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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911chacom兰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三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七。 兰[兰、阑、栏、斓，读音作lán(ㄌㄢ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公族之后，属于以为氏。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记载，春秋时期郑国君主为郑穆公姬兰，姬兰是周厉王之子姬友(郑桓公)的裔孙，其支庶子孙中，有以王父名为姓氏者，称兰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楚庄王之幼子兰，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春秋时期，楚庄王芈旅(熊侣)封他的小儿子芈兰(熊兰)为上官邑(今河南滑县)的大夫，芈兰的后代子孙中，有以邑名为姓氏者，称上官氏；亦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兰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春秋时期，楚国有大夫食采于兰邑(今山东枣庄东二十五公里)，其后裔子孙中有以邑名为姓氏者，称兰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古匈奴族休屠部乌洛兰氏、拔列兰氏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匈奴族休屠部的凉州乌洛兰氏、拔列兰氏，在南北朝时，归附于北魏政权。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推行汉化政策，乌洛兰氏、拔列兰氏两氏族被改汉姓为兰氏、石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鲜卑族拓拔部，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推行汉化政策后： ①鲜卑族拓拔部中的是兰氏，亦称是连氏，后多改为改兰氏、连氏。 ②拓拔部嗢石兰氏，亦称乌石兰氏，后多改为兰氏、石氏。 ③拓拔部乌洛兰氏，后改为兰氏。 ④拓拔部仆兰氏，亦称普兰氏、蒲兰氏，后多改为仆氏、普氏、蒲氏，亦有改为兰氏者。 第六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鲜卑族独孤部，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南北朝初期，鲜卑族独孤部为北魏初期核心的八大家族之一，亦是构成北魏王朝的三十六部之一，除了部分族人仍为独孤氏外，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以前即有改为汉字单姓者，为兰氏、卜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羌族，出自古羌族白兰氏部落，属于以部族称谓汉化改姓为氏。 古羌族白兰氏，是在历史上开发青海的少数民族姓氏之一。后在南北朝时期大举迁徙于中国西南地区，在云南、贵州地区为古兰若人，其族后逐渐演进为彝族，其中即有以原部落称谓为汉姓兰氏者；在广西地区的族人逐渐演化为壮族，其中亦有以原部落称谓为汉姓兰氏者。 第八个渊源：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女真族后裔，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额哲氏，满语为Eje Hala，汉义为“骟牛”，世居兰河山，后有以居地名称取谐音汉姓为兰氏、哲氏者。 ②满族辉罗氏，源于金国时期古女真族姓氏“会兰氏”，以姓为氏，满语为Huilo Hala，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世居乌拉(今吉林吉林)、松花江沿岸，后冠汉姓为兰氏、辉氏、何氏等。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拉库勒氏，亦称喇库勒氏、兰库拉氏，满语为Lakule Hala，世居木楞扎喇(今黑龙江牡丹江穆棱林区)，后冠汉姓为兰氏、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扎赖氏，亦称札答兰氏、札只剌氏、茶赤剌氏，是成吉思汗的劲敌札木合的后裔，世居锡喇塔拉。满族亦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Jalai Hala。其族人中后有冠汉姓为兰氏者。 ②蒙古族乌兰氏，汉义为“红色”，世居呼伦贝尔、黑龙江。满族亦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Ulan Hala。其族人中后有冠汉姓为兰氏、洪氏者。 第十个渊源：源于达斡尔族，出自金国女真族后裔，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达斡尔族必喇氏，亦称别兰氏、毕力扬氏，源于金国时期古女真族姓氏“必兰氏”，世居和悠、长白山、黑龙江、乌苏里江口等地区。满族亦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ira Hala，汉义“河川”。后冠多汉姓为兰氏、杨氏等。 据史籍《黑龙江志稿·人物志》记载，达斡尔族瓦兰氏，亦称瓦然氏，为托莫氏的一个分支。满族亦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alan Hala，汉义为“巧妙”。后冠多汉姓为兰氏、乔氏等。 第十一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元朝官员谙都刺家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文献《回族人物志·元》中记载，回族中的兰氏，源自元朝官员谙都刺家族。 谙都刺，字瑞芝，生于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祖父阿思兰，元朝初七随从大将军阿术征伐南宋，转战于河南江北各地，因功官至冀宁路(今山西太原)达鲁花赤(县令)。子孙因其名兰，遂以兰为氏。 回族姓氏中虽有音同字不同的“同源异姓”现象，但回族兰氏与蓝氏却不同源，不可混同！ 二得姓始祖 姬兰。即郑穆公。公元前八零六年，周宣王把同父异母少弟姬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称郑桓公，为西周最后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下传至公元前六二七年，郑穆公即位。传说穆公之母生穆公时，梦见天使手执一株兰草，异常恭敬的赠予她，其时幽香扑鼻，醒来似乎余味无穷，不久产下一子，遂将其子取名为兰。姬兰在位二十二年，死后谥号为穆，史称郑穆公。其支庶有的以王父之名为氏，称兰姓。他们尊姬兰为其得姓始祖。 三迁徙分布： 兰氏人口总数在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三位，在宋版《百家姓》中排行第二百六十六位。 郑穆公时，郑国已迁都于新郑(今河南新郑)。 公元前375年郑国为韩国所灭。兰氏子孙纷纷外迁，大多西迁陈(都城今河南淮阳)、宋(都城在今河南商丘)间地。此后至秦汉，兰氏基本上在中原一带繁衍发展。 两汉时期，见诸史册之兰氏仅有武陵太守兰广和兰夫人，且只有只言片语，让人难知其详。魏晋南北朝时，先秦有将军兰殊，南朝有兰子云，中昌魏(今河北大名)人兰钦、兰夏礼父子。可见此际已有兰氏因仕宦之故徙居江南。 唐朝时期有涪州人(今重庆涪陵区)兰冲虚。证明在重庆、江苏等南方亦有了兰氏人活动的身影。兰氏曾长期称盛于今河北定州，山东莒县、河南平舆一带。 宋、元之际，兰氏因仕宦，躲避兵火、瘟灾等原因始大举播迁江南各地，广泛分布于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 元朝末期，山西因处于表里山河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当时中原、江东一带饱受战火的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故山西兰氏繁衍得较为兴盛。 明朝初期，山西兰氏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等地。明末张献忠屠川，使川地百姓人口锐减。 清朝暑期，伴随湖广填四川的运动，两湖之兰氏入迁四川。明、清两代，始有沿海之兰氏飘洋过海，或迁居台湾，或迁居东南亚各地。 如今，兰氏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湖南、福建、江西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兰氏人口总数约占全国兰氏人口的57％，而今在青海省就有兰氏村九个：互助县有兰家寨、兰家沟、三个兰家村，大通县有兰冲、上、下兰冲村，湟源县有兰占巴村。 四郡望堂号 兰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如下郡望：1、中山郡，汉代时所置，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州）；2、汝南郡，汉代时所置，治所在平舆（今河南平舆北）；3、东莞郡，汉为城阳郡，晋改称东莞，治所在莒（今山东莒县），后又改为东安。 堂号： “中山”、“平水”、“东莞”等。

