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苍森林公园

摩苍森林公园坐落于施甸县城以东10公里处的茫茫中，据说，摩苍之意取自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中的摩天二字，但如果直接取名摩天有狂傲之嫌，于是将天改成苍，摩苍森林公园因此得名。

戒月庵

戒月庵原书名代佛教摩苍寺下院尼庵，以佛教戒律，戒月，之意命名，后因主寺被毁，逐读成一体。相传摩苍寺为明代建文帝朱允炆遁迹滇西时创建的五庵八寺之一，该寺规模宏大，1958年将其折后迁建东山矿厂，寺费址村，从现存建筑遗迹仍可看出，虽未恢复帝王之霸业，但有雄踞一方之气势。

石瓢温泉

瓢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施甸县西北部凳子乡境内，局限性横68公里，因主泉眼有一巨型如飘状，故名石瓢。石飘温泉水温恒定在50-80摄氏度之间，水流量巨大，有大小温泉眼10余处。根据原安生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体检报告》石瓢温泉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主要有钾，钙，镁，碳酸，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以治疗风湿，胃病，皮肤病，无论洗浴，饮用，蒸熏都有神奇料效。

莽[莽，读音作mǎng(ㄇㄤ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古国，出自西周时期西域古莽之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列子·周穆王篇》记载：“西极之南隅，名古莽之国。”

周穆王西巡，夸父御车，行至西王母之所。途径莽国，受贡。后徐王造反，周穆王日弛千里而归，及时平灭了叛乱，稳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

期间，有莽国勇士随周穆王归，参与平叛。后留华，称莽氏，世为宗周之卫。

第二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西汉武帝时期侍中仆射莽何罗，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汉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切断匈奴右臂，执浑邪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夏天，经居延及小月氏攻祁连山浑邪、休屠二王，使他们遭到惨重打击。同年秋，匈奴单于因浑邪王屡为汉军所破，伤亡数万，怒不可遏，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便说服休屠王共同降汉。而休屠王因其部损失不大，估计单于不会杀他，后又中途反悔，浑邪王便杀了休屠王，其众四万余人降汉。汉武帝封浑邪王为列侯，其属下莽何罗亦被重用被。

休屠王之子日磾因父亲被杀，无所依归，便和母亲阏氏、弟弟伦随浑邪王降汉，被安置在黄门署养的马，时年仅十四岁。

汉武帝晚年深信巫术，有一次身患重病，绣衣使者江充深恐汉武帝驾崩，会遭太子所诛，便想乘机先灭太子，以除后患。于是上奏武帝道：“陛下疾病，乃是巫蛊作祟，必定有人暗中用巫蛊祝诅陛下所致。”汉武帝疑心生暗鬼，夜梦数千木人持杖击头，如是信以为真。就命江充担任治巫使者，江充藉机大作威福，使胡巫掘地寻捕巫蛊，烧热铁钳，苦刑逼迫招供，人民受刑，展转互相诬告，造成史上大冤狱，以致冤死者数万人。江充又奏宫中有蛊气冲天，汉武帝命他清理后宫，江充暗中先使胡巫于太子宫埋蛊，然后掘太子宫，获得数千桐木人，太子恐惧，不能自明，于是矫诏要斩江充，事败，皇后太子都畏罪自杀。后来有朝臣上书为太子洗雪冤情，汉武帝察知江充埋蛊的奸诈，下令诛杀江充三族。

当时，已升任侍中仆射的莽何罗兄弟与江充相善，及江充积极屠杀太子时，莽何罗之弟莽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江充被诛，莽何罗兄弟深恐牵连问罪，遂阴谋反叛。莽何罗的行动，被金日磾察觉，遂暗中注视其动静。莽何罗觉察到金日磾注意他，因而迟迟不敢发难。

汉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农历6月，汉武帝出行住在林光宫，金日磾也随从，因小病卧行宫庐舍中。莽何罗便与其弟通、安成三人认为有机可乘，便假传圣旨，“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当夜发兵。

