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姓 夏 右图为夏姓图腾 夏姓渊源姓氏渊源 1、出自姒姓 相传帝尧时，鲧的妻子有莘氏女志因梦里吃了薏苡而生禹，故帝尧便赐禹以姒为姓。后来，禹治理了水患，指导百姓兴修沟渠，发展农业，还领兵平定了三苗之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了表彰他的丰功伟绩，舜封他于夏（今河南登封县东），后来还把帝位传给了他。夏禹死后，其子启继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400多年，共传14代，17王。后因夏帝桀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夏王族便以国为氏，称为夏氏。 2、出自姒姓 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初年分封诸侯，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受封于杞（今河南省杞县），为杞侯。至简公时，被楚国所灭。简公之弟佗（本妫姓）出奔鲁国，鲁悼公因其为夏禹的后裔，给予采地为侯，称为夏侯（复姓），其后裔以夏为姓，称夏氏。 3、出自妫姓 以王父字为氏。西周初年，周武王追封帝舜之后妫满于陈，建立陈国，建都宛丘，以奉帝舜之宗祀。史称胡公满、陈胡公。春秋时，传至第16位君主陈宣公杵臼时，有庶子名子西，字子夏。其孙征舒以王父（祖父）之字为氏，称为夏征舒，其后遂有夏氏。 4、改赐姓或其他 台湾土著哈也湾氏改姓夏；明时元人齐噜台被赐名夏贵；土家、蒙古、回、满等族有夏姓。 少数民族中的夏姓，有以下几种： 回族中的夏姓： 据说取自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从西方来泉州定居，后应聘主持清真寺教务的夏不鲁罕丁名字的首音。当时，夏不鲁罕丁被人们推崇为“摄思廉（伊斯兰教）夏（长老）。”故又说，回族中的夏姓是从夏不鲁罕丁的教务等称“夏”而来。另，明永乐年间来中国的苏禄东王守墓人夏乃马当，在当地生息繁衍，遂成了山东德州北营夏姓回民之先祖。在江苏镇江，有《明德堂夏姓》。夏姓“原有老谱，清咸丰年间，在原籍扬州被毁，民国五年（1916年），由镇江、南京始祖中医师子衡公重纂，序文中有我族自前明人关以来定居扬州，堂开明德，已有五百年光景，历传三十世之谱的记载。1983年，镇江后裔（夏）容光在此基础上，建立活页新谱，并在排辈十字后加添二十字。”（《镇江回回》）夏姓回族以西北居多。 土家族中的夏姓： 湖南湘西土家族中有夏姓，如湖南龙山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 蒙古族中的夏姓： 明朝时有蒙古人改姓汉姓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蒙古族中有夏姓，如：内蒙古准格尔旗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夏日，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会长夏立宛。 满族中的夏姓： 清朝初满洲八旗中有夏姓，满族的夏姓其先出自汉人，入旗满化成为满族一员，到清末民初，旗人纷纷汉化融入汉族，夏姓旗人同样也回归了汉族，但其族人中已经混合了满族的血液。辽宁省沈阳市等地满族中有夏姓。 锡伯族中的夏姓： 锡伯族夏氏历史与满族夏氏相似。辽宁省沈阳市、新疆等地锡伯族中有夏姓。 侗族中的夏姓： 贵州省玉屏县等地侗族中有夏姓。 5、得姓始祖：夏启 相传帝禹死后，其子启打破禅让制而即位，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四百年，共传十四代，十七王，末帝夏桀暴虐无道，国人怨恨，而此时黄帝子姓后裔商汤却因仁德，深受拥戴。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夏王族便以国为氏，称为夏姓。夏启因开国君主之位，而被奉为夏姓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唐朝之前的夏氏迁移概况：夏氏因得姓很早，故随着时代的不断更替，散居尤为广泛。 夏姓发源于今河南、安徽省境。大致上，秦及秦代以前，夏姓主要在中原生息繁衍，并迁往陕西、山东、安徽、山西、河北等地。如夏征舒传至4世孙夏区夫仕陈（今属河南）为大夫，裔孙夏御寇仕齐（今山东东部）为大夫。秦始皇时尤御医夏无且（大致出自陕西夏氏）。秦汉之际，有代（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中部与北部等地）相夏说；安徽夏氏出自随王桀逃至南巢一部分夏王族的后裔。 魏晋南北朝以前，夏姓还主要活跃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特别是中原一带。 夏姓南迁始于汉代，如西汉时有夏黄公，为鄞人（今浙江宁波市）；东汉有夏方，为九江人（今属江西[江西省德安县夏卫兵初步考证：东汉时的九江并非现在的江西省九江。 唐朝、宋朝及之后的夏氏迁移概况：据各地夏氏谱牒记载[江西省德安县夏卫兵初步综合百余部家谱考证]，主要由浙江迁江西、苏州等地，江西迁湖南、湖北的黄岗与麻城、安徽等地，苏州迁苏北、安徽等地，河南回迁浙江东部，浙东迁广东，湖广（湖南、湖北）迁重庆、四川、陕南，江西、安徽迁福建、台湾，湖北的黄岗与麻城迁河南南部，江苏、重庆、四川迁贵州、云南；山西迁山东、苏北，苏北、四川迁山东，江西、山东迁东北三省。

