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恨又爱的西藏“狼毒草”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6浏览：5收藏

又恨又爱的西藏“狼毒草”,第1张

1300多年前，西藏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空前绝后的英明赞普，他熟络唐朝和印度文化中的精髓，将西藏文明记录在了历史的卷章中。

公主许配给干布后，把唐朝先进的造纸技术带入了西藏。令人意外的是，造纸术在高原水土不服，高原上没有办法找到纸张所需要的竹子等原料。但 经过藏族人民日复一日的探索，几百年的经文得以保育良好，离不开一种带有“毒性”的草本植物，狼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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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毒又是宝

狼毒草，一听名字就让人望而生畏，名字透露着野性，羊群见了这朵鲜花，都会害怕，但它却是西藏最夺目的“高原红”， 是制作藏纸的好原料 。

生长在海拔3500～4600米的山坡、草地上的狼毒草，生命力异常顽强。它常年缺水又饱受日照、冰雪等恶劣气候环境的影响，却能在高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在青藏高原上造纸原料稀少，狼毒草随处可见的情况下，故改用其造纸。

狼毒草有毒的部分是根，提取狼毒草制作成狼毒纸，真是西藏先民极为大胆的尝试。可谓带刺的玫瑰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怒放的狼毒草，开着红色或**的花，其根部和茎部含有纤维，然而根茎有毒，与眼睛、嘴巴接触后均有针刺感。

经过工艺匠人加工制作，狼毒草变“毒”为宝， 成为西藏三大藏纸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狼毒纸有一个其他藏纸无法匹敌的功能，用它抄写或印刷的文字，经历多年仍然保存完好，这与它体内“抗体”有莫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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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毒草的匮乏

位于尼木县的雪拉村曾是著名的造纸村，2009年，尼木藏纸的传承人次仁多杰被文化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据了解，截止2018年雪拉村只剩下格桑丹增兄弟的一家作坊。

由于现在狼毒草越来越难寻，造纸的成本增加，手工制作的狼毒纸难以在市场上生存。狼毒纸经过12个步骤，即采料、泡洗、捣碎、去皮、撕料、煮料、捶打、打浆、浇造、晾干、揭纸以及砑光。

将采集来的狼毒草用小刀剥开根部的表皮，剔除掉硬皮杂质，将纤维分离，然后放入铁锅煮两小时，再用石头将煮过的纤维砸成纸浆，加水搅拌，均匀地浇在纱布框里，放在太阳下晒干，揭下来，一张手工藏纸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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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经典，是手工艺者的坚持

新鲜狼毒草的毒性较大，对制造者的皮肤和身体造成一定影响，但为了将手艺能够很好的流传下去，他们不惜劳累日复一日制作，看到成品出来时，都会变成幸福感和成就感，而赋予它新的生命。

┇图 / 德格印经院源自中国国家地理

要是有谁想写一封可以流传百年的家谱，狼毒纸或许是最佳选择了，它不遭虫蛀，千年不腐不变色，历经时间流逝，仍然保留完好。在西藏，大大小小寺庙里经书不胜枚举，著名的雪巴尔康印经院中采用的藏纸正是狼毒纸。从藏经阁中取下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的留下书籍，都能看见经书最初的模样。作为藏区三大印经院之首的德格印经院，累计收藏各类典籍830余部，当纸张与雕刻相遇的瞬间，藏民族便进入了文明发展的新时期。

┇图 / 德格印经院的印刷作坊源自中国国家地理

穿越历史，人们常常感慨如何才能将记忆永久的保存下来。如今，大数据能将所有信息储存下来，但是却少了手指尖情感的温度。幸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藏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将狼毒草特性改良，使我们得以看到西藏的历史文明。

永昌腾冲白族先民聚居考

关健词永昌；腾冲；白族；聚居

史籍和出土文物证明，永昌、腾冲一带，唐至元代有白族先民聚居，并且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之一。

《保山地区志》下卷载：“据1990年普查，全区有白族人口34168人，占总人口的163%”;“其中保山市（古永昌今隆阳区）30821人，腾冲县1824人，昌宁649人”。“永昌（明、清‘永昌’曾辖腾冲），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明代洪武年间随着大批汉族人口的迁入，白族分布区域向山区周边地区收缩，或与汉、彝等民族融合。至今白族在保山的集中分布只剩下保山市（今隆阳区）北部和西部的瓦窑、杨柳、瓦马三个乡，其它白族人口大多为清末及民国年间从大理、鹤庆、剑川、云龙等地经商、做木活、教书等迁入的。解放初，边纵七支队部分白族指战员随军进入保山各县，后转业在当地工作，成为解放后迁入保山地区的白族群体”[1]p487---488。据此志说明，古代保山，曾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而笔者考证，唐至元代在永昌、腾冲一带，白族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

