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鲁迅家庭大相簿》从鲁迅之子周海婴的视角，记录了鲁迅父母直到鲁迅重孙一家五代百余年的生活历程。书中有周家家藏珍贵照片３５０余幅，其中近三分之一系首次发表。这本书给喜爱鲁迅的人与鲁迅及其家人“亲密接触”的机会。

全家福:现在我已是儿孙满堂，三代共１６人。这张照片是在２００２年春节，北京全家团聚时拍摄的，我两个子女居住在外，能全员到齐实属不易，这样的大聚会难能可贵至极。

　　前排左起：小孙女周景文、长孙女周景欣、外孙女田中华莲、田中悠树（双胞胎）

　　中排左起：长媳张纯华、二媳吴彬、妻子马新云、我周海婴手抱小孙子周景轩、三媳车晓林

　　后排左起：长子周令飞、次子周亦斐、长孙周景川、三子周令一、女儿周宁、女婿田中正道

　　我与父亲鲁迅

　　父亲在我７周岁生日后２２天去世。那一刻，至今仍清晰地呈现在我脑海，仿佛是凝滞了的时间，把我的愁苦和悲痛永远停格在那瞬间。这种悲哀，无法言表，只有流淌的泪水，似乎在向父亲诉说着什么……静，太静了！静得无法把父亲吵醒。

　　秋风萧瑟，我感到周身冰凉。我盼望再一次钻进躺在阳台上的父亲的怀里，再听他哼一声“小狗屁”。

　　父亲写字台上鱼缸里的斗鱼，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善游追逐咬斗，即使外界再有什么震动，也表现得懒懒散散、慢条斯理，似乎知道今天父亲和我不会一起往鱼缸里换水、铺沙、布置水草，也知道我这个“好事之徒”不会再纠缠着产生捞一两条鱼来玩玩的念头。

父亲总是用报纸卷虚张声势要打我屁股，但现在我真希望父亲打我几下，让我感受真正的“痛”。

　　我很小，但我明白，从此每天早晨起床后，我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蹑手蹑脚，轻轻地从父亲床前的小茶几上的那个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小心地插进被熏得又黄又焦的烟嘴里，尽我的孝心，再也看不到父亲那会意的微微一笑，也再听不到父亲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

　　父亲对自己的疾病，似乎总不太当回事，即使已进入重病时期，仍显得如此满不在乎，但对于我的疾病却十分重视，费去不少精力。我还记得，父亲弯下身，细心地给我膝盖上出脓流血的伤口敷药的情景。每年闷热的夏天，晚饭后长着满身又红又痒痱子的我，总可以跑到二楼，躺在父母中间，由父亲将“兜安氏”痱子药水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这是我最快活的时刻，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有机会亲近父亲，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我与爱人马新云

　　１９４９年初，我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学业结束，我和一部分学员返回北京报到，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廖承志向母亲建议，让我们几个青年去苏联读大学，但不久国内各大学纷纷公开招生，廖承志又转而建议我们在国内挑选学校报考。这样留苏计划终止，我考上了北京辅仁大学。

　　我的妻子马新云，是我家上海霞飞坊隔壁邻居马家的二女儿，我和她相识、相恋到结为夫妻，过程很平凡，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从不经意的邻居交往中，相互间不知不觉地萌生出另一种感情来。就在我为留苏学习做准备回上海时，与小马又重新联系上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当时的习惯，到了考虑婚嫁的时候，因两家隔邻而居多年，相互知根知底，两家老人都赞成。就这样我们趁机明确关系——订了婚。由于我已定在国内考大学，经征得双方大人同意，小马也一起到北京读书。

　　我们在北京八道湾和西三条原有两处房屋，母亲以我们母子的名义已将它捐给了国家。最后，母亲选定北海公园旁大石作的房屋，买房的钱是用上海霞飞坊的出让费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存书盘让给新华书店的款子，加上小马的陪嫁钱。有了自己的家，母亲看我俩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就张罗着为我们完婚了。婚礼很简朴，两亲家一道在家里吃了一顿较丰盛的饭，结婚过程就算完成了。

　　妻子考进了北大俄罗斯文学系后，我也因全国大学“院系调整”，转入了北大物理系与妻子成了校友。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０日，是我们家大喜的日子，这一天妻子为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对于母亲来说，头一个孙子的出世真让她欢喜无比，逢到朋友来访，她会抱起小孙子，高高地举到爷爷遗像前，表现出无比的喜悦和骄傲。以后我们夫妇又得了二子一女，现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我和小马竟也子孙满堂，有了两个孙子，两个孙女和一对双胞胎外孙女。

父母留给我最珍贵的遗物

　　自从１９３６年父亲去世后，保护、整理父亲遗物便成为母亲后半生的头等大事，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历尽艰辛，这些我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回忆录中都有详细记述。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抱着对国家和＃＃＃的拥护和热爱，将父亲的遗物、藏书、书信、手稿以及一切父亲的收藏和使用过的物品连同在北京所居住过的房子，都全部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母亲精心整理和保护父亲的遗物，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传至家人，而是为了民族、国家，为了宏扬鲁迅的精神。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同样我也为我的母亲感到自豪。

　　父亲生前的照片大部分母亲也捐了，然而母亲却把那些与她自己、与我相关、还有一些存在家中有父母手迹的照片留了下来，这便是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我手中的十来册家庭相簿。这大概是父母留给我的最珍贵的、差不多也是惟一的遗物。我非常珍惜这些留有父母手泽的照片。经过这么长久的岁月，有的照片有些泛黄了，有的照片有些变色了，但照片上父母的题字清晰如新。每当我翻看着它们的时候，父母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我总是深深地沉入对往事的怀想之中。同时，我心里也萌发出要将它们整理成一册奉献给子孙和分享给世人的渴望，我想这或许是我的使命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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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先生有一个儿子，是他和许广平的孩子，名为周海婴，他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就非常爱自己的儿子，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对他启蒙教育，教给儿子很多知识，周海婴从小很优秀，为人随和，喜欢学习，也喜欢跳舞和玩牌。

后来还成为了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是部门的干部，他的能力很多人有目共嘱，让很多人称赞不已。

扩展资料：

个人生平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在他将出世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令人惊喜的是母子平安。

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

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1948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

1952年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

1955年5月加入中国***，无线电专家，是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重大事迹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8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周海婴语气平和地插话说：“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顺其自然，从不强迫，不硬逼。”鲁迅曾在遗嘱中表示，“希望后代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

海婴小时候，很喜欢一种叫积铁(也叫小小设计师)的玩具，这是一盒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的玩具，他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鲁迅总在一旁予以鼓励。

鲁迅去世后，家境曾一度困难，但周海婴热爱技术的兴趣不减，他用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195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从此走上严谨的科研道路，开始了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生涯。

周海婴表示，不愿在鲁迅的光环下生活，也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谁的后代；他反对靠父母的余荫生活，虚度人生；强调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

--周海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