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作为 "描述血统的载体"，在南北朝时期处于最高地位，根据家谱辨别家族地位高低的风气在当时也达到了顶峰。许多人，即使是那些在现世生活不顺利的人，如果在他们的家族血统中找到他们曾经富有的证据，就能获得自信，站得更直。

另一方面，无论一个人多么优秀，如果他的祖先不是权贵，他们仍然无法在社会上抬头。南北朝之前，经过多年的战争，民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为了谋生和逃避沉重的税赋，老百姓往往投奔大户人家。在中央政府薄弱的朝代，这些大地主以家族为单位共同生活，其权力不断扩大。他们完全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权力，从而控制了人权，形成了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家族政治。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大地主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为名发展私人军队。在三国时期，曹操、孙坚等人开始用宗族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赢得民心，他们利用血缘关系和家族观念，条件是把他们吸纳到家族树中，使依赖他们的人越来越努力。这一点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出，阿Q总是渴望姓赵，这说明进入大家族或获得大家族的认可或承认对下层人民是多么有吸引力。魏晋南北朝和唐朝是繁荣的阶段，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 "黄金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成风。为了满足大户人家的需要，国家专门设立了谱局和谱官。到了唐代，在官方谱系发展的同时，民间谱系也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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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文峰乡金庄村曹家古桥纪实

在舞阳县文峰乡金庄村北的三里河上，有一座建于明代中期的古桥，当地村民称此桥为“曹家桥”，又称“曹完粮桥”。

古桥所在的古道如今是一条普通的田间道路，解放前却是舞阳通往西南山区的主要道路。

古桥原来是七孔桥，七八十年代洪水泛滥时期，当地村民私自拆除了两头的两孔桥板在其他田间路跨河处搭建小桥，桥梁就由七孔桥变成了五孔桥。

现存的古桥桥面长95米，宽30米，上铺花岗岩石板，方孔，下面桥墩由石滚做成，石滚上铺青石条。桥墩间距13米，桥墩长25米，宽045米，高064米。桥面基本完好，但由于年久失修，其中有一块石板塌于桥下，另有一块石板不知去向，亟待维修保护。

2019年6月22号下午，省土木建筑学会桥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的刘工协同漯河市摄影师、古桥爱好者等，与舞钢市上曹村曹完粮后人一起前去考察了曹家古桥。

关于这座桥的建造，舞钢市曹氏二十四代的曹绍明老师这么告诉我们:明朝中期，河南连年遭灾，百姓很多都饿死了，上曹村曹家大义施粮，救济饥民，并代舞阳百姓交完三年的纳贡税银。朝廷为表彰曹家的义举功德，特批从舞阳县衙至上曹村为曹家修了一条三丈二尺宽（有说三丈六尺宽）的专属大道，这座古桥就位于专道过潕水河处，因为是曹家帮舞阳百姓交完了公粮被政府奖励才建造的路桥，故此人称完粮桥。数百年来，这座桥梁方便了沿途群众通行，上曹村曹完粮的义举事迹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清咸丰年间，因古桥年久失修破损，曹氏族人曾主动筹资维护，并于桥北立功德碑以示后人。后此碑在上世纪70年代初被附近群众挪往他处，中间很多年没有音信，现在据说在古桥北面小杨庄的一口井里面。如果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出面打捞出来，就能够更确切地知道古桥的过往史料。”曹氏二十三代的曹耀增律师说。

我们一行到达金庄村，顺着一条弯曲的小路前去探访古桥。路边田园风光无限，村民的小菜园里豆角辫子一样挂着，韭菜一畦畦碧绿，偶尔有农人在菜园子里锄草。曹律师顺手拽了一把韭菜，捋了捋泥土塞进嘴里，说:这样绿色环保没农药的菜小时候常吃，如今想吃到不容易了。

挨着小路，是一条干涸的沟渠，里面茅草深深，荆花正烂漫开放。

“这就是当年的那条舞阳县城通往上曹村的古道！”曹律师边走边给我们讲解，“听说过‘大路沟’这个词吗？所谓大路沟，就是因为曾经是大路，车马行人走来走去，路面土质越来越瓷实，就比路两边低了，夏季雨水大了顺着路面冲刷，久而久之就成了沟。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小路，以前应该是古道边，古道成了沟渠后，你看，现在这条小路是不是也比两边田地低了？”

