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孙中山先祖为中原望族，居住在河南陈留 （今开封）。

远祖名孙拙，字玄几，曾出任唐朝两江节度使。他的儿子孙俐英勇善战，在平定“黄巢之乱”时有功，被封为东平侯 ，驻扎在节虔州虔化县（今江西宁都）。孙俐卸任后在宁都定居下来。他便是孙氏家族迁往江南的始祖。

在孙中山长子孙科的《八十述略》一书里，他提到孙俐的曾孙孙有敬因躲避兵祸又南迁入闽（福建）。他被称为孙氏家族入闽之始祖。此后，孙家在福建居住了4代。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指出孙俐的第七代孙孙友松，在明朝永乐年间举家由福建迁到现在的广东省紫金县忠兴坝一带。他成为孙家入粤的始祖。经历11世后，孙俐的第十八世孙孙鼎标，因为抗清最后兵败，族人多流徙离散，他的次子孙连昌迁居到香山县，以耕渔为业。孙连昌是香山孙中山家族的始祖。《翠亨孙氏家谱》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该谱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由）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左步头，乐南居住涌口……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村居住。”

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成员邓慕韩发表《总理故乡调查纪要》一文，首次向社会公开披露：“孙氏之先，居粤东莞县属长沙乡。至明代，其五世祖礼赞公与妣莫氏迁于香山现改中山县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分居左头）……爰及十一世祖瑞英公，于清代乾隆时，再迁镇内翠亨村边之迳仔。”认同孙中山家族广东的根源在东莞县上沙乡的说法。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大槐树楹联：香挹行襟留快饮；荫清古道倚斜阳。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洪武移民传说传说某年山东大水，千里汪洋，唯有一孕尼姑，以瓮作舟，方免为鱼鳖，随波漂零于安徽风阳。后生下一娃，此人便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久，其母死，朱元璋乞讨来山东寻根。呼人拜问，人皆亡之。朱元璋寻觅无缘，屈念归舟。待其鸾旗龙廷，便嫉恨山东夷祖之仇，遂发兵血洗山东。山东人民被屠戮殆尽，所剩者百不之一，以至造成了荒无人烟。这才有了以后的山西洪洞县大迁民。以上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如我县几部姓氏族谱的序文中，居然也煞有介事地相迎合："朱洪武血洗山东"、"朱洪武洗人烟"等。而徐、鲍两姓族谱，则几乎一字不差地记有下列文字："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 "朱洪武血洗山东"之说，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山西洪洞迁民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明史》记载，元末明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野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死者长已矣"，苟活者朝不保夕。此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啼"的凄怆景象，从我县的部分姓氏族谱中，也有一定反映。如《李氏族谱》栽："当是时，戎马在郊，干戈倥偬，遥遥数百里，敬载木主，尽室以行"，百姓"俄而城市，俄而乡曲"，漂泊不定，苦无宁居。《王氏族谱》："兵燹之余，流离失所者指不胜屈。"《徐氏族谱》："兴废不一，治乱多故，或因兵燹而飘零异域，或因水旱而流离四方，或染疾疫而辗转流徒。"《谭氏族谱》："逆匪交讧，戕及无辜……安适之日甚少。"《毕氏族谱》："南匪逆境，烽烟遍地。"《张氏族谱》："转徙倥偬，苦无宁宇……举目谁亲？"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正史与民间记载互相印证，足以道出了当时山东大地"荒无人烟"的悲惨景象，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然而，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事实证明，造成这种惨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元末至明建文年间的四次兵乱所致。