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木府土司一般是正四品官。

木氏每次承袭，均要本人或派亲信进京朝觐，请给诰命。到明代中后期多派人去进京请诰。当时土官能否承袭，在吏部有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才呈部具奏照例承袭”。在省内，先要通过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等“三司”会勘属实，即应袭人姓名、所属身份、住址、所管地方、人口、自始祖以来袭职事迹，官府查对纸号，以为凭据，还要地方官出具保结文书，这些材料齐全，才能上报朝廷请求袭职，称“保勘袭职”。

为了便于承袭，在家庭内部，木氏土司采取嫡系承袭制，从元到明末，一直如此。元代4世、明代14世，均为长子继承。秩序不乱，有利于家庭统治的交接。在其家谱中，将历代的人物、事迹、长幼记述得十分清楚。谁是“承袭人”很明确，因而避免了“嫡庶不明，累年争袭”的弊端。只是到了清初，原有的家法变了，木靖之后由胞弟木繇之子木尧承袭，此后，尧之次子木兴、次子木钟相继承袭。

木氏土司经元、明、清三朝，传袭22代，共470余年。

扩展资料

曾任土司：

1木得（1304~1389）阿甲阿得洪武十五年~二十三年任丽江土知府（1382~1390）1382年朱元璋赐木姓，1383年任丽江土知府。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8年。

2木初（1345~1425）阿得阿初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七年任丽江土知府（1391~1419）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28年。

3木土（1364~1433）阿初阿土永乐十八年~宣德八年任丽江土知府（1420~1433)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7年。

4木森（1401~1442）阿土阿地宣德九年~正统六年任丽江土知府（1433~1441）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9年。

5木嵚（1429~1485）阿地阿习正统七年~成华二十一年任丽江土知府（1442~1485）太中大夫、资源治少尹，正三品，在任43年 （在任最长）。

6木泰（1455~1502）阿习阿牙成华二十二年~弘治十五年任丽江土知府（1486~1502）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17年。

7木定（1476~1526）阿牙阿秋弘治十六年~嘉靖五年任丽江土知府（1503~1526）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24年。

-木氏土司

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它始于蒙古执政的元朝，在明朝时期开始完善，最终在清朝时期被废止，它是一项由少数民族开始实施，适应于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制度，它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地域多样性发展，从元朝时期的“土流兼制”，明朝时期的“卫司分立”，到清朝时期的“卫司合一”，土司制度在时代中的流变，最终经过清朝“改土归流”的革新，形成了以“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相结合的土司制度。

清朝提出因俗而治

清朝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后，就制定了对边疆各族进行招抚的政策，并不时的警戒各领军统帅加以抚恤，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顺治五年规定： 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一

在清朝连续不断的招降下，各地的土司纷纷归附，其中贵州贵阳府、安顺府、都匀府、镇远府、思南府、思州府、黎平府等大大小小数十个长官司都在顺治十五年进行了归顺，并被准许世袭。

同年12月，清军进入云南后，顺治帝再次晓谕云南各将：““云南远徼重地，久遭寇乱，民罹水火，朕心不忍。故特遣大军，用行吊伐。今新经平定，必文武各官同心料理，始能休养残黎，辑宁疆圉。

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楚雄府、姚安、澄江、广南、顺宁、缅宁、曲靖等府也都在顺治十六年前后进行了归附。

为了争取西南区各土司的支持，清朝开始实施因俗而治的理念，开始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原地区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了变通。清初顺治二年，全国实行剃发制度，若不按规定进行剃发者都以军法从事，然而此命令，在西南少数地区却并没有完全执行。

顺治十五年，王弘祚在《滇南十义疏》中，提出“除汉人士庶衣帽、剃发遵照本朝制度外，其土司各从其俗，俟地方大定，然后晓以大义，徐令恪遵新制，庶土司畏威怀德，自凛然恭奉同伦同轨之式矣。”

清朝的“改土归流”革新

清朝土司制度的重要特点就是“卫司合一”，不论从明朝的《土官底簿》还是《明史土司传》，西北地区都没有被列入土司，说明明朝并不认为西北地区属于土司地区，西南土司与西北羁縻卫所是有区别的，因而明朝在卫所与土司上有分立的，但进入清朝后，西北地区也有了土司的称呼。明朝羁縻卫所的官职是靠战功晋级，而到了清朝，卫所战功升职制度改为土司世袭制度，卫司合一使得清朝的土司急剧增加。