次日清晨，汉武帝还在睡觉，金日磾正去便溺，发现莽何罗匆忙从宫外闯入汉武帝寝宫内，顿时生疑，马上回身入宫，坐于汉武帝内房。须臾，莽何罗袖藏白刃，从东厢上殿准备行刺，突见金日磾，胆怯变色。但莽何罗反心已定，决意向汉武帝住定急冲，由于行动慌忙，碰到宝瑟(马桶)而摔倒，金日磾趁机冲上去抱住莽何罗，大叫“莽何罗反！”

汉武帝惊起，侍卫们拔刀欲杀莽何罗，汉武帝恐伤到日磾，制止了侍卫。金日磾将莽何罗擒住，用捽胡(摔跤手法)投掷殿下，被侍卫擒缚。

事后，汉武帝大肆搜捕莽何罗兄弟余党，莽氏一族纷散四逃，期间，有改姓氏为芒氏者。

第三个渊源：源于嬴姓，出自东汉朝明德皇后马氏，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传说，该支莽氏起源于东汉时期。据史籍《前汉书·武帝纪·莽何罗》记载：“莽氏，本姓马，明德皇后恶其先人有反者，易姓莽。”

东汉时期有一位明德皇后，为汉明帝刘庄的皇后，本姓马氏，其祖先叫马可罗，后因叛逆罪而被皇帝所杀。这位明德皇后感到与祖姓同宗为“马”氏是一种耻辱，就把自己的姓氏改为莽氏。其家族亦因而皆弃“马”氏为莽氏。

注：

按此传说，马可罗当为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查阅相关于汉史之古籍，未尝见有关“马可罗”的记载，且历代史书仍称明德皇后为“马皇后”、“马太后”，且西汉时期前有莽何罗谋反，后有王莽篡汉，怎么可能再用“莽”字为姓氏呢，岂不表明还要谋反吗？这显然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大忌之韪相悖。所以，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四个渊源：源于布朗族，出自辽国契丹王族耶律氏，属于汉化改姓以为氏。

据云南施甸布朗族文献《由旺蒋姓宗支叙》中的记载：“吾祖籍镇南京，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先宋登帝于辽，位传十二世至阿育祖……传于太子，被金人所刻。后裔改称为莽……数代亦发数枝，分尼鹤庆、邑林、腾越。后至大明洪武十五年……受恩于洪武十五年，钦授永直郎，延至正统，封受武略将军之职，改莽姓为蒋。由始至今，年远代深，阐明裕后矣。”

这段记录说明，云南的布朗族与辽、宋时期契丹族人有密切关系，曾有一支契丹耶律氏族人迁徙云南地区定居，改姓氏为莽氏，后陆续分衍落业至平安、平戛、猛板等地区。其中有木瓜榔乃莽氏九代驻守之故地(今云南保山戛土舍)，在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被明太祖朱元璋钦授永直郎，世袭数代。后又在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1450年)被明英宗朱祁镇封受武略将军，此后，这支莽氏族人又以“将军”之谐音汉字“蒋”改成了蒋氏。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保山县戛土舍蒋思孝随明军征缅甸有功，钦授猛板千夫长世职。清朝乾隆年间，戛土舍沦陷于缅甸。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英勘界，清 收复猛板部分地区，为形势需要，仍设土职，遂以蒋思孝的第八世孙原猛板土官蒋金龙为土千总，世守猛板。

第五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莽那特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莽格努特氏，源出元朝忙忽惕氏后裔，世居喀喇沁。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满语为Manggenut Hala。所冠汉姓为莽氏、牛氏、何氏等。

②蒙古族有莽那特氏。至明末清初，有元朝后裔莽那特·吉尔布什，本蒙古喀尔喀太子，世居西喇木楞(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喇木伦河流域，又称潢河)。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时期，莽那特·吉尔布什携子莽果尔归附后金政权，清太祖大喜，授其三等子爵，为额驸，赐号“青卓理克图”，隶属满洲镶黄旗。莽那特·吉尔布什后仕至兵部尚书，晋一等子爵。其子莽那特·莽果尔之后族衍有莽果氏。莽那特·吉尔布什的后裔子孙中，有冠汉姓为莽氏者。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莽吉绰氏，满语为Manggico Hala，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叶赫乡)，所冠汉姓为莽氏、吉氏、洪氏等。