元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为制止民族矛盾，分而治之，以达到项固其统治的目的，将各故人民按贵贱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将汉人和南人划为最下等，从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榨。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起义军四起，群雄割据，战争频繁。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刘福通等各树旗帜，进行反元战争。其中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其势力"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高丽史》）。"从义之民众至十余万人。先后与元军奋战达十三年之久。其中由毛贵率领的起义军自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始，就转战于山东一带。东路北伐军二次经山东一直打到大都附近之通县，后因受挫而又败北山东，这是第一次兵乱。其次，元朝统治者内讧迭起，诸王争城夺地，相互残杀，亦末能使山东人民幸免于战祸之中。可以说，帝位的争夺是一直与元朝相始终的，如仅从1308年到l 333年二十余年时间，就换了八个皇帝。第三，朱元璋削平群雄，乘势而起，在最后推翻元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其进军计划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撤其羽翼；扼守潼关守之，使关陇之兵不能出关；然后以兵北上，直捣大都。此次兵乱，山东又首当其冲。 "靖难之变"(见《辞海》"靖难之役"条)，使山东又罹第四次兵乱。朱元璋死后，明惠帝（太祖孙）即位，其叔朱棣以靖难(靖，平的意思；难，指皇帝周围有奸臣当道，皇帝有难，以兵平之—)之名，起兵夺取了皇位，内战达四年之久。由于朱棣遭到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兵部尚书铁玄等的抵抗，两方动兵几十万，鏖战于济南、济阳、济宁、兖州、汶上、东平、东阿、临清等地，又使这一地区的人民残遭战争涂炭。据《明史》和我县部分家族谱记载，除上述四次兵乱外，明初，中国沿海地区还时常遭受倭寇袭扰，致使山东沿海居民大量迁入本省内地和迁他省。这也是造成山东人烟稀少的原因之一。如上述，造成山东"荒无人烟"的原因是有载于史的。而所谓'"朱洪武洗山东"的说法，则是没有根据的。史实恰恰相反，朱元璋坐殿南京的第一年就"振恤中原贫民"(见《明史本纪》。下同)。并诏谕大臣们说： "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成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联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新克州郡毋妄杀"，"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第二年又诏曰；"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洪武三年，又"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洪武四年，"赈山东饥。免被灾郡县田租"等等。朱洪武对山东实行如上优恤政策的同时，当然还有残酷的盘剥与压榨的一面，本文不打算论及。而要着重说的是，作为一代封建君主，朱洪武是很谙于治国之道的。如大明定鼎之初，就对其天下来朝之府州县官说： "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明史本纪》)。"而所采取的安邦定国之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实行了宽、狭乡之间移民的办法，即人口稠密地区迁民于人烟稀少地区。据《续文献通考》记联；"太祖至成祖间，屡徙山西、浙江民于河南、山左(即山东一编者注)。"据《明史》，朱洪武颁诏从山西迁民往山东，始于洪武四年："徙山后(指山西、河北及内外长城之间地区一编者注)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 需要说明的是，迁民之举并非属朱洪武所首创，如汉高祖刘邦就实行过徙富民实关中的办法，宋太祖也曾"命兵士迁河东民万户于山东"(《宋史本纪》)。但朱洪武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为后来的永乐间大规模迁民，提供了经验。朱棣篡位登基，改元永乐。全国趋于平定后，他励精图治，采取了诸多医治战争创伤，富因强兵的重大措施。其措施之一，就是继承和发扬了父王朱洪武的迁民政策。