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相当于宰相的军机大臣（清朝是没有宰相的），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李鸿章是倾向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翁同龢因为是光绪的老师，相对于是倾向于光绪，同情支持光绪的维新派，他们的关系不好，但是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太可能水火不容。

《戊戍变法》领导力量是以康有为首的保皇派,实现目标的方式是通过资产阶级改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领导力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主张通过武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戊戍变法》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中国走不通《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说明资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你也是学生吧

回答者：大尾鲶鱼 - 童生 一级 5-2 00:09

戍变法

保国保种变法图强

百日维新昙花一现

甲午战败，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声疾呼，要变法图存，实行君主立宪。一时间，宣传变法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志士仁人组织学会，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开始。

1895年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巨额赔款和大片领土的割让，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为挽救民族危亡，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要求变法图强，保国保种保教，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其中，朝廷内的代表人物是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朝廷外的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多次给光绪皇帝上书，警告他，必须立下决心，“发愤维新”，否则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1898年初(农历戊戌年)，光绪帝看了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后，深有感触，想召见他。然而，朝廷内还有势力强大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称为后党)，极力反对变法。后党与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矛盾重重，他们竭力拦阻光绪帝与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见面，奕僳说：“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皇上有所询问，可命大臣传语。”光绪帝只好下令，要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到设在西花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兵部尚书)“问话”。荣禄首先发难．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立即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也非祖宗之法所固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道：“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当斟酌情形逐步地改，这样，新政才能推行。”至于政治、经济措施方面的问题，康有为更是答得头头是道，直谈到天黑以后才结束。

翁同和再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说：“有为之才，比我强百倍。”而康有为不久又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请皇帝率大臣宣誓变法，设上书所揽才考政，设制度局议政实行，还建议改革科举，设立学堂，翻译西书。不久，又第七次上书，鼓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夏天，御史杨深秀等人也上书请求“明定国是”。于是，光绪皇帝便在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从这天开始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所以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皇帝破例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考虑到光绪皇帝受到慈禧太后的多方挟制，为了减少压力和阻力，康有为建议：“皇上可以就权力所能及的先做”，“只要用京卿、御史两官分别担任内外各种差事，事情就可以办起来，而不必裁撤旧官员”；“下谕旨很重要，请皇上多下谕旨，守旧大臣们就不敢反对了。”光绪皇帝听了很高兴，特许康有为专管奏折之事，并任命他做总理衙门章京行走。从此，康有为接连向光绪皇帝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大部分都被光绪皇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

从6月11日到7月下旬，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和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垦荒办实业、修铁路、开矿山、办邮局、撤驿站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等等。

从7月下旬到9月下旬，新政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闭散重叠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这段时间，光绪皇帝每天从早到晚批阅奏章。有个举人在奏章上骂他“变乱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有人看了，主张法办，光绪皇帝则说：“我正在广开言路，如果把他办了，还有人敢上书言事吗”可见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不小。

然而，这些新政措施不但触犯了墨守成规的“后党”的利益，而且遭到了一切守旧势力的反对。湖南有个举人叫曾廉，上书请求处死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内务府大臣立三也领着满族官员，来到慈禧太后居住的颐和园告状；庆亲王奕匡还和太监李莲英一道，同时跪在太后脚下请她重新“训政”。

而慈禧太后更是厉害，早在诏书颁布后的第4天，她就迫使光绪皇帝下了三道命令：免去翁同和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驱逐回乡，理由是“揽权狂悖”；新授两品以上官员，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即得到她的批准)；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慈僖太后又广布心腹，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抓在自己手里。

就这样，慈僖为扑灭新政、发动政变作好了准备。

9月初，光绪皇帝罢免了阻挠别人上书的“后党”分子、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9月6日，光绪皇帝又特别给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加紧推行新法。

光绪皇帝的这些措施，使慈禧太后更加恼恨，下决心要扑灭新政。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突然调动一支军队移驻天津，调动另—支军队移驻北京南面的长辛店。这样的举动，显示政局即将发生变化。

