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室的汉人血统不容置疑，唐朝皇室宗源辩正，隋唐都是华夏正统（转载）　　（一）隋唐皇室的汉族血统不容置疑　　隋唐皇室属于汉族，这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原本是很清晰的基本史实。但自从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把持文史界、文艺界之后，各种虚无化汉族的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们很热衷于讨论汉族的血统，企图通过宣扬汉族虚无论来瓦解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满遗也有汉奸）故意歪曲历史，断章取义，把隋唐皇室说成是鲜卑族，企图虚无化汉族历史，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三人成虎，鞑子叫兽编造的谣言流传甚广。所以，有必要拨乱反正，结合史实澄清隋唐皇室的民族属性，还历史真实面貌。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的父亲是南北朝时期的汉人名将杨忠，其先祖是东汉太尉杨震。杨坚之父杨忠曾跟随西魏权臣鲜卑人宇文泰起兵，在建立北周政权之后，杨忠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北周和北齐的鲜卑统治者和上层贵族普遍热衷于鲜卑化与胡化，下令给很多汉族大臣赏赐鲜卑族姓氏。作为功臣，杨忠被北周皇帝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杨坚承袭父爵父姓。

在取代北周政权之后，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立即大力推行汉化措施，提拔一大批有真才实干的汉人担任朝廷要职，罢黜了很多顽固不化的鲜卑旧臣，严厉镇压了鲜卑贵族的反叛，还下令屠杀北周的鲜卑王室贵族，把前朝遗留的鲜卑特征都抹去了。隋文帝杨坚的当时做法就像后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采取禁胡语、禁胡俗、禁胡姓、禁胡服等汉化措施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隋文帝杨坚对汉文化的恢复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几百年的混战，致使春秋自汉代以来的华夏文化典籍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访求古书典籍，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后来，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朝藏书最多时也只有8万多卷。

更重要的是，在正式取代北周，创建隋朝前夕的公元581年（大定元年）二月，杨坚就发布了“已前赐姓，皆复其旧”的命令，下令所有曾被鲜卑皇帝赐了鲜卑姓的北方汉人都要恢复自己固有的汉姓，杨坚也恢复了自己的汉姓，把自己祖上“被赐”的鲜卑姓“普六茹”改回了旧姓“杨”。知道什么叫“赐姓”，什么又是“旧姓”吗？假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鲜卑族，那他完全可以像先前的那些鲜卑皇帝一样继续沿用鲜卑姓氏，或至少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专门改姓，而不是“复其旧姓”，更没有必要在尚未废帝夺位之时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让汉人们恢复自己固有的汉族姓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鲜卑人？

把唐朝的统治者说成是“鲜卑民族”同样没有可靠的证据。事实上，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乃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其七世祖李皓于晋末五胡入侵中原引发史上惨烈的五胡乱华大动乱时，在秦凉一带建立汉人政权以自救，史称西凉。据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一带和东晋以及继承者南朝同为保存汉文化最完整，并对北魏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区。唐朝李姓皇族又怎么可能是“鲜卑民族”？其实，在隋文帝杨坚掌握了北周大权后，李渊的父亲也“复高祖姓李氏”，即去除鲜卑人所赐姓“大野氏”而恢复了他们的旧姓“李”，倘若不是汉人，何来“复其旧姓”，即恢复汉姓？倘若李渊真是鲜卑人，那么他推翻隋朝而建立唐朝之后，就应当恢复他们那"鲜卑旧姓"才对啊。然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拿出了他们祖先是汉人的家谱。这说明他们要么是真正的汉人，要么就是完全认同汉人并接受了汉文化传统的鲜卑人。可是，假若真是后者，即他们真不是汉人而是鲜卑人，那也该知道并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传统观念。历史上汉人是很重血统的，有非常强烈的血统意识和宗族感情，因此特别注重祭祀自己的祖先，绝不会把他族祖先当作自己祖先来祭祀，因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的神灵不会享用不与自己同族、不是自己子孙所供奉的祭品，所以人们也不会去祭祀异族祖先的亡灵。这是汉人，特别是掌握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皇帝及其贵族们自古就严格遵循的祭祀原则。而且祭祀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国家大事，决不允许随随便便把他族祖先误当自己祖先来祭祀，这就是《礼记·祭法》所说的“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认为自己祖先是汉人，并有家谱佐证的唐朝李氏皇室只能是汉人，而不可能是鲜卑人。

