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通国

原本并不复杂的陈氏拳术历史，一干人的参与，搅浑了一池水，变得扑朔迷离。

是谁在搅局？

农历1931年底，两名中年男子从首都南京来到了河南汜水，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赴陈家沟作实地考察。两名男子，一位是唐豪，因为著作《少林武当考》的风波，离开了他就职的中央国术馆回到上海执行律师业务，但是业余时间仍然念念不忘武术历史的研究；一位是陈子明，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师，地地道道的陈家沟人。唐豪约上陈子明，到陈家沟考察，就是试图找到太极拳真正的源头。

此时的唐豪被困在了汜水，他在给好友顾留馨的信中写道：现到汜水，无旅店，一商店有空屋留客。时遇大风霜，三天不能渡河。风稍止，急雇小舟敲冰渡黄河去陈家沟，正是旧历年末的一天。1

也许，该说唐豪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他调查太极拳源头时已经不是中央国术馆编译处处长，在上海自谋职业了，写武术历史业已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似乎有这样的好奇和责任感。他想成就一点什么，想向世人证明一点什么。

唐豪此行的心情是复杂的。

事情源于出书风波。

还在中央国术馆筹办阶段，国民政府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及国民政府司法部代理部长魏道明先后向中央国术馆筹备处负责人张之江推荐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唐豪，建议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唐豪可以从事国术馆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工作。张之江在征得“筹备处”顾问李松如、张洪之等人同意后便发出公函，同意唐豪来筹备处工作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正式聘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唐豪成为中央国术馆第一任“编译处”处长。

唐豪做事十分认真，尤其在编纂武术教学资料时，照此发展唐豪也足以成为中央国术馆的优秀员工是没有疑问的。原本一切都可以相安无事，偏偏唐豪在一个也许不是十分恰当的时间里投下了一枚“学术炸弹”，谁也没有会想到一本书会在武术界掀起巨大波澜。

嗜好武术的唐豪能够得到当时中国武术界最高学府职位，踌躇满志，准备在这个岗位上一显身手，当然不会满足于工作期间编纂武术教材这样的常规事情，他要理顺中国武术史上的大事。工作之余的唐豪在武术田园上勤奋耕耘，到1930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武术著作《少林武当考》。

写这本书唐豪怀抱着非凡的动机。

他在《自序》中写道，“现在一帮职业武士，嚣然短长于少林武当之间，未免所见者太小了”，“著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方面固然要使一般人了解所谓少林武当的内容；一方面因为目睹所谓少林武当的职业武士，互相水火，互相妒嫉，十余年来，纷争不已。读了这本小册子，或者可以把天地放宽些看，大家起来，努力与国术科学建设这条大路，不要再坐在枯井里老嚷着天小。”2唐豪写作《少林武当考》乃是来源于少林武当等各门派的纷争，而且门派的纷争已经“十余年”了。民国前后，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大批职业武术家开始到大城市中谋生，他们相互聚集的机会比起农耕年代更多了；而出版业的兴起使得报纸书籍出版更为便利，武术家们有更多了解各个门派的机会，于是争论便纷起了！

职业武术家们的争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大城市中依靠自己的武技生存，没有公平公正的办法证明自己功夫的道行深厚，于是各种江湖方法便层出不穷。武术附着神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故事，诸如仙人传授、佛家传授、祖上传授等等的宣传大法新招不断。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动起手脚。中央国术馆最初成立时，开设了“少林门”和“武当们”，两个互不服气的门长就要通过拳脚论高下了。

人们对此似乎已经熟视无睹，可是受过学术训练的唐豪举起科学的大旗要对这种流弊炮轰了。

唐豪的武术思想，自然有人欣赏、有人赞许，不然《少林武当考》就不可能在唐豪工作在中央国术馆的时间里有顺利面世的机会。《少林武当考》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30日正式出版。该书是“中央国术馆丛书”之一，由中央国术馆自行编辑、出版并发行。作为编译处处长的唐豪也许能够得到地利之便，但终究要由国术馆领导阶层的首肯。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就为唐豪的书作了序，他在《序》中写道，“武当、少林在过去的历史上，形成两大宗派，是人所共知，而因此演变成许多荒诞的神话，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也是人所共知。”3