大家都来我空间！

无影之无 千总 四级(1091) | 我的贡献 | 我的消息(0/9) | 我的空间 | 百度首页 | 退出

新闻 网页 贴吧 知道 MP3 百科 帮助

> 浏览词条

编辑词条 发表评论 历史版本 打印 添加到搜藏

钱钟书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先生其人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锺书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

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钱先生其书

《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详细生平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

●钟情于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目光睿智的钱钟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围城》妙语

1、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了，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2、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

3、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

4、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玷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5、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

6、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细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7、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

8、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9、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10、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它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11、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劳，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12、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13、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14、那时候苏**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15、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

崔篆，（？——？），西汉河北安平人。王莽时建新大尹（太守），临终作《慰志赋》。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东北）人。东汉末年曹操部下。太祖破袁氏，辟琰为别驾从事。曹操征并州，留琰傅曹丕于邺。魏初，拜尚书。主曹丕为太子。操贵其公亮，迁中尉。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加魏王，以为意指不逊。罚琰为隶，后赐琰死。

崔骃，（？——92年），东汉文学家，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安平）人。崔篆之孙，少与班固、傅毅齐名，曾为府掾，后改主簿，著有《达旨》等，有“儒家之林大才子”之称。其子崔瑗，官至济北相。为著名书法家，工章草，其书“点画精微，神变无碍”，人称“草贤”，著有《草书势》。

崔瑗，（77——142年），东汉书法家，河北安平人，字子玉，崔駰次子，著《崔瑗集》五卷。

崔寔，（？——170年），字子真，东汉政论家，河北安平人，著述颇丰。

崔烈，（？——192年），东汉河北安平人，崔寔堂兄，官至司徒。

崔州平，生卒年不详。名不详，字州平，博陵 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末年隐士，太尉崔烈之子，西河太守崔均之弟。与荆襄一带的名士徐庶（元直）、石韬（广元）、孟建（公威）、庞统（士元）、诸葛亮（孔明）等人常有来往。汉太尉崔烈子西河太守崔均之弟。与徐庶、石韬、孟建皆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荆州名士、诸葛亮之友。亮与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先主来隆中见亮，忽见州平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先主与语大悦，即请同归，州平以己无意功名，长揖而去。后先主二次往隆中，州平已与亮相约，出外闲游去矣

崔洪，（？——291年），字伯良，西晋河北安平人，官至司农、吏部尚书。

崔浩，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西）人，后魏时官至司徒。其修史以彰直笔，因暴露“国恶”，而遭灭门之灾。

崔宏，南北朝时清河东武城人，官至吏部尚书，曾执掌机要，参与草创过各种制度。

崔鸿：字彦鸾，东清河鄃（夏津县古时称鄃县）人。约生于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初，卒于北魏孝昌年间（525—527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撰《十六国春秋》一书。