　　《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著名隋唐史专家陈寅恪曾对唐朝李氏皇室的祖先进行过分析考证，也得出了李氏血统其初本是华夏的结论，陈寅恪先生还推论唐高祖李渊可能不是陇西李氏之后而是赵郡李氏之后，但赵郡李氏同样也是汉人，而且也曾是望族，不是什么鲜卑人。就算是北魏的孝文帝，作为正宗的鲜卑人，虽然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严禁鲜卑语、鲜卑习惯、鲜卑姓氏和鲜卑服装，但也没有到篡改自己的家谱，弄个千百年前的汉人作一朝皇帝的祖宗的地步。所以，所谓唐朝李氏皇室本是鲜卑人，杜撰了自己祖先是汉人的家谱的传言，不但没有任何根据，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现在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唐朝李氏皇族的父系出自汉人的名门望族，母系即开国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亲生母亲则是早已汉化了的鲜卑人后裔。人类早已进步父系社会，父系即为民族属性。李唐皇室的民族属性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更何况母系是经过隋唐之前一百多年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公元495年）时期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文化上已经属于汉人了。不仅如此，李唐皇室的父系血统是汉族，文化属性也是汉文化，他们代表的利益也是汉人，连他们自己也确认自己是汉人。

　　正因为唐朝皇室祖先一直都是汉人，所以在唐朝建立后，唐朝皇帝没有像四五十年前的北周、北齐统治者那样恢复鲜卑姓氏或鲜卑特色，而是像隋朝皇帝一样，建国后就极力抹去本已所剩无几的鲜卑特色。唐朝李氏皇室当然也不可能改回什么“大野氏”之类的鲜卑姓（因为“大野氏”这个姓本来就是从前的鲜卑皇帝下令“赐予”汉人大臣的）。包括蒙曼在内的一些满遗叫兽总喜欢拿着唐朝皇室祖先中有过娶鲜卑姓的女子的事当做唐朝含有浓厚鲜卑血统的非汉族政权的证据，甚至还得出了所谓“唐朝是鲜卑族所建，不是汉人政权”的荒谬论断。但是，这些人恐怕连那几个鲜卑女子身上到底有多少鲜卑血统，她们还保留了多少鲜卑文化，跟其他汉人有多少的不同，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因为早在三四百年前魏晋，甚至五百年前的东汉，就有不少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与鲜卑族混居了，而北魏中后期，鲜卑人不是大批死亡，就是被汉人汉化而最多只剩下个象征其祖先中有鲜卑的姓而已，文化上则完全汉化，怎么能因为那几个女子的姓是鲜卑的，就不但说她们是纯种的鲜卑人，还说她们嫁给汉人后生下的子女也是鲜卑人呢？如果以皇帝身上有鲜卑人或者其他异族血统就说该王朝是鲜卑人所建的政权或其他什么异族王朝的话，那么近代的日本天皇还有朝鲜人的血统，日本国岂不成了韩国人、朝鲜人的国家？那韩国人、朝鲜人为什么还老谴责日本侵略了韩国、朝鲜？韩国人、朝鲜人岂不是吃饱了没事找事的无赖？

　　所谓“隋唐君主是鲜卑后裔”这种说法极为牵强。是的，隋代国君姓杨，唐代国君行李，它们曾在北朝时期被迫接受鲜卑统治者的“恩赐”而改姓“普六茹氏”、“大野氏”，但隋文帝杨坚一夺取皇位就首先认祖归宗改回汉姓“杨”，还下令让那些被强迫改姓鲜卑姓氏的汉族贵族恢复原来的汉族姓氏。唐朝皇帝同样继承华夏正统，还拿出自己的家谱，证明李唐皇室是华夏汉人。试问，如果他们本来就是鲜卑人，他会立即主动采取这种恢复汉姓、匡扶华夏的汉化举措吗？与此类似，大家都知道，元朝的“孛儿只斤”皇室是真正的蒙古人，你认为蒙古族皇帝征服中国之后当然不会改成汉姓，也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清朝的“爱新觉罗”皇室是真正的满洲人，满族皇帝入关得位后也没有改成汉姓，更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