②满族莽那特氏，满语为Mengnat Hala，原莽那特·吉尔布什家族姓氏，世居喀尔喀图呼尔扎(今蒙古国库伦)，后冠汉姓为莽氏。

③满族莽果氏，亦称蒙棍氏，满语为Manggo Hala，世居乌拉(今吉林永吉)，所冠汉姓为莽氏、莫氏、白氏等。

④满族莽佳氏，亦称迈佳氏，满语为Manggiya Hala，世居盖州(今辽宁盖州)，后改汉姓为莽氏、麦氏。

据史籍《满汉大臣传》记载：

①满族莽努特氏，满语为Mangnut Hala，源于元朝忙忽惕氏部落的后裔，世居喀尔喀(今我国新疆东部，以及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等地)，所冠汉姓为莽氏、牛氏、何氏等。

第七个渊源：源于莽人，属于以民族群体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莽人，是一个至尽尚未识别族属的民族群体，分布在我国和越南、老挝等三国而居的民族共同体。由于居地隐蔽僻远，迄今为止有很少学者去调查研究。从1990年开始，有学者先后到莽人地区实地调查了七次，颇有所获。

1957年，我国莽人散居在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镇乌丫坪办事处和南科办事处西南部，沿中越边境线我方一侧的原始森林中，包括雷公打牛、落邬、坪河上、坪河中、坪河下、河头、管木、纳西、边界、龙树、草果坪、南科等十二个小居住点。当时小的村落只有五、六户，大的村落也不过十来户。

1957年春天，在当地人民 和人民 驻军部队及相邻民族的帮助下，原来的十个小居住点合并为今天的雷公打牛、坪河中寨、坪河下寨、南科寨等四个自然村，九十六户，五百七十五人(1995年末统计数)。

从莽人的图腾姓氏看，它始于何时，目前难于完全说清楚。但现在莽人所行的图腾姓氏中，多少会反映出一些图腾姓氏的来源。

如今，莽人中有以自己的民族群体为姓氏者，称莽氏。

二分布：

今吉林省的吉林市、长春市，北京市的顺义区高丽营镇，云南省的保山县、红河州金平县金水镇等地，均有莽氏族人分布。

三名人

莽英伦：(公元1927～2002年)，著名建筑学家。

据莽英伦的碑文记载，他生前“主持施工了我国第一个无外脚手架百米烟囱，第一个万吨软地质浮筏式基础，第一个采用交叉作业法，为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建筑技术文献。”

莽英伦是一位工程技术专家。“无外脚手架百米烟囱”，使用的肯定是滑模法施工，这种方法适用于比如烟囱这样的施工面规则的项目，其“脚手架”置于建筑内面，可随建筑一同升高，是建筑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一项技术。

一生中，只要做过一件有益于于社会进步的事情，就会将人生的价值体现出来！

莽克荣：(公元1936～今)，北京人。著名音乐教育家。

河北省廊坊师范高级教师，中国音协河北分会会员。

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曾就职于河北省音乐教育研究会理事。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施甸茶叶

施甸茶叶是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的特产。施甸县茶叶以万兴碧毫、万兴雀舌、台山云毫，姚关龙银尖和酒房银风驰名。施甸县茶叶13个乡镇均有分布，涉及106个村2万多户农户，茶农近8万人。冰糖

施甸冰糖以白沙糖为原料，加配鸡蛋、土碱等调料，精制加工而成，形如结晶冰体，味甜而醇，无燥热性，食之滋阴降火，提神补气，为中医常用药引，尤宜老幼食用，产品销于省内外及东南亚各国，是民间社会交往的贵重礼品。 雕梅

施甸雕梅闻名国内外，且远销东南亚各国。它以红花大盐梅为原料，精选后雕琢去核，用特殊方法除涩，再用优质冬蜂蜜反复浸泡装罐，长久密封而成。雕梅未尝而先闻其香，色调与鲜梅无异。吃味酸甜适中，清脆可口，回味无穷，百食不厌。它含水量有大量的果酸，能开胃健啤，清嗓润肺，生津止渴。不仅是一种美味佳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豆片

施甸豆片又名干兰片，它是以豌豆为原料，经磨粉、细筛、调浆、搅拌、煮熟、制片、晒干、包装等工序精制而成。薄而透明，色嫩黄，能长久储存而不变质，可油炸、烧汤、热炒等，香脆可口，营养丰富，是桌上美味和赠友佳品。 果松籽