据《明史》记载，自永乐建元始连续三年，仅从山西大舰模迁民实北京就有达三次，迁山西民往山东者，也曾有过相当的规模："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泌、汾州，令其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分其丁田，以实河北、山东。" 据记栽，当时的移民机构就设在洪洞县的广济寺内，所有移民，均在此领取护照凭证、川资。不过这些移民并非全都是洪洞县人，而是尤以洪洞及附近地区为居多，亦有集他地民于兹以分而迁之的。因寺有棵大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移民临行前或者在此相互倾诉别恨离情，或者以志不忘本，采集槐种包藏，以供立村时栽种，故山东各具相当量的谱牒碑碣中多有某某始祖自山西安洪洞县"大槐树"、"大槐树底"、"老鹊窝"、"老鸹窝"、"老鸦窝"迁居的记载。这也是"问我始祖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谚产生的历史背景。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山东各地兵连祸结，饱经战争的蹂躏和摧残，以致形成了地广人稀的格局。而山西作为当时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和其子扩廓帖木儿的根据地，四次兵乱均未波及。他们凭借天险屏障，统治严厉，社令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因而生齿日繁，加之难民流入，一时形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明太祖与成祖为均衡人口分布，发展农业生产，恢复中原经济，富国强兵，而采取了移民的措施。这便是山西大迁民的主要原区。因此说："朱洪武血洗山东"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以上简要叙述了山西迁民的主要原因和大体经过。但这并不等于说明初迁至山东之民都是来自山西。从我县地名考证材料看，迁自直隶(今河北)枣强者，虽然不象《蒲氏放谱》听说；"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但却也占有三分之一以上比例。其次就是迁自河南、四川的，也有迁自江苏、江西、陕西、浙江、云南等地的。其中有一次性迁未的，有几经辗转迁徒逐步而来的，也有迁至一地后，其子孙又分迁所至的。再有，迁民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就我县的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奉记所迁。如上述之山西洪洞迁民。 (二)、为避人祸战乱而迁。如《张氏族谱》： "元白莲教倡乱，避难迁于明洪武三年，入籍临朐。" 《窦氏族谱》："世居燕山，兄弟三人元末避地青莱间。"《赵氏墓志》："自洪武间因红巾军之乱，昆仲弟七人迁于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刘氏族谱》："元明之乱来兹临朐。"(三)、因逃丁而徒居。如《李氏族谱》："元末诏简民丁分遣戊辽，兄弟遂各星散，易名改姓析居他所。"(四)、随军入籍。此类又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军裔于驻地入藉。如《孙氏族谱》："明太祖出世"，其祖"往南投于麾下，至洪武二年命子中祖随驾军给户，由任临朐县礼让乡德化坊军藉"。《刘氏祖塋》："营于临朐县东南之佛山，敕赠武节将军，此吾刘氏所自出也。"另一种是弃甲复归原籍。如《张氏族谱》："原籍山西平阳府大梅坡村"，"南宋避金之乱始迁临朐"，"大元至正时，辽东变，奉命守辽东，统兵亿万与常遇春战，兵败回居"。《冯氏族谱》："洪武初年诏简山东民各三户徒一人戍辽东"，其祖"踊跃而往，遂家于广宁"，后"复籍于临朐"。另—种是随着改朝换代，旧朝军队就地隐藏姓埋名，入籍随俗。如《张氏族谱》："始祖母遗像者，乃戎装乘马，貂皮暖额"，"来时胡服戌装，盖叔侄辈数人居然蒙古之俗也。"据辛寨镇谢家营村地名考证资料记载：元末，元朝大将"率残部落荒于此，卸甲为农，因村近半冢，遂名半中营，里人则格称卸甲营。后因不雅，遂取其谐音改为谢家营，并改姓为谢"。有碑文为证："临朐县半中营帖木儿不花立石 兀难镇抚 云父母之墓 母大伦 哈刺伦 孝子 此木儿不花拜 至正六年四月"。(五)、因官封异地而入籍。如《山东扈氏家乘》："世居祥符"，"诚汴京望族"，"宦临淄"，其后裔"徙居临朐"。《郭氏族谱》：其始祖原籍"嵩山为齐氏，后迁淮安"，"仕山西平阳府知府，晋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诰援中宪大夫"，其子"为礼部儒官，卜居淮邑"，"后迁于临朐"。《安氏先塋》："先世为中州旧族"，"宫济南督经历，因来朐卜居。" (六)、因逃虫、水、旱疾等天灾迁居而来。此不繁举。总之，本文从"朱洪武血洗山东"的民间传说谈起，对明初山西迁民的情况和迁民的原因、历史背景、规模以及迁民的方式，作了初步探讨。但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错误乏处在所难免，敬请知者不吝赐教。