　　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的祖先原本是汉人，史载，刘秀之子刘辅的裔孙刘进伯官度辽将军，在攻打匈奴时失败被俘，囚禁于独山（今辽宁省海城境内）之下，他的后代有尸利单于，为谷蠡王，号独孤部，也就是隋朝皇后独孤氏的祖先。若说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纥窦陵氏是鲜卑族，更是以讹传讹，因为她的祖先是汉朝外戚窦氏，原本就是汉族人氏，后投奔匈奴担任“大人”，而在魏孝文帝改革时又改回窦氏，认祖归宗。只能说是个胡化的汉人。再说，北朝的鲜卑贵族与汉人长期通婚，同时接受华夏文化，本身就已经是鲜汉混血的鲜卑人。另外，如果人们非要把混有鲜卑人血统的汉人叫做鲜卑人。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本身就是汉人，我们也可以称北魏孝文帝是汉人了。再说了，假设就算隋唐皇室的母系是纯正的鲜卑族又如何呢？满清的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是蒙古族，其母亲佟氏是汉族，康熙的满族血统至多只占四分之一，蒙古族血统占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却占二分之一，但谁会说康熙皇帝是汉族或蒙古族呢？因为，按照世界各国的传统，尤其是东亚民族的传统，民族成分主要是依据父系划分的。

　　其实，即便是鲜卑人本身，在创建北魏政权之前就已经长期与汉人杂居和混血，其文化中早就含有大量的汉文化，而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包括那位满遗教授蒙曼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只要有少数民族血缘的，就不是汉人，只要建立王朝的人身上有丝毫的少数民族血缘，甚至仅凭借史书上记载的某人的只言片语，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缘，就狂言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王朝就是少数民族王朝，却全然不顾这些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全然不顾他们对汉人祖先，对汉文化、对汉民族的高度认同。既然这样，那反过来我也可以说，只要有汉族血缘的，就不算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北魏比唐朝都还要有资格是汉人的政权了，因为不仅制度和文化，就连北魏的皇帝老子们身上流淌的大部分血也是汉人的嘛，呵呵。在此就撇开文化等方面的汉化事实,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单纯从血统来看看鲜卑人向汉人的转变，北魏为什么是汉人的王朝。首先，鲜卑族的人口远比汉人的少，鲜卑族的大部分又是贫困潦倒的军户，因此连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人祸，以及在短短的百年内所遭受的几次清洗，鲜卑族人大量死亡，使得支撑鲜卑族政权的“国家柱石”军队都不得不由当地纯种汉人组成（也即府兵）,另外还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与强制等等，因此到了隋唐时期，究竟还有多少纯种的鲜卑族人活下来都是个大疑问。事实上，不用说一般鲜卑人不是战死，族灭，就是早被汉人汉化掉了，就连不会因饿死、战死、病死而绝种的北魏皇帝，到了最后,也只剩下了1/128的鲜卑血统，而127/128，即9921875%的血统其实都是汉人血统了。

　　下面是北魏王朝皇族血统的中国化表(参照宫琦市定《大唐帝国》等)1

　　1、 北魏创始人道武帝（纯种鲜卑人）======刘贵人|

　　2 明元帝(1/2 鲜卑血统)======杜贵妃|

　　3 太武帝(1/4 鲜卑血统)======贺夫人|

　　4 太子晃(1/8 鲜卑血统)====== 闾氏(鲜卑)|

　　5 文成帝(1/8 鲜卑血统)====== 李贵人|

　　6 献文帝(1/16 鲜卑血统)====== 李夫人|

　　7 孝文帝(1/32 鲜卑血统)====== 高夫人

　　(孝文帝时期，唐朝皇室祖先之一的李冲时任北魏高官)|

　　8 宣武帝(1/64 鲜卑血统)====== 胡皇后|

　　9 孝明帝(1/128 鲜卑血统)