果松籽，顾名思义就是果松树所结出的种子。果松是一种多年生植物，树木高大，是建房、家具特需材料，主要产于海拔1800米以上的温凉山区。果松籽颗粒大、均匀、饱满、壳亮，是全国各地老幼皆宜的保健食品，既可用于植树造林，又是招待亲朋好友的上等佳品。 五香豆酱

五香豆酱产于施甸县由旺区，它选取用优质黄豆，经煮熟发酵加入各种香料，切成块块，晾晒精制而成。它味真鲜美、辣麻具全，食用方便，同时便于携带和保管。具有开胃健脾、增进食俗等特点。切片油煎香气扑鼻，是家庭餐桌和旅游菜肴之佳品。河图大烧

大烧，又称“烤猪”，素为保山盛筵上的一道大菜，尤以河图乡人所烤最负盛名。其制作颇为繁难：将适龄壮猪宰杀除毛清腔后缝上破口，通体涂上以芝麻油、蜂蜜、酱油及多种香料调制的混合调料，再将其整个地架在栗炭火上边翻边烤，边烤边涂调料，直到熟透为止。大烧外酥内嫩，皮色金黄油亮，香脆酥润：肉质鲜嫩细腻，甜而含香。 下村豆粉

下村地处保山城北近郊，昔时村里半数以上农户为“豆粉世家”，堪称老字号的“豆粉专业村”去了，但仍有上百户人家继承祖业，既家且商，担儿悠悠地定时定点出现在城街村巷。他们各有各的主顾和“地盘”，很少相互较劲，虽发不了大财，小日子倒也不愁过。 三滴水

三滴水属当地人，特别是和顺乡一带最高级别的筵席，一般是在接待重要客人时的一种宴请形式。但也几乎囊括了腾冲的风味特色。第一滴：点心、开胃类食品，如干果和凉菜类。第二滴：八大碗，主要是腾冲的名特风味，比如火烧、口袋豆腐。第三滴：甜点类的餐后点心，如甜白酒、水果类。 大薄片

这是一道考验厨师刀技的菜，将煮熟放凉的猪肉，片成透明而薄如窗纸的片，沾上配好的佐料。大薄肉片的清脆和佐料的味道混合在口腔里，会使你胃口大开，那滋味尝一下就忘不了。腾冲县城一街有家著名的武氏大薄片，敢以姓氏做招牌绝对不会错。还有很多的名特风味，比如火烧、酸辣汤、青辣子拌鸡纵，再说我就要流口水了。 保山猪

保山猪，系乌金猪的一个重要类型，曾用名保山大耳猪，1986年被列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属肉脂兼用型猪。保山猪产于保山市的隆阳区、施甸、昌宁、腾冲、龙陵县，少量分布于德宏州的部分县市，保山猪适应性抗病力强，耐粗饲，体形较大，前躯较后躯发达，四肢健壮有力，产仔性能高，性成熟早，配种受胎率高，母猪利用年限长，与外来品种杂交优势明显，肉质细嫩、香甜，风味好。施甸骨蚱

施甸骨蚱是施甸民间入冬时节千家万户必备的传统腌制食品之一。采用新鲜猪排、脊骨及少量肠、肚砍剁成均匀的团状，然后加入多种香料拌揉至透，填压入罐（瓶），再用猪油密封置于阴凉处，一般三个月后即可加热食用。成熟的骨蚱骨质酥松，色泽鲜红透亮，油而不腻，鲜味淳厚，爽口开胃，别具风味。 施甸水豆豉

施甸水豆豉是施甸城乡人家尤其是山乡人家的“当家腌辣”，以大豆（黄豆或黑豆）蒸煮发酵后加入姜丝、辣椒面等香辣料腌渍而成。保山各县市农家亦多腌渍此物，加工方法及配料均大同小异，但其色其味却以施甸者为佳：那鲜淋淋、红彤彤的色相，那酸香回甜、滋味隽水的口感，的确惹人食欲。施甸粉丝

施甸粉丝以优质蚕豆为原料，经精心加工研制而成，素以优质著称，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施甸生产的粉丝，粉条细匀、色泽洁白透明、光滑细腻、丝长柔软韧性好（俗称筋骨好），被誉为银丝。它味美价廉，便于携带，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太平元红