光绪帝和维新派面对危机却惊慌失措。光绪皇帝既无实权，又无军队，维新派谈起变法头头是道，而一遇武力威胁，就一筹莫展。在走投无路之下，便想冒险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来对付“后党”的武力威胁。袁世凯以在天津小站练兵发迹，这时掌握着7，000多人的新式陆军。1895年，他加入过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因而使维新派认为他是同路人。其实他早已为荣禄所赏识，而且是个奸雄。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可见他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住所，劝说袁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谭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说：“旷代圣主”。谭于是说：“现在可以救我圣主的，只有你了。如果你不愿意而向太后告密，杀了我的头，你也可以得大官。”袁世凯立即说：“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我也有救护的责任”。随后又说：“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的营里，那么杀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谈话一直到三更。

第二天，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忠心。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

21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部置，先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执掌大权，随后便指挥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天在光绪帝的安排下离京赴沪，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而谭嗣同则拒绝了出逃的劝告，他说：“各国变法都是流血牺牲后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不成功。现在就从我开始吧!”他把自己所做的诗文和书稿交给准备出逃的梁启超，决心为变法而死。

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6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其它维新派人土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不是被囚禁，就是被罢官或放逐。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但是，作为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将永远载入史册。

辛亥革命简介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 同盟会 及其领袖 孙中山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革命的准备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 陈天华 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 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 预备立宪 。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 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革命的爆发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 黎元洪 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回答者：wnc7188 - 护国法师 十五级 5-2 00:52

领导力量

一个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或者叫改良派，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目标

一个是用改良的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一个革命的方式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都失败说明资产阶级道路在中国行不同

回答者：可爱的进士生 - 秀才 三级 5-2 09:45

翁同和，光绪时期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而依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而起家的李鸿章也是大学士。他们二人，亦由于太平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不解之愁。甲午一战，翁同和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长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晚清以来的很多记载都说甲午之战虽由朝鲜而起，其内在的原因，则是由于翁李二人的仇隙。这段恩怨要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翁同和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其时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已走向衰落，长江下游与浙江西部的军事行动却仍然在紧张的进行中。此时清政府倾一国之力来对付太平军，而对皖北的捻军未能尽力镇压，致使捻军与太平军结合进攻翁同书所在的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转到了寿州。定远失守，李鸿章令其戴罪立功。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都是劲旅，投降反叛，其危害比太平军和捻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妥善解决，以免事态扩大而无法收拾。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和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于是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可翁家乃名门望族，翁父翁心存亦帝师，仅凭一纸弹劾恐怕难以办到。但那劾词措词激烈，使皇帝和太后也无法为之说情。其中说：“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而这一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弹章，正是出于李鸿章之手。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斩刑。翁父听到后气急身亡。鉴于此状，皇帝和太后以眷念师傅的名义，改翁同书的斩刑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和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的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1894年5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和有密切关系。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那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摇戈，并受日本邀请，停泊在日本海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和才有如此的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可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攻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实行，原因就是翁同和不给钱，说是没用的浪费。翁同和在此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其不过是同李鸿章过不去。而到了甲午之时，翁同和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翁同和和其手下文廷武、张骞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和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王伯恭在其《蜷庐随笔》中专门对此进行记叙。王虽只是一名举人，却知敌强我弱，不宜开战。而军机大臣翁同和却笑其书生胆小。且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平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对于结果，翁同和不以为然，他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和，与中日交战之际国事成败之时，不顾国家安危，宁可亡国，也要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和所去急的问题了。”以一个秉执国政的人而如此自私自利，未免有点说不过去。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李方有太后的干预，变着法子为其作保。而此时，以翁同和为首的一伙人却然然不断地挑他的毛病。丙申年间，李鸿章出使欧美回来后，翁同和以其“私游颐和园之细故，张大其词，使皇上明发上谕，斥辱甫息征骖之老臣。”由此可见翁同和度量之狭窄，见识之浅显。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和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公任直督时，深受常孰（翁同和）排挤，故然之颇切…在贤良祠时，一月，项城（袁世凯）来遏…欲进言…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而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臣身价耳…语未及亡，公即厉声词之曰：“止止，慰庭，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而？他汲汲想要得到协办，我形缺，以此推开，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叫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的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局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项城出后，公即呼吁相告曰：“适才袁慰庭来，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为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由此可见翁李仇隙之深与李鸿章对翁同和的愤恨。然而，翁同和此后在政治舞台上也并没有呆很久。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赢得的下场。翁同和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古代主要书法家：　　1、王羲之　　2、王献之(344－386)　收藏鉴定王献之书法可将其和王羲之比较，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显，献则以行草为能。