一、“濮”、“僰”之变

白族属秦汉僰人，春秋前濮人（非两晋以后之濮），“濮”、僰、“白”一音之转。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载，黄帝正妃漯祖生二子：玄嚣、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濮，昌濮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遂有夏朝。《竹书纪年》进一步说:“帝高阳氏即位，居濮”[2]p30。“濮”即濮水，在今濮阳为中心一带，《文献通考·舆地三》说：“实于濮州，颛顼与昆吾之墟也，故谓帝丘”[2]p30。可见颛顼与昆吾同在濮地，是昌濮之后的表亲两族。与昆吾、昌濮同为蜀山氏之后的柔濮，《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说：“有柔濮是雏赢土之国”；李正清解释《诗·商颂》“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说：“柔濮之民和昆吾之国这两支夏人的远裔、盟友（因商人的讨伐）不得不逃到南方，一支流浪于汉水流域，被称荆楚”[2]p32。可见蜀山氏商时已分三支；昌濮后人为夏族，昆吾之后称荆楚，流于汉水者称濮（柔濮）。故白族颂歌与楚辞相同。《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家于西羌”，《诗·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所以夏、周、濮同祖于羌。因而《逸周书·伊尹朝献》：“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逸周书·王会解》还说：“成周之会，卜（濮）人以丹砂（献）[3]p63。一个强制性的“令以······献”，一个是会中主动献，在周武王伐纣时，濮人也盟誓参加，而且诸多史家都解释濮与周都是羌人后裔，“他们是近亲”。

可见濮人与商周的关系。

“濮”称之为“僰”，史家多认为与濮人的不断迁徙有关。“濮”，有论者研究甲骨文的字形，认为是手捧葫芦祭天的象形，即“濮人”就是崇拜葫芦的“葫芦民族”，“自古以来，汉、壮、布依、侗、水、黎、仡佬、彝、白、苗、瑶、畲、德昂、佤等民族都有以葫芦为原始共祖的神话传说。”濮人分出上述如此多的支系，所以史称之“百濮”[4]p179。有论者联系上述“卜（濮）人以丹砂（献），”的说法，认为“濮”是人在制作东西的象形，濮人是擅长手工制作的部族，流动性很大，如《民族研究论文集》。其实甲骨卜辞中，“濮”多用“卜”代用，如“丁丑贞，卜又布”的卜辞，郭沫若就诠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4]p176。他们的流动实因外族的逼迫。汤伐夏桀，当然也伐柔濮和昆吾，于是昆吾奔楚，濮逃汉水。“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徇立，是为熊徇”;周恒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五月，“楚舟师以伐濮”。这样“在荆楚的打击下，（濮人）沿长江而上至朱提江流域，在这里建立了僰侯国，被人称为僰人”；“战国末期，楚将庄蹻西征，通过僰侯国区域，许多濮人随楚军进入滇池、邛都、叶榆等广大地区，濮人成了覆盖西南最广的民族群体”[2]p28---34。公元前二世纪，僰侯国为秦所灭，濮人终于退出了朱提江流域，向滇西迁徙。这就是这个悲壮民族从“濮”到“僰”的历史。“僰”之族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氏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夷裔考》：“僰人者，其先世本华人，有罪贬往远方”[3]p17—18。僰人、野(越)人，篇（编）竹为筏，一个筏接一个筏，像龙舟送人一样，男女老少站在筏上，一窝峰地冲向抢劫目标。这种无君长、无组织的大迁徙，必然侵犯土著利益，受到土著的仇恨和厌恶，所以《广韵》说：“僰、贱称，丑也”。《礼记·王制》说：“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汉郑玄注：“棘当为僰，僰之言逼。按《汉书》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读为逼者，以与‘寄’之相对、‘寄’非东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则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为逼近夷独也”[5]p84。这就是说，僰人，其先本是华人（与夏周有亲缘关系的柔濮），因为与当政者（商、楚）有矛盾，被迫迁入远方，他们与越人（野人）杂居，从江汉入川滇黔，虽有抢掠，实属被逼，寄于夷戎。故“僰”一直称为“羌僰”。杨雄《长杨赋》就说：“羌僰东驰”，《汉书·五被传》也说：“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颜师古注：“僰，西南夷也”。可见“濮”、“僰”一脉相承，并非越人，也非孟高棉语系的汉晋以后所称的“濮人”（上述德昂、佤等的先民）。《史记》、《汉书》对此民族只称“僰”而少用“濮”，东晋《华阳国志》以后，“濮”只专称孟高棉语系民族，其中缘由待研究。继秦灭僰侯国，汉武帝元封二年（109年）又派巴蜀兵击灭滇东北今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僰”之对音）；地皇五年（公元20年），王莽残酷镇压僰人的反抗，改胜休县为胜僰县。僰族大批逃亡，“僰”之名慢慢消失。如此，濮、僰之族在不断迁徙中不断发展，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两汉以后从僰道往南折向滇西直到保山一带，与当地的部分昆明人融合，又吸收了屯守当地郡县的汉族人口，成为生产文化水平都很高，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蜀汉夷帅大姓，隋唐时又称之“白蛮”；元代以后直称“白人”、“白族”了。尽管这样，他们都在自己的旅途中留有“熊耳”、“濮水”、“濮岩”、“濮人冢”的遗址，表明他们一脉相承的光辉历史。