3月2日上门村之行，同《上门雷氏宗谱》的修编者三十四世嗣裔之外孙傅钦熊老师作了沟通，并在傅钦忠老师陪同下，拜访了上门雷邦俊老支书，也拜谒了清河郡傅氏十七世太公墓。

柯城区畲族3000多人，有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七里上门四个民族村。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三个村的畲族以蓝姓为主，还保存着浙江省最为完整的畲族宗祠，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上门以雷姓为主，从上门到少岭坞少伸还分布着蓝家自然村。

航埠镇北一、北二村，1958年才始有其名，之前都称北淤村，始名于元朝仁宗年间（1285-1320），因村庄位于常山江古道水面北面溪滩上，故名。北淤的蓝氏，历史上称为“北川蓝氏”。　据《北川蓝氏宗谱》载：“元朝仁宗末年，元茂之子蓝敏受业于太学，授会稽尉。上任未久而疾作，即解印归……舟至信安北川，视此风景灵秀，而心旷神怡，留连数月而疾愈，从而留之。”也就是说，北淤村畲族蓝姓系元末明初名门望族由福建罗源地区迁入，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了。

畲族是我国南方的游耕民族，二千多年来，畲民不畏艰辛险阻，从北方及广东凤凰山四散迁徙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台湾等省份。历史上畲族人民辗转迁徙，其聚居村寨大多都坐落于离县城很远的大山深处。“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聚族而居。因此，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民族村畲族在河谷平原区聚集与聚集规模有着在浙江省最高的特殊性。如，航埠镇北二村全村有1500余人，其中畲族人口占80%左右。

而七里山区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为“三藩之乱”后先后从福建迁入。从时点上说，少岭坞的蓝氏先于上门的雷氏。同北淤的蓝氏河谷平原区聚集特殊性相比，七里山区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的迁徙路径具有畲族往深山老林迁徙的普遍性。

据《上门雷氏宗谱》，上门雷氏源自陕西冯翊郡，其祖先为诸侯，方雷氏，是全国雷氏宗族中两大名望贵族之一，后移居闽鄞江、宁化（三明）。

鄞江，即汀江，在武夷山东侧、闽地西部，河从宁化木马山上发端，经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自北而南，蜿蜒285公里，流域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在江西省、福建省之间横亘着一条长550千米、海拔1000米，自东北向西南，北接仙霞岭南接九连山的武夷山脉，福建省因而与周边浙江、江西、广东等省相对独立成“闽地”。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的迁徙路径基本吻合当年黄巢起义军从石粱大岭背开赴江山，实现后来的开山劈路七百里直取福建的壮举的仙霞岭之路。

雷氏在福建祖地，一世存裔公，至梁时，富号十万，由宁化移清流（三明），清流为黄巢（唐末）所灰灭。九世从俭公为宋朝雅州知府。十四世续尽公为新罗（龙岩市）主薄，任终回清流（三明）至上杭（龙岩市）胜运里增坑20余年，15世在姻丈傅公引崇下落业。17世移居大洋坝，21世移居铭乡茶排村，28世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生景公、主贵公、生林公、生彩公四兄弟，在妹夫博公的引导下迁入上门村。

在七里山区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的迁徙路径具有畲族往深山老林迁徙普遍性中蕴涵着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作文化因素。今人若到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作客，你会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半岭凹人上门人都是亲戚！”