崔颢，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唐代大诗人，官至司勋员外郎。早期多闺情诗，诗风浮艳，晚期诗风慷慨豪迈，后人辑其诗成《崔颢集》。

崔护，博陵安平（今属河北）人，唐代诗人，官至岭南节度使。其诗《题都城南庄》，有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千古传诵。

崔白，濠梁（今安徽省凤阳）人，北宋名画家，擅画花竹、禽鸟，尤工秋荷凫雁。其笔法劲利如铁丝，设色较淡，改变了宋初以来画院流行的浓艳细密之画风。

崔立，将陵（今山东省德州）人，金末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

崔斌，元朝名臣，官至中书左丞（副丞相）。其人才思敏捷，性情刚直，为官清廉，深受元世祖信任。

崔述，大名（今属河北省）人，清代历史学家，考据学者。字承武（1740-1816），号东壁，河北大名人。乾隆举人。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弊，为人称道。30岁后，因见群经的传记、注疏多与原经文有出入，由怀疑而进行考据，辨别真伪。他考辨先秦古事，一切取信于经。对战国以下的书，都以为不可全信，因而专攻古史。对近代史学界怀疑古书古事的风气，颇有影响。所著书以《考信录》为主，包括《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近人汇印为《崔东壁遗书》。

崔善为，唐代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善天文算历和断狱。曾随李渊起兵，后封清河县公。

崔敦礼，崔敦诗：南宋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二人均为绍兴进士。敦礼著有《宫教集》、《刍言》。其弟敦诗文才敏赡，著有《玉棠类稿》、《西坦类稿》等。

崔子忠，北海（今山东省莱阳）人，明代著名画家。擅画人物、仕女，兼工肖像画。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

崔豳，唐代武城人，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四世同灶，和睦相处。唐玄宗谓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

崔灵恩，南朝梁东武城人，遍读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初为北魏太常博士，后归梁，累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官至贵州刺史。常聚徒讲学，着有《毛诗注》、《周礼集注》、《三礼义宗》。

崔广，汉初人，字少通，号夏黄公。与东园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同隐居商山（今陕西省山县东），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

崔琳，唐代武城人。政事开明，开元（公元713-729年）间为中书舍人，累官太子少保。为唐玄宗器重，曾书其名，以金瓯覆盖之。

崔挺，北魏京师人，字双根，少好学，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时任光州刺史，大行开化之风，累官本州岛大中正、北海王司马。为官清廉，有人曾赠以玉璧，被挺推却，曰昔无杨震之金，今岂有崔挺之璧？