二、永昌之“僰”

白族何时聚居永昌，史籍无载。虽新石器时期属氏羌文化的大理江川白羊村型文化遗址遍布保山五县区（旧石器时期至今仍未发现氏羌遗迹），但当时还未分化出今天具体的族属。西汉时，据东晋常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濝溪置巂唐（今漕涧）、不韦（今隆阳区金鸡村）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天子（孝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余辈间出西南夷······。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6]p243—253。始知永昌始设郡县，并派有太守、县令等官员族人进入统治，同时募有豪民大族到永昌屯垦“入谷于外县，受钱于内府”，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汉族移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通往内地的交通道路沿线的平坝区，接触的土著民族是西南夷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僰族”；“汉晋时期先后进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后来都逐步融合入僰族之中”[3]p23-2

4。可知当时已有僰人（白族先民）定居于此。

东汉初年，哀牢王柳貌归汉，在此又设了博南（今永平）、“哀牢”（今保山城太和坊之东）二县，移入部分官族、军队、民众屯垦戌守。这些汉族逐渐“僰族化”，“因为当时云南的土著，只有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原始的氏族部落界线已经破坏，容许汉族人口迁入与之共居，并与僰族的奴隶主大族发展成南中大姓”（同上注）。这些大姓“恩信著于南土”，“为夷汉所服”。永昌的吕凯大族“凯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6]p254。明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府》说：“诸葛营，在府城南十里，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聚庐世居，至今犹称为旧汉人。曹遇诗：‘孟获生擒雍闿平，永昌南下一屯营。僰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直到明朝时期，仍然存在的诸葛营的‘旧汉人’，实际是僰人”[3]p31。即进入永昌府的汉族人口，明以前已融合变成“僰人”。据《永昌府志·戎事》载：“唐武后延载元年，永昌蛮酋董期率部落二万户(《资治通鉴》作‘20余万户’)内附”[7]p122；《永昌府文征》卷四载：“杨兴，永昌郡人。蒙氏时为布燮，天宝八年，率所部入附，玺书褒美，旌其门，子孙进为永昌酋长，历段氏、高氏”[8]p3136---3142。“董”、“杨”为白人大姓，而且唐初只有白人有姓氏，即董期、杨兴两氏应为“僰人”（白族），而且其内附的部落有2万——20万户之多，可见，唐初永昌已有“僰人”聚居。