徐映璞《浙江灵鹫山志》有云：“自太邱村（大头）东行，下半岭，出上门，过少伸蓝家二十里，西达岭根”。半岭凹以下上门、少伸蓝家、少岭坞以下坡路为主。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的村民旁山依水而居“坞”，地势都是周围高中间凹的地方。高度吻合着畲族游耕民族辗转迁徙“结庐山谷”的地理位置选择。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仍有鹫岭古道遗迹。

在灵鹫山西北山区，分布着明末清初由福建辗转迁徙过来的汉姓的人口。如灵鹫山大坑的孟高寮的“寮”字，是福建深山老林村寨的特有地名词，相当于村或村庄的意思。在灵鹫山的坞口，还有高寮、外寮口自然村。由于深居山区，交通不便，当地又没有可烧煅贝灰的原料，所以古时灵鹫山西北山区的畲民汉民们物质生活尤为简朴，一般住茅草房和木结构瓦房。

古时的畲族建筑材料只能就地取材，用黄土做砖砌墙，茅草为屋顶。因为这样的房子承受不了大风的压力，所以，除了房子盖得很低之外，还在村寨四周栽种松树，枫树等，房前屋后种毛竹果树，村口有树能挡风，屋后种树能蓄水，空气也格外的新鲜。因此便有了“造成风水画成龙”的畲族谚语。山区畲族同胞传统建筑是茅寮，也称为“畲寮”。茅寮分为山棚与泥间两种，山棚，顾名思义就是山上的篷棚。“土寮”，通常用小竹或芦苇杆编成篱笆状，拐角处用木头固定，然后涂上泥巴，做成“墙”。

在建筑艺术上，畲族建筑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早先的茅草屋“畲寮”，到后来的土楼 “土墙厝”，到今天的砖瓦房 “瓦寮”。而今随着畲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修小楼房的人越来越多。

七里山区真正大范围开发在元至治元年（1321），早田村与横山路村祖先由芙蓉乡章舍王迁入以后，并伴随着衢徽古道路的开通而走向历史上的繁荣。明清以后，桃源七里就成为衢州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山区。

上门村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的畲汉大团结协作迁入，已有近300年的历史，生息繁衍至今，生产、岁时、信仰等风俗虽与汉族相近，但仍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和语言，保留着许多本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诚如《上门雷氏宗谱》所说，他们“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别是种竹技术同邱山王氏的毛竹造纸技术成为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开发史两大历史坐标点。七里山区适用于造纸的优良毛竹品种就是傅氏祖先从福建祖地带来的七根毛竹。从半岭凹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村的傅氏是同一宗亲。《傅氏家谱》记载：“及竹林盛，纸之原料仍大增，制纸之人工渐感不敷，于是赣之业制纸者先后来，余赣（今余干）籍人也。闽人来此用竹为制纸之原料获利倍多，于是各处相率仿效加以繁育，遂促进吾衢今日经济之繁荣，而使赣籍之人相继获利也。在明代衢州之业造纸者仅二户，迄于清末奚足千户。”

由于勤勤恳恳加上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历史上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落后于河谷平原区的汉族农民。因此，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已找不到早期的茅草屋“畲寮”，但仍有土楼“土墙厝”旧踪，比较普遍的是钢筋水泥结构的小楼房。他们住房质的跃迁也从心灵深处滋长出对党和政府的热血感情。

元至治元年（1321）以来，来自芙蓉乡章舍王、福建、江西、安徽以及本省的遂安（淳安）、建德等地的移民，汇聚到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太邱山下这片新垦地，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竹里畲村“世外桃源”的从上门到少岭坞的畲民，其眼界并不亚于衢州河谷平原地的纯粹的农民眼界，甚至于具有更为广阔的胸怀，在衢徽古道上与七里汉民一起谱写了历史上的衢州开拓进取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的篇章。

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最高等级的旅游资源有两项，即高山蔬菜基地与竹林竹海。从上门到少岭坞区域含治岭村的徐家、朱家、上金家坞、下金家坞4个自然村，既是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竹林竹海的主体区域，又是高山蔬菜的主要基地。流动山泉水养殖清水鱼也有资源潜力。竹林竹海配以治岭村6平方公里的山羊石林在江南也是少有的图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个地方是一片“净土”，是一个无工业化污染的环境，生产的是一流的入口产品。越往后，具有这种“净土”的环境要素会越重要。

在生产要素变迁，人口红利渐衰， 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将逐渐让位于创新、技术、文化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经济结构和文旅产业结构都将迎来巨变 ，疫情后城市目的地，短途、周边、自驾、微度假、轻休闲、跨界复合的产品将是未来的主流的今天，这个地方的一片“净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也是从上门到少岭坞区域民族村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上门到少岭坞，西连中国最美的杭新景高速公路柯城区七里进出口连接线，东连衢江区进出口。如果把大毛（大头村—毛坞村）连接线比作“天桥”，那么从上门到少岭坞的竹里畲村“世外桃源”就处在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云雾“天桥”之上。而处于自明清以后桃源七里成为衢州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山区的新文化发展模式的竹里畲村“世外桃源”，就成为灵鹫山名山开发建设最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盘蓝雷钟一路人，莫来相争欺祖亲；出朝祖歌唱过了，子孙万代记在心”。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深山老林有蕴涵着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的畲汉大团结协作迁入的特殊性，航埠北淤村一带的畲民具有在河谷平原区聚集与聚集规模有着在浙江省最高的特殊性。他们共同谱写了历史上的衢州开拓进取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的篇章。航埠北淤村一带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同姜家山的柴家一起，创下了全国最大的柑橘鲜果包装加工集散中心市场。柯城区畲族四个民族村