崔玄暐，唐代博陵人。长安初（公元701年）为天官侍郎，历任凤阁侍郎、中书令，封博陵郡王。其弟崔升，官至尚书左丞；其子崔琚，颇以文学知名，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其孙崔涣，官至御史大夫；曾孙崔郢，自商州防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升监察于史。后人称五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8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689团政治委员，344旅政治部主任兼冀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新编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党校第四部主任、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班主任兼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委员、顾问，第二炮兵顾问。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崔文斌（1917-1998），陕西省绥德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转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大学特务团连副政治指导员兼教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陇东特委正宁县工委主任，镇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6支队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师11旅33团政治处副主任，盱眙总队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3军分区独立第1团政治委员，独立第4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6纵47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政治部主任，第71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4军71师改建为空军，师部和211、213团机关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任总队政委，212团调到北京编为警备团。1951年5月，编为空军15师，任师政治委员。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空15师入朝作战，编入志愿军空军序列，这支队伍刚组建，经过改装训练、学习组织飞行的程序和方法、6000米以下单机到大队的基本训练、团的编队训练、战斗使用科目训练，飞行员仅飞了20多个小时，1952年2月在空4师带领下升空作战，3月20日在空4师一个大队掩护下，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经过8次空战，1952年5月，空15师撤回吉林省公主岭机场休整，9月转场到东丰机场，保卫小丰满水电站。9月中旬，空15师接收米格-15飞机52架，随即进行改装训练和战斗科目训练。1952年11月，空15师再次入朝作战。空15师两次参战，共击落敌机51架，击伤16架，被击落41架，击伤37架。空15师涌现出3名二级战斗英雄：吴胜凯（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蒋道平（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韩德彩（击落敌机5架，其中击毙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回国后，任空8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崔建功，（1915-2004），原名崔日发，河北省大名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1938年6月任涉县独立团教导员时，改名“崔建工”，号“广运” ，意思是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建设工农政权。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将他的名字错写为崔建功，他便顺其自然，沿用此名至逝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5军团第73师政治部敌工干事等职。参加了山西永和、陕西桥板以及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129师新编第1旅1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第3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以及山东高塘东月寨、香城固、林南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第12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1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27旅旅长、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15军45师师长等职。参加了平汉、汲县、安阳、豫北、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5师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参加了第5次战役，1952年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副军长，第14军代军长，后入南京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习，1956年毕业，任第13军军长，1960年11月指挥5个团21个营跨越国境进入缅甸，在东西长三百公里、南北宽一百公里的热带山地丛林，与缅甸国防军双边夹击滞驻“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经过80天的出国勘界警卫作战，消灭了国民党残军的“复兴基地”。后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功勋。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崔毅（1930-——），山东省蓬莱县人，1945年加入中国***。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胶东军区分区连文化干事，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济南军区青年部助理员、科长、副部长，师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部长，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1993年退役。是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崔 岑 ，1939年5月生，黑龙江肇源县人。大专文化。原任中共肇源县委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副处级）。于1999年6月退休，1963年8月毕业于黑龙江省双城市中等师范学校，1970年12月光荣加入中国***党员。曾任过小学教师、文教局科员、公安政法战线审判 员、刑事侦查员、侦查产科长、乡镇党委书记、县信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县政府调研员。在担任政法委副书记时，开始研究犯罪心理形成因素问题。几年来共撰写较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先后在黑龙江省《法学与实践》、吉林省《政法丛刊》、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制心理》等杂志上公开发表。撰写的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理论文章，多次在《黑龙江日报》、《大庆日报》公开发表。1986年7月参加南开大学法学研究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法制心理研讨会，撰写的《贪污犯罪规律、心理特征与对策》一文在会议交流，于1987年被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制心理科学与应用》一书收编，公开发表。1988年8月参加了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在深圳市召开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在大会上交流，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奖。撰写的《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一文，已收入《中国法制心理研究》一书。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将十几年钻研犯罪心理科学科研成果，撰写的论文，编撰成15万多字的《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文集》出版。在1986年和1988年被黑龙江省法学会、心理学会吸收为会员。1996年7月中国预防青工犯罪专业委员会在哈尔滨市召开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会议，被选为该会常务委员

崔 汉 ，1935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任广西柳 州电视台副总工程师。自治区第六届政协委员。1958年在核工业部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是 中国爆炸物理电子学科创始人之一，曾获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1980年在航 天工业部机械厂研制了“高炮射击遥控模拟指挥训练设备”，该项目获1984年广州部队科技 成果一等奖。发表《爆炸物理电子学》方面的论文数篇，译有国外战术导弹技术和电视工程等篇文章。　崔 模 ，1924年10月生，河北宣化人。1953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河北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会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眼科专题 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第四届委员，省眼科学会第二届主任委员。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4名。合作研究的“眼底荧光血管造影”获卫生部甲级科学技术奖、省科技三等奖；“眼底 新生血管”获省甲级医药卫生科研成果奖；“眼动脉及其主要分枝”获省乙级医药卫生科研 成果奖；“河北省盲和低视力流行病调查”获省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眶腔静脉瓣的观察 与测量的研究”获省卫生厅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进行性近视眼底后极部病变的研究”获 省科技进步四等奖。合著《眼底荧光血管造影释义》获北方10省市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第 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参编高等院校《眼科学》教材。发表论文30多篇。

崔建发，河北安平人，现任安平代县长。

崔海霞（女），河北安平人，现任安平副县长。

（待续）

世传及一些书籍资料均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祖籍是广东韶关，但韶关八县三区，具体是何县何村，何时入川，却一直没有文字资料确认。