三、白族的聚居

唐代，永腾属南诏重镇。“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倘尚勇力，土又多马。开元以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置柘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9]p88。南诏第六代孙盛罗皮所置的柘俞城，即今天的保山城（疑哀牢废县旧址一带，南诏建城喜依山临水）。“柘俞”，为僰文“拓西”之意，即“明德圣君将开辟西边险阻无人的关隘之地”的意思，与40多年后，其孙凤迦异在善阐府（今昆明市平定乡）所建的柘东城“意义相承。既已置城，必派有官族军队镇守。尤中先生说：南诏王朝“其王虽然是蒙舍的‘乌蛮’，但大臣如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等等，几乎全部是‘白蛮’杨、赵、董、段等姓中的贵族分子充当。‘白蛮’在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3]p93。这些军政首脑、官员部族应该是白族。这以明正德《云南志·名宦传》所载的保山城南的张罗疋碑为证；“张罗疋，南诏清平官，永昌郡都督，以破蛮功升大监军，故有碑在城南，称其义勇有度量”[10]p183。“大监军”已属朝臣却筑墓于永昌，可见族人已定居永昌。又据樊绰《云南志》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崇道（南宁都督爨归王兄之子，两爨大鬼主）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被崇道所害死的归王之子）并妻（阁罗凤之妹）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守偶之母，归王之妻）自为乌蛮部落主，从京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白族）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区）、石城（今曲靖市）、外麻川、昆川（今昆明市）南至龙和（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西爨，白蛮也······。当天宝中（公元742——756年），东北自曲、靖州（今昭通市），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9]p47-48。从今昭通、曲靖和整个昆明市至江川、玉溪、通海大片地区20万户的白族，迁到永昌城内（疑为永昌城辖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因而“乌蛮以言语不通”，“故得不徙”，可见永昌城界内（辖区）早已为白族聚居区，与这20万户白族是语言相通的。

至于腾冲白族的迁入，《元史·地理志》说：“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尤中先生注释说：“如此，则南诏以前腾冲无‘白蛮’。至南诏重新统一越赕之后，设化府、腾冲府，迁一部分‘白蛮’驻守于府城之内，‘白蛮’的分布区便从过去的永昌（今保山）向西延伸到腾冲。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的民族成分便是‘白蛮’”[3]p94。南诏以前，至今确实仍无实证和史籍证明有白族聚居，但阁罗凤刊木通道“西开寻传”以后，不仅在今隆阳区置永昌节度（永昌府），而且也在今盈江旧城设押西（白语义为“镇西”）城，在今密支那（金宝城）西南的蛮莫置摩零都督城，设丽水节度。押西城与摩零都督城双管伊洛瓦底江上淘金兴起的诸城。即樊绰所说的“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即丽水城）、长傍（今拖角）、摩零（蛮莫）、金（金宝城）、弥（弥城在今盏西）城等五道事云”[9]p24。只是因为押西城、摩零都督城等气候炎热，烟瘴甚毒，“河赕人（今大理）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逐罢去不复往来”（同上注）。而作为中转、控制押西城、摩零城的腾冲，也不可能没有南诏官员和军队驻守。唐代宗时宰相贾耽（736---803）的《皇华四达记》就载：“一路自诸葛亮城（今镇安古城山）西去腾充二百里”[8]p3138。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樊绰《云南志》也载：“从藤充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9]p21,腾冲作为“藤充”、“藤冲”的城名早已存在。“腾冲”、“藤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汉词典》注为“De`wart:腾冲”音为“藤弯”，为唐前腾冲城（今西山坝西源城址）名，白语义是：“养马狂奔的坝子”。可见异牟寻取越赕以前，腾冲已是重镇，与阁罗凤所建诸城已有联系，交通，不可能没有官员和军队镇守，而南诏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多为白族。这可以腾冲来凤山的杜光庭子墓为证。杜光庭父子投降南诏后，夷化为白族。杜光庭是阁罗凤的清平官，（应是阁罗凤“西开寻传”时，书《南诏德化碑》的杜光庭），其子分驻腾冲，死为永昌都督张罗疋所葬，清·腾冲知府屠述濂《腾越州志》评：“知腾冲南诏时有清平官也”（11）p51。张罗疋后因破蛮功升任大监军，说明至迟异牟寻取越赕之后，为取代押西城、摩零城管制伊洛瓦底江诸城及淘金诸族的职能，而设“软化府”（应为“ 化府”）之后，腾冲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使大批量地迁入白族到此屯垦驻守成为可能，因为既“逐诸蛮”，必然留下大批闲置耕地。