　　略论学术界对孙中山祖籍

　　问题的争论及我们的看法

　　张咏梅 邹佩丛

　　一、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简史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孙中山先生的祖籍问题还没有引起重视，那时在东莞孙氏与翠亨孙氏之间，不论是家谱（或族谱）文字记载，还是血缘关系认同，以及家族内部交往，都明确体现着家族源流关系。孙中山先生逝世几年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起初在东莞孙氏内部引起争议，继而在学术界出现分歧。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是在东莞员头山与上沙乡之间展开的，两地孙氏都认为孙中山的先祖是由各自所在乡迁往香山（今中山）的。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活动在当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东莞县政府为澄清事实也奉命参与调查活动，至1933年2月18日，由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林翼中等组成的国民党西南委员会执行部作出结论，致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称“总理始迁祖缔宗公确自东莞县上沙乡迁来中山县翠亨乡，至员头山乡孙姓系由赞礼公分枝，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这一结论与中山县翠亨、左�孙氏认同的源自上沙乡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上述结论得出之后，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稍后，在学术界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起初，罗香林先生也接受孙中山祖上来自东莞的说法，但他后来又修正为“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至1942年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问世前后，罗先生才完全排斥东莞而推断紫金为孙中山的祖籍。该书由民国社会名流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等作序（孙中山侄孙孙满称孙科、吴铁城两序系罗香林本人自拟），又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等题署，特别是孙科先生接受了罗著观点，因而使罗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紫金说”一提出，当时的国民党党史会成员邓慕韩、钟公任、林一厂及莫纪彭、孙镜、许师慎等就提出反对意见，维护“东莞说”，孙中山的亲属也多数对“紫金说”持否定意见。然而，此时“紫金说”因得到“党国要人”的支持而带上了官方的色彩，因而他们的意见未能引起重视。到了60年代以后，中山大学著名孙中山研究学者谭彼岸、邱捷、林家有教授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伯新等同志，从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的文物出发，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开始全面审视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并对翠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特别是民俗学调查，调查研究显示：“紫金说”证据不足，牵强附会，不足为信，而“东莞说”不仅符合孙家多数人一直坚持的观点，而且有大量的证据证实。

　　二 、“紫金说”的依据。

　　紫金说”的第一个依据是：孙中山祖祠在“公馆背。“公馆背”是罗香林先生根据1925年出版的美国人林百克所著英文版《孙逸仙传记》中关于孙中山祖祠所在地的地名“Kung Kun ”推断出的中文译名，而紫金中坝孙屋排村的《孙氏族谱》提及一处祖坟的所在地土名为“公馆背”，因此“公馆背”成为罗香林先生认定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拥有源流关系的第一个依据。“紫金说”的第二个依据是：紫金孙琏昌与香山孙连昌是同一个人。紫金孙屋排村《孙氏族谱》中有谱名孙琏昌者，系十二世，而孙中山的直系先祖孙连昌，在翠亨《孙氏家谱》中也是十二世，罗香林因此把二人视为同一人。“紫金说”的第三个证据是：紫金《孙氏族谱》记载的“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而香山有个名字相近、世系相同的孙连昌，因此二人应是同一人。基于以上三个依据，罗香林便把孙琏昌视为紫金孙氏迁入香山的始祖，他解释琏昌的迁徙过程是：“惟连昌（指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碾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他确定孙中山祖先的迁徙路线是……江西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忠坝增城中山县（香山县）涌口门村翠亨村。鉴于紫金孙氏是客家人，翠亨孙氏是广府人，民系归属不同，罗先生便在没有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推断：“孙中山，实客家人与广府本地系之混血种，所居翠亨，原名菜坑，盖客家移民，初以种菜为生，故以菜坑名村也。”

　　三、“东莞说”的论据。

　　“东莞说”运用大量的口碑、文字、文物与调查资料来证明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而不是紫金。“东莞说”的证据如下：