“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

王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英俊豪迈，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

可惜天妒其才，42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其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

3、张旭(675－750？)　张旭的书法以草书成就最高。

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其状惊世骇俗。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草书古诗四首》墨迹本，传为张旭狂草之作。

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

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

4、颜真卿(709－785)　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

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其楷书熔铸古今，传世墨迹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自书告身帖》等。

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

特别是《祭侄文稿》，其原迹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

颜真卿的传世书迹极多，这值得收藏家和投资者重视，或许在民间会有新的发现，但要认真辨伪。

5、怀素(公元737－？)　投资怀素书法作品，鉴定时要了解他的风格并非全部相同，大致可分为3种：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的：如圣母、食鱼、苦荀、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

二是他自成一家的作品，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

三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鉴定时还可参照唐代文献中有关怀素的记载，如：“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

怀素的狂草千变万化，下笔连绵不绝，鼓荡而下，又不离魏晋法度。

如《自叙帖》、《食鱼帖》、《苦笋帖》。

他与张旭比肩，合称“颠张狂素”。

其《圣母帖》、《小草千字文》，则冲和雍雅，尚有几分章草意味，可窥其草法变化之来源。

6、苏轼(1037-1101)　鉴定苏轼书法特点要把握两点:一是用笔多取侧势，二是结体扁平稍肥。

这与他握笔的姿势也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等。

苏轼绝大部分的字都相当平实、朴素；虽然外形左低右高的特征和较为整齐的章法自李北海处来，但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是他个人的特点，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

神龙变化不可测，他偶露一下手笔的《黄州寒食诗帖》就已惊天动地了，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几近完美的境界。

黄庭坚将苏轼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著。

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7、黄庭坚(1045-1105)　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世称“黄山谷”。

黄庭坚书法的最大特点是重“韵”，持重风度，写来疏朗有致，如郎月清风，书韵自高。

苏书尚天趣，黄书尚韵味；黄书结体取纵势。

他与苏轼一起将宋代书法的人文气推向高峰。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　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

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

其结体从柳公权的楷书得到启发，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

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

黄庭坚书法博采众长，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如摇双橹。

其代表作有《书李白忆旧游诗帖》、《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卷》、《花气蕉人诗帖》等。

《花气蕉人诗帖》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

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

黄庭坚的草书书法，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的神韵，而又有自己的风格。

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

8、米芾(1051-1107)　米芾的书法在继承“二王”书法传统上下过苦功，能够登堂入室。

真、草、隶、篆、行都能写，而尤以行草书见长。

他自称“刷字”，是指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追求“刷”的韵味、气魄、力量，追求自然。

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快刀利剑的气势。

米芾的功力是最深厚的，由唐人而上溯魏晋、更上溯战国，形成他独特的精彩生动、跳跃逸宕的笔法，将其为人的性情与写字时的感受发挥无遗。

米芾用笔如画竹，喜“八面出锋”，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

结字也俯仰斜正，变化极大，并以欹侧为主，表现了动态的美感。

米芾的代表作有《论草书帖》、《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帖》等。

9、蔡襄(1012-1067)　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

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

蔡襄为人忠厚正直，知识渊博。

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

《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

蔡襄书法得力于二王、颜、柳，作品有《万安桥记》、《扈从帖》、《思咏帖》、《入春帖》等。

10、赵佶(1082－1135)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皇帝赵佶虽说政治昏庸，惑于道术，却是艺事超群，书画兼精。

他的书作笔致清朗，点画瘦劲俊美，飘飘乎宛若仙风道骨，真如不食人间烟火。

这种书风的形成，除了他在书法方面确有功力外，大概和他精神上对于道教的向往，也不无关系。

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

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连笔字像游丝行空，已近行书。

宋徽宗崇尚艺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其所创书体“瘦金书”，顿挫有致，挺秀清雅，别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