的乡村振兴战略，在衢州乃至浙江都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与战略意义。

“特殊”隐含着“人无我有”战略优势。实践证明，民族村的乡村振兴战略有无各级政府的支持，结果会大不相同。在民族乡村振兴这个“特殊”的战略时点上，柯城区四个民族村的乡村只要“山上”（灵鹫山西北部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山下”（河谷平原区的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联合互动互补发展，易于争取到省部级的战略支持。

具体到灵鹫山西北部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可紧扣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的畲汉大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按朴素的生态观，顺应自然和以最简便的手法进行景区布局与打造，向人们展示我国南方畲族的游耕民族不停的迁徙变迁历史宏幅图景；在组织上可走围绕“ 景美 、 业兴 、 民富 、 村强 ” 八个字的 合作社模式（村民集体核心村民入股、政策支持、银行资本支持） 的组织与自组织的路子，并利用 创新、技术、文化驱动 三驾马达驱动整合沿大毛线（大头村—毛坞村）公路以上门为中心的七里乡中部及东北部10公里范围的资源——就是以村集体为核心实践三个依靠;依靠好的发展思路,依靠村两委和村合作社;依靠当地畲汉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信，灵鹫山西北部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在市、区支持下，民族村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子会越越宽阔。

这里用诗人林敏苏《畲族情缘》结束本文

奇丽的文化异族的风情一处山青水远原始部落一个凤凰图腾谟拜传承盘瓠与高辛公主的联姻也已是五千年前的故事却如畲族的青山绿水渊源流传绵延至今同一片皇天穹顶同一块闽越大地语言与服饰可以不同起居与饮食也有相异却是同属华夏一个渊源同流着炎黄一样的血脉帝喾韶乐凤凰来朝盘瓠英勇畲族绵延几千年的星月轮转不改畲族崇凤爱女的习俗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用脚步丈量畲族每寸土地瞭望苍茫远古历史的天空仿佛看见昔日的凤凰依旧翩翩起舞畲山青翠畲水流远凤凰于飞永志其祥！

（部分来自柯城发布及网络）

3月5日

采耳就是人们通常讲的掏耳朵。

不过采耳和人们平时在家自己掏耳朵不同的是，采耳可以利用专业的工具将耳朵深处的垃圾掏出来，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而不是随便的掏两下。而且采耳不仅可以清除耳朵深处的垃圾，还有助于人们的睡眠。

采耳的由来

采耳是一种技术与艺术完美融合的民间手艺，也是民俗七十二行中的重要一技。在中华民族漫长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关采耳的记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上古时期。

相传上古尧帝，非常想把帝位传给一位名叫许由的清雅贤德之士，但许由坚决不受，甚至一度逃到箕山（今河南登封）角下归隐起来。而尧帝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加被其高雅的品性所折服，遂一再退让，再次派人请他做九州长官。许由听了以后更为厌烦，认为这种世俗浊言污染了他的耳朵，随即马上跑到山脚下的颖河边去清洗耳朵以除掉这些浊气。

同时，在我国瑶族、畲（shē）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古神话中也有类似传说，相传其始祖盘瓠就是由老妇掏耳而生，这在《山海经》《后汉书》《搜神记》《蓝氏家谱》等书中均有详细记载。

到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经出现了制作非常精良的采耳工具—挖耳勺。考古学家在对商王武丁王后—妇好陵墓的考古挖掘中，曾出土了两支玉制鱼形挖耳勺，造型奇特，工艺精良，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采耳工具。

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准备封他为太傅的官衔，但是蓝玉并不满意，他竟然在众多人面前大叫，称自己功劳之大为何不能封太师。朱元璋听到后再也无法容忍了，认为再不治蓝玉他会越来越得寸进尺，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以谋反的罪名告发蓝玉，并在他的府内搜出了近万把武士刀，朱元璋很快就下令逮捕蓝玉，以“谋反罪”将其处死，抄家产，株三族。

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朱元璋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

扩展资料

蓝玉居功自傲的体现：

中山、开平二王死后，蓝玉多次统领大军，也多次立功，朱元璋对其优礼有加。蓝玉便日渐恣意骄横，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乘势横行霸道。蓝玉曾强占东昌民田，被御史查问，蓝玉大怒，将御史赶走。

蓝玉北征南返时，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蓝玉便纵兵毁关，破门而入，皇帝闻知，很不高兴。

又有人说他与元主的妃子有私，致使元妃羞愧自杀，皇帝为此切责蓝玉。当初，朱元璋本欲封蓝玉为梁国公，因蓝玉有这些过失，便将梁字改为凉，并命人将这些过失刻在世袭的凭证上。

蓝玉犹不改过，侍奉皇上酒宴时口出傲语，军中将校升降进退，大权操于他一人，朱元璋多次责备他。蓝玉西征返回后，被封为太子太傅，蓝玉不愿位居宋、颍两公之下，说：“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此后上奏言事，朱元璋大多不采纳他的建议，蓝玉越发怏怏不乐。