　　(上面括号内的分数为北魏皇帝的鲜卑血统的比例)

　　也即到了北魏末年，其皇族只剩下1/128的鲜卑血统,即只有078125%的鲜卑血统!从上表可知,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只有1/32=3125%的鲜卑血统,而有96875%的汉人血统,因此,他禁止胡语胡服胡俗而全面推行汉化路线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因李世民的母亲有一点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的血缘，就说李世民，乃至李唐皇族都是鲜卑族的人为什么不说北魏是汉族王朝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化、习俗、传统、价值观上来看，还是从血统上来看,不用等到隋朝、唐朝，早在北魏时期，大部分鲜卑人已经变得与汉人相差无几，只有少部分鲜卑人还留下个空头的鲜卑姓氏符号。所以，按照某些人的“血统论”观点，北魏政权就更是汉人王朝了。

（二）、大唐皇室宗源辩正

　　首先，包括《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在内的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旧唐书》记载为陇西狄道）。这些记载都出自可信度很高的正史典籍。

　　其次，国学大师、中国古代史泰斗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了李唐皇室出自赵郡李氏的推断，其主要论据是是《唐光业寺碑》，全称《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及《畿辅通志》、《隆平县志》等方志关于此碑刻的拓文。此碑为唐朝光业寺的建筑之一。唐高宗（李治）总章年间（668～670年），唐朝宗室为保护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之陵（即建初陵、启运陵，二陵共茔，全称“大唐帝陵”），在陵墓正东修建光业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年）又扩建整修，并增建大佛堂，竣工后立此碑以示纪念。关于此碑，《畿辅通志》之拓文为“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从残存的碑文可以直接得到的文字为“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无疑提供出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从陵区南侧出土的唐王后胤墓志铭，更进一步证明其为陇西李渊宗室旧域陵寝所在。再者，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的茔墓，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这些陵寝之建造，都发生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张氏都是汉人，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也是汉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也是汉姓，李虎则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李唐宗室是汉人无疑。但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唐皇室既然出自赵郡，何必托名陇西？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赵郡之李与陇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陇西之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同为望族，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关陇李姓为望族，赵郡之李的名望屈居关陇之后，李渊托名陇西，实是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世地位；或者，本为陇西之李，但并非华盛之门，后展转迁徙至赵郡。二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皇室的先祖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因不是名门望族，是以家风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氏一族至西魏时才真正显贵起来，李渊祖父李虎入关后，东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继而又自称是西凉的嫡裔。

　　综合上述两种论述，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政治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李唐皇室之宗源出自赵郡，当无疑义，赵郡之《唐光业寺碑》以及李唐先世的陵寝，提供出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但为何自称陇西之李？何以表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甚为生分的态度？实际上，是李唐王朝出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这样的论述令人信服。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延续到隋唐，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势力，统治阶级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也为标榜自己的出身，托名名门望族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现象，甚至到中唐，仍然存在。例如，韩愈的籍贯应为河南孟州，但为提高门第，托名河北昌黎，因昌黎韩氏在唐代是郡望，李唐王朝为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更多的合法性，也为提高门第身份，托名到西凉李暠之嫡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出自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西魏以至隋唐，关陇贵族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是关陇汉族地主豪强武装与鲜卑的军人集团结合起来的强势联盟，谁想统治中国，必须以关陇集团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证非常有力，令人信服。李渊、李世民父子首先是务实的政治家，其首要考虑的，是巩固关陇集团的政治势力而非单纯的认“宗族”，“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封建政治规则使得联姻、宗族谱系的“认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也是同样的目的：确立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关陇贵族为中心的政治权威，协调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政治利益。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支持唐太宗在立储上为何最终确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而非魏王李泰、或者吴王李恪，因为唐太宗首先要考虑的是关陇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巩固大唐帝国的基业，防止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甚至内讧，太子的人选的确定，必须得到以老臣兼元舅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权臣的支持，吴王李恪是庶出，魏王李泰见恶于长孙氏，唯一的人选只能是晋王李治，虽然以才干迩论，晋王李治是最次的人选，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来源：网络）