清雍正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在“改土归流”地实施中，因地域的多变与复杂性，并没有进行到底。

1顺治、康熙朝的小规模改土归流

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出于地方政权稳定之需，小规模的改土归流实际已陆续进行，尤其以贵州省为甚。

在清军进入贵州之时，贵州黎平府辖下的赤溪湳洞司杨鸣鸾、分管三郎司杨世勋等都得以承袭。康熙43年，石阡府苗民长官司改土归流，康熙45年，都匀府凯里司杨氏土司以土酋大恶案改土归流，入清平县。

顺治15年，贵州马乃土司龙吉兆，私造兵器，收养亡命之徒，联合鼠场营龙吉佐、楼下营龙吉祥，攻打广西泗城州土寨，安南卫之阿计、屯水桥、麻衣冲、下三阿、白屯等寨等处，云贵总督赵廷臣多次招命都不听从。同一时期，水西土司安坤因领洪承畴军队进入贵州而没有得到表功而心生怨恨，联合土司罗大顺，攻打云南；土司安重圣是水西土司安坤的外甥，水西土司反叛时，安重圣即联合自己的妻兄郎岱土司陇安藩暗中相助，使得清朝坚定了武力平叛改土归流的决心。此叛乱到康熙四年才最终平定。

清朝初年云南在吴三桂治理下，经营多年，土司相对贵州而言比较安分，较重大的改土归流在清初并不多见，但较小的改土归流仍有多起。

湖广地区位于中原与西南地区之间，是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起点，因此清朝仅在康熙年间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改土归流。五寨、筸子坪两个长官司是清朝管控苗疆地区的前沿据点，康熙39年为了加强对苗疆兵力的控制，将镇筸参将升为总兵，沅州镇移驻镇筸。镇筸参将原来一直驻扎在五寨长官司司治之处，设立镇筸镇后，就与拥有自治权的五寨长官司同城，形成了一个地方有两个军事指挥中心的局面，显然不利于统一调度，因此康熙46年，巡抚赵申乔奏请裁革，废掉两长官司，不准袭替，增加通判，吏目各一员；康熙48年，改为凤凰厅。

2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

从清朝初年“改土归流”的规模情况来看，清朝并没有对各大土司有明显地改流迹象。但康熙20年平定“三藩之乱”、康熙21年统一台湾，消灭葛尔丹势力，控制天山南北，稳定了北方政权后，清王朝必然要对土司们进行清算，此时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了，必然不能容忍王土之外，还有一块拥有士兵的自治地区。此时，“土司制度”已经成了构建“大一统”国家的主要障碍。

雍正四年春，云南总督鄂尔泰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鄂尔泰提出云南、贵州的治边策略：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鄂尔泰《云南、贵州的治边策略奏疏》

雍正四年，改土归流从滇川黔开始，先将东川平定后，再进乌蒙、镇雄，当时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的兵权分别在禄鼎坤、陇联星手中，禄鼎坤归降后，惟禄万锺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被鄂尔泰所败。后将乌蒙改为府、镇雄改为州，都归云南管辖。

之后，四川雷波土司、阿卢土司、沙马等先后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中，贵州的抵抗最为严重，也最为惨烈。

根据《圣武记》记载：“尽歼首从，勒缴弓弩四千三百余，毒矢三万余，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

湖广行省的土司是当时所有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兵多地广且能征善战，明朝时期就以抗倭、平叛、援辽而声名显赫，且传承数十代，历史悠久势力强大。

雍正五年七月初九日，署理湖广总督傅敏上疏曰：“湖南桑植、保靖二土司肆虐一方，汉土苗民均受荼毒，土人不时拥入内地，迫切呼号，皆愿改土归流

七月初九日，傅敏再上“改土归流奏疏“：臣等伏查彝陵乃诸土司前路，九溪乃诸土司后路，臣等着量密饬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兵伍预备。但事关重大，乃仰请皇上密谕杜森敬谨办理，就近镇压。至其后路，议调衡州副将周一德暂署九溪协事，整顿兵马，以备不虞，并澧州、永定两营听其节制，严饬防范，则诸土司皆不敢动，而容美无所施其技矣。--傅敏《改土归流奏疏》

