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阊门是古苏州城门之一，同时也是 苏北人心中的移民圣地 。苏北地区，简单说是江苏以北，依据部分学者的定义， 一般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其范围大致为明、清时的淮安府和扬州府 。在苏北地区的家谱中，大多记载其祖先由苏州迁移而来，提及具体的地点，又多指苏州阊门， 如施耐庵、郑板桥等家族家谱记载都是来自于苏州阊门 。其后，一些地方志也采用此说。

迁移的原因，大概有两种：

其一，朱元璋强制移民说。 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这种说法当是最可靠的说法，虽然史书记载明初朱元璋曾将苏州富民迁往濠州，也即后来的凤阳，但在兴建中都以后，又陆续迁移一批，其中也包括苏州。

其二，各种传说。 如吴必虎《《 历史 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一书记载苏北移民故事：“听老辈说，苏州人北迁的原因是江南有麻蜂螯人，被螯即死，人们只好向北逃，直到过了长江才没得事。”这种说法可信度当然不高，类似的还有自然灾害影响等等。

不过苏州阊门之说，至少是清中后期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在近代，才广为流传开来 ，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当然， 所谓苏州阊门，大概也仅是移民的聚集地之一，且因阊门所在靠近码头，水陆交通便利，所以逐渐成为苏北人的祖籍地。

根本原因，就是洪武赶散！当初，张士诚入主苏州，轻徭薄赋，尊绅重文。所以，城内百姓对他还是比较拥护的。朱元璋破城后，认为苏州人协助张士诚抵抗，罪大恶极！由此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课重税，二是将壮劳力迁至苏北苦寒之地。由此也照成苏州有一个不同于他处的习俗：冬至大过年！因为，迁往苏北的人口，每年农忙完毕，沿路乞讨回苏会亲。大约都是在冬至前赶回苏州。故此，那一日，姑苏城内，哭声震天！

明洪武年间，天灾大水，苏北平原一片汪洋，人畜俱绝矣。朱元璋命富庶苏州将阊门一带百姓强制迁赶至苏北平原，插草为田(用草杆在地里播上，做好草杆标识，这块儿地就是你家的了)，安置百姓。所以苏北平原大部分人的先祖来自苏州阊门。

周氏一汝南堂

娼门，这个地方好啊，许多人都愿意去

盐城建湖东桥村大多都姓乔，家族族谱上记载盐城乔氏来自因为洪武赶散从苏州阊门一代迁至苏北建湖，到现在已经繁衍生息20多代，乔氏在建湖又分庆丰镇东桥村，和恒济镇的南桥村，建湖乔氏最有名的也就是出生在东桥村的外交部长乔冠华。

家谱中写着从阊门迁出的这些人祖上，大多与明初的“洪武赶散”事件有关。

苏北大量的现存家谱中记载着其先祖是明初，而且无一例外地称苏州阊门人，没有具体的街巷。其实“苏州阊门”只是个地域概念，自从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在此相土尝水建筑阖闾大城以来，阊门是苏州城的主要城门。

隋炀帝开挖江南运河（大运河江南段）以后，阊门是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要道。之后成了康熙、乾隆皇帝南巡的必经之地，《红楼梦》里称之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就其原因而言，乃是其水陆要冲的交通地位决定的。

明清时期，这一带更是南北货运的集散地，阊门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南码头”、“北码头”、“万人码头”等 历史 地名，这些看似很不起眼的地名，却承载着这个地区的 历史 ，传递给后人的信息是它昔日的辉煌。

洪武初年，阊门的交通地位已经确立。朱元璋打下苏州后，生怕苏州百姓不服他统治，即所谓“大族相聚为逆”，于是，便想到了用大规模迁徙移民之法。

一方面可以削弱苏州百姓结派抱团，与朝廷为敌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补充苏北地区因战乱而丧失的劳动力。苏州百姓历来恋家，当然不愿远离家乡去苏北，于是强硬的“赶散”就不可避免。所有被送往苏北各地的人，都是从阊门码头启程的，背井离乡时最后看到、也是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巍峨的阊门城楼，在越行越远的当口，这是苏州留给这些被“赶散”人的最后记忆，也是永恒的记忆。