太平元红乃选用施甸太平戈家山大型优质山楂果，削皮去籽，采用特殊工艺除涩，用优质冬蜂蜜装罐密封，浸渍数日后制成，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太平元红初为药用，因食之可口，逐步演变为两全其美的上等食品，后“蜚声四夷”，畅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各国。其滋味特别，酸甜适度，蜜香诱人，有健胃消食、润肠益肺、提神醒脑、防暑降温之功效。它富含维生素C，胡萝卜素和钙，具有丰富的营养及药用价值，是馈赠亲友的上等佳品。碧毫茶叶

万兴的茶叶由于气候和土壤关系，品质属优，碧毫茶更是吸收高山云雾之灵气，形成内含物成分较高，加工得体，形成了外形紧卷优美，色泽绿润，银毫显露，香气鲜爽，滋味鲜纯，汤色翠绿清澈明亮，叶底嫩绿匀亮的罕见极品茶。 姚关火腿

姚关火腿是施甸县出名的火腿。它选用新鲜猪肉后腿，用米酒、草果、盐巴等调味品，在冬季精制加工，反复重压10天后晒干而成。姚关火腿香味独特、色泽美观、风格别具，食用时可煎、炒、煮、炖都可，香味浓郁、引人入胜。是馈赠亲友和来客进餐的佳品。 紫胶

施甸县山地面积较广，海拔相差较大，气候呈立体性，在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适宜种植紫胶。紫胶是工业上用途最广泛的原料之一，从紫胶中提取的色素是化妆品的上等颜料，同时也是食品加工中最好的色素，种植紫胶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雕梅酒

雕梅酒，产自大理洱源县，是用当地的特产“雕梅”酿造的一种低度数甜酒。雕梅就是以盐梅作原料，先用石灰水把盐梅浸泡，取出晾干，再用刻刀在梅肉上雕刻出连续曲折的花纹，从空隙处挤出梅核，中空如缕，轻轻压启成菊花状，锯齿形的梅饼，放入清水盆中，撒上少许食盐，以去梅子酸味，然后放入砂罐，再用上等红糖、蜂蜜浸渍数月，待梅饼呈金**时就可从瓶坛中取出食用。

乐队成员于2010年4月，在一次晚会上临时组成乐队进行表演，随后一拍即合，组建图腾乐队，乐队风格以流行摇滚为主。成立后，便在各类演出中展露头角，并迅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影响。

主唱、节奏吉他：孙辉，男，1986年生，江苏扬州人，法律专业2006年7月大学毕业后，因向往云南的云，来到云南，现为一名光荣的“布朗法官”。

主音吉他：杨国毅，男，1985年生,云南施甸人，2000年进入保山师范学校学习，美术专业，因热爱艺术于2002年开始研习电吉他，原施甸地平线乐队主音吉他手，云南吉雅琴行创始人，现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贝司：王建超，男，1985年生，云南施甸人，大学时曾组建“平面坐标乐队”，音乐专业，2007年7月大学毕业后，考入施甸县教育系统，因喜爱摇滚乐，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　

鼓手：王峰，男，1988年生，云南施甸人，曾几何时，无聊到游戏机室打游戏时，听到杨国毅同志弹吉他，从此放弃了游戏机而走上了音乐道路。现为某琴行老师。

键盘手：阿丙，性别：相对于女是男，己巳年生人，善洲故里人氏，04年考入

保山师专（现保山学院）系统学习音乐，主攻手风琴，业余时间勤学苦练钢琴即兴伴奏，练就一手好键盘，09年学成归乡，进入施甸教育系统，现为施甸某小学校长，11年加入乐队。

人口：约8584万人

人口密度：171人/km2

乡镇：

2个街道、6个镇、6个乡、4个民族乡

面积：

5011平方公里

海拔：

境内山脉起伏盘错，最高海拔36559米，最低海拔648米，城区海拔16535米。

人口：

2005年末，全区总人口858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368万人，占总人口的8583%；少数民族人口1155万人，占总人口的1346%；有彝族、白族、傣族、傈僳族、苗族、回族、德昂族、佤族、纳西族9个世居少数民族。