雍正5年12月，雍正颁布上谕：

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今幸承平日久，国家声教远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剿抚兼施一视同仁，所当加意抚绥安辑，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后可副朕怀也。但地方辽阔，文官武弁，需员甚多，其间未必尽属贤良之辈。且恐官弁等之意，以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从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属无伤，此等意见，则万万不可。着该督抚提镇等，严切晓谕，不妨至再至三，且须时时留心访察，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时调换，并严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扰，务俾政事清明，地方宁谧，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倘有不遵朕旨，丝毫苛索于土民地方者，着该土司立即参劾，重治其罪，即系平日保举之人，亦不可为之容隐。

这段上谕用词严厉，明确表达了如有不听从，就会使用武力解决的意思。在强大的兵力威慑下，湖广各土司无奈地交出权力，对于不识实务的保靖宣慰司彭御彬流放于辽阳，而暴力抵抗地桑植宣慰司向国栋流放于河南，整个湖广地区所有拒不服从归流的都受到了流放处罚，自此，湖广行省的土司无一留存。

土司制度是为治理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而设计的一种制度，但它并不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而是中央制度下，一种纳入国家统一官职序列“因俗而治”的管理制度。

清朝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并非为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而是只对构成清王朝疆域统治有一定威胁的土司进行取缔。

位于红城镇永安村的感恩寺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竣工于弘治八年，是明孝宗为表彰长期镇守西北边陲的连城鲁土司而敕建的，由五世土司鲁麟主持修建。

寺院坐北朝南，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主体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有山门、碑亭、力士殿、天王殿、护法殿、菩萨殿、大雄宝殿，结构严谨，气势浑大，汉藏文化融汇，民族特色浓郁。碑亭中的《敕赐感恩寺碑记》石碑，通高达42米，正面为汉文，背面为藏文，保存完好，为寺中瑰宝，据首都师大教授谢继盛介绍，该碑记是西北地区唯一一处有确切年代记载、以汉藏两种文字记录、完整保存时间最长的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寺中还留有珍贵的佛教壁画、塑像、藏文经卷、青铜造像、传世文物以及大雄宝殿中罕见的《西游记》故事悬塑。 鲁土司在连城地区还留下了庞大的家族墓葬，埋藏着珍贵的文化遗存。同时鲁土司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传世文物、谱牒、文献资料、神奇传说，极大地丰富了永登文化。其中永登县博物馆珍藏的鲁土司家传文物更是精品纷呈，不乏国之瑰宝。

据传由嘉庆皇帝赐给十五世土司鲁纪勋的龙袍和团花福寿女袍以及鲁土司家族传世的两件清代雕漆漆盘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大量发现于这些寺院中的明代早期的青铜佛像、唐卡，是难得的佛教文物珍品。

永登县博物馆还藏有大量鲁土司传世的金、银、铜、玉、瓷器和书画、家谱、服饰以及生活用器等，琳琅满目，精美绝伦。这些珍贵文物见证了鲁土司曾经的辉煌，透溢着明清时期的灿烂文化。

云南土司是公元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朝大军到云南，蒙古梁王阿鲁温逃亡被追杀，明政府置云南府。民族地区为土司。

明朝平定云南后，自洪武至正统年间 (1368—1449)，采取各种措施乃至战争手段，粉碎了分裂势力麓川引发的边疆危机，西南边疆版图得到极大拓展。明朝版图最盛时几乎包括了今缅甸全境，传统的边疆政区体制已不能满足此时的边疆控制需要，为适应新形势下西南边疆的社会发展状况，明朝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 “内边区”与 “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发展和疆域形成。

明朝西南边疆政区的 “ 内” 、“ 外”分野

明代编纂的全国性总志及云南通志完整记录了从洪武到天启年间云南的社会情况，无论是 《寰宇通志 》 、《大明一统志》抑或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正德 《云南志》 、万历 《云南通志》 、天启 《滇志》等书，其反映明代云南行政建置均按两种类型分别记载，透视出明代西南边疆政区体制的 “内外分野”特征。