在到达新的栖息地生活后，会口耳相传地告诉他的子孙们，不要忘祖———苏州阊门是你们的祖先呆过的地方。

于是，后人在编修家谱、族谱时，就把他们的始祖定为苏州阊门人。

今天的盐城人几乎都会告诉你祖籍是“苏州阊门”的，是“洪武赶散”让他们的祖先从苏南来到苏北的，这种文化现象与山东人所说祖籍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是相同的。

那什么是“洪武赶散”呢？

“洪武赶散”是明朝初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一般称作“洪武迁徙”。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

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 这就是 历史 上所说的“洪武迁徙”，亦称“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初年，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冯仁宏撰《新安镇源流》（见《新安镇志》）记载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因为当时这些被“赶散”者，无一出自自愿，而是强制性的，加上是武装押送，事情集中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 洪武赶散 ”。

苏北许多县的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徙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也有称“红蝇赶散”、“红蜂赶散”或“红巾赶散”、“红军赶散”。

兜转六城门，是苏州的一句老话。

六城门中，最热闹繁华的要数阊门，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称它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明朝中叶，苏州出了个有名的才子唐寅(伯虎)，他的家，就住在离阊门不远的桃花坞廖家巷一带，读一读他写的一首诗，可以领略当年阊门的繁华:

《阊门即事》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阊门:数百年前的繁华/

阊门是苏州建造得最为宽阔高大的一座城门，它的位置处在城西稍偏北。古人把天地分为八个方位，分别和天上的八路天风相通，这路天风，是最重要的，叫做阊阖风。

由于通天气，可以得到天神的保佑，所以就起名叫阊门。而且，吴国的战略目的是与楚国争雄，故而又叫破楚门。在城门上建有高楼阁道，巍峨雄丽，高悬“气通阊阖”四字大匾。

早在唐朝，苏州的物产和经济就在全国首屈一指，因为靠近运河，阊门就自然而然发展为苏州最繁华的地段，远远超过了城里。

阊门最兴盛的时代，当属明清时期。

那时，从运河边的铁岭关向西一直到吊桥，是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集散地之一，人口总数达到近百万。各色店铺、茶楼、酒肆、饭馆、货摊，比比皆是，应有尽有。

可惜，阊门昔日的繁华断送在一场罪恶的大火中。太平军东进时，溃败的清军将领马德昭在逃窜时纵兵点火，从浒墅关直到阊门，绵延20多里，四野焦土，一片废墟。

由此，阊门元气大伤，苏州的商业中心开始向城内发展，先是西中市，逐渐往东，民国以后，才有了观前街的崛起。

直到抗日战争前夕，苏州主要的金融机构和商号还在西中市一带，至今仍能找到当时颇为 时尚 的西式店面建筑外墙，一座座矗立着，给这段让人渐远渐去的 历史 留下了抚古思今的新话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西中市:

西中市:隐约可见的民国风情

走进阊门，面前是一条街。这条街叫西中市，长约453米，宽约14米，今天看来，有点破旧，有点杂乱，但也透出一种原生态的市井风情来。

在 历史 上，这里是进城的主干道、主河道。大约在清末民国初，许多商号就集中在这条街上。这些商号纷纷造房子，于是就占河道，店挨着店，给西中市带来了新的生机。

清代这条街是绸庄林立，一旁的德馨里，从咸丰时期开始，就是官方金库出入的代理机构。1860年太平天国进入苏州前，清政府命令，烧毁城外的商业区。极盛一时的阊门大街，随之变成一片焦土。

而后，清政府在原来的大街上，修了一条三米来宽的小路，就是现在的“西中市”。

苏州素有“金阊门银胥门”的说法，民国时期，苏州城的24家钱庄，有20家就集中在西中市。区域内有“雷允上老店”、“老中国银行大楼”等31座民国建筑。银楼、药材店，也都大量集中在这里。

