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唐朝黎姓最大的官职是皇宫大臣

黎氏家族经过数千年以来的岁月洗礼，黎氏家族宋代时期百家姓位列262，而清代时期是位列92，这说明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黎氏家族都在发展壮大。如今时逢盛世，各地黎氏都在清理家谱、族谱，查阅各地部分族谱基本都是以京兆为郡，供京兆为堂。对于京兆堂的使用很多族人都以为是因唐代黎氏先祖干公，因干公在唐代宗大历十年乙卯（公元775年），拜任京兆尹相当于现北京市市长一职。至黎侯失国以来，干公是黎氏一千多年来当上最大的官职，当时也是黎侯之后黎氏走向昌盛的时候。所以很多族人误以为黎氏启用京兆郡、京兆堂源于干公，这种认识并没有错。但是据我查阅族谱来看黎氏启用京兆郡、堂，并不是自唐代开始，而是汉代时期就已经沿用。

黎氏望郡“京兆郡”也称作堂名“京兆堂”，主要来源有三：

1、“京兆”得名最早见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105年）将掌治京兆右内史，改名京兆尹、治所既首都京师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下辖十二个县，是为京兆郡。

2、汉代称京师为京兆，治所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从“周、秦”至汉初，全国各地黎氏，主要是山西黎城、长治，河南黎阳（浚县）黎氏人口，迁徒汉朝首都咸阳附近，后来居住遍布当时长安的京兆郡内。

由于黎氏在这一地区人口较多，世代英才辈出，门阀簪缨，故当时人们和史书记载：“京兆黎氏有三秦望族之称”。

3、唐朝肃宗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黎干公升任谏议大夫，唐代宗大历十年乙卯（公元775年），拜任京兆尹相当于现北京市市长一职，后任兵部侍郎，当时与郭子仪其名。

故黎氏族人一举上述三者，把“京兆’作为自己的郡名、也称堂名。

以上三种来源摘借《荆楚黎氏族志》。

黎氏称京兆郡、堂，莫过于这三种来源。以《黎氏春秋》我宗族谱记载为例，整个世系传承并无干公记载，但是我宗依然是京兆郡、堂。在族谱的开篇就有记载，“汉置长安为都，犹称京师，即今陕西西安，魏将长安以东华县之地设为京兆郡，黎氏子孙即以钦定谱为郡氏，以示殊荣，所以西安为京兆始矣！”秦灭六国后，谱为所坑，公元前213年，西汉左都御使今杨祖，请旨修谱，从此我宗就有了一部由帝王所认可的第一部谱本，时为公元前200年。我宗就以今杨祖请旨修谱所在地，“京兆”为郡氏、堂号。

除开京兆郡、堂外，黎氏还有“宋郡”今河南商丘市南，伊祁黎氏一支就以“宋郡”为堂号。

“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清化、河静、义安一带，越南“前黎朝大行皇帝黎恒”本是大陆黎氏子孙，其父因造反失败逃往越南。前黎朝（980年 ~1400年），后黎朝皇帝黎利，黎恒后裔。后黎朝（1428年~1789年）。

“黎阳郡”今河南浚县东，1、颛顼裔孙，北征礼地、封黎阳（今浚县）逐建立黎国子孙以国为姓。2、后周车骑大将军黎景熙，曾任“黎阳郡”太守多年，史称“黎阳信史”。

“经术堂”北宋四川渠县状元黎錞，精通经术学。封之为“经术博士”,湖北《荆楚黎氏族志》，湖南万一郎后裔《黎氏族谱》历次修谱印有“经术堂”

“载酒堂”是北宋海南文人黎子云的私宅，“载酒堂”现为海南著名文人景观，建筑宏伟。黎氏分堂众多故不一一详明！以上浅说是否确切，望能与族仁共同商鹤。

摘自：荆楚黎氏族志，原创作者：黎开洋，编辑：黎安新，核稿：黎恒曦，勘误：黎国强（联系电话1372888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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