唐豪可能预料到自己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到若干人的名字，自然会得罪到一些人，在《自序》中说，“这本小册子，得罪人的地方颇多。希望被批评者能够体会到这是学术上的探求，并不是要故意开罪与诸位。”4

谁也不曾想到，《少林武当考》初版3000册发行后，竟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武术家中一些人士说唐豪“行径可耻”“愚弄我国人，扰乱民心”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即便中央国术馆顾问张洪之、李松如等人也颇为不满。

那些自以为是少林正宗、武当嫡派的一些的职业拳师，密谋对唐豪将不择手段地饱以老拳。他的好友，中央国术馆朱国福、王子平等人从中调停，才得以解除纷扰。唐豪的书籍出版后不到一年，迫于多方面的发难，本来想有所建树的唐豪不得不在1931年5月仓皇离开，回到最初谋生地上海，从事与自己门当户对的律师职业。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唐豪还是在1931年底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去陈家沟的路。执着的唐豪，赴陈家沟调查无疑是为了学术，可是那些挑衅并威胁了他人身安全和自尊的少林正宗、武当嫡派的职业拳师的所作所为是否打乱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公正客观之心呢？

天知道！

唐豪真不虚此行。

前前后后在陈家沟几个月的考察，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和实证，关于太极拳之祖，抛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调：陈王廷创立了太极拳。

他列举出了似乎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

其一，陈王廷遗诗中有“闷来时造拳”一句。

其二，《陈氏家谱》十二页王廷旁注，称其为拳手刀枪创始之人；十六页有“至此以上，乾隆十九年谱序，以下道光二年接修”等字样；王廷墓碑，立于康熙五十八年距乾隆十九年甚近，所以这项直接史料最为可信。

其三，家谱三十六页十四世长兴旁注“拳师”，同页陈耕耘旁注“拳手”，陈长兴、陈耕耘父子都是世人皆知的太极拳专家，陈家沟人至今只学祖传的太极十三势及炮捶，不学外来拳法，所以陈王廷创造的一定是太极拳。

唐豪的推理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从太极拳动作技术的视角穷追其源。

王宗岳《太极拳谱》中太极谱有两套，一是长拳，一是十三势。长拳已经失传可是谱尚存在，其中如：七星拳手足相顾；当头炮势冲人怕；跨虎势那移发脚；朝阳手遍身防腿；兽头势如牌挨进；邱刘势左搬右掌；鬼蹴脚补前扫转上红拳等等拳诀，完全采自《拳经三十二式》5。所以，太极拳动作技术在最初的创作中汲取了戚继光创编整理的用来训练士兵的《拳经》中的技术。

以此而论，太极拳的产生应当在戚继光创编《拳经》之后；陈王廷就是生于明末卒于清初之人；陈王廷后世陈长兴传授杨露禅太极拳；陈氏家族世代只研习本族拳术，那么创造太极拳者就极为可能是陈王廷。

唐豪煞有其事地找到了太极拳真作者，他终于可以长长出了一口恶气，理正辞严地应对 哪些 打击他的人了。

这证据链当然有问题，推理也未必就符合逻辑，不过又有谁肯真下功夫刨根问底追究这个问题呢！唐豪之前的那么多年，大家还不是从故纸堆里找证据，吵吵嚷嚷几十年，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相信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结论是最合理的。唐豪毕竟是深入实地考察的第一人，无论结论对或错。

