄鹂鸟变为金凤凰。 当历史进入到野蛮时代中期，大约是炎黄之世时，东方黄夷部落部分成员陆续内迁到了华北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尽是一片**：**的平原，**的山峦，还有横穿北部中国的**的大河，人们便崇拜起大地和大河并把这条河叫做黄河。 由于黄人内迁中原，用原本是黄鹂鸟的颜色“黄”字来指称大地的颜色，所以才有了《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的释义。 黄人加入东夷集团后，与少昊氏结成了婚姻氏族的关系。后来，少昊氏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少昊就成为东夷部落集团的大首领，这样，黄夷降而为少昊部落的附属氏族，它与少昊凤鸟族的关系也由婚姻氏族变为父子氏族。因此，黄夷便以少昊为本族始祖。《宋学士集》说：少昊世代为水官之长，颛顼时他被封于汾川，后世尊其为汾水之神。春秋时台骀的后裔建立了沈、姒、蓐、黄等国，后被晋国一一灭掉，其中黄国的公族子孙以国为姓，成为黄姓的一支，晋国的黄渊便是其后裔。 少昊，大约生当炎黄之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话人物。关于他的事迹，各种典籍的记载不尽一致，光是他的名字，各种典籍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如“少昊”、“少皓”、“少皋”、“少嗥”、“睥”、“少阜”、“少晖”等，还有不同的称呼，如称为“朱宣”、“白帝”、“西皇”、“金天氏”、“穷桑氏”等。 据《左传》、《帝王世纪》记载，少昊名叫挚。他的母亲，《帝王世纪》说是“女节”，《拾遗记》说是“皇娥”。《春秋元命苞》载：黄帝之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今河北省盐山东南），女节在梦中幻觉这颗巨大的流星落在身上，意感而生下了少昊。《拾遗记》卷一则更有一段神奇而缠绵的叙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当她来到穷桑的苍茫之浦时，遇到一位神童，他的容貌俊美绝俗，自称是白帝之子，即太白星之精。这位太白星化身的美少年，下凡降落在苍茫水边。他与皇娥相遇，便一见钟情。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依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从此与皇娥嬉戏宴游，乐而忘归。享受了一段浪漫生活之后，皇娥便怀有身孕，后来生下一位圣子，取名叫“挚”。因生于穷桑，又取名为“穷桑氏”，也叫“桑丘氏”。这就是黄姓的远古始祖。 少昊挚长大后，成为东夷族鸟夷的首领，后来氏族壮大，当上了东夷部落联盟首领，便从原来的住地穷桑（今山东省曲阜一带）迁都曲阜。 少昊族是古史上确切记载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谈上古的氏族标记时云：“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是说，少昊即位之日，有风飞集于庭，少昊氏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因此以凤鸟为族神，以凤鸟为图腾，以鸟给各个氏族命名，称自己氏族为“凤鸟氏”。

中国史籍资源浩如烟海，丰富而翔实，比对各方史书不难发现此说法的漏洞、疏忽之处。关于“八姓入闽”说的几点谬误如下： 林姓的另一个起源出自姬姓，是东周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前770～前720年）的小儿子姬开，他的子孙以他的字“林”为姓。因起源于今河南洛阳一带，林姓家谱中就称为河南林。

此外，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将鲜卑族等原先丘林姓氏的都改成林姓，并注籍为河南洛阳人。其他少数民族中有满族的林佳氏和布萨氏也都有改姓林。

《左传》中宗周有虢公林父，卫国有孙林父，晋国有荀林父。鲁国有季氏家臣林雍，林楚，林不狃。孔子有弟子林放。

总体上看，林姓的发源地还是今天的河南卫辉以北地区，那里的比干庙是众多林姓子孙前去祭祖的圣地。

史载：殷商太师比干被商王朝纣王所害,正夫人妫（陈）氏甫孕三月，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字长恩（林氏受姓始祖）;周武王牧野大战败商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后，旌表比干忠烈，徵觅其后嗣，命闳夭给比干在朝歌南汲境内（今卫辉）封墓，夫人携泉归周。因泉生于长林石室，周武王封比干垄,垄为国神，赐姓林名坚。念林坚乃商汤之后先王之胄，且能远避纣乱而不绝其世，乃拜坚为大夫，食邑清河。后封博陵公，食采二千户，采邑博陵(今河北安平县)，故林氏总堂号为西河堂。 郑氏图腾