　　(一)文字资料：1、原由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保存的翠亨《孙氏家谱》记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即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2、清朝档案称孙中山是左�头人。“孙文，原字帝像，别号逸仙，改字载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现改称早埔头（即左�头）人，”左�头村（又称左�村，距翠亨村约8公里）是翠亨《孙氏家谱》所载孙中山的六世先伯祖乐千公的分居地，乐千与乐南是礼赞的长、次子，乐千的后代一直以左�头为主要居住地，而乐南的后代后来相继由涌口迁居迳仔�、翠亨村，因此，翠亨孙氏与左�孙氏是同源族亲的关系。3、左�《孙氏族谱》有源于东莞的确切记载。4、翠亨孙氏十二世祖孙连富（孙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完全吻合。5、由孙中山的胞兄孙眉遗下、孙眉的长孙孙满保存的翠亨孙氏《家谱略记》简述翠亨孙氏直系先祖十至十七世考妣的生卒情况，明确表明了孙瑞英与孙连昌的传代关系。

　　(二)口碑资料：1、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与来自东莞上沙的孙姓族人同开恳亲大会，当时的主持人孙龙光在演说中称孙氏“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孙龙光的演说称孙氏由南雄迁入广东，而不是由福建迁入。当时的报纸曾对此作过报道。2、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就国民党党史会钟公任到访时说：“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的叙述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是吻合的。3、孙妙茜的孙子杨连逢证实孙妙茜只承认东莞为祖籍，从未讲过紫金方面的事情。4、孙中山的胞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等人则一直坚持祖籍为东莞而拒绝承认紫金，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5、东莞孙氏一直承认与左�、翠亨孙氏为源流关系，而左�、翠亨孙氏多数人不仅一直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而且共同承认源于东莞。

　　(三)实物资料：1、在翠亨附近的谭家山孙家坟场，葬有39穴坟墓，其墓碑所刻墓主名讳与《孙氏家谱》、《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乐安堂仕合号账册》、《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所记载的孙家人名名号相吻合。而这些文物、史料证明孙中山的先祖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自东莞迁至香山，同时也证实了左�孙氏与翠亨孙氏是同源族亲。2、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与来自东莞上沙的孙姓族人开恳亲大会时留下了合影一张，上沙乡孙衍佳尚保存有其父孙同发留下的开会的传单与合照；孙中山于同月月底回翠亨后又与妻子卢慕贞、大哥孙眉、大嫂谭氏、女儿孙�、孙婉到左�与孙族叔伯在左�孙氏宗祠合影三张，这些照片是孙中山与左�和东莞上沙孙氏有宗亲关系的重要证明资料。而参加合影的左�孙氏的后代不仅知道照片中很多人的名字及相互关系，而且知道很多有关孙中山及翠亨孙氏的事情。3、清光绪年间为祝贺东莞上沙大宗祠重修，左�孙氏十八传孙俊邦、孙俊棠撰写对联制成木质堂对，悬挂于上沙宗祠大堂之内，其内容是“萃子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安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这表明了东莞上沙孙氏与香山左�孙氏之源流关系。4、孙科于1947年为东莞上沙车站茶亭题写“国父先代故乡”，并留有照片为证。

　　(四)著述资料：紫金说流行以前，史书有关孙中山的家世大都采用孙中山先祖由东莞迁居香山的观点，如1932年9月出版的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记载翠亨孙氏先祖的迁徙过程是：…浙江杭州--南雄珠玑巷--东莞员头山--上沙乡--香山涌口--左沙头--迳仔--翠亨，而1933年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一书是对《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内容进行审定从而签注意见的权威性资料，孙科先生的签注文字被全部收入。可以看出，孙科仅将“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分居左�头”，并无其它任何异议；且“左�”的“�”字与“迳仔�”的“�”字一样，都是当地地名用字，很不常用，但长期在外很少回乡因而并不谙熟家族事物的孙科却能将“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左�头”，这说明他对“左�”的印象很深，因为正如翠亨《孙氏家谱》所记“左�”是他的先伯祖乐千公的分居地。又如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所撰《总理事略》一书也采用孙中山祖籍为东莞的说法，孙科不仅为该书题写书名，而且亲笔题词“《总理事略》，编订明备”。

　　(五)调查资料：持“东莞说”者通过对翠亨地区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特别是民俗学调查了解关于翠亨孙氏在居住、语言、妇女足型、婚姻对象等方面的特征如下：