关于李白的身世

关于李白的身世，最原始、最权威的记载只有两个，一是李白后认的族叔（从叔）、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一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后世所有李白传记中凡涉及身世、籍贯等等问题，无一例外皆依据于此。

可是这两处记载却语焉不详，漏洞百出，令人生疑。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二说当以李阳冰为先，因为此文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即762年十一月，李白新死。李白因永王案下浔阳狱，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在江南一带颠沛流离，后投奔族叔、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卒于当涂。而范传正不仅是和李白有过通家之好的范伦之子，还做过李白墓所在地的父母官，寻访到李白的两个孙女，为李白迁过坟，时在元和十二年（818年），距李白死年仅56年。

细细品味这两段记载，疑点甚多。“绝嗣之家，难求谱谍”，李白没有家谱；“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李白祖上隋末逃到了碎叶；“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李白的父亲在神龙初年潜回，神龙初年即705年；“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李白出生时，其父指李树恢复了李姓（天枝即李树，避皇室“李”讳）。李阳冰和范传正都说，李白的父亲是神龙初年（705年）潜回广汉后才生的李白，可是李白自称以及所有知情人都指李白生于701年，显然是李白父亲在碎叶生下李白后才潜回的；潜回时，李白已经四岁，又谈何在其出生时恢复李姓呢？况且原来并非李姓，一复姓居然就复了个国姓！

二人又说，李白祖上因为获罪，逃到碎叶，隐易姓名。是什么样的罪名使他们隐姓埋名呢？几代之后，李白的父亲尚且还要“潜回广汉”，一个“潜”字，把这种罪名表露得惊心动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祖上的罪名依然是巨大的阴影，李白的父亲依然生活在被追杀的恐惧之中。而这个父亲更奇怪，“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这分明是变换了姓名，因为客居逃亡的地点，就以“客”字换作名字。那么他原本姓什么呢？无解；因为后来李白出生时才复了李姓。

李阳冰又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什么叫“易姓为名”？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什么叫“把姓变作名”？（后详）

——至此，李白非常亲近的一个族叔，一个故人之子的一篇序，一篇墓志铭，就写成了两篇诡异的怪诞小说，也彻底把李白的身世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二人又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乃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而李暠乃李广十六世孙。查李广三子：当户，遗腹子李陵；椒，子嗣无载；敢，一女一子，俱侍奉太子戾，子名禹，戾太子失势，有人诬告李禹欲投奔李陵，“下吏死”。而李陵降匈奴后，单于赐姓拓跋氏，已不复李姓。“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所以，可能的李广二子、三子的后裔，当蔚为陇右李姓豪族；李陵的后裔即使后来归宗，也不会直承为李陵后裔。恰与李白情势同一。

所以，世代为河西豪族的李暠的家族，必是李广二、三子后裔无疑。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宣布李暠为始祖：“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

如李白确为李暠九世孙，对李白宠幸已极、“亲为调羹”的李隆基，为什么不予承认，不把李白隶入宗正寺呢？天宝二年（743年），玄宗始特批准李白隶于宗正寺，亦被编入皇族户籍管理。毫无疑问是玄宗的厚爱开的后门，因为李白并无任何可资以证明的谱牒。即使如此，有唐一代，皇室也从未明确过李白的同宗身份。

李白此人，一生热衷于功名。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33岁，就开始了持续他一生的“干谒”生涯。

第一个对象是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对这个平庸的官僚，李白自称“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继而无耻地说“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与韩荆州书》）；但是马上后悔，同年，李白作《襄阳歌》，直讥韩荆州是“剥落生莓苔”；后又自嘲说：“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竭力对自己“干谒”的无行加以淡化和美化。

既然如此，李白为什么不参加科举呢？毕竟，这是古代“布衣”惟一出头的机会啊。

我的好朋友郭灿金，在《李白：谪仙外衣之下的大唐孤儿》这篇奇文中，有剀切的剖析：

身世之谜，这一点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诸书对科举的记述，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全部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据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经过初选，这些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五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死他乡，谈何迁葬？仅仅一桩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李白，天纵之才李白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了李白的前半生。李白“三无人员”的国家和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因此，李白切肤之痛地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卧龙先生说的，当不得真。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