宗教：

隆阳区现有宗教主要是佛教（汉传佛教、小乘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

时间：

北京时间（中国标准时间）。UTC+8。

邮政编码：

678000

电话区号：

0875

汽车牌照：

云M

市花：

兰花

一：历史沿革

隆阳区原为保山市(县级)，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因地(区)改市而更名为隆阳区，历史上是云南西部边陲重镇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通往印度、缅甸、伊朗等国的南方丝绸之路必经地。

据民国考古学者李郅《九隆山记》记载：“保山县西之九隆山，历史上得名最古，有名胜古迹。西至沙河，东临郡治，横广四公里。”

九隆山包括九个山峰，从太保山起顺南数，第一峰宝盖山及下部之太保山，第二峰莲花山，第三峰黄龙山，第四峰十八坎，第五峰梨花坞，第六峰砚池过峡，第七峰兰花坡，第八峰九岭岗，第九峰龟山。每支山峰都隆(凸)起，人们亦称之为九隆山。因九隆山在坝子之西，而城居隆山之东，为阳面，人们称它为“隆阳”。《九隆山记》载：“昔人称永昌府城为隆阳郡，谓其在九隆山之阳也。”另据民国《保山县志稿》大事记，古迹、名胜载：“春满隆阳——永昌古郡数万人家，城中树木最为繁多，春时群花尽放，凭高望之，满城花花世界，如锦如云，极为佳丽。”被列为保山内八景之第一佳景。

隆阳的设治，始自西汉武帝时期，初属益州郡。东汉以后置永昌郡、永昌节度、永昌府。原“保山县”作为政区名，是明朝中叶以后之事，明-五年，永昌举人文澍进京考中壬子科进士，皇上封他为太子太保，并把城邑西边宝盖山下部的松山嘉封给他。后来文澍便在松山居住，从此，松山就被人们叫做太保山。《明地理志》载：“嘉靖三年三月，改永昌，金齿二千户为保山县，”因县城设置在太保山脚，故县城便以太保山得名——保山县。清朝、民国时期继续沿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沿用了30多年。其辖境则随时代不同而有差别，其治所的城址，也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

据《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载：哀牢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上，尝捕鱼水中，触木若有感因妊，十月产子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谓沙壹日：若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遂其抵以为主。后哀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九隆感木而生之说，虽事出虚玄、语涉怪诞，不足为信，但不能说并无九隆之人。《西汉书西南夷传》李贤《注》引《哀牢传》说：“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子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扈栗即东汉光武时内属之哀牢王，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禁高应生于汉景之世(公元前1 56—141后)。禁高以前，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数。至少也应中隔五代以上，疑九隆之世应在东周赧王之时，即公元前三百多年，哀牢部族已有称王者。其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达较早。因此，保山(隆阳)可考的历史可从战国时开始。史称以

永昌为枢纽的“蜀身毒道”，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已是通往印度的交通线了。

《汉书·地理志》称：益州郡。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间，设崔唐、不韦县。裔唐、不韦在澜沧江以西，《永昌郡传》说：永昌郡东北八十里泸仑津，即澜沧江，渡江而后至裔唐、不韦县境。裔唐在云龙县漕漳，不韦县在保山平原。嵩唐设置到西晋时已废，而不韦县设置一直延至唐初。

崔豹《古今注》说：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39年)，哀牢王柳貌相率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建永昌郡。辖高唐、不韦、比苏(今云龙)、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弥渡巍山)、云南(今祥云)、哀牢(今德宏、腾冲、龙陵)、博南(今永平)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为全国第二大郡。永昌之名自此开始，永昌设郡为这一地区沿革之大事。

三国时，永昌郡属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南中大姓雍口等叛蜀，诸葛亮不得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叛后，置南七郡，将永昌郡之云南、邪龙、叶榆三县分出，合建宁郡之四县立云南郡。永昌公领五县。

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中原设置少变，永昌仍称郡。至晋以后，永昌郡只“有名无民、日空荒不立”等于废置。这时南诏部土长趁机崛起，哀牢王自今腾龙移居永昌，后又迁至蒙化，与叶榆部族融合为西南夷民族。