现存明代最早的云南通志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云南布政司行政建置曰 : “直隶府、州、司凡二十九，外夷府、州、司凡十七。 ” ①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云南布政司所辖分别为 “直隶府、州、司”和 “外夷府、州、司” 何谓 “外夷” 如该书所载，景泰六年(1455) 云南政区建置情况为: ① 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 ② 云南府、澄江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军民府、武定军民府、临安府、广西府、广南府、元江军民府、镇沅府、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楚雄府、姚安军民府、景东府、顺宁府、永宁府、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北胜州、者乐甸长官司、大理府、蒙化府、鹤庆军民府、丽江军民府、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云南外夷衙门府、州、司: ③ 木邦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府、孟艮府、干崖宣抚司、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镇康州、湾甸州、大侯州、威远州、芒市御夷长官司、钮兀御夷长官司。 ④

祁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四十五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八。

（一）寻根溯源祁姓来源有六：1、出自春秋时晋国公族。据《元和姓纂》和《辞源》所载，春秋时晋献侯四世孙奚为晋大夫，食邑于祁（故城在今山西祁县东南十五里处古县镇），遂以邑为氏。2、出自姬姓，黄帝之后。据《广韵》所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中含祁姓。3、出自陶唐氏，是尧的后代。据《姓氏考略》所载，帝尧伊祁氏之后有祁姓。4、据《路史》所载，少昊之后有祁姓。5、周时司马祁父之后，以名为氏。一说祁父乃管理兵甲之事的官职，后世以官命姓。6、出自他族。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又，清满洲八旗姓奇德哩氏后改为单姓祁；清时甘肃西宁（今属青海）土司、甘肃碾伯县（今青海乐都）土司为祁姓，乃蒙古人；土族祁嘎氏，汉姓为祁；今土家、彝、满、保安、东乡、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二）得姓始祖祁奚，字黄羊。春秋时晋国大夫。晋悼公时任中军尉，后因年老请退，初荐其仇人解孤代己，因解孤未及赴任而卒，又荐己子祁午以代，孔子赞其：“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可谓尚公矣。”晋平公即位后，被任为公族大夫。本为姬姓，晋平公一年（前五五六年）食采于祁，遂以地为氏改姓祁。后世子孙遂尊祁奚为其得姓始祖。

姓氏来源：

汉族初姓来源于祁姓，改为初姓就是因为皇帝的口误。北宋1010年左右，皇上喊负责管理钱粮的度支员外郎祁暐，将祁卿家错喊为初卿家，因没人敢指出皇上的口误，于是从祁暐和他的爷爷初慧安开始，改为初姓。（湖北洪湖的初振华说，他的家谱记载）。因此，初姓始祖是初慧安。二世兄弟5人,三世兄弟22人。注：度支：宋朝中管理全国财政预算部门，相当于财政部，属于户部的一个司；员外郎：官名，副职，相当于现在的副司长。

http://wwwlibraryhncn/hnszyl/szyl/qy08htm

祁姓为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105位。

一、姓氏源流

祁（Qí）姓源出有六：

1、出自春秋时晋国公族。据《元和姓纂》和《辞源》所载，春秋时晋献侯四世孙奚为晋大夫，食邑于祁（故城在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十五里处古县镇），遂以邑为氏。