11、赵孟#92;(1254－1322)　赵孟#92;尊崇王羲之，一生不改其姿势。

其作品清秀遒劲，前后一贯，没有丝毫畏缩不前的迹象。

其书画兼善，书法则诸体皆工，尤以楷书和章草见长，代表作有《胆巴碑》、《七绝》、《兰亭十三跋》等。

12、文徵明(1470—1559)　文徵明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90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80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

其行书主要学王羲之《圣教序》，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

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

文徵明的所有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90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这是鉴定他的作品的重要特征。

13、董其昌(1555－1636)　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

当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

其许多作品行中带草，有的作品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体势有米芾的侧欹，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俯，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

董其昌法唐而入晋，用笔有弹性，显韵致，代表作《蜀素帖》、《丙辰论画册》、《答客难卷》、《临古卷》等。

14、祝允明(1460－1526)　他的书法鉴定要点是：结体上大小相间，修长合度，引领管带，疏密成趣。

纵观全卷，神采似行云流水，飞动自然，形迹如行立坐卧，意态朴素。

其得意之作是《太湖诗卷》，《箜篌引》和《赤壁赋》，流利洒脱、奔放不羁。

《名山藏》说：“允明书出入晋魏，晚嫫孀荩谝弧！彼摹栋茁砥凡菔椋卤时浠岣唬斜食磷磐纯欤攀侄鳎嬉舛小U缤跏勒暝凇兑赵坟囱浴防锼担T拭鞑菔椤氨浠鋈耄豢啥四撸绻抢寐煺孀菀荨薄/P>　15、徐渭　　收藏投资徐渭书法值得注意的是，其书法方圆兼济，轻重自如，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含秩序，为后来书家效法，代表作有《草书七言律诗》、《草书诗卷》等。

说到徐渭，人们很容易将他的艺术风格与大气磅礴、粗头乱服联系起来。

然而其论书则崇尚“古而媚，密而散”。

恣肆与姿媚，可以说是徐渭风格的独特结合。

16、王铎(1592—1652)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

他是书法史上的革新人物，但他对传统的继承也是极有功力的。

有专家说：“看惯了自文徵明乃至董其昌那些明智而宁静的大人技艺的人们，一见到王铎的作品，就好像正在享受悦耳的轻音乐一般。”　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　17、朱耷(1626－1705)　原名统，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等。

鉴定他的书法最好了解一下他的绘画，因为他书法与其绘画风格相似，极为简练，到晚年喜用秃笔，一变锐利的笔势而变成 朴茂的风格。

最初，八大山人受欧阳询的影响很深，稍后学董其昌的行草，又转入黄庭坚的夸张开阔等，多方探索，再追寻魏晋人书法的气质，终于参用篆书笔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中锋圆润，又婉约多姿且厚重浑成，富有晋人气度。

他的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笔法的改变。

18、金农(1687－1764)　原名司农，字寿门，号东心。

居于扬州八怪之首。

诗文书画金石皆精。

鉴定他的书法要点是：他的隶书早年是“墨守 绳墨”的，具有朴素简洁风格，但是到了50岁既负盛名之后，有意“骇俗”，树立了横画粗，直画细，左撇收笔尖锐的一种前人未踏过的风格，这种带有严厉面貌的字体，似乎是他心怀的直接表白，天真中见孤高严峻。

其代表作《漆书条幅》是金农融合《国山碑》、《天发神谶碑》等书法名作，创出了以质拙朴厚为体、楷书中杂有隶意、个性极强的作品，自称“漆书”。

他写“漆书”用重墨，横粗竖细，直笔多，曲笔少，形同漆匠用扁刷刷出来的笔画。

19、邓石如(1743-1805)　邓石如，安徽休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

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

其隶书则从长期浸*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

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其代表作《篆书唐诗联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作用笔灵活，同“二李”的篆书有明显区别，不再是那种粗细一致，结构严整的“铁线篆”、“玉箸篆”，结构疏朗，刚而不火、静而不板，笔力千钧，具有阳刚之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邓氏佳作。