经查仪陇马鞍同治十三年《朱氏族谱》、政协仪陇县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单位编辑的资料均证实，朱德元帅的近代祖确在乳源县，居住村庄是乳源龙溪枫树坪、梯下，居住时间二佰年，是从乳源梯下入川。

一、元帅先祖与乳源岭头朱氏

据四川朱香儒（朱香儒离休前任重庆九龙坡区城建工委主任，九龙坡科技协会委员，九龙坡园林协会秘书长，九龙坡土建勘测学组组长）1994年亲笔续修的《沛国堂朱氏续修家谱》初稿明确记载：朱德元帅的先祖朱聪一郎、朱万一郎于明正德年间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徙居广东韶州府乳源县龙溪枫村坪，后又移居梯下。

按谱记载：朱聪一郎取林氏夫人，殒后夫妇同葬梯下上坳岭；朱万一郎于明正德年间生于上杭，随父迁居广东韶州府乳源县，取张氏夫人，殒后同葬乳源梯下合众墩，两位为迁粤一、二世祖。

从明弘治年（1488—1505年）至今五百年长，四川离乳源两千多公里，如果没有家谱明确记载，后人是无法考知先祖所居之详址，坟茔葬在何处的。

从仪陇档案馆收藏的马鞍《朱氏家谱》得知，朱德元帅的近代祖朱仕耀于清康熙四十五年甲午（康熙甲午年应为五十三年1714），从乳源梯下入川，首迁地是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然后再迁仪陇马鞍。

从明弘治年间至康熙甲午年整二百年，若按二十五年为一代计，朱仕耀的先祖在乳源枫树坪、梯下整整繁衍了八代人。

乳源岭头朱氏的开族始祖朱亮，授诰朱明二郎，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从福建汀州府长汀县迁乳源岭头立业，比朱聪一郎父子约早30余年，两支朱氏迁粤时间虽有先后，然而，其在闽是同宗共祖，同源于朱熹四代孙朱浚。

故，朱聪一郎及其后裔的世系排行（字辈）与乳源岭头朱氏相同，即：“法福万海崇仕克，有上成文化朝邦，贤才一品君相会，衣冠世代永隆昌 ”。

仪陇朱仕耀的后人，在字辈的后两句按原韵新编“世代书香庆永锡，贻谋继述耀前章。

”其原因可能是清后期因战争及社会动荡，粤川两地失去联系，乳源续修族谱所编的字辈无法传给仪陇，他们只好另起续上。

关于世系排行，经查《仪陇揽胜》朱德故里行“伟人足迹”篇（李传元，李英才著）和谢储生的《青年朱德》一书所载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字音同字异或前后错位。

这些出入，纯属当时转抄笔误造成。

对世系字辈中前两句个别字不同的问题，仪陇朱仕耀的后人朱香儒认为：“朱仕耀入川时可能没带族谱，后来乳源在嘉庆十七年壬申岁（1812年）送谱入川到仪陇，将世代祖名并世系字辈都抄录，可能抄时字体不太正，个别字失辩成错。

从老谱中查得广东乳源朱氏世系字辈编写情况，证实马鞍朱氏世系字辈前两句中个别字不同纯属抄写时笔误。

从朱德元帅故里展出的世系表中可以看到，朱德元帅的祖父邦俊，属“邦”字辈，排老三，五兄弟，即邦彦、邦余、邦俊、邦兴、邦玖。

以此往

上推，朱仕耀应属“上”字辈。

若按乳源岭头朱氏的字辈排，朱德元帅应为“才”字辈。

从族谱看，乳源岭头朱氏和仪陇两支朱氏，（文先支和仪陇大寅打油湾朱秉璋支，即朱明魁村朱氏）均同宗共祖，同出于宋朝理学大师朱熹，属朱熹长子朱塾后裔，这与乐昌秀水的老谱所载完全一致（岭头的族谱毁于文革），（仪陇揽胜）“伟人足迹”一文所载与仪陇档案馆收藏的朱氏族谱基本相同，如下：