——蓝玉案

　　江西石城境内，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先秦时是古越人生息繁衍之地。两汉时先后隶属于都、揭阳、陂阳、虔化等县。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拆雩都地置揭阳县，先后属庐陵郡、南康郡。晋太康五年（公元284 年），改名陂阳县，属南康郡。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设场，以境内“四面环山，耸峙如城”得名石城场。南唐保大 十一年（公元953年），升石城场为石城县。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属虔州。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属赣州。元元贞元年（1295年）属赣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属赣州府。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划石城县为宁都直隶州辖。1914年属赣南道。1926年废道属江西省。1932年属江西省第十一行政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城为中央苏区之地。1932年12月石城县划归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辖，1933年3月复归江西省政府辖。1933年7月22日将木兰、高田及小松的罗溪划属赤水县，岩岭划属福建彭湃县。1933年8月1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划石城之南的横江、龙岗、大由、珠坑、洋地、罗家及瑞金的日东、湖陂，宁化的淮阳（淮土）等地增设太雷县为中央直属县，县委驻横江墟。1949年9月30日解放，属瑞金专区，县政府驻琴江镇。1950年属宁都专区。1952年9月以后，先后属赣州专区、赣南行政区、赣州地区，1999年撤区改市，属赣州市至今。

　　赣江源漂流号称“千里赣江第一漂”，为亚洲最刺激的漂流！位于江西赣江源自然保护区。

　　赣江源漂流刺激、惊险、安全，野趣横生。漂流景区负氧离子含量达每立方厘米10万个单位，全国罕见，有天然氧吧之称！

　　赣江源漂流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共有河湾80几个，险滩56个，水潭22个。漂流河段两岸绿影婆娑、层峦叠嶂、怪石嶙峋、飞瀑流泉；河滩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深潭水色清碧，波光悠悠，倒影如画。

　　赣江源仙人谷漂流途径“仙人谷”、“鲤鱼跃龙门”、“三叠泉”、“金龙潭”、“七里荷塘”等40多个天然景点，令您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通天寨位于距县城东南6公里处的大畲村境内，素有“石怪、洞幽、泉美、茶香、佛盛之美誉，自然景观与人文古迹交相辉映。通天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历年平均气温在155—179℃左右,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进同志考察后认为:全国只有通天寨见到如此典型的岩面龟裂地貌，是一处最为典型的丹霞地貌风景名胜区。

　　石城白莲、烟叶享誉全国，是著名的通心白莲和优质烤烟基地县，199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白莲之乡”和“中国烟叶之乡”。以脐橙、牛心柿为主的果业已初具产业化规模。动植物种类繁多，已查明有野生动物118种，中药材138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68%，活立木蓄积量262万立方米，尤其以毛竹丰产林、油茶林、松脂林等发展较快。

　　石城物产充裕，资源独厚，已探明有钽、铌、钨、锡、铁、稀土、花岗岩、高岭土等10多种矿产。龙岗砚石享誉中外，所制“龙砚”历为贡品，深受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工业方面有化工、广播电子、轴瓦、矿山设备制造、纺织器材、南金纸、重纸、印刷等。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先后开发了白莲系列绿色食品（通心白莲、莲子奶糊、白莲慧仁糊、白莲速溶粉、维他莲子奶、营养莲子片、蜂蜜莲心茶等）、客家酒娘、藕粉、茵陈茶、淮山、保健粉等系列食品。其中，茵陈茶、客家酒娘荣获’98江西市场食品质量优胜奖。

　　石城是中央苏区全红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罗荣桓、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进行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石城有数万人参军参战，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解放后经上级批准的烈士达4000余名。经历过红军攻克红石寨、石城阻击战、红军秋溪整编等许多重要革命事件，革命文物和遗址非常丰富。现保存完好的有毛泽东朱德观下旧居、红家垄红四军军部旧址，虎尾坑红十三军军部旧址、红军秋溪整编旧址、第五次反围剿时李猎石石城阻击战遗址、红军攻克红石寨旧址。

　　石城是中华客家文化发源地之一，有“客家摇篮”、“闽粤通衢”之称；历史上是客家民系的中转站。客家文化研究权威学者廖成普为石城题词“祖根中原地，摇篮客石城”。石城又是“灯彩之乡”，民间灯彩历史悠久，灯彩道具、舞蹈、音乐皆极优美，是别具一格的表演艺术形式，特别是大型神话灯彩戏“花灯仙子”普晋京中南海演出，“灯彩之乡”美誉蜚声省内外。

　　石城远自秦汉就有少量的中原汉人迁入，唐宋时期，南迁的中原汉人大量徙居石城，与当地土著一道共同开发了闭塞而荒寞的石城，创造了早期的石城客家文化，在石城这块土地上促使了早期客家民系的形成，使石城成了客家人的摇篮地。