郑姓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它的来源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周宣王把他的弟弟友封于槿林（今陕西华县东），建郑国，友即郑桓公。周幽王时，桓公任司徒，见幽王无道，便向当时的智者太史伯询问自保之计。太史伯说，在洛水以东，黄河、济水以南的虢、郐两诸侯之间有一大片土地，交通便利，物产富饶，可以在那里安置家室和财产。桓公依计而行，可惜还没来得及安顿好，就在“犬戎之难“中被杀害了。此后，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帮助周平王巩固了东周，因功被赏了虢、郐之间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新的郑国。由此，郑氏子孙便在这里发展繁衍起来，世袭郑公称号。公元前375年，郑被韩所灭。郑国遗族从此散居于京（今河南荥阳京襄城）、制（今荥阳西）、祭（今河南郑州东）和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为纪念故国，便纷纷改为郑姓。郑国的最后一位国王郑幽公生公子鲁，鲁7世孙郑当时在汉代任大司农。郑当时之5 世孙郑稚汉末自陈迁至河南开封，从此定居在那里。晋时置荥阳郡，逐成为荥阳开封人。 邱姓本为“ 丘”姓，邱姓源分别为出自姜姓、姒姓、妫姓、他族改姓。

1、出自姜姓，为姜太公的后裔。西周初年，太师吕尚（姜姓，吕氏，名望）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建齐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号称齐太公，俗称姜太公。其子孙中后有以地为氏的，称为丘氏。东汉《风俗演义》载：“齐太公望封营丘，支孙以地为氏。”史称丘姓正宗。

2，出自姜姓，姜太公后裔，因辅佐有功，其中一子被赐丘姓。

3、出自他族改姓。。《后汉书·乌桓传》载乌桓有丘氏，如汉代少数民族乌桓族有丘氏。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魏书官氏志》载有鲜卑族复姓丘林氏、丘敦氏改为汉字单姓丘。

这几支以丘为姓的宗族，后来大多数都改了邱姓。满清入关以前，这个家族大多是以丘（古时的丘与邱通用）为姓的，一直到清雍正皇帝时，才由于避讳孔子的名号，而下令把丘一律改为邱姓，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崇高敬意。因此，丘、邱本同源。民国初，近代诗人邱逢甲倡议复丘姓本字，他首先将本人姓名写作丘逢甲，闽、粤邱姓族人也纷纷响应改邱为丘，但仍有不少邱姓人继续沿用邱字。结果当前的邱姓人士随处可见，而以丘为姓的人反而不多了。 1、林默（960年——987年），尊称“妈祖”（妈祖，是人们对海上女神的亲昵称呼。）据宋代的文献史料记载，她是莆田湄洲（即今福建省莆田市）一位姓林的女子。妈祖十六岁时，与群女闲游，照妆于井中。忽见神人捧铜符一双，拥井而上，后有仙班簇拥着，把铜符授给她，女伴们都骇得跑开，妈祖则受之不疑，不一会便灵通变化。此后，她虽身在室中，却能时常神游方外，谈吉凶祸福，无不奇中。能驾云飞渡大海，拯救海难，还经常为人治病消灾，远近的人都很感激她，并称她为“神姑”、“龙女”。

2、林则徐（1785年——1850年），福建省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等[1]。是中国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3、林觉民（1887-1911），汉族，福建闽侯人,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黄花碧血党人“三林”（即林文、林觉民、林尹民，他们同年生、同年为创建民国而捐躯，并称黄花岗“三林”英烈）之一。幼嗣可山先生，性聪慧，幼体弱善病，早丧母，未尝就外傅。14岁时，考入全闽大学堂，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性诙谐，涉口成趣，一座倾倒。1905年回乡与陈意映结婚。1906年自费去日本留学，专攻日语。翌年补为官费生，入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兼习英文、德文。此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得知黄兴、赵声等在香港建立统筹部，筹划广州起义，遂赴香港，后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 1、黄峭(872-953)，字峭山，又名岳，字仁静，号青岗，后裔尊称为峭公或峭山公，锡公的长子，远祖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闽，为入闽始祖，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四月十五日戌时，卒于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癸丑十一月初十日巳时，享寿八十有二，卜葬鹳薮黄家林旧茔坐向。自幼沉宏，有智略，官至工部侍郎，娶上官氏、吴氏、郑氏三郡君，共生二十一子。黄峭之第十子黄化为闽粤客家始祖。