面前的小路夹在两边的田地中，确实已经成了路沟了。我们顺着路沟往北走，三里河在路沟左边弯弯曲曲的蔓延。河滩上有牧羊人在牧羊，天空中一朵朵白云飘过，映在河水里的就不仅仅是云朵，还有云朵一样走走停停的羊群。经过了几重弯曲之后的三里河，在古桥所在地自西向东奔流而下。

“三里河是自然形成的河流，可称"九曲十八湾"，因为湾多减小了水流对古桥的冲击破坏，古桥才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桥梁建筑文化中心的刘工看着面前的古桥说。

因为刚下过一场大雨，小桥的桥孔处堆积着一大片从上游冲下来的垃圾，看起来很不美观。曹律师跑到河滩上找到一根长长的木棍，一点点地拨开垃圾团，让它们穿过桥孔顺流而下。古桥附近的河滩上有几个老农正在开荒，曹绍明借来老农的铁锹扒开垃圾去探桥下水深，结果根本探不到底，最后用曹律师手里的长木棍才探到了河底。

“看这木棍的水印，估计水深得有二米多。”曹绍明说。

据曹绍明讲，他们家族正在续写曹氏家谱，祖上是明代景川侯曹震。

“我们曹氏“景川堂”这一支系，祖上是宋朝武惠王曹彬的后裔。千年以来，景川堂曹氏文贤武俊，历代英才辈出：宋朝先祖武惠王曹彬、明朝景川侯曹震、民国黄埔学员曹东龄、当代曹东昌驻澳大利亚使馆总领事、曹刚川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曹华川少将，曹志恒司长，曹峰大校，曹恒大校，曹英武文职少将等都为我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曹氏后人说起祖先来，脸上洋溢着骄傲与荣光。

为了铭记祖先的功德，曹氏后人曾经多次前来探访古桥，寻根究底。

舞钢与舞阳原为一县，从舞钢山区到舞阳县城去，必须经过潕水，潕水上只有这一座桥，所以这座桥就是连接舞阳县城与西南山区的必经之路。

承载百姓车来人往的古桥，几百年来没有出现下沉与不均匀沉降，那么古桥的建造究竟有什么技巧？古桥的桥墩都是大型石磙，在古代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施工难度有多大？为什么要用石磙做桥墩？

对于这些疑惑，桥文化中心的刘志杰老师解释道:古代梁式桥的桥墩，大多数使用圆柱形石头，一是运输方便〈装车、运到现场距离远的话，可滚动到水边〉，二是分水效果好，减小对桥墩的冲击力;三是造型美，给人以艺术感。

在河滩上开荒的苏老汉今年六十多岁，是附近的小杨庄人。苏老汉回忆说自己小的时候曾经多次在桥下游泳，游到水底时曾亲自摸到桥下面有很多木桩。

“自从我记事起，很多河道都慢慢干了，只有这条河，啥时候都有水，再旱的天气这河里的水都一直流着。”苏老汉说。

对于古桥下河水至今未干的原因，苏老汉介绍说是桥下有泉眼一直往外冒水的缘故。“再往下走的河道边上，还有好几个泉眼呢！一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水，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看！”苏老汉说。

据舞阳博物馆康馆长说，舞阳有泉眼的事在县志上有明确记载，这也是舞阳城所在地名叫‘舞泉镇’的缘由。

曹律师拨走了桥下垃圾，我们仔细观察了桥下的水面，发现的确多处有大大小小的水泡不时往外冒出来。

“这还是我们漯河古桥自小商桥以后第一次听说桥底打桩的事！也是漯河留存古桥中唯一一座至今仍然有流水的古桥。”刘志杰说，“三里河是条以泄洪为主的河道，滩涂面较宽，中间河道较窄，水流较急，将部分河道下边淤泥卷走，致使河道水越来越深，修建桥梁有一定难度，桥面至今平整无下沉或不均匀沉降，正是因为桥下打有多根木桩，增加了桥体的抵抗不均匀下沉的能力，古代工匠智慧之高，令人敬仰！ ”