20、翁同酥(1830—1904年)　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

翁同工诗、书，兼作画，以书法名世，著有《瓶庐诗文稿》等。

翁同和擅写楷书、行书、隶书，学书从颜体入手，上溯苏轼、米芾，又借鉴清代翁方钢、钱南园等学颜名家成果，所作书淳厚宽博，当年杨守敬《学书迩言》评其书法为：“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询不诬也。”评价之高，由此可见。

晚年更沉浸于汉魏，偶作八分，不矜才使气自成家数。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今苏州常熟）人。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在光绪时期，因卷入“帝党”与“后党”的政治斗争被慈禧太后罢官。

不在了。

翁同龢故居“变身”为老年公寓

翁同龢，常熟人，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先后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位于绫庄巷31号的翁同龢故居是白下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紧靠著名的甘家大院。这间总面积不到800平方米的老宅子已100多岁了，却鲜为人知。最近，这座老宅子变成了一家老年公寓，破旧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养在深闺人不知

走进绫庄巷，老城南特有的风景立即映入眼帘，狭窄的巷子、沧桑的古井、光滑的石板路、破旧的红木楼房，只有随处可见的精致门窗雕刻诉说着往日的奢华。记者向一位老伯问路，他说前面挂着红灯笼的就是翁同龢故居。记者看到，老宅子张灯结彩，大门上赫然写着“金榜老年公寓”，门口还贴着一张落款日期为今年3月28日的公告：经白下区民政局批准成立老年公寓。穿过门厅，是一个10平方米的过道。再往里走是一个圆形拱门，拱门上有一扇形小匾，上书“文恭轩”三个金字，这里就是翁宅的垂花门。再走进去，就能发现原是老宅大堂的位置摆放了几台健身器材，几位老人正在做运动，天井的位置则放着长凳，老人们正坐在阴凉处聊天。里面的一座二层木结构小楼就是翁同龢故居，基本保存了原貌。

七旬老人对老宅一见钟情

77岁的俞桂英是入住这家老年公寓的第一人，公寓还在试营业时她就来了。俞桂英说，以前一直住在大中桥附近的老房子里，老伴“走”了后，女儿就把自己接到家里住，但女儿家在7楼，她腿脚不是很好，不会开电子保险门，也不会摁电梯，所以一上楼就没下过楼，平时想透气也只能站在阳台上。住了两个多月后，老人再也不肯住下去了，让女婿帮她找个老年公寓住。女婿先后找了八个老年公寓，老人看了直摇头，绫庄巷31号是第九个，老人一眼就看中了，觉得好像回到了从前的家，第二天就搬进来了。现在，俞桂英每天都在老屋的天井里散步，有时还去逛逛附近的小街巷。94岁的陆云珍是这里年纪最大的老人:“还是老房子好，看起来就觉得亲切。我们老年人不讲究现代化什么的，就想能多透透气。”

做老年公寓比旅馆更适宜

老年公寓才开张两个月，因为喜欢老房子而来的已有20多位老人。黄光明院长告诉记者：“老年人可欢迎这种由老房子改成的老年公寓了，尤其是老城南人小时候都住过这种有进深有院落的老房子，因此即便老房子硬件不是很好，他们还是喜欢。”

黄光明告诉记者，以前的翁氏故居被作为一家毛纺厂，后来又改为南京玻璃钢厂的仓库，直到1984年底，金榜集团在翁氏故居开起了小旅馆，他担任经理。因为住宿条件差、地点偏僻，虽然便宜的只需15元，但生意十分萧条。很多外国游客冲着帝师的大名想在这里住宿，但凌乱肮脏的住宿条件却让他们望而却步。去年年底，金榜集团向白下区民政局申请，将这里改造成一个老年公寓，得到了批准，今年3月底，老年公寓就开张了。黄光明欣喜地说，“现在我们把翁氏故居作为一个金字招牌来吸引老人入住。”

主管部门认同老宅变公寓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绫庄巷31号是一座建于光绪年间的老宅，这幢房屋在结构上保存完整，也有雕花楼、马头墙等建筑细节，因此是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那么翁同龢故居被作为老年公寓使用，文物主管部门是否认同呢？