　　石城最早土著居民

　　秦统一中国以前，南国并无汉人居住，而生活在闽、粤、赣、湘等南部中国广大土地的是些什么人呢？明邝露著《赤雅》云：“徭名輋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逶遇巴蜀，蓝胡盘候四姓盘居多。”《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輋当作畲，实录谓之畲蛮。”李调元《斋琐录》云：“輋音斜，耕山岳之地曰輋”。民国卅八年吴宗慈主编的《江西通志考》“江西輋族考”中云：“夫輋即苗即徭也。”又云：“畲徭当以广东东部为最多，其先世民族实为山越。”近人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广东畲人节载云：“畲徭即古代所谓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处最广，……现仍有许多輋字地名。……所以在广东区域内所谓旧越人或先来之土著当系輋徭部族。”闽顺昌县志云：“徭人以盘篮雷为姓，楚粤为盛，闽中山溪高深处有之，俗曰畲客，此足证明广东之畲民向东移徙而入闽。”广东畲民入闽且同时入赣。《王文成公全书》请立崇义县治疏云：“其初畲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址。”此足证明粤境畲民由东北迁徙而入赣。輋民来赣之原由，《江西通志稿》中又云：“明以前难为确定之论断，在明代则为自广东移徙而来。輋徭即古代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处最广。”通志稿又云：“輋人之主要目的在求得耕地以遂其生耳，不得平原之地则但求山地，以施其刀耕火种之勤，其情殊可悯焉。”守仁和邢绚韵诗云：“处处山田尽入輋，可怜黎庶半无家”。輋民与当地居民争地矛盾日趋尖锐，不时发生角斗，多有死伤。至明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年）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派重兵 “痛剿”后“其势大衰”，此“畲徭之患”始得解除。幸存畲民只能紧缩深山，并往闽粤山区迁徙，赣境内畲民几乎绝迹。

　　石城地处武夷山区，与福建省仅一山这隔，山那面的长汀、宁化自古以来均有畲民居住，睦邻地区相互迁徙也是常事。在石城大山中亦曾居住过季节性的“广东畲客”。所以石城虽不是古代畲民的主要活动区域，但也有过闽、粤畲民迁入相土而居。石城许多古地名中都有带畲字的，如温家畲、杨畲、下畲、大畲等等，这些带“畲”字的地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一律毗连着高山大邻，畲民真乃山民也。

　　有资料证明，现石城境内亦有蓝、雷两姓畲族居民，但这两姓畲民并非原石邑土著畲民，均为南迁之畲民。据横江桃溪《汝南蓝氏五修族谱》载：“畲族起自太昊，居巴州蓝田，遂以国为氏。”裔孙宦籍江南，分徙临川、安福、吉州、虔州、泉州、邵武、建宁、上杭、宁化、清流等地，宋代迁石城张坊。明末，六五裔孙从清流次第迁居石城乌石头，陶溪、丹阳、大埠等处。现有蓝姓畲民近百户600余人。又据小姑秋树《冯翊雷氏家谱》载：雷氏得姓予以古诸侯之国为氏，始祖宪公为陕西同州刺史而世居陕西冯翊郡。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浮州刺史阎公因避朱泚乱徙迁豫章。孙甫公任洪州刺史，移居抚州白水障，再迁宁化。裔孙显吾讳承朝于清康熙丙子岁（1696年）迁石邑礼上里之溪子口。今雷姓畲民80多户500余人。石城蓝、雷两姓都是1985年才批准为畲族族属的。他们均不是邑境的土著先民，而是古代南迁的中原人。其语言、衣饰与风俗均与当地人无异。

　　早在秦汉前，石城这块远离官府治所的寂寞封闭式山区可谓待开发的处女地、人迹罕至，林木葱郁，溪河交错，真乃山清水秀之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天下置三十六郡，江西境内属九江郡。据北宋《太平环宇记》称：秦始皇为了修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派往南方伐木，最近定居于兴国的上洛山区，这就是世称的“木客”。还有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的镇守岭南的五十万大军（谪徒），任嚣、赵佗率领的增援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南国的中原汉人。后来赵佗被派作龙川令（今江西遂川）。还有为了使戌卒安心南国，“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些新组合的秦官兵小家庭大部分留籍赣南。汉时，朝廷曾两次派官兵出守梅岭，筑寨修城，秦汉两代的官兵成了开发和留籍赣南的最早中原汉人。而最早进入石城的中原汉人是些什么人呢？惜尚未发现文字记载，仅有清乾隆乙丑《石城县志》一小段文字云：“秦末刘瑶英，随父华家其上（指城东五里琉璃山，今名仙姑岭）”。此刘氏父女是有名有姓的最早见于文传的石邑居民。当然此刘氏父女究竟是属中原避乱而来的百姓、抑是属上述官员眷属，时越二千余年，确乎无以稽考。

　　石城历代移民概况

　　西晋末年，政治腐败，且民族矛盾上升，招致“五湖乱华”，史称“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举国上下一片慌乱。导致大批士族和百姓随文南迁。这次中原汉人南迁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前后历时几个世纪。进入江、浙后，继续南移。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江西，而后溯赣江而上，有的沿途滞留，部分进入赣南，小部分又往闽粤继续迁徙。如《包氏续修宗谱》载：“宗远公事西晋为郎中，怀帝永嘉末，中原浊乱，五湖杂霸，闻元帝即位于金陵，遂挈妻帑家于江右丹阳。”《温氏族谱》载：“五湖乱华之际，温氏族人随中原士族南迁。”龙岗《巫氏房谱》载：“东晋末始，暹公由平阳避乱兖州，转徙入闽。”《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谱》载： “晋怀帝五年（311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迁奔县，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晋义熙八年壬子（412年），兄弟迁徙南康郡揭阳县石鼓逯速。今本邑长上里磜脑。与吴恭葆同居，后移居南桥岭（磜脑与南桥岭均在现石城小松镇辖区内，笔者注）。”此郑、吴两家均应属晋代第一批人口大迁移之中原汉人。