2、出自姬姓，黄帝之后。据《广韵》所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中含祁姓。

3、出自陶唐氏，是尧的后代。据《姓氏考略》所载，帝尧伊祁氏之后有祁姓。

4、据《路史》所载，少昊之后有祁姓。

5、周时司马祁父之后，以名为氏。一说祁父乃管理兵甲之事的官职，后世以官命姓。

6、出自他族。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又，清满洲八旗姓奇德哩氏后改为单姓祁；清时甘肃西宁（今属青海省）土司、甘肃碾伯县（今青海省乐都）土司为祁姓，乃蒙古人；土族祁嘎氏，汉姓为祁；今土家、彝、满、保安、东乡、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祁奚。字黄羊。春秋时晋国大夫。晋悼公时任中军尉，后因年老请退，初荐其仇人解孤代己，因解孤未及赴任而卒，又荐己子祁午以代，孔子赞其：“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可谓尚公矣。”晋平公即位后，被任为公族大夫。本为姬姓，晋平公一年（公元前556年）食采于祁，遂以地为氏改姓祁。后世子孙遂尊祁奚为其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祁姓发源于祁地，当时的祁地，几乎包括整个晋中平川。晋顷公十二年（前五一四年），祁奚之孙祁盈因罪被杀，食邑亦被没收，此后祁姓子孙散居晋地。三家分晋后，发源于祁地的祁姓在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散居开来。西汉时，见诸于史册之祁姓有杨王孙友祁侯它（一作祁侯），新丰（今陕西渭南西南）富人祁太伯。可见此际已有祁姓定居陕西。魏晋南北朝时期，祁姓见诸史册依旧鲜少，但据《郡望百家姓》和《姓氏考略》所载，祁姓郡望有二：一为太原郡，一为扶风郡。表明此际至隋唐，祁姓家族曾长期繁衍于上述两地，并且人丁兴旺，声誉响亮，后期他地之祁姓亦多由此二处分衍而出。此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北民大迁徙的时代。由于北方士族大批南迁，祁姓南迁也势在必行，如三国时吴有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祁庚，此际见诸史册者还有北魏河东（治今山西夏县）人祁纤。隋唐时期，祁姓在北方分布更广，今山东、甘肃都有祁姓人入居。两宋之际，尤其是南宋以后，南方之祁姓逐渐兴旺起来，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都有祁姓人定居，名载史册之南方籍人士也逐渐多了起来。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导致今中原、华东、中南之地人口锐减。明初，山西祁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等地。明中叶以后，祁姓在全国分布更广。清中叶以后，始有沿海之祁姓迁渡台湾，以及南洋诸国。如今，祁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江苏多此姓，约占全国汉族祁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祁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四十五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八。

三、历史名人

祁 午：春秋时人，晋国大夫。祁奚之子。晋悼公四年（公元前570年），代其父为中军尉。晋平公时，曾率军至曲沃逐栾盈。

祁 盈：春秋时晋国人，祁午子，晋顷公时大夫。家臣祁胜、邬臧易妻*乱，盈将二人收捕。祁胜通过贿赂荀跞向晋侯进言，诬陷祁盈，祁盈遂被晋侯所杀。

祁 纤：河东人，北魏时方士。相法高明，太武帝十分欣赏他，拜他为上大夫，不久被罢职。

祁 序：江南人氏，宋代画家。工画花竹翎毛，兼长水牛及猫。

祁 宰：江淮间人，宋金间名医。北宋末，以医术补官。金兵攻破汴京后，被俘，进而入太医院。累迁中奉大夫、太医使。后因上疏反对攻宋，被杀。

祁 顺：广东省东莞人，字致和，号巽川，明代大臣。天顺进士，授兵部主事，进郎中。累官至江西左布政使。有《石阡府志》、《巽川集》。

祁 敕：广东东莞人，明代官吏。正德进士，授刑部主事。后任刑部郎中，以善决疑狱著称，民呼之为祁佛爷。曾外放出任饶州知府。

祁 鹤：山西省安邑（今夏县）人，明代官吏。正德年间进士，累官至山东副使。嘉靖间镇压山西青羊山抗拒官府之民众，特受节钺。

祁 焕：江苏省吴县人，清代画家，善画兰竹，晚年自成一家，颇有古穆之趣。喜好收藏古彝鼎图书，蓄古砚尤多。有《二十八砚斋集》。

祁顺之：岐州扶风（今陕西省乾县）人，唐代大臣。玄宗时累任左司员外郎。天宝五年，任刑部员外郎，受诏至北海斩杀太守李邕。六年，撰写《开梁公堰颂》。肃宗乾元二年，编撰《南叟训》。

祁韵士：山西省寿阳人，清代官吏、地理学家。乾隆进士，累官至户部郎中。后受牵连入狱，并流放新疆伊犁。嘉庆十六年聘为兰州三山书院主讲。熟悉满文，热心研究西北山川疆域和各部族历史。有《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伊梨总统事略》、《藩部要略》等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思州古镇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德江龙泉坪思州宣慰司遗址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思州城地图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

田祐恭

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沿河淇滩古镇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贵州四大土司分布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镇远祝圣桥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梵净山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思南文庙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石阡万寿宫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