记者采访了白下区文化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这座房屋的命运，他们一直都很关注，去年下半年还将此房申报了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对于使用单位改变房屋的用途开办老年公寓，文管部门前去了解情况并做出了指导，所以老宅的基本结构部分如跑马楼，还有柱、梁、门雕、窗雕等都没有改动。而老人们的宿舍生活区，也是以绫庄巷31号后面的普通平房改造成的，因此对文物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工作人员还强调：“当时我们到现场时跟使用单位交代了两点原则，一是如果要进行文物修缮，必须要先上报区文化局，二是要一定找具有资质的单位。与其让古宅破烂不堪、污水横流，不如合理开发利用，这种文物保护方式在白下区还是首例，也是值得提倡的。”

翁瑞午是清末历任桂林知府的名画家翁绶琪（字印若）之次子，幼承庭训，通晓国画。他又受业于名医丁凤山，得到真传。他向丁先生学推拿下过苦功，面前摆一叠砖，他一掌击下，可教其中所预定之某块碎掉，而上下诸砖都保持完整。据说，练就此功后，他在推拿时运用体内之气时，有独到的效果，往往手到病除，因此十八岁时即享盛誉。翁瑞午广施医药，无论贫富，尤为时人所称道。他同陆小曼相识，是由雕塑家江小鹣介绍的。那是因为陆小曼有哮喘和胃痛之疾，疼痛时呼天抢地，徐志摩为她遍访名医而不治，终于托江把翁瑞午请出山。陆小曼几次昏厥，经翁瑞午救治而复原。据翁瑞午之长女翁香光回忆，她9岁时经常由父亲带到徐府出诊，亲眼见父亲为陆小曼推拿，病痛缓和后，陆小曼的脾气也好起来了。为此徐志摩十分感谢翁瑞午，他俩交往也很投机。后来，当别人说闲话时，翁瑞午曾理直气壮地说：我到这里，是志摩请来的！

徐志摩、陆小曼同翁瑞午的交游，还在于对戏曲的共同爱好。翁瑞午的京剧和昆曲是延请名师教的。他攻旦角，可是个子比较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便采取程砚秋的办法，屈腿衬身走台步，平时以双膝间夹铜板走圆场，苦练经年，可见他把自己的京昆艺术很当一回事。翁瑞午扮相好，唱做俱佳，票戏的声名并不亚于他的画名。俞振飞生前常向友人夸奖翁瑞午的艺术，并说自己本是学昆曲的，第一次上台演京剧，是为翁瑞午配演《三堂会审》中的小生王金龙。陆小曼也有拍曲的爱好，昆乱不挡，每在友人雅聚时，凤鸣一曲，还曾在京在沪多次参加各种名目的会演和义演。徐志摩住环龙路（今南昌路）期间，隔壁住著名伶王芸芳，时相过从。他先后收过四个干女儿，都会唱京戏，其中袁汉云、袁美云、小兰芬都是专业坤旦。徐志摩曾同陆小曼合演过《牡丹亭》中的《春香闹学》一折，由陆小曼扮演鲜灵活泼的春香，徐志摩扮演迂夫子陈最良。最有趣的是，陆小曼、翁瑞午、徐志摩和江小鹣四人上台合演过一次《三堂会审》，由陆小曼演主角玉堂春，翁瑞午反串小生演王金龙，剧中红袍和蓝袍两角则由徐志摩和江小鹣分饰。

陆小曼抽鸦片是由于翁瑞午的建议。在当时的医生眼里，鸦片（不是今天的***之类）也是一种药品，有镇痛作用，翁瑞午根据陆小曼的病情建议她适当用一点。无庸讳言，翁瑞午同陆小曼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今人很难理解的是，徐志摩本人对此表现得很坦然，一直同翁保持朋友关系。徐志摩和陆小曼家里开销大，养着佣人、厨师、车夫共十几个家仆，靠徐志摩一个人的收入，难以维持门面和排场。翁瑞午对他们时有资助，为此不惜变卖家藏的字画。徐志摩第二次赴欧洲之前，翁瑞午送他一批古董，让他到那里去出售。二十年代后期，徐志摩在北平任教，陆小曼由于病体需要在沪疗治，不肯随行，徐志摩便仆仆风尘于京沪二地。1931年徐志摩经南京回北平，赶去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行前在沪与翁瑞午恳谈，再次要求他好好照顾陆小曼，翁瑞午郑重地承诺了。想不到这次托付竟成他俩之间的永诀。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山东白马山失事后，翁瑞午闻讯星夜兼程，赶到空难现场，为他收尸，料理后事。翁瑞午回来后对家人和朋友们介绍说，在坠机处见到徐志摩的尸体时，发现他的双手黑紫斑斑，指甲嵌满泥血，面形很惨，可以想见坠地之初尚未死去，曾经激烈地挣扎。听到翁瑞午此番介绍的，今犹不乏健在者，能回忆起他当时悲从中来的神情和语气。