四、白族成为主体民族

宋元时期，白族已成为永腾的主体民族之一。

在中原唐朝灭亡的五代十国纷争中，南诏王朝也分崩离析，先后出现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王朝。直到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73年12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高、董大族的内应下，联合“乌蛮”三十七部夺取了杨干贞义宁国的政权，改国号为“大理”，才使政局得到稳定。虽然收缩了西南边疆的领土，但也基本恢复南诏时期的范围，十六个府郡中，永昌腾冲建制基本无变：永昌府驻今隆阳区，辖今腾冲外的保山市、临沧地区和德宏东部；腾冲府驻今腾冲，辖今德宏州龙川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永昌腾冲皆为段氏、高氏大族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其证据是史载从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到明初降王真又构麓川兵“屠永昌城”，“俘指挥使王真”的“土府”高泰、高惠，都是统治腾冲的白族高氏大族。永昌则“宋乾德间，段氏仍置永昌府······封高明信为演习，世守其土”；“元丰间，高氏因之”[7]p38。“永昌府和腾冲府都不是‘金齿白夷’的主要居住地，而是南诏大理以来的白族官吏们的驻地，居民多白族和‘乌蛮罗罗’”[3]p207。永腾爨僰军（寸白军）史载明初仍存，洪武十六年腾冲归附后设腾冲守御千户所，因元代军制，设汉、土两军，土军即爨僰军，诸多家谱亦可证实。今存的孟观音庆墓（腾冲知府）、尹明墓碑（元腾冲府吏）、烈女史梅风墓碑等均可为证。遍布永腾的白族阿叱力教遗迹如隆阳区白塔、陶官，如腾冲来凤山、石牌、绮罗、顺江等地出土的大量火葬墓群；隆阳栖贤山报恩寺碑、观音山兰若碑的记载，腾冲金轮寺、黑塔寺、宝峰寺、护珠寺、天应寺的大量阿叱力遗物也可作证。腾冲绮罗、和顺、来凤山史载的“景帝庙”（有论认为正统间所建，其实70多年后的正德南京户部侍郎张志淳《南园漫录》已明确指出是祀南诏主世隆，世隆死后谥景庄，非汉人明时所建，《腾越州志》也如此说。我们认为也可以这样看，古汉语“景”有“大”的意思，“景帝”即“大帝，”多指广开疆域的君主，是白族普遍的本主神，是白族本主神的泛称，既可称专用的英雄，也可称抽象的神灵。据统计，大理白族地区的英雄本主庙近150座，其中景帝庙不下30座，有育物景帝、南诏主世隆、渔民之神、地方神、英雄人物等。白语多保留古汉语习惯，也可为“濮”“僰”之变的证据），腾冲小西的“娘娘庙”（祀大理总管段功及其阿盖公主），城西的西盟寺（元代与麓川等族会盟之所），吴邑的土主灵祠等的本主崇拜遗迹也可为之证据。（清）腾越知州屠述濂《腾越州志》所述，“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明洪武时置），多土人(即原爨僰军子弟)”。其中，副指挥同知四人，有王胜、陈福是本卫人；指挥佥事十人，有冯睿、张善、刘睿、尹晟、明贵、黄谦、王敏、王文用8人系“本卫人”。“方言出之夷罗（白族、彝族）者，实难晓其义，如山川村落多用‘矣’（眉批注：方言蛮呼‘水’为‘矣’，然‘水’未有‘以’音，夷不知书、汉因书为‘矣’也）字打头。村哨谓之‘喧’，保甲谓之‘牛丛’，曰‘甸’、曰‘赕’、曰‘睑’，皆沿蒙段遗法”。其俗：“服礼教久矣······”。“火把节，即星回节。六月二十五日农民持炬照耀田间以祈年”[11]p122-247,显然系白族语言风俗。近年出土的，有的号称原籍南京的家族祖先的墓志铭上仍有“原籍土著”的字样。总之不少遗迹可证，白族曾是唐宋至元代，永昌腾冲的重要主体民族。只是后来白族大姓如高惠、高泰等的叛乱遭到镇压（“高氏始绝”）；明王朝对爨僰军的“以夏变夷”政策和军费不投入而役战频增加，白族的大量逃亡和与汉族的融合，爨僰军的瓦解，大批的军屯、民屯、商屯，汉族的大批涌入，白族才终于从城坝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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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正清，《僰人考》，赵怀仁主编《大量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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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根源辑，校本主编杨文虎、陆卫先，《永昌府文征》第四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

[9]（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10]徐鸿芹，《永昌钩沉》，香港天马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春。

[11]（清）屠述濂修，张志芳点校本主编，《腾越州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