　　1、翠亨村的实际生活状况表明：翠亨村是广府人居住的村落，建村历史仅有300年左右，最早开村的麦姓、冯姓、陆姓都不是客家人，因此翠亨村不是罗香林所说的“客家移民”种菜的菜坑，并且一直也没有客家人入住。过去，由于民系隔阂，翠亨地区的客家人与广府人是分村而居的，没有混居的情况。因此孙家居住于翠亨村，证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如果翠亨孙氏是由紫金迁来的客家人，那么他们就不能迁入翠亨村，而只能迁入翠亨村周围的客家村，特别是有紫金人居住的客家村。

　　2、孙中山1924年的讲话录音及有关资料、实际情况表明：孙中山及其大嫂、姐姐、孙中山的宗亲孙社正、孙中山的外孙杨连逢以及孙中山、孙眉的后代都讲粤语（当地称为白话），不讲客家话，孙眉的后代说听不懂客家话，也没发现他们的先辈讲过客家话。客家人有“可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说。而翠亨孙氏整族人都讲白话而不讲客家话，则证明翠亨孙氏本来就不是客家人。

　　3、有关史料与口碑资料表明：孙中山的母亲、二婶、嫂子、姐姐、妹妹、堂妹及其他宗亲的妇女都是缠足的，缠足是广府民系及中国绝大多数汉族妇女所热诚奉行的自然的而且绝对不能违背的积习以求高贵的标记，而“古往今来，客家妇女都是天足，看不到缠足的小脚女人。”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中对于孙中山反对给姐姐孙妙茜缠足的故事叙述颇详，该书是用对话的形式展现孙中山与母亲辩论的情景的：“文（中山）的母亲断然地说：‘看看客家人吧！没有一个客家妇女是缠过足的，客家人不象本地人或中国人那样缠足。你想你的姐姐成为一个客家妇女还是一个中国妇女？你想她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还是成为一个外乡人？’”这段话对于孙家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答案，而该书对于孙家其他人的描述也昭示了孙家不属客家而属广府民系的特征。因此，翠亨孙氏妇女及其女儿们缠足的事实证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

　　4、孙中山时代孙家并没有与客家人通婚的习惯，如孙中山的母亲杨氏、三婶谭氏、大嫂谭氏都来源于崖口，姐姐孙妙茜则嫁回崖口；二婶程氏来源于南�，原配卢慕贞来源于外沙，妹妹孙秋绮嫁到西江里，而翠亨、崖口、南�、外沙、西江里都是当地人居住的村落，既不是客家村，也没有客家人居住。在过去，即使是邻近乡村的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也是很少通婚的，而孙中山的亲属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与当地人即广府人结婚，而不与客家人结婚，这对过去当地人与客家人不通婚的习俗是非常有力的实证，同时也表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又据有关史料和孙中山、孙眉后人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离开家乡的孙家人与客家人结婚的仅有两例，即孙中山女儿孙婉所嫁的戴恩赛和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的继室林伦可是客家人，但这两对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早已走出乡居的环境，或者本来就在城市甚至国外长大，是在现代社交环境中相识并结合的。即便是这样，对于孙中山的女儿孙婉与客家人戴恩赛结婚问题，孙中山的元配卢慕贞曾持极力反对的态度，这是因为卢慕贞并未受过新式教育，且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因而具有较强的民系隔阂心理使然。