　　自晋历南北朝随唐五代前后五个多世纪，中原大江南北，或举族、或分散、或长驱、或近徙、移民们断断续续，自北而南，四处播迁。特别是唐僖宗朝北方发生了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起义军众至百万，席卷大江南北，导致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这次延续一百多年的大迁徙直至五代末北宋初。在现存的谱牒碑记中均留有文字记载：“唐僖宗时，温钢宝避黄巢之乱自石城移居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温氏族谱》）“唐博士十五郎，公因黄巢之乱，唐乾符乙未由洪洲避居石城乌都陀。”（蜀口《许氏十修族谱》）。“因避黄巢乱率男而来（唐十五郎杜氏墓志）”，“乾符甲午（874年）避黄巢之乱移宁化石壁葛藤村）《罗氏闽赣联修族谱》）。”“值南唐之乱，瑗自宁都万田背村徙居石邑下之温坊（《耸冈石田温氏八修》）。”这些避乱南迁的中原汉人进入江西境内者多数逆赣江而上，沿途滞留，部分进入赣南，少数进入闽、粤。据石城郑、胡、温、徐、赖、许、廖、罗、高、熊、毕、巫等姓氏族谱所载，唐五代时期，先后进入石城境内居住过的姓氏计有温、郑、吴、黄、陈、刘、赖、李、王、张、廖、许、邓、何、罗、谢、曾、周、杨、朱、连、白、钱、袁、方、赵、蔡、黎、官、巫、康、卢、冯、彭、邹、宋、江、余、程、范、崔、傅、徐、胡、高、熊、毕、钟等四十八姓。

　　八十年代初全县地名普查中还发现了杜、花、鄢、洪、汤、金、联、雷、蓝等姓居民开建的村落。诚然还有不少其他外迁的姓氏已难以考证清楚了。在上述五十多种姓氏中留下后裔在石城的只有郑、赖、胡、温、许、廖、徐、罗、高、熊、毕、巫十二种姓氏，其余几十种姓氏的居民均已外迁他乡。

　　这些进入石城境内的移民们依山傍水、择地建房，据县地名谱查资料，现有居民点中，属晋代建者仍保留5处，随代建者1处，唐代建者40处，五代建者8处，计54处。一千三百多年来，社会已历沦桑之变，人口迁徙又何其频繁，作为居民点不断新建、扩建、迁建，或者废弃荒败而至堙没是常理之中的事，不难推断，当时实际的居民点远远要超过这个统计数字。

　　据族谱载，宋代迁入石城境内居住的姓氏计有温、黄、陈、刘、赖、李、王、张、廖、许、邓、何、罗、吴、谢、曾、周、杨、朱、康、邱、胡、宋、郑、熊、徐、伊、巫、池、毛、了、孟、江、应、段、聂、郡、吕、向奚、汉、曹、余、叶、官、孙、邹、金、钟、肖、崔、魏、管、沈、赵、雷、姜、章、潘、卢、钱、田、秦、孔、白、戚、容、郭、童、蔡、龚，过等70余姓，其中多数姓氏的居民陆续外迁，留下裔孙至今天只有其中的30个姓氏，即：温、黄、陈、刘、赖、宋、郭、杨、朱、邓、熊、邱、吴、童、龚、魏、何、张、郑、胡、许、廖、徐、罗、高、毕、巫、潘、蔡等姓。

　　元代迁入邑境的新增姓氏有：周、范、曾等姓。

　　现存的居民点中属宋代建的有95处，元代建的65处。

　　明代，特别是明季江南很不太平。明末清初战事频繁，人口迁徙幅度很大，导致了历史上的第四次人口大迁移。明代新迁入的姓氏有：蓝、严、吉、尹、雷、董、饶、谢、阮、伊、傅、孔、巫、姜、程、施、危、白、肖、容、汪、宁、连、池、蒋、任、上官、顾、沈、伍、包、聂、柯、过、赵、夏等30余种姓氏。这些移民中有半数以上是由福建宁化、清流和江西宁都等地迁入的，现存的居民点中属明代的有505处。

　　清政权巩固以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农业生产和人口发展的政策，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流迁。清道光《石城县志》载：“康熙五十二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三十六年载滋生人丁 2279丁，女姓554人，遵恩诏永不加赋（其妇女于乾隆十一年，人丁于乾隆三十七年先后奉文停止编审）。”又载：“自乾隆三十六年编审后见在人丁不啻数十倍。”这些奖励政策的实行，促使了人们往宜于农业开发之地迁移，石城地处山区，宜垦地多，故一时人口骤增。顺治十三年（1656年）石城县总人口为 3420人，至道光元年（1820年），总人口上升为184959人，净增了50多倍。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定都天京（南京）后不久，又举兵西征北伐。短短几年时间，几乎大半个中国闹得沸沸扬扬，大江南北战争纷起。为避兵乱，寻求安全之处，江南地区开始人口大迁徙。石城为闽赣交界处的边远山区，对省、府、州治所来说均属边远山区，相对来说有如一座避风港湾，属可藏可进之地，故四方移民再次云集此地，人口迅速膨胀。咸丰同治年间，石城县在籍人口达22万余人，比一百多年以后的1985年的人口数还多出一千多人。清代新增姓氏有翁、游、武、夏等姓。清代新建的居民点达1091处，占现今居民点总数的一半以上。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的近四十年间，战火连年，民不聊生，社会很不安宁，县际间人口迁移频繁不已，期间新增姓氏有：洪、丰、龙、宗、皮、俞、喻、梅、文、韩、官、鄢、曹、毛、章、方、匡、阎、管、左、慕、向、况、阴等20余姓，新建居民点100余处。