唐初，南诏民族渐强，南诏得唐助。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8年)，南诏破施浪诏，余众走永昌，皮罗阁追击之，收永昌地，置拓俞城。那时永昌人户稀少，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阁罗凤强秒二十万户于永昌，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异牟寻又口剑川、野共川、异栋蛮于永昌，见樊绰《云南志》，永昌成为南诏西境重镇，设永昌节度。

樊绰《云南志》载：永昌城在点苍山西六日程，龙尾城西第七驿有桥(即澜沧江桥)即永昌。又言：高黎贡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则澜沧江以西，怒江以东，为永昌地。而永昌节度城，在今保山平原。

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郑氏纂南昭建长和国，后又历赵氏天兴国，杨氏义宁国，凡三十五年，皆领永昌地。至段氏建立大理国(时值两宋时期)，改永昌节度为永昌府。永昌设府自此开始。

元初平滇。置大元帅镇大理。分设十九万户府，万户以下，设千户、百户以统率之。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云南行中书省，改万户、千户为路、府、州、县。永昌千户改州，后又为府，领永平县。

行省所属路、府、州、县为政治组织，另有军事组织，设宣慰、宣抚、安抚等官，初设宣慰司于大理，又设金齿两路宣抚司于建宁(今干崖、镇康)。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将大理金齿宣慰司为都元帅府，设治永昌，管大理、永昌及金齿东西两路、都元帅坐镇永昌，至元末未废，为一方重镇。

明朝废行省制，设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分管军、民、司法，谓“三司分立"。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永昌府隶布政司、金齿卫属都司。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革府。改设金齿军民指挥司，兼理民事，领千户十二、安抚司一(潞江)、县一(永平)、长官司二(施甸、凤溪)。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置金腾兵备道(为按察司分巡道)，以按察司副使领导，督察军民、官吏及土司，道置设永昌。《明史地理志》说：“嘉靖元年十月，罢军民司，复设永昌军民府。”又说：保山本金齿干户所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九月，又置永昌守御千户所，俱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嘉靖三年三月(公元1524年)，改二所为保山县，其辖不及金腾军备道，只领州一(腾冲)、县二(保山、永平)、安抚司一(潞江)、长官司二(施甸、凤溪)，保山之名称自此始。

天启《滇志·沿革大事考》说：“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 585年)添设金腾参将、姚关守备。”《明合典》说：“永昌参将，万历十一年添设，驻永昌、龙腾、蒙化(今巍山)等处"。按：是时卫军已积弱，不堪战阵，募民为军，设参将领之，后边隅军务，即归参将治理。

清初，沿用明制，设永昌军民府，其辖区包括明时兵摆道所属诸土司在内，且所属州县建置略有变化。即废凤溪、施甸长官司并入保山县。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省去“军民’’二字，称永昌府，管辖区域为领州一、县二及周边各土司。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又分设龙陵厅，“龙陵”之称自此始。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改腾越州为直隶厅。是时永昌府领-二厅(腾冲、龙陵)、县二(保山、永平)，及周边各土司。其土司有：土府一(孟定)、土州二(镇康、湾甸)、宣抚司五(南甸、干崖、盏达、陇川、遮放)、安抚司三(潞江、芒市、勐卯)、长官司二(户撒、拉撒)，共计十三个单位。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仍设永昌府，而省保山县。民国二年又裁府复设保山县，府一级设置从此结束。

民国时期，保山县之辖境亦有变迁，民国初，分杉阳归永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以卯兴、鲁掌、登埂三土司归泸水设治局。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又划保山之东南境之福东、福西、均谣、三约地及都鲁洼甲、大田坝铁厂、铜厂、思拉宽、锅厂河、竹鲁洼等处，归新设之昌宁县。保山县原有境界、人户先后划归邻县，约六分之一。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因腾、龙陷于日寇，裁原设于腾龙边区的行监督署，另设第六行政专员公署，先暂设办事处于昆明，后将保山划入第六行政公署，公署设于保山。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公署又设于腾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1950年元月5日，接管旧政权，成立保山县人民政府。保山专员公署驻保山，管辖保山县、腾冲县、龙陵县、昌宁县、双江县、镇康县、潞西七县；耿马、泸水二设治局；瑞丽、陇川、莲山、盈江、梁河五个民族行政委员会，共十四个单位，保山辖十个区。1956年，撤销保山专区，成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县属州府所辖。1963年，恢复保山专区(德宏州与保山专区分治)，同时将保山西南部太平、由旺、施甸、姚关、酒房等五个区析置施甸县，保山专区仍辖五县。1967年，成立保山县军事管治委员会，各公社均成立军事管治领导小组，属地区军管会管辖。