以第一世昌意（黄帝之子，有熊氏子派）计算，黄峭为第一百一十七世。

2、黄仁泽（890年——965年），福建省侯官县（今闽侯县）仓山下林（古称白林）人，唐乾宁乙卯科武状元，官节度巡官（系中华黄姓第一武状元），又名黄讽，字仁讽，号仓山生。据史记载：黄璞第五儿子，唐朝乾宁乙卯（895年）武状元，累官至伪闽谏议大夫、节度巡官，始迁侯官仓山下林（古称百林）事迹载福州志。葬上林。妣文氏子慕华居仓山，慕风徙翁潭前黄。王鸿鹏等主编《中国历代武状元》有载。

3、黄中庸（1030年——1110年），《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生活原型黄氏先祖，字长行，号军城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祖籍福建省兴化军城西府西巷（今莆田市西雷山巷110号黄侍中第尚存），黄太常卿第。北宋景祐甲戌进士，从小受到其父宋进士宝文阁大理寺评事黄宠的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皇祐四年（1052年）中福建乡试解元，次年，赴京会试第一，经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此后，司马光温国公荐其才任太常博士擢广西北海通判，旋任邵武知府，后入朝为中奉大夫、太常寺卿，入值总理太常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礼宾司庙会，起草礼仪诏诰。后擢侍中兼枢密院副使，与欧阳修、包拯、赵抃、刘敞、文彦博、富弼、王尧臣、韩琦等齐名，天性浑厚，为人仁惠。温国公司马迁荐其才，授浙江提刑。为官宽惠，能断奇狱，所活甚众，浙人德之。去日，士民乞留，以温公论荐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副使。后蔡京恶之，贬为太常博士，辞之，名入元祐党禁而致仕焉。 陈嘉庚（1874年——1961年），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其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区）仁德里集美村。9岁人读南轩私塾，17岁赴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不久，其父破产，陈嘉庚独立经营后首先偿还父亲的全部债务，获得良好信誉。此后事业顺利。在新加坡，陈嘉庚最早引进橡胶并进行大面积种植，首先加工橡胶制品并投人大规模工业生产。同时兼营菠萝罐头厂。又把业务拓展到泰国、马来亚及厦门等地。鼎盛时期开办30多家工厂，100多间商店，垦植橡胶和菠萝园 15000多英亩，雇佣职工32000多人。民国 14年（1925年），他已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著名的大企业家，百万富翁。一手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学校。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汉族，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而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之为陈氏定理。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9年，中国发表纪念陈景润的邮票。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以此纪念。另有相关影视作品以陈景润为名。 1、詹先野，建州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时名士。其博鉴经史百家。仁宗天圣四年领乡荐，继应贤良科。后隐居武夷，吟咏山水间，终日忘归，人谓其有仙风道骨。

2、詹体仁，建宁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宋代大臣、名士。少从朱熹学，后进士及第。初任太常少卿等职，后因参予策立宁宗，升太府卿，不久出知福州。后又改任静江知府，任内减免赋税，赈粮救灾。官终司农卿。其博极群书，疏荐为当世名士。有《詹元善先生遗集》。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宋经学家。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王安石废弃春秋，安国以为其乃先圣传心之要典，故仍潜心研究二十年。諡文定。著有春秋传、资治通监举要补遗等。

　黄姓的人口约为2876万, 黄姓分布极为广泛，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23%，在中国最多的十个姓中排第八位。黄姓在要集中于工江以南地区，广东省的黄姓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汉族黄姓人口的19%。四川、湖南、广西、江西等省黄姓人口也比较多，以上五省的黄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黄姓人口的56%。

　　黄氏名人

　　1、黄歇(前320～前238年)游学博闻，楚考烈王以之为相，封为春申君。相楚二十余年，食客三千多人。娶李园之妹，知其有孕，纳于考烈王，生幽王。后李园用事，忌春申君，遂伏死士于棘门刺杀之，卒年寿八十有三。

　　2、黄霸(前170～前51年）字次公，西汉淮阳阳夏人。少学律令，武帝末，补侍郎谒者，历河南太守丞，时吏尚严酷，而霸为政宽和。尝从经学家夏庚胜治尚书。官至丞相，封建成侯，卒谥定。

　　3、黄香（18～106年）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一位文化名人。他为官的品位并不高，最高职务是魏郡太守，大约也就是一个四品官员。但他生命历程中有两个亮点：一是他9岁时，母亲去世，他对父亲格外孝敬，夏天他将床枕扇凉，冬天用身体把被褥温暖后，才让父亲安睡；二是他很小的时候，便广泛阅读儒家经典，精心钻研道德学术，能写文章，当时京师称誉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汉章帝还曾特许他到宫中藏书之所东观读书。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尊敬长辈，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黄香的这种品行正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旧传元代郭守正挑选了历史上的二十四位孝子，辑成《二十四孝子》一书，作为做人的楷模，黄香名列其中。子黄琼曾孙黄琬相继拜相黄香一直被人们所推崇。

