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对于家庭有着“明昭穆、辩世系”等功能，而且也是研究 历史 的重要史料来源。

中国家谱的 历史 源远流长。民国以前，家谱的修纂连绵不绝，至民国至今，家谱修纂也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一是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倡导，出现一个修谱的高潮，诸多国民党要员也都在这时候进行修谱。二是建国后的20世纪80—90年代，也迎来一个修谱的高潮。建国之后，族谱被视为封建的象征，遭到严重破坏，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族谱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不断修纂家谱。进入新世纪之后，修谱更是频繁。

民国高官家族修谱时蒋介石的题词

但新世纪修谱，和以前的宗族修谱有很大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首先是资金的问题，不同于明清时期宗族，修谱的资金从族产扣除，现在修谱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再者就是世系的编纂，新增了多少人口，具体世系如何，特别是像题主所说的，如果老谱遗失，新谱的修纂就会更加困难。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近世修谱时的倡议书（为了保护隐私，此处仅截取了部分）

第一，资金问题 。当今修谱资金的主要来源是 捐款和均摊 ，一般都将这两种个方式相结合。

捐献主要是由家族中资金比较充足或者 社会 地位比较高的人进行捐款，这也是当今修谱资金的重要来源。当然，为了鼓励族人进行捐款，常常在家谱中载明某某捐款多少，如若捐的比较多，还会在家谱中详细载明家庭的照片以及家庭人员的光荣事迹。

均摊则比较简单，就是每户都要缴纳一定的款项，不同的宗族采取不同的方式，有的按照家庭进行，有的按照人丁捐款，通常都采取第二种。其缴纳具体数额不同地区也不同，有的人均10元，也有的人均20元等等。当然，是否缴纳采取自愿原则，但是不缴纳也不会载入家谱，所以还是带有间接性的强制性措施。

第二，世系编排问题 。

采访是不可避免的。 修谱人员需要每家每户的去采访，确定家庭具体的人口。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所以一般选择有一定名望的族人担任。而且如果可能，还需要跨越不同县市，甚至不同省份。

但这里就出现了题主所说的问题，如果家族有老谱，那一切都好说，只要按照以前的世系采访编排即可，但如果老谱遗失该怎么办呢

采访一定是必要的， 而且还要很仔细的进行采访，包括家庭男主人之上的若干代，都要尽可能的进行梳理清楚。而且， 这里也可以对族中年龄较大的老人进行采访 ，依据他们的口述史料进行汇总。

查找文献资料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的文献包括多种，方志、文集、旧报纸等等。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两种文献资料。 一是墨谱 ，所谓墨谱，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家谱不同的，传统家谱都是出版的或者已经刊刻出来的，但是墨谱是未经刊载的，一般墨谱很难保存下来，但也有部分宗族会保留。 二是碑刻 ，明清时期碑刻都会比较完整的记载家族世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份史料。

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进行考证。 比如联宗谱 。一般而言，每个家族都会有迁徙来源，通过去迁徙地进行考察，也有一定的几率找到之前的家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采访汇总，能够形成新的家谱。

当然，如果实在找不到相关记载，在新修家谱时，先将现存可以考证的世系资料编纂出来，不清楚的部分可以待后续进行考证。

当然，新修家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都会组成一个修谱委员会，进行统筹分配，如总修人、会计、采访人员等等。

比较复杂。要看失续的年代是否久远。可以从现代往上推，看是否联系上老谱，（老谱上记载的详细更好）。你属于哪支，住哪个村，每一辈弟兄几人，（这些信息老谱上都有记载），多和年龄大的，辈份长的交流。现在人口流动性很大，迁徙频繁,续谱更难。小传中可写清楚原住何村，现居何地（地址要写清楚）。现在,年轻人多不太重视修谱，但仍要二三十年修一次，这就需要家族中要有热心公益之人,有志者事竟成。我大伯退休教师，一个人跑了四年，几十个村庄，完善了谱系,又写了小传,及文献,修了支谱,为本支五千人及安徽蚌埠常氏家族作出了贡献。本人于2017年9月份，下定决心，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1871年（1992年老谱记载。）迁至南京鼓楼区，最近两、三代人与老家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南京一支人，参于2017年修谱,圆了他们与老家宗亲们的团聚梦！

中国人非常重视修家谱，讲究慎终追远，传承有序。家谱失传的现象也很普遍，远因是战争和灾害，近因是破四旧和人口流动加速。

我家的家谱也在文革中烧掉了，我父亲在2000年退休以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重新整理出来，他的办法主要有这么几个：

1回忆。我的祖父是1978年去世的，大概在1976年前后，我父亲就请他老人家回忆族谱。我们这一支落户到本地后，传到我祖父是第七代，从我祖父之前，一直是长房，族谱和牌位（神柱）一直放在我家，虽然被当做四旧破掉了，但是祖父记忆力极好，他口述的内容被我父亲记录下来，基本上已经很完备（缺部分生卒年月和女配偶姓氏）。我父亲又多次回村里咨询老人，又充实修正了一些内容。这是恢复家谱最重要的办法。