“陈王廷创拳说”不胫而走。

唐豪的论调一经提出，后继者篡改证据来附会。最正宗的附会无疑当属打着陈鑫旗号的貌似陈鑫作品的《陈氏太极拳图说》。

1929年陈鑫去世四年后，继承人陈雪元和陈椿元等人由于无法获得《太极拳讲义》原稿，不得不对陈鑫遗留下来材料重新整理、编辑乃至创作，终于1933年由开封开明书局成以《陈氏太极拳图说》之名四卷本出版。关于《陈氏太极拳图说》由来，2003年，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陈氏太极拳图说》时才在陈东山的《序》中第一次做了解释，《陈氏太极拳图说》是在其“曾祖陈鑫《太极拳图画讲义》的基础上，经后人整理、修订，重新补写而成”。6但是那些编纂者，并没有找到完整的《太极拳图画讲义》原稿，所说的“《太极拳图画讲义》基础上”就是多么空洞的一句套话。

由于《陈氏太极拳图说》在整理和编辑过程中受到陈子明和唐豪1932年提出的“陈王廷创太极拳说”的影响，所以重要观点也存在附会和删改。

陈鑫原著《讲义》中从未提到过“陈王廷”，也更谈不上所谓“陈王廷创拳”。反而陈鑫在《太极拳论》一文中却明确指出“我陈氏始祖讳卜在元时即为名手。及明初洪武鼎定自山西平阳洪洞迁河南怀庆温邑即以拳艺传之子孙。”7的观点，独见陈鑫强调“元时陈卜”曾传拳于子孙，而并未提到 “陈王廷”创太极拳的只言片语。

这不能不让后来研究者质疑，当年唐豪从陈鑫著作中看到所谓的陈王廷遗诗：

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氛，几次颠险！

蒙恩赐，枉徒然，到而今年老残喘。

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

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

欠官粮早完，要私债即还，骄谄勿用，忍让为先。

人人道我憨，人人道我颠，常洗耳不弹冠。

笑杀那万户诸侯，兢兢业业，不如俺心中常舒泰，名利总不贪参透机关，

识彼邯郸，陶情于渔水，盘桓乎山川，兴也无干，废也无干。

若得个世境安康、恬淡如常，不忮不求，哪管他世态炎凉，

成也无关，败也无关。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这与陈王廷时代严重不符的作品，人们一直疑心出自陈鑫的手笔！而今，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它究竟为何人所作？

而由陈森提供给唐豪的《陈氏家乘》批注资料则明显出自陈森的手笔。

由此，是否可以作更为不堪的假定：那诗或许根本是唐豪的伪作，那批注是唐豪指示下的作弊之笔。考察陈家沟时住在陈森家的唐豪究竟要做什么？动机有一个，推翻“张三丰创拳说”，回击那些打击报复他的职业武术家们。

《陈氏太极拳图说》显然背离了陈鑫的观点，在资料和文献上做了手脚。目的是附和唐豪和陈子明“陈王廷创太极拳说”，并假借陈鑫之名制造虚假证据。《陈氏太极拳图说》使用了陈鑫 (陈品三)的名义，但内容、主要观点，连同书名都明显做了较大改动。8

在以后的八十多年间，由于这一学说在国内的“权威性”，《陈氏太极拳图说》一直取代陈鑫原著《太极拳图画讲义》而备受推崇。

真是，“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

人们会疑问，陈鑫的继承人无法得到的陈鑫《太极拳讲义》原稿，流向了哪里？

自称从1921年开始就得“延熙公、品三公及福生季叔指示”习拳的陈照丕，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 “将长兴公品三公遗著，揣之来京，刊印供世，俾陈氏数百年拳学，免致淹没失传耳。”9

这仿佛对前辈毕恭毕敬的言语之间，也许刻意掩饰真实。

作者 说的 “来京”是指民国首都南京，陈照丕是1928年受邀请来南京教拳。陈鑫继承者在没有《太极拳图画讲义》原稿的情况下，重新编创了《陈氏太极拳图说》一书1933就已经出版了，何以有1935年春陈照丕拿着陈鑫和陈长兴的遗作来南京，这是对自己行为的刻意美化。