1968年，成立保山县革命委员会，各公社成立革委会，属保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管辖。1979年，改保山县革命委员会，为保山县人民政府，各公社革委会改为公社管理委员会，属保山地区行政公署所辖。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保山县为保山市，成立保山市人民政府。1984年初，随着机构改革和体制调整，将二十六个公社、一镇，划为十八个区和一个城关办事处。1987年，又将十八个区与城关办事处、金鸡村等设置成二十个。2001年6月，保山撤地区设市后，原保山市人民政府更名为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下面仍辖二十个乡镇。

2005年11月28日，为进一步深化隆阳区乡镇机构改革，促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快速和健康发展需要，隆阳区委、区政府经研究决定调整区内部分乡镇行政区划建置：1、撤销永昌镇，以保岫东西路为界设立兰城、永昌两个街道办事处。汉庄镇的汉营、沙河2个村委会建制划归兰城街道办事处；河图镇的红庙、下村、太平、白塔、廖官、沈官、红花7个村委会建制划归永昌办事处。2、撤销汶上彝族苗族乡和瓦房彝族乡，设立瓦房彝族苗族乡。新设立的瓦房彝族苗族乡管辖原瓦房彝族乡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和原汶上彝族苗族乡管辖的巴戛、干塘、油房、保和、瓦河、水源、喜坪7个村委会，乡政府驻原瓦房彝族乡政府驻地。原汶上彝族苗族乡管辖的汶上、小河、搭板桥、小水井、新民、上拉堡、下拉堡、岩脚、秧草、安邦10个村委会建制划归瓦马彝族白族乡管辖。3、撤销道街乡和潞江傣族乡，设立潞江镇。新设立的潞江镇管辖原潞江傣族乡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和原道街乡管辖的江东、道街、澡塘、登高、石头寨、三达地6个村委会，镇政府驻地由坝湾村迁至小平田集镇。原道街乡管辖的大田、桤木林、红岩脚、核桃、秉塞5个村委会建制划归蒲缥镇管辖。4、撤销老营乡和瓦窑白族彝族乡，设立瓦窑镇。新设立的瓦窑镇管辖原瓦窑白族彝族乡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和原老营乡管辖的老营、阿石寨、六合、旧寨、磨房、大蒿、小浪坝、大浪坝、克恭、阿依寨10个村委会，镇政府驻原瓦窑白族彝族乡政府驻地。5、将原老营乡管辖的西河、阿家、柴河、下付家4个村委会和金鸡乡管辖的罗寨村委会及河图镇管辖的长岭岗、柳上2个村委会建制划归板桥镇管辖。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全区共设1 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

隆阳区的建置沿革名称，无论是哪个时期，在滇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都熠熠生辉。如：益州郡、永昌郡、永昌节度、永昌府等，“永昌”叫响了上千年。后来因甘肃省也有个永昌县，因全国县以上地名不能雷同，两家当中必让一家，保山这边只好屈让予甘肃那边罢了。

二：地理环境

方位

全区地跨东经98°43′—99°26′，北纬24°46′—25°38′。地处怒江山脉尾部、高黎贡山山脉之中，镶嵌于澜沧江、怒江之间。东邻大理州永平县、保山市昌宁县，南接保山市施甸、龙陵，西与腾冲相连，北与怒江州泸水县、大理州云龙交界，东距省会昆明593千米，西离中缅边境279千米，全境东西宽78千米，南北长96千米，全区总幅员面积为5011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926%。

地势

隆阳区位于云南省西部，横断山脉南段。境内山脉起伏盘错，最高海拔36559米，最低海拔648米，城区海拔16535米。最大的保山坝子，面积1499平方千米。

水文

隆阳区境内河流众多，落差较大，水力资源较为丰富。全区分属怒江、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大小河流140多条，总长580公里，较大的有怒江、澜沧江、东河、瓦窑河、冲江河、蒲缥河、水长河、大沙河等，水能理论蕴藏量23万多千瓦，近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