从金庄往西南方向去，大概有十多里的舞钢市任桥村有另外一座古桥，古桥桥头的石碑被人为推倒在干涸的河道里。推到的石碑断裂为三节，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见。世代居住在任桥边的八十七岁的任黑娃说任桥建造于明代。“这桥打我小时候就这样，七孔桥，石磙桥墩，花岗岩桥板。石碑上的年代是嘉靖廿六年。”老人肯定地说，“门前的路以前是西南山往舞阳城去的大道，再往北走要过三里河上的曹家桥。”

“不从曹家古桥过不行吗？到舞阳没有别的路可走？”刘志杰老师问。

“不行！到舞阳要过三里河，三里河上只有这一座桥。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是上曹曹家的桥，曹家的祖上曹完粮替舞阳城百姓交了税银，官家赏赐从舞阳城往西南山上曹曹家修路建的桥。”任黑娃说。

当年的古官道究竟经过哪个村庄，如今已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任桥与金庄曹家古桥的建造年代大致相同，桥梁结构形式一样，所用的建材都是石磙桥墩，花岗岩桥板；任桥村又在上曹村与舞阳县城的中间，任桥村的道路就很可能是当年古官道的分支道路，桥梁也是同一时期修建的。

临别的时候，孙爱国老师与漯河医专的张老师特地为任黑娃老人与古桥拍了合影，以纪念这位老人对于古桥多年的守护。

对于这次考察，曹家后人与漯河桥梁建筑文化中心的刘老师，以及《情满漯河》的编辑摄影师孙老师一样，是本着发现历史文化，抢救文物古迹，传承优良传统美德的衷心去做的。古桥，古建筑，如同老人一样需要护理体检，如果不及时查勘并登记在册及时维护，等他们（它们）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记忆了。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皆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之影响仍然不小，晋商大院已成为一种文化，徽商已成为徽学的重要内容，而晋商、徽商之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晋商、徽商之相异处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 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引自张海鹏、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璩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此外，晋商“俭”而徽商“奢”，以及晋商、徽商在饮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晋商、徽商之相同处

习俗首先，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赋税折银的结果，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明代，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徽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晋商、徽商对封建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而封建政治势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晋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松对晋商、徽商的敲诈勒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复次，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晋商、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突破区域性界限，进行长距离贩运，从而促进了各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兴起，而徽商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晋商不仅对商业、金融经营管理形成了经营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火活动的开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叶文化和珠算、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动，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徽商则对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总之，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是互有异同，各有千秋，这些现象也是当时时代背景、地缘、人文因素的具体反映。

1曹雪芹和曹寅是祖孙关系。

2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籍贯沈阳（一说辽阳 ），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居北京。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 ，曹顒遗腹子（一说曹頫之子）。

3曹寅（1658 - 1712），康熙名臣、文学家、藏书家，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善骑射，能诗及词曲。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404-004孙[sun]代表人物：中国历史军事家孙武。

（1）出自姬姓。据《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所载，春秋时，周文王之子卫康叔的八世孙卫武公名和生子惠孙，惠孙生耳，担任卫国上卿，生武仲乙，以王父的字为氏，亦称孙仲乙。（2）出自芈姓。据《世本》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楚国令尹孙叔敖，字孙叔。其支孙以王父的字为氏。（3）出自妫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春秋时齐国陈敬仲的四世孙无宇，字孙桓，生子书，为卿士；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于乐安。后来齐国发生内乱，孙书的后人出奔吴国。孙武为吴将，其后人也。（4）为西汉荀氏所改。据《汉书注》云：西汉宣帝刘询继位后，为避皇帝的嫌名，遂将荀氏改为孙氏。刘询于公元前3～前49年在位。去世后，一部分孙氏恢复祖姓荀氏，但有一部分末改回，遂为孙氏。

孙姓在当代中国为第12姓，占154％，在文登2007年底统计31190人，为第5姓。孙姓在文登为珍稀土著旧族，凡聚居村落繁衍生息人丁极其旺盛。唐朝孙姓土著族集居今乳山汤上，元朝初期武略将军孙琪为其后裔，孙琪子孙玉珪，孙琪孙孙斌及其后散居汤东疃、汤 后疃、汤南山等村及文登南桥、北桥等村。