有资料说，大约1928年前后，陈鑫的一个族孙找到他愿意帮助他出版书籍，并许诺说：“你将底稿给我，保证生活无虞，死后柏木四堵园货，穿着全负责。”陈鑫便将书稿交给他，然而不久，从南京来信说：“来时渡江，因遇风险，致将衣物全部落入水中。”谎称书稿遗失。这也是陈鑫在临终前托付给嗣子陈椿元等人的书稿资料中没有完整的《太极拳图画讲义》的原因。

但是到了1935年陈照丕出版的著作《陈氏太极拳汇宗》把陈鑫的讲义内容尽收其中，顾留馨说它“所采别为一本，内容较前书略少，文字间亦间有不同”。是顾留馨把《陈氏太极拳汇宗》与1933年的《陈氏太极拳图说》相比较而言。

这样说，拿走陈鑫《太极拳图画讲义》应该是，或者也许是别人所为，但稿件最终流落到陈照丕的手上。

无论事情多么戏剧化，原稿终于幸运地保留下来了！

《太极拳图画讲义》原作让我们得以看到陈鑫真实的观点。

在陈鑫遗稿的《太极拳图画讲义》中，不仅包括了原书稿的正文，而且还包括陈鑫生前多位支持《太极拳图画讲义》出版的好友所做的《序》。整理和收录在《汇宗》本中的9篇《序》、1篇《跋》以及陈照丕本人的1篇《原序》和1篇载自《中州文献辑志·义行传》中的《陈仲甡传》，共计12篇有价值的资料，真实地记录了陈鑫及其著作的相关故事和编著过程。

至于陈鑫认为，谁创拳？

李时灿依据《中州文献辑·义行传》中收录《陈仲甡传》为《序》强调陈家沟传统拳法是与“明初陈卜精拳道”。

关于陈氏拳术，陈鑫始终相信的是自己的先祖陈卜。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2009年，由“陈鑫品三著”、陈东山点校，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太极拳图画讲义》。

这本书使用原著之名，主要内容却照搬《陈氏太极拳图说》。有些观点表面改动后似乎接近了陈鑫《讲义》原著，但其中主要观点还是与《图说》别无二致，其目的不言而喻，仍不愿放弃原来的太极拳源流观。曾经被《图说》篡改成“陈王廷创拳”等内容和观点都依然出现在这部伪《讲义》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讲义》还增补《附录·陈王廷拳经总歌》继续为“陈王廷创拳说”编造新的“证据” 。但是在这本书的一篇《序》中，赵乾杰承认1935年陈绩甫收录在其编著的《汇宗》中的《太极拳图画讲义》才是陈鑫的原著。他以“可喜的是，《图说》付梓二年后，被称“遗失”的《太极拳图画讲义》文稿， 与 一九三五年重现于世。” 深感庆幸。

新《太极拳图画讲义》承认与原著的观点有些不同，但又认为“这些不同之处，并无矛盾，只是论述角度、叙述详略程度、行文的语言风格不同而已。如能合而习之，只会相得益彰，对太极拳博大精深之理的理解起到促进作用。”这种欺人的做法是想掩盖造假的事实。

新《太极拳图画讲义》有意回避《图说》中存在的许多明显错误和漏洞。用类似“偷梁换柱”式的做法试图使“假”变的更“真”、使伪《讲义》能取代原著，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

在《讲义·自序》和附录《陈仲甡传》的内容中就以“陈王廷”替换原著中的“陈卜”；将杜严《序》名重新改换成了《太极拳图画讲义·序》；将原有的“太极拳图说”也重新变换成了《太极拳真诠》；把曾编入《图说》的郭玉山《序》中的“太极拳图说”改换成原著名《太极拳图画讲义》 等等，但又不做解释和说明，仍坚持以“不但可遂曾祖生前未遂之志，告慰曾祖在天之灵，又为太极拳研究者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误导读者。