　　四、“东莞说”对“紫金说”的否定。

　　(一)对“紫金说”的“公馆背”的否定。持“东莞说”者经过考证证实：“Kung Kun ”是孙中山自述祖祠所在东江地区的一个地名，而孙中山自述的对象是美国人，因此，孙中山不可能把一个只有孙家人才能知道的“公馆背”的地方叙述给外国人，且“公馆背”的“背”字是不能随便省略的，此其一；其二，孙中山讲的是祖祠在东江的“Kung Kun ”，而不是祖坟在“Kung Kun ”，所以紫金孙氏的某一处祖坟在“公馆背”与孙中山自述的祖祠在“Kung Kun ”是不相吻合的，此其二；其三，紫金中坝孙屋排村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公馆”作为村名；其四，紫金孙屋排村位于珠江流域韩江支流琴江上游，至多算得上是“韩江孙屋排村”，既不能称为“东江孙屋排村”，也不能称为“东江公馆村”；其五，孙中山与外国人谈话涉及东江流域的地名时，不可能直接具体到某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小土坡的名字，而应先讲县，再讲村，范围由大到小。而东莞是属于东江流域（下游）的一个县的县名，所以，“Kung Kun ”应是“Tung Kun”（东莞）之误。其六、罗香林早期的判断与“东莞说”的推断是完全吻合的，罗香林1932年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释中曾解释“Kung Kun ”“当是东莞无疑”。

　　(二)对孙琏昌与孙连昌是同一人的结论的否定。尽管两个人都是十二世，名字也只有有无“王”字旁之差，持“东莞说”者经过考证证实孙琏昌与孙连昌不是同一人。其理由为：1、中国人重名或近名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因此重名或近名不能作为判断孙琏昌与孙连昌是不是同一人的依据。2、紫金孙琏昌是第二房，其父名孙鼎标，而香山孙连昌系第三房，其父名孙瑞英，二人房次及其父名不一样。3、紫金《孙氏族谱》称孙“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罗香林推断孙琏昌“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而翠亨《孙氏家谱》载孙连昌之五世先祖孙礼赞、六世先祖孙乐南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从“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不是涌口门村，涌口门村也没有客家人）居住”，这比罗香林推断孙琏昌的迁徙活动早了150年左右。4、迳仔�孙连富（孙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所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完全吻合，该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略记》的发现都进一步证实了孙瑞英与孙连昌的传代关系。5、据考紫金孙琏昌曾参加过钟丁先抗清起义，而钟丁先起义发生在清顺治三年左右，即1646年前后，而香山孙连昌1669年才出世，因此，无论如何，紫金孙琏昌与香山孙连昌也不可能是同一人。既然二人不是同一人，那么，紫金孙氏与香山孙氏也就没有源流关系。

　　(三)罗香林先生关于紫金孙琏昌迁居香山的“考证”纯属推断之词，不足为信。罗香林先生对于紫金孙琏昌的迁移过程是这样猜测的：“惟连昌（指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碾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盖连昌（指琏昌）公之初迁增城，本属流移性质，其迫于生事，而再谋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这样的推断怎么可以作为定论呢？罗香林推断孙琏昌到了香山，而翠亨的各种文物史料与传说证实，翠亨孙氏不是由紫金的孙琏昌迁居、繁衍而来的，而是由与紫金孙氏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莞孙氏迁来的，且迁居的时间要比孙琏昌失踪早150年左右。