田（陈）完五世孙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田乞、田书。田开是乐师，一生主要活动在柏寝台，为齐景公及其相卿晏[yan]婴登台抚琴奏乐。田乞是齐国大夫，以大斗放贷、小斗收赋[fu]而深得民心。田书即孙书，齐景公二十五年（前523年）秋，齐王命高发帅师、孙书为主将去伐莒国。莒子庚舆[yu]吓得逃往纪鄣，就使孙书率师到纪鄣伐之。孙书侦察到，莒国有些妇女，其丈夫被莒子杀死而成为寡妇，年纪大了还逼迫她们到纪鄣去纺织布帛[bo]，苦度残生。孙书就让这些孤寡妇人作内应，协助拔城。到了夜间，她们把纺织的布帛从城墙上垂放下来，让齐师“夜缒而登”。孙书用此法攻取了纪鄣城。孙书伐莒胜利，齐景公很高兴，就赐他将田氏改为孙氏，并食采于乐安。孙书的儿子孙凭亦为齐卿，他的孙子叫孙武，未仕。先秦制度规定：“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孙书、孙凭、孙武之祖孙三代在齐国乐安生活，聚族而居，成为乐安孙氏的始创宗族。（摘自《广饶县志》）。陈完奔齐119年后，由陈姓改为田姓，又由陈姓改为田姓30年后田姓改为孙姓。

福山孙氏（属乐安孙氏）八兄弟的族谱有这样的记载：三世祖孙广从八甲迁入不夜。而《杏林孙氏族谱》说杏林孙氏与不夜孙氏原系同宗，因此初步论定，杏林孙氏与不夜孙氏都属乐安孙氏的分支，从乐安孙氏始祖孙武开始，孙姓人才层出不穷：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善相马者孙阳（伯乐）、齐国兵家孙膑，东汉末年的长沙太守孙坚，三国孙权，北宋经济学家孙炎，年过百岁的唐朝大医学家孙思邈，书法家孙过庭，画家孙位、诗人孙原湘、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代地质学家孙大中、哲学家孙叔平等。

在《中国孙氏世系源流》一书中记载：公元1224年时，福山孙氏八兄弟有一个先祖叫孙成（红袄军之人），孙成的儿子叫孙山，正好与杏林始祖的名字相吻合，年代也是在红袄军起义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只是巧合。

始祖孙山避乱来到荣成伟德山南的杏林沟一带（就是现在的俚岛镇杏北台、杏南台、燕泊、杏陈家、杏小桥、小泊、草岛寨等村），这里山清水秀，有一处山泉谓神龙眼（曾是荣成八大景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因采石炸毁）。此后又逐渐发展到文登市区及高村镇的孙家埠村、汤泊杨村、虎山村、脉田村、邢家村，泽库镇的前岛、尹家等村。蔄山镇的杨家卧龙、裴家埠村，大水泊镇的岭上孙家、陈家埠村，汪疃镇的西黄埠村，文登营镇的张皮村，侯家镇的吴家滩、二马村，荣成的荫子夼村，成山一村及埠柳镇的兰格庄，威海市区鲸园及环翠区草庙子镇打铁村、洪水岚、兴山等村，羊亭镇的埠前、西山口村等近百个村庄。

孙琪（1233～1291），元初著名将领。今冯家镇汤后疃村人。元灭金后，投军从戎。历经40余战，所得功赏尽散于部下。至元六年（1269年）至八年（1271年），率兵攻襄阳。至元九年（1272年），襄阳水战，擒南宋将领。至元十年（1273年），围攻樊城，带伤登城杀退守兵。历任忠显校尉管军把总、昭信校尉管军把总、承信校尉管军把总、武略将军管军千户，并赐以金符。卒后葬于汤后疃村南。

元武略将军孙琪墓 位于冯家镇汤后疃村南。墓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墓葬顶部呈圆形，高于地面4米，墓室四壁及顶部均为整体石板围砌，内有一石匣盛有孙琪尸骨。墓前立有石碑，碑前有一通道直通石门，通道两侧立有4个石人。石门高7米，宽5米，门楣横匾刻有“武略将军孙琪之墓”。墓地四周不均等地布有石马、石牛等。该墓地原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