新《讲义》重蹈《图说》的覆辙，成为陈鑫及其学术思想研究又一搅局者 。

结语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陈氏拳术历史，也许只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他们籍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或是政治信仰，或是自身的利益，或是狭隘的偏见，任意述说历史，涂抹历史，编造历史，端给我们一盘看似丰盛的大餐。

剥离附着在太极拳家陈鑫身上的污垢，我们看到一个本真的传统文人形象。尽管他的学术中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漏洞，但他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注释：

1顾留馨忆唐豪中华武术[J]1982（1）:1

2345唐豪少林武当考·内家拳·太极拳与内家拳[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08

6陈鑫品三太极拳图画讲义[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7陈鑫太极拳图说[M]开封：开明书局1933

89张志勇陈鑫太极拳学思想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5）P：12-19

参考文献：

第五部分：季培刚太极往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

第五六部分：张志勇陈鑫太极拳学思想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5）P：12-19

据《陈氏太极长拳108式》（王振华著，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拳谱如下：预备势

懒扎衣立势高强

丢下脚出步单阳

七星拳手足相顾

探马势太祖高传

当头炮势冲人怕

中单鞭谁敢当先

跨虎势挪移发脚

拗步势手足活便

寿桃势如牌抵进

抛架子当头按下

孤身炮

打一个翻花舞袖

拗鸾肘

左右红拳

玉女穿梭倒骑龙

连珠炮打的是猛将雄兵

猿猴看果谁敢偷，铁甲将军也要走

高四平

迎风跺子

小红拳火焰攒心

斩手炮，打一个凤鸾藏肘

窝里炮，打一个井缆直人

直入势

庇身拳

转身吊打

指裆势

剪臁踢膝

金鸡独立

朝阳击鼓

护心拳

专降快腿

拈肘势逼退英雄

吓一声小擒拿休走

拿鹰捉兔硬开弓

下扎势闪惊巧取

倒扎势谁人敢攻

朝阳手

便身防腿

一条鞭打进不忙

悬脚势诱彼轻进

骑马势冲来敢当

一霎步往里就踩

下海降龙

上山伏虎

野马分鬃，张飞擂鼓

雁翅势穿庄一腿

劈来脚势

入步连心

雀地龙按下

朝天磴立起

鸡子解胸

白鹅掠翅

黑虎拦路

胡僧托钵

燕子衔泥

二龙戏珠

赛过神枪

丘刘势

左搬右掌

鬼蹴脚扑前扫后

霸王举鼎

韩信埋伏

右山势

左山势

前冲后冲

观音献掌

童子拜佛

翻身过海

回回指路

敬德跳涧

单鞭救主

青龙舞爪

恶马提铃

六封四闭

金刚捣碓

下四平

秦王拔剑

存孝打虎

锺道仗剑

佛顶珠

反蹬庄望门攒

下扎势上一步封闭提拿

推山二掌

罗汉降龙

左转红拳左跨马，右转红拳右跨马

左搭袖右搭袖

回头搂膝拗步插一掌

转身三请客

掩手肱拳双架梁

单凤朝阳

回头高四平金鸡晒膀

托天叉

左搭眉，右搭眉

天王降妖

上一步铁幡杆

下一步子胥拖鞭

苍龙摆尾

仙人摘乳

回头一炮拗鸾肘

跺子二红仙人捧玉盘

夜叉探海

刘海捕蝉

烈女捧金盒

直符送书

回头闪通背窝里炮

收回去双龙抹马

急回头智远看瓜

自转两拳护膝，当场按下满天星，谁敢与吾比饼

收势

请参考。

陈氏第十六代陈鑫在他写的《陈氏太极拳图说》序中写到：“始祖陈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教于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太极拳。”

另外，陈氏第十八代陈绩甫在他写的《陈氏太极拳入门总解》一书中说：在陈家沟西十华里处有一座叫清风岭的名山，多匪，常袭击掠夺村庄，管家苦于无法逮捕。早就精通太极拳的陈卜愤然而起，从村中招募数百人，亲率他们攻入贼窟，贼遂被平。从此之后，来学拳者日多，在村中设“武学社”，从而太极拳得到了广泛开展。