　　从晋至清末的十五个世纪一千五百余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五次规模较大的延续时间长的人口大迁移。纵观中国历史，古代战场主要在北方，在中原地区，在河洛地区。相对来说，南方较为安定，人口密度较小，可开垦地之多，对移民的可容量大，故历次移民总是自北向南，而其中部分移民是从中原地区入江西、再往福建、南下广东、再往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有的径往海外。流迁方式多以举家群体为主，逐段南移，有的沿途滞留，真正抵南疆者总在少数。这些长途跋涉的迁徙者们在长达数百数千公里的道路上留下了断断续续的足迹。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和沿途学到的先进工具和技术，带来了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中原河洛文化，和当地的“土著”一道，用辛勤的汗水和共同的智慧，用披荆斩棘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创造了客家区域和整个南国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枝最优秀的民系——客家民系。

　　石城客家民系的摇篮

　　唐末至宋末的两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使闽赣交界处的宁都，石城、宁化等地成为移民们的集结地中转站，大量移民的迁入加速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就石城来说，宋代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朝代，社会中兴，人才辈出。石城的主要姓氏均已迁入定居，居民点的主要格局已经形成。在几个世纪的共同经济生活，特殊的山区地理环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过去的中原汉人比较自然地产生了“变异”，一个新的民系开始产生。当然在当时土客斗争十分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明显的“客家”意识，其实，在唐末至宋末期间，闽赣交界山区以宁都、石城、宁化为中心的周围数十个县份的广阔地区是早期客家民系的形成地和发祥地。当然，客家民系的最后完成应是明清时期，是在粤东以梅州为中心的大片土地上。客家民系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

　　从历史的角度讲，北民南迁的确是造成客家民系形成的先决条件，客家民系仅属其中之一。就闽、粤、赣之省交界的山区中形成的客家人来说也是有时限和地域的差别。从移民的先后次序来说，自晋末至唐宋，移民们是在赣州北部结集，尤其以宁都石城为中心，而后翻过武夷山在福建省长汀、建宁、宁化一带结集，尤其以宁化石壁为中心。几个世纪之后，宋末至元明时期又大量往粤东迁徙，形成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区域。从明代起，客家人又往广西、云南、四川等省迁移，并向赣东南部倒流，以致形成今天大陆的客家人的分布格局。从清代起，闽粤客家人出海谋生，开始向海外诸国发展。

　　唐末，大量南下北民进入石城境内居住，形成众多的村落。由于石城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当地居民的保守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一种自卫的排外性，故新来的流寓们只得所辟基址，建房造田，形成新的居民点。历史的沉积使石城的居民点大都以同姓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数姓混居的少，有的数百上千人的大村庄几无杂姓，久为一姓之地。圩镇另外，号称“百家姓”。从已查谱牒资料可知石城在唐代当有48种姓氏以上，而民间自古流传至今的汤、花、鄢、洪等古姓，空剩开基肇建的地名，而肇基者的后裔已不知何处去了。可以推断唐代石邑居民最少有50余种。唐代的石城仅是“汤”的建置，为虔化县辖境，史无人口记载。宋代，大量的移民继续往石邑境内迁入，据《赣石城县志》载：南宋宝庆年间石城总户数为16214户，男丁36746丁，总人口数当在8万以上，已当于石城县1948年的人口水平。当时，全县有主户13879户，客户2335户，至客户之比约为6:1。从至客户比例看，主户已占绝大多数，说明先来的移民已成土著，绝大多数已有田产，这样石邑居民就有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长住户已占绝对优势、宋末以前所建村落至今还存在150多处，可以说条件较好的地方都已经得到开发，建立了居民点。

　　移民的迁入加速了石城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据考证，唐末在石城已有圩场之设。手工业也开始发展，闻名中外的横江造纸起源于南宋，在洋地七岭等地已建有不少纸槽。80年代初，在丰山发现晚唐五代古窑址，发掘多件古陶器。县内还出土多件唐五代陶盂、陶壶、陶罐等文物，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早期传入的史证。

　　石城地避人稀，是个穷小县，统治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而且据县志载，自宋及清，还出现过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清正廉明”的县官。与通都大邑比较，石城县较为平静安定，故历代移民在石城中转的多。

　　石城既为纯客住县，素有移民定居之传统，争平排外性较弱，易于客寓。

　　石城，毕竟是边远山区，战乱年代可作“避风港湾”而安全栖身，战乱过后的和平时期，迁移者们就嫌石城闭塞和狭小了，甚至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又得举家继续迁徙。客家人的迁移真是漫长而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