　　(四)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并不因罗香林“考证”出源流关系而建立来往关系、产生族亲感情。就中国宗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紫金孙氏不找寻外迁的孙琏昌及其后代是不足为怪的，而孙琏昌及其后代落足香山而没有追宗寻祖的话，那就十分不近情理了。而翠亨孙氏始终与左� 孙氏、东莞孙氏相互交往、论资排辈，难道祖籍或祖宗是可以随便承认，祖坟是可以随便拜祭的吗？非也。事实上，即使罗香林“考证”出紫金与翠亨孙氏的关系之后，除了孙科等少数孙家人承认与紫金孙氏有源流关系外，翠亨孙氏多数人始终不承认与紫金孙氏有直接的关系，也并不与紫金孙氏交往。孙中山的大哥孙眉的孙子孙满、孙乾的态度不必说了，就连孙科的长子孙治平也并没有遵循其父的观点，而是认同东莞说。不过，倒是紫金孙氏少数人以“紫金说”为依据做出了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这从当时的温济琴致罗香林先生的电文内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紫金“中坝孙姓少数人，竟为地方豪劣讼棍所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榨，无不令人感慨。”另外，紫金孙氏及当地政府依据罗香林先生的论断确立了“公馆村”和孙中山祖籍纪念地、纪念馆的事实，虽反映了当地各界人士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但依上所述，所立之纪念地毕竟与孙中山的家族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紫金说”的依据是不充分的，并且牵强附会。而“东莞说”不仅有大量的论据材料支撑论点，而且这些论据材料都是确凿可靠的。因此，“东莞说”得到孙中山研究界和孙中山的多数亲属后裔的认可，而“紫金说”则基本上已被孙中山研究界排斥与否定。请看如下一些事实：1、一位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198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发言指出：“有的论文，根据大量文献、文物和访问材料，进行了细密的考证，指出孙中山的祖籍是广东东莞，而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广东紫金，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许。”2、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把“东莞说”定为正，而把“紫金说”定为误。3、1996年在翠亨举行孙中山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由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翠亨小组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合编的《酸豆》第三期曾分发给与会专家、学者人手一册，该期刊登有主张“东莞说”的文章，结果到会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学者包括最权威人士都没有提出任何疑义。4、同样是在去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谊活动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某专家明确表示承认“东莞说”，否定“紫金说”。5、台湾研究界对“紫金说”也早已有所动摇，如某学者很早就提出“国父是客家人吗？”的疑问，并引述有关资料论证孙中山不可能是客家人的论点；又有学者例举罗香林论点不能成立之理由，并提出“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的问题。又如1985年台湾国民党史政机构第三次重版《国父年谱》，虽仍采用“紫金说”，但却加了一条注释，注释开头说：“关于先生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注释最后称：“本谱暂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再行补正。”6、大陆孙中山研究界则较多地采用“东莞说”，如1991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1994年出版的《孙中山辞典》这两部权威著作都采用“东莞说”。如此看来，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在台湾的可靠性已发生动摇，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大陆的孙中山研究界及孙中山多数亲属后裔则已将其否定，因此，笔者在此提请非孙中山研究界和社会其他人士，对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要有科学的分析与正确的判断，不要盲目接受和坚持“紫金说”。

家谱序言：汤王旧寨，河东故地。后稷树谷，汉武闻喜。念我孙氏始祖，乃黄  孙姓图腾，家族网，家谱，孙氏

家谱正文：帝苗裔，先秦王室。曾扬威中原，多公卿吏师。晋魏唐宋，名人纷起。泰山遗泽，岭东定居。明清以降，枝繁叶密。既有功于家国，复流惠于桑梓。出乎其类，拔乎其者，何知其迹。 

孙氏族人，千年生息。历久弥新，馨香远溢。扶危助困，合族相聚。耕读传家，忠孝仁义。其忠也，以国为本，其孝也，以家为纪。其仁也，善良爱人。其义也，朴实坚毅。胸有道德文章，身怀智能技艺。可以临东海，越南岭，仰北辰，驰西极：可以定纷争，悟廉耻，辩毁益：可以教子孙，惊鬼神，感天地。　

析家族之源流，诵之如沐清渠。构先人之庐墓，奉之胜读书。植柿成林，聚族为社，岂独利姓氏之私，更共修大同之公。泊古贤哲，唯此为要，唯此为大。于是华夏男儿，源河朔，出关山，融北狄，附匈奴，化鲜婢，容党项，汇契丹，归女真，集百族，统万姓，天下兄弟，血脉一体。乃知齐家治国。原为共理。今逢盛世，愿沧海桑田之宙，日月星空之宇，共筑我神圣中华民族，同佑我亿兆炎黄，唯和平于海峡两岸，播功业于普天之滨，传福祉于万千世纪。　

数千年家乘谱牒，乡党诸公，求索寻根，披沙沥金。六十载前南下，家父入蜀，常梦养育深情。二十岁后北上，孤身离黔，我无涓滴功绩。刻版之际，家兄来电，命我于春日。岂敢作文，何能为序。惟举手加额，感恩泣涕。更望后人，不负春秋，仰追前贤，珍惜勉励。呜呼，莽莽中条，苍苍凁水。万里幽思，一瓣心绪，曷其有止，曷其有移。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宗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