对陈卜创太极拳说，考证家们持否定态度的居多。但考证家张唯中在《武坛》发表的《重振国术武艺，发扬中华文化》一文中，引用了河北省高阳县人传授长拳的李从吉先生的谈话。李说：“我虽原籍河北省，但远祖与陈氏一族一样原来都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的居民。据先祖们说，那个地方每到旧历正月在庙前举行武术大会，颇为盛大。另外，把祖传长拳的技法和姿势，与陈家沟十三势长拳和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的三十二势的图解等一一对照起来看，连名称都大多相同。因此，可以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宋太祖长拳流传下来的。”

另外，唐豪、顾留馨在《太极拳研究》中也指出：在1936年山西洪洞县出版的《忠义拳图稿本》(樊一魁编)的这本书中，技法和名陈都与陈家沟传下来的拳书相同。

陈家沟有令人敬仰的太极拳历代宗师纪念馆，有响誉国内外的陈家沟武术馆，有充满传奇色彩的杨露禅学拳处。其中，历代宗师纪念馆是为纪念太极拳历代宗师所建。纪念馆的前面塑建有太极拳鼻祖陈王廷的铜像以及历代太极拳宗师的碑碣，碑碣上刻有历代宗师的简介，这是中外太极拳爱好者为纪念太极宗师们的所镌立的。

在陈家沟武术馆，可以一览当代太极拳师的风采。在武术馆大厅的四面墙壁上，可以看到当代太极拳名家以及后起之秀的展板。其中当代太极拳大师、陈氏十九世太极拳传人陈小旺，曾多次夺得全国太极拳、太极推手冠军，以其精湛的武技折服武林。与他相邻的是当代太极拳大师、陈氏十九世传人、全国武术十大名师陈正雷；以及与陈小旺、陈正雷并称为“四大金钢”的王西安、朱天才，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人人身手不凡，传拳授艺于五湖四海，名声远播于世界各地。

杨露禅学拳处坐落在青峰岭下，杨露禅常常攀上青峰岭头，藏在树丛中向下面的武学园内猎看传拳情景，并在门前空地上练习，电视连续剧《太极宗师》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杨露禅正是在这里拜陈长兴为师，并获得陈氏秘传拳谱的。之后，太极拳又逐步演变出全国有代表性的“杨、武、吴、孙”等诸大流派。

约公元前二十四世纪中期，中国。少典生黄帝，黄帝八世孙姚舜生商君，禹

封商君于虞（今河南商丘虞城西南），虞国或失或续约历一千年。商君三十二世

孙遏父投附周国。遏父生满（妫满，姓妫名满）。公元前一零六七年周武王封妫

满为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国君。公元前四七九年陈湣公被楚惠王杀，陈国

灭。陈国传二十世，二十六君，历五百零八十八年。

陈国亡，为避国祸，湣公长子剑改名衍称陈衍逃至阳武西牖（今河南兰考县

东北），次子全温逃至晋（今山西运城新绛县）。公元前四七八年至公元一四零三

年间，全温传六十七代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的五十五年间，朝廷在今山西临汾洪洞大槐树镇广

济寺旁大槐树下设局驻员组编移民。明永乐二年（一四零四年）九月，全温第六

十七世孙陈设，其二子（佚名），被遣送武功县博村（今杨陵示范区东博村）。陈

设子、孙、曾孙三世因博村祖案一九五八年夏被盗失名，博村甲乙两本家谱均未

录入陈设二子祖孙三代，笔者因之以彦灵仲德（黄帝第一百三十二世孙）十二位

为博村一世。明崇祯二十八年，博村七世陈福（黄帝第一百三十八世孙）迁于今

甘肃静宁仁大镇南门（此处有误，实为静宁城西南照世坡，录入者注）。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