五十年代以后，这里的繁华慢慢淡去。

西中市老街，属于阊门 历史 街坊，阊门一直是苏州最繁盛之地。

阊门 历史 上称得上颠峰时期的，至少曾有过两次。一次是明中叶到清中叶，一次是清末民初到30年代前期。第二次的颠峰，便是以西中市，在民国时期的辉煌为主。

西中市的第一条巷，叫专诸巷。一般人都认为，这里因为住过春秋时刺客专诸，后来此地形成了巷，人们就叫了此名。

专诸巷

西中市的东头，南面一条巷叫吴趋坊，至少在晋代已是代表性的街道。据说唐寅的父亲，在这吴趋坊口开了家酒楼，这里当年也是黄金地段。

吴趋坊

吴趋坊口往东，再走不过七八步路，是一座不起眼的桥，这里是苏州城内，三横三竖河道网络中，第一横河和第一竖河的交汇处，这条第一直河上，架着的一座水泥桥，外貌极其普通，却是大名鼎鼎。

东汉时，因为有个大户人家，皋伯通住在附近，此桥就叫成了皋桥，直到今天。

皋桥

一条有特色的街，以其原有的素丽，穿过 历史 尘埃，展示在世人面前。许多人将西中市列为观赏苏州旧城风貌的一个免费景点。

/苏北移民:“阊门寻根”的 历史 由来/

在苏北的泰州兴化一带，不少人称睡觉为“上虎丘”，如果这一觉还做了梦，则管做梦叫“上苏州”。

这样的说法很奇特，但并非空穴来风，细数这些人的家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先祖，和许多今天生活在苏北的人的先祖一样，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徙至苏北的。

史料记载，600多年前的一次大移民，也就是“洪武赶散”，使得数十万江南百姓自苏州阊门迁移至苏北。背井离乡600多年，寻根问祖便成了这些昔日江南人后裔的夙愿。

“洪武赶散”是明朝洪武年间江南地区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移民迁徙事件，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抑制江南地区富豪望族的势力，惩治曾激烈抵抗朱元璋部队的“吴王”张士诚旧部，也为了快速恢复经过战乱后人少地多的苏北江淮地区的经济，遂将苏州城内数十万百姓遣散至江淮地区。

不过从移民在苏北的分布和数量来看，移民们都是阊门人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苏州阊门和移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京杭大运河是近代交通发展以前沟通南北的唯一水道，所以出阊门、入大运河，是苏州向北去水路的最佳路线。

由于移民们要过江，所以必须走水路。在苏北平原调查时，移民的后裔也多说他们的祖先当年从水路来，有的地方至今还留有正月初二祭船神的习俗。

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官方也就很自然地在阊门附近的驿站设局驻员。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

旧时寺庙往往又是“慈善机构”，阊门外除寒山寺外还有几座大寺院，也就有条件和可能接待和临时安置来自苏、松等五府众多的被迁之民。

阊门一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迁民的集中之地。成了他们惜别家乡的标志。从苏南迁往苏北的人们，寄居他乡，不少人想回乡又回不得，只好把离别阊门时潸然泪下的情景用各种方式留传给后代，聊解思乡之情。

天长日久，苏州阊门的故事逐渐丰满，有枝有叶，在苏北平原广为流传。

因为过去没有说明自己是那个镇，那个村，所以大家一起集合到一个地点阊门，从这里迁徙到各地，所以祖宗留下的家谱都是从阊门迁徙而来的道理。

王氏三槐堂苏州阊门世隔百年又回到这片土地。

春秋代序，中华崛起，任氏家族更是兴旺发达。山水有源，落叶归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上有祖宗，下有后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任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都拥有自己的位置 。

清代康熙年间，先祖任科夫妇携家自山东登州莱阳大槐树底下辗转迁居承德湾子村，后代又分支居住于槽碾沟村，后沟村，柴河窄道沟村。历时三百余载，族传十四代，先祖为后世设定家族承传字辈，以中间字为序，分别为自、绍、焕、国、先、作、受、万、久、长十代，迁居承德后又排出延、兆、文、书、显、克、井、治、家、昌十辈。并修族谱，立家规，以传后人。

族谱图表上书有一副对联：以清白贻子孙何必矜夸阀阅，唯诗书绵世泽尚祈勿坠萁裘。在这里，先祖勉励子孙要以清白忠厚为本，不能颓废堕落，以诗书孝悌为先，不可骄奢*逸。

适逢盛世，为缅怀先辈，传承优良家风，培养家族美德，发扬家国情怀，先有任长珍细化分支，重整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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