从此，翁瑞午几乎是全盘照料起陆小曼的生活。翁瑞午家有贤妻陈明榴和五个子女，在养家活口的同时，如此不间断地供养开销甚大的陆小曼，并花钱让她向贺天健学山水画，经济负担很重，但他始终精神乐观。他后来担任江南造船厂的会计科长，每逢阮囊羞涩，就变卖祖上传下来的书画古玩。1953年，翁瑞午的发妻逝世，陆小曼遂正式成为他的续弦。她的性格比较放任，而翁瑞午对她始终和颜悦色，极尽关怀之能事。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再嫁徐志摩，徐家的其他人对她多少有些歧视，族中婚丧之事她往往不能参加。与翁瑞午同居期间，翁家的此类仪式她也无份出席，为此内心颇为扭曲。翁瑞午则循循善诱，耐心引导，为她排除精神苦恼。就这样，在徐志摩故世后，翁瑞午与陆小曼和睦相守了将近四十年，直到他1960年病逝为止。陆小曼后来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她的学生王敬之曾经引用篆刻家陈巨来的话，如此评论翁瑞午：翁瑞午跟陆小曼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责之以'朋友妻不可欺'。陆小曼从来不事生产，全赖翁一直是黑（烟）白（饭）供应无缺，在陆年老色衰之后翁仍侍奉不改，也不能不算是情义很重的了。陈巨来是同翁瑞午几十年的老朋友，但他俩也难免争吵，据信，此话为陈巨来同翁瑞午闹翻期间所言，可见是公正的评论。台湾陈定山（小蝶）在他的《春申旧闻续篇》中写道：现代青年以为徐志摩是情圣，其实我以为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

还须澄清一下的是，颇有一些记载把翁瑞午说成是翁同和的直系后裔，这是不确切的。翁瑞午是吴江人，与常熟翁同和一脉都是由吴县洞庭东山翁族所派生的分支。翁瑞午之父翁绶祺的国画得到翁同和赏识，翁同和因绶祺与自己的侄孙翁顺庆为同榜举人，便允许翁绶祺向他执侄孙礼。后人以此而误会了。

马关议和因甲午战争而来，而奉清 之命前来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下榻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又使这一事件充满了诡谲的色彩。中国关于马关议和的议论多矣，而作为敌方提供的材料，日本谈判代表之一、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事后出版的口述回忆《蹇蹇录》尤其值得重视。

在李鸿章之前，清廷原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议和，却为日人所拒。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也许日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甚至说，他和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们事先已决定，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正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行刺李鸿章的小山六之助时仅21岁。暗杀外宾看似极端分子的偶然行动，实则代表了当时日本民间的情绪。日本经由明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日本正是这样。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 ，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陆奥宗光即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股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年轻的爱国主义者 小山六之助认定中日媾和谈判只对中国有利，是中国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蹇蹇录》对李鸿章谈判中辞锐而气竭的窘境也有平实而生动的记载。

李鸿章枪伤稍愈，双方重开谈判，李鸿章针对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在答复的说帖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不能不说，李鸿章将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就轻蔑地称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均归无效。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为什么陆奥宗光认为李的哀求有失体面？盖于伊、陆二氏而言，李为前辈，且早著国际声誉也。

而为陆奥宗光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替李鸿章感到不好意思的同时，国内抨击李鸿章的声音已经四起，光绪帝师傅、人称状元宰相的翁同和在日记中就议和写道: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翁师傅这里似乎弄错了，议和要挟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鸿章。他在国内当然可以不欲记，不忍记，但在外面谈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谈，不忍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