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务农，数传而至于公……。

据朱氏家谱记载，朱氏辈序为：

发福万海崇仕先，

友尚文成荣朝邦。

世代书香庆永锡，

贻谋继述耀前章。

二、朱仕耀入川年份推考

朱仕耀入川的首迁地广安县龙台寺，朱仕耀的墓亦在其中。

我们在2003年6月17日与朱香儒、朱明魁等四人亲往，龙台寺已拆，六十年代建成了粮仓，朱仕耀的墓及其后人已迁往他处。

如能找到朱仕耀的墓，或许可从碑文中看到迁徙的情况。

仪陇马鞍镇1982年建成朱德纪念馆，并将元帅故居向游人开放，其展出的好些资料对考证其上源世系有直接的作用。

入川世祖朱文先的坟墓在1933年遭 反动派破坏，原碑已被砸烂，不复存在，1994年重修后也没完全恢复原样。

这使我想起一本什么杂志介绍 主席家的祖坟也遭到同样的破坏，时间也大致在那个时候。

他们在战场上斗不过 的红军，竟以如此低劣的手段妄想挽回他们的失败，纯属流氓之举，何似政党所为！墓是泥坟，正面仍以卵砌起，亦不高，重修时只在正面立了一块石碑，中间以约三寸见方的大字刻着“入川二世祖朱公文先老大人之墓”，左边刻有铭文，曰：

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春，朱仕耀携眷自广东韶州府乳源迁四川顺庆府广安龙台寺，林氏祖母抚育六子存五人，即承先、开先、兰先、满先、文先。

朱仕耀祖逝葬龙台，文公随林氏母迁仪陇乐兴溪，林氏祖母葬乐兴梁惠山下，后移居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寨。

清乾隆三十五年承买许姓田地立业相传至今，文公卒葬于斯。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祖墓毁，今复建墓碑。

孔子曰：“慎终追远，识其源流耳”。

（原文没断句，文中标点是笔者所加）

碑由文先七世孙朱中书撰文，八世孙朱香儒敬书。

中书今年九十二岁。

94年重修文先墓时八十三岁，为“书”字辈，相当于岭头朱氏的“一”字辈，比朱德元帅小一辈。

关于朱仕耀由乳源入川的年份，此碑与同治十三年仪陇朱氏族谱所载同为康熙四十五年，李英才、杨恢在《朱德故里马鞍》“朱德家世”一文所述亦与碑记相同。

查政协仪陇县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仪陇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肖向成所写的“朱德世家”一文所述，朱仕耀入川时间约为清雍正四年（1726年）。

在李传元、李英才编著的《仪陇揽胜——朱德故里纪行》“伟人足迹”一文中对朱仕耀入川的时间认为是清康熙四年（1665年）。

关于朱仕耀入川的年份，根据多方资料考证，认为谱载的清康熙甲午年（1714年）较可信。

查四川邻水县朱氏族谱，当时属乳源县辖地的潦水朱家（今属乐昌），始迁祖成统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入川。

据四川大竹朱氏族谱记，邹家坝派的朱氏始迁祖朱佑二郎，是康熙壬辰年（1712年）从乳源入川。

同大竹谱记，从乐昌迁邻水县香炉山老王沟上仁支始祖朱自美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入川。

同大竹谱载，大竹县欧家乡五斗坑朱氏，入川一世祖朱上仕，原是乳源长溪乡李井都岭下村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入川。

这些属乳源岭头朱氏各房分支者入川时间均在康熙中后期，朱仕耀入川前居乳源梯下，距上述入川者远的不过五、六十公里，近的（距长溪）不过五、六公里，为何能在康熙四年，早四十年许入川？不太可信。

另据李传元、李英才在“伟人足迹”所记，清朝批准湖广总督蔡疏荣奏请的“敕部准开招民之例”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此后才掀起“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热朝。

“招民之例”是清朝给四川因战争和瘟疫造成人口剧减而独颁的招民政策，没有 的政策允许，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广东乡民岂敢冒然入川？李传元、李英才可能发现在“伟人足迹”文中认定朱仕耀的入川时间有误，故在2000年政协仪陇县委马鞍区联络委员会编的《朱德家世》一文，则把朱仕耀入川时间改为清康熙四十五年甲午（1706年）。

