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悲剧：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

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二

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

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三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因为突然一个农民说他是冯云山的后代，给谁谁都不会相信的。但是他却将他们家的家谱都给找出来了，学者看了过后认为这应该是真的了。因为毕竟这个农民只是小学文化，以他的能力是完全不可能仿造出一个家谱来的，因此这个家谱的真实性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学者看后就不质疑了。

而且冯云山当年死后没有人知道他的墓穴到底在哪里，可能他是被洪秀全偷偷地埋葬了。而在这位农民所在的村庄的山上发现了几座古墓，而且那几座墓穴可能其中有一个墓穴就是冯云山的墓穴。因此从这点来说的话，这个农民也许不是在说谎，他可能真的是冯云山的后代。

而且这位农民也说了，他的祖辈在这里生活了七代，他是第五代，而他的第一代祖父正是冯云山的第二个儿子，因此冯云山的儿子带着冯云山的尸体来此地安葬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与此同时，在他提供的那本族谱上面也提到了洪日这两个字，当时的这儿两个字在是太平天国是提到最多的，因此从洪日来说的话，也可能被埋葬的人正是冯云山本人。

而且这个广西的农民他没事干也不需要靠这个东西来炒作自己，他可能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家族族谱，以及自己手中的一些信息，来告诉别人被埋葬的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所以说他应该真的是冯云山的后代，他们家的那个族谱也是真的。

据现在的考证，洪秀全的后裔有两个族群，一个在中国的安徽淮南，一个在日本。这两支洪秀全的后裔都被证实确实为洪秀全的后裔。

洪秀全一生共有十个孩子，据有关资料显示，其中有名有姓的子女有6个，最为著名的就是被清军俘虏的长子洪天贵福，他的结局最为悲惨，在曾国藩的大营里交代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太平天国秘闻后，被凌迟处死。其他的几个儿子三子天光、四子天明，五子天佑和次女天姣都在天京城破后，受困于天京，根据当时的混乱局面来看，他们存活的几率很小。至于洪秀全其他的不知名的子女，极有可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

那么安徽淮南的那一支洪秀全后裔是他的哪个儿子的后代呢？

天京城破后，洪秀全已经死了，天王府其实已经很混乱了，洪秀全的几十个老婆也是跑的跑，逃的逃，根本就没人管。其中一个王妃就带着自己的幼子洪来喜逃出来天京城，他们逃到了安徽定远，王妃就改嫁给了一位姓程的人，儿子洪来喜就过继给了程姓人家，改名字为程文起。

王妃携子躲在安徽，逃过了清军的绞杀，过完了平淡的一生，她在临死前将程文起的身世之谜告诉了儿子和后代，要求他们恪守秘密，以免招来杀身之祸。程文起一直活到了1924年，死的时候68岁，他的后代一直生活在安徽淮南。1993年的时候，程文起的后人重修家谱，改姓为洪，而且这一支洪氏后人得到了洪秀全族裔的承认，并且将他们列入了《洪氏族谱》。

那么，来喜到底是洪秀全的哪个儿子呢？根据程文起的年龄来推算，他应该是洪秀全的五子洪天佑，来喜只是他的小名。洪天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东王杨秀清的继子，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全族被屠杀后，洪秀全为了安抚军心，重修东王府，重继东王血脉，将自己的儿子洪天佑过继给了死去的杨秀清作为东王继承人。

安徽淮南的洪秀全后裔可以确凿，那么日本的洪秀全后裔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要从抗日战争说起了，1943年，广东花县官禄㘵村来了一群日本兵，他们簇拥了一位日本军官三叩九拜的来到洪氏宗祠，这位叫洪矢崎义郎的日军军官自称是洪秀全的后人，据讲他的奶奶从小教育他是洪秀全的后代，以后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祭拜自己的祖先。

这位洪矢崎义郎后来还保护过花县官禄㘵村的洪氏宗祠，如果单凭这么一个故事很难确定洪矢崎义郎是洪秀全的后人，但是从他的后人最后将洪矢崎义郎骗取的洪氏先祖的画像归还洪氏宗祠来看，可以确认他们就是洪秀全的后裔。那么洪矢崎义郎到底是洪秀全的哪个儿子呢？

据国内专家考证，整合太平天国被俘降将和核心人物交代，洪秀全在临死前特意交代将最小的儿子及其部分的亲属秘密送往上海，并通过上海坐船逃亡到了日本。这些信息完全可以从某些资料上找到，那么洪矢崎义郎的说法就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