　　4、黄凤麟（555～626年）字魁熹号江夏逸叟，系中华黄姓历史上第一位状元。湖北江夏郡黄州黄冈县黄鹤乡仁义村人。《湖北通志》之“人物志·选举表”和《江夏历代黄氏世恩》中记载：“隋炀帝乙丑科进士第一（即隋朝605年乙丑科状元），黄州江夏人。历官宏文馆编撰、直学士、比部员外郎、侍御史”，梁建安公萧渊明乙亥年正月初五日亥时生，唐高祖武德丙戌年十二月十五日戌时病卒，寿七十有二，配胡氏马氏二夫人，葬江夏黄冈山之原金凤披霞穴。

　　5、黄巢(820～884年)唐曹州人。出身盐商，积财聚众，尤好收留亡命之徒。唐懿宗以来，因皇室奢侈过度，赋税沉重，加上连年发生水、旱灾，遂致民不聊生，盗匪群起。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王仙芝率盗匪起事，翌年黄巢起兵响应，乾符五年王仙芝败死于湖北，黄巢被推举为冲天大将军，率众攻掠江、浙、闽、粤等地，广明元年（公元880)陷洛阳、长安，僖宗逃奔成都，巢自号为帝，国号大齐。唐以官爵笼络李克用相援，大败黄巢，巢自刎身亡，为害十年的黄巢之乱始告结束，史称为黄巢之乱。

　　6、黄仁泽（890～965年）福州侯官仓山下林（古称白林）人，黄璞（867-950年）五子，唐乾宁乙卯科武状元，官节度巡官（系中华黄姓第一武状元）黄仁泽，又名黄讽，字仁讽号仓山生。据史记载：黄璞第五儿子，唐朝乾宁乙卯（895年）武状元，累官至伪闽谏议大夫、节度巡官，始迁侯官仓山下林（古称百林）事迹载福州志。葬上林。妣文氏子慕华居仓山，慕风徙翁潭前黄。王鸿鹏等主编《中国历代武状元》（解放军出版社）有载。

　　7、黄中庸（1030～1110年）《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生活原型黄氏先祖，字长行，号军城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福建兴化军城西府西巷（今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黄侍中第尚存）黄太常卿第。北宋景佑甲戌进士，从小受到其父宋进士宝文阁大理寺评事黄宠的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皇佑四年（1052年）中福建乡试解元，次年，赴京会试第一，经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此后，司马光温国公荐其才任太常博士擢广西北海通判，旋任邵武知府，后入朝为中奉大夫、太常寺卿，入值总理太常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礼宾司庙会，起草礼仪诏诰。后擢侍中兼枢密院副使，与欧阳修、包拯、赵抃、刘敞、文彦博、富弼、王尧臣、韩琦等齐名，天性浑厚，为人仁惠。温国公司马迁荐其才，授浙江提刑。为官宽惠，能断奇狱，所活甚众，浙人德之。去日，士民乞留，以温公论荐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副使。后蔡京恶之，贬为太常博士，辞之，名入元佑党禁而致仕焉。

　　8、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宋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合称苏门四学士。工诗，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并擅行、草书。着有山谷内集、外集、别集、词等。

　　9、黄道婆（1245～1330年）元朝时擅于纺织技术的女工艺家。曾随崖州黎族学习纺织技术，学成后返乡从事纺织工作，促成棉纺织业的进步，使元明以后的松江细布闻名于四方。纺织业者遂立祠祭之，以感其功。亦称为黄婆。

　　10、黄鼎凤 （1830- ）壮族民族英雄。

　　11、黄兴（1874～1916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原名轸，字廑午，号杞园，又号克强，后改名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父黄筱村是秀才，教馆为生。黄兴早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二十二岁中秀才。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署名竞武、庆午。革命时期曾用化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多称其为黄克强。黄兴与孙中山常被以“孙黄”并称，卒于上海。

　　12、黄绍竑（1895121～1966 831 ）字季宽，广西容县人。著名爱国将领，桂系三巨头之一。曾任民国政府三省主席。

　　13、黄现璠（1899—1982），原名甘锦英，壮族，祖籍广西扶绥县。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中国民族学的第一个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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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