即使这样，亦欠准确，康熙甲午是五十三年（1714年）他们在编写时并未详查纪元表，只是照抄而已。

肖向成认为朱仕耀是清雍正四年（1726年）入川，并说朱文先于1766年（清乾隆31年）前后，携第四子朱自成一脉自龙台寺迁仪陇马鞍琳琅寨下落户，此入川年份亦不可信。

我们可以作下列推算，如朱仕耀入川时约25岁左右，约有一个儿子，最多二个。

他一生生六子存五子，不可能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两千多公里路入川。

那么其余四、五儿子应在龙台寺出生。

而要完成生四至五个儿子算他十年时间，而朱文先又是幺子，最早亦在1726年或更后出生。

即使朱文先18岁结婚，当年得子，而朱自成是第四子，第五子是贵成，约1754年后出生，文先不可能把他及其他未成年的儿子留在龙台寺，于1766年只带朱自成一人迁仪陇。

根据仪陇博物馆收藏的马鞍朱氏族谱道光二十八戊申岁（1848年）朝台所写的序记载，朱仕耀妻林氏及其所生四子，开先、满先、兰先、文先俱迁仪陇，初于梁惠山居数载，又迁马鞍场琳琅寨山下居。

开先、满先、兰先、子孙俱远徙异地，惟文先创业于此，世居不迁。

如此看来，肖向成在编《朱德世家》一文时，并没找到这本《朱氏族谱》。

事实上并非文先带第四子迁马鞍，而是文先母亲林氏带着四个儿子迁马鞍。

按照《朱德世家》和《伟人足迹》及香儒、中书所编的新谱初稿均记，朱仕耀公有五个儿子，长子是承先、其余为开先、满先、兰先、文先。

但，同治十年朱氏宗谱只记有四子，经电话询问朱香儒，他说：“其他谱记有承先，可能朱朝台所抄的旧谱遭虫蛀而失掉承先的名字。

或许承先留居龙台寺未迁马鞍。”

三、关于朱德元帅家人及子女情况

关于朱德元帅家族先人及其子女，外面许多资料记载都不很准确，马鞍场朱德纪念馆收集整理的资料都有说明。

谢储生在《青年朱德》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中认为，朱文先为入川第三代。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入川第二代，仪陇马鞍的首迁祖。

两广朱氏源流编委会亦有几个问题搞不清，他们的资料认为：1、朱德元帅的四代祖朱云成有4个儿子，即荣开、荣朝、荣章、荣乾，人数没错，名字错了两个；2、认为朱德元帅有3个儿子，即理书、尚书、宝书。

事实上朱德元帅只有一子一女，朱琦（宝书）、朱敏；3、认为朱德元帅有七兄弟，其实只有二个兄三个弟一姐一妹。

关于这些世系人物，“伟人足迹”与朱德元帅故里所展出的世系图是一致的。

我们亦与马鞍朱氏修谱主编朱香儒讨论过，他认为《伟人足迹》一文所述是对的。

下图是李传元、李英才在《伟人足迹》所列的世系图。

朱氏世系表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庚戌岁九月十五日，午时十八分。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中进士，官至宝文阁待制。

宋宁宗六年殂（公元1200年），时年71岁，葬建阳西北唐石里（又记为嘉承里九峰山）大林谷亥山已向。

↓

长子朱塾字受之→朱鉴字子明→朱浚→朱友樟→朱炳→朱埙→朱聪一郎→朱万一郎〔明成化初年（公元1465年）朱聪一郎，朱万一郎父子自福建上杭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迁至广东韶州乳源枫树坪后徙居梯下，其后朱仕耀公徙川为长房入川一世祖。

〕

（注经考证，朱聪一郎、朱万一郎迁粤应为明弘治年间（1506-1521），）

朱仕耀

↓

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公携眷自广东乳源徙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

文满兰开承

先先先先先

↓

其子孙在广安、营山、渠县、蓬安等地方繁衍。

〔文先随母林氏徙居仪陇乐兴溪，母卒葬乐兴梁惠山下。

文先又徙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置许姓产业，立业相传至今。

〕

通过调查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