孙姓1元初时由小云南山东即墨楼上村迁入小观坦埠；（祖籍山东即墨小云南楼子底下孙家庄 ）2唐朝时小观北黄当地土著旧族；3宋末迁入汪疃孙家沟；4元中期由乳山汤泉迁入小观庙东；5元初迁入汪疃英武；6明天启时由即墨石臼夼迁入文城关北头；7明中后期由大水泊新立庄孙家茔迁入文城天福孙家卧龙；8明初迁入葛家林家庄井头床；9 明弘治时由文城关北头迁入高村孙家埠；10明中期由荣成斥山迁入大水泊山后孙家；16明嘉靖时由张家产北崖子迁入侯家（北）廒上孙家；11明中期由侯家北廒迁入张家产北崖子；12明中期由岛子前迁入界石新炉；13明中末期由高村孙家埠迁入大水泊新立庄；14明中期由小观迁入葛家松岚后；14明正德前迁入由界石桃花岘；14明正德时由界石桃花岘迁入米山撇惠山北后山后；15明正德时由荣成迁入侯家河杨家茅草地；15明嘉靖时由莱阳蚬子庄迁入高村沙柳村；16明嘉靖时由张家产北崖子迁入侯家（北）廒上孙家；17明初由莱阳县迁入羊亭，明万历时由环翠区羊亭迁入米山横口卧龙铺；19明洪武年间由云南迁入乳山孙家埠，明万历时由乳山孙家埠迁入张家产岚村菠萝岚子；20唐朝孙姓土著族居今乳山冯家汤上，明天启时（1621~1627）由乳山冯家汤上南山迁入泽头南桥牛七步；21明天启时由云南迁入侯家江山泊；21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大水泊岭上孙家青石岭石岭村迁入蔄山小黄小黄庵；21明末清初由高村孙家埠迁入文城孙家西山西山孙家；21明末由牟平城迁入大水泊岭上孙家青石岭；22明（中）末由高村孙家埠迁入文登营东杜梨孙家疃；24明末由侯家江山泊迁入大水泊崖下；25明末由云南迁入昌阳县城东郊大营寨宋村大寨；27明末清初由小观坦埠迁入小观金花；28明末由牟平棘子园迁入界石旸哩店子，1960年分南、北店子两村；30明末迁入界石鞠家庄孙家庄；31明末由荣成上庄迁入张家产永福孙家；

33清初由乳山孙家埠迁入小观风口集；35清初中期由小观庙东迁入小观东炉；36清初由荣成神龙口迁入文登营中仓；38清初由高村孙家埠迁入文登营沟于家；39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由莱阳迁入泽头大洼； 40清乾隆时由泽头南桥迁入葛家祝家泊子； 42清乾隆时孙又书由小观金花小英迁入小观小芦头；43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小观东浪暖迁入小观孙家寨；44清乾隆时由大水泊岭上孙家青石岭迁入高村中邢家；45清乾隆时由云南迁入汪疃孙家沟；46清中期由文登营大店迁入文登营刘马庄；47明正德年间孙继发、孙继祖由今莱阳市里迁入建乳山崖子，清道光时由乳山崖头（子）迁入葛家东孙疃；48明万历时由文登坦埠村迁入建乳山砦里、东吉子园，清康熙时迁入建上口村，清道光时由乳山西上口迁入葛家洛格庄；51清末由孙家台迁入文登营于家庵；52清末由乳山夏庄迁入汪疃曹家泊子；53清末由威海来海迁入蔄山中床；54清末由汪疃郝家屯迁入文登县西泊子（大支）；55清末由张家产菠萝岚村迁入文登县西泊子（老支）；5民国1913年由张家产岚村迁入大水泊南疃； 58由界石旸哩迁入蔄山西黄岚；59由环山孙家西山迁入蔄山西柳；60由界石蒋家疃迁入蔄山山马于；61由高村汤北阳迁入高村虎山；62迁入泽头孙家庵。《文登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