2走访。全县有近千个自然村，有吕姓的村子大概有200多个，父亲骑车着电动车，用七八年的时间逐个走访（有些村子去了四五次），一方面梳理清楚了本县吕姓的来龙去脉，播迁流转次序，另一方面也充实订正了我们的家谱（因为在一些较近的支脉里，颇能获得臂助）。我父亲根据几年来的调研资料，写下了几万字的“市吕姓源流考”，为后来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这是第二个重要手段。

3查阅地方史志。这个方法可以在大的节点上提供一些帮助，对细节帮助不大。

4可以在网上查找本姓的宗亲会，也能有所收获。

最难的就是李姓，没有一个统一的字辈。我自己今年47岁，李姓，根据老谱记载。2015开始，到2017年。终于把本村本族所有的人员统一进行了续撰。老谱是清四旧时放在窗台底下用泥土泥在墙里才幸免于难。后来我的一个大爷爷保管着。大爷爷在2001年去世了，六十多年了基本木续过谱。我是一个乡村医生，利用农村人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的档案管理。我通过电脑把族谱续撰了！自己感到好欣慰。真的好累续撰族谱。我没有让族里人花一分钱。！！！顺便说一下，我族是明景泰三年从江苏东海迁徙到山东莒邑！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很是适合，因为我们唐氏家族也正在准备重修族谱，和题主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家族的族谱也已经失传。

首先说，为什么要修谱续谱？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万里江河必有其源。普天下炎黄子孙一脉相承，说世系，道宗族，辩亲疏，以延宗亲之道。国有史，县有志，族有谱，同为一理。

此为修谱续谱之初衷。

过去，每个家族，都会有族谱，历经续修，完整规范，世代相传，长期保存。

但是，经过那个时期破四旧，族谱遭毁失，宗祠遭破坏，祖宗牌位也都损坏，导致后来家族字辈都变得混乱。

到了现在这个太平时代，大家都认识到修谱续谱的重要性，很多家族开始重新修订族谱。

可是，族谱已经损毁失传，又该从何入手呢？

我说一下我们的做法，题主可以作为参考。

一、采访族中老人，走家串户采集总支世系信息。 二、搜集物证，比如找到老祠堂地址，看是否有石碑。我们就是在老祠堂遗址找到了百年前的纪念石碑，上面的字迹依然可辩。我们将石碑上字拓下来整理出来。

三、家族族谱虽然损毁，但家族各分支有些家里一定还有保留的神主牌位。我们也就是在家族走访中收集到了一些神主牌。

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整理出辈分字派，可以和其他地方同姓家族字派进行对比，看能否找到字派一致或者接近的，以找到本支的来源。

经过这些考察走访，我们考证整理出了最初入川的字辈，又重新续订了新的字辈。

族谱的续修，还在进行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总的说来，需要全族人共同努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为了追本溯源，弘扬祖宗遗德，继承祖宗传统，我们都应该做好这件事。

我是阆中飞帅，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寻祖藉，求帮助: 湖北吴氏一支和祖藉失去联系，祖藉江西南昌新建县，1890年以前每代人回新建祭祖，此后120多年无人回去，祖谱及祠堂在新建原藉，其中族谱字辈是: 君启继文州，振汉忠国道，诗书礼可传有网友知道上述族谱及地址者，请回复，谢谢！祝您全家幸福！

每届修谱都会印刷出很多套，除非是全部消失了。只要有一套存在，就可以续谱。

无论以前家谱在否，现在主要的是每个家族之间详细记录，有序流传，一旦有追溯的线索，严格考证，同姓之间相互参阅，建立起完整的血缘传承档案。百年之后，尸骨与功业荡然无存，唯一能留下的只有名姓，假如连名字都不能加以记录，我们的一生也就是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

一般都是可以的

只是难度较大

有些可能会难续

但谱有这方面的处理技巧

做总比只遗憾要好百倍，实在没有老谱，就找老人回忆家族世系，并尽量捋清，能到哪代就到哪代，即使有部分错误也没关系，只要别把行辈搞错就是功绩。你现在开始修成家谱，你就是家族的功臣。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

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常氏家族属于常应公的后代。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云南居住的常氏家族，历史久远。由先祖常应公（明朝操镇将军）传承，主要集中在镇雄县的各个乡镇（约有2万余族人）。常应公属常遇春公第十一世孙，从历代西南常氏家谱记载，常遇春公次子常升为明太祖朱元璋创下丰功伟绩，被朱元璋皇帝封为开国公，后因燕王朱棣篡位，发动靖难之役，常升公为了护卫建文皇帝朱允炆，战死金川门外，朱棣篡位得逞，忠武常氏家族遭难。

本溪自驾游到常氏祠堂的一共要行驶1214公里，一共得开13小时45分钟，油费预计485元左右，过路费为529元左右

从本溪到常氏祠堂途径道路概况

解放南路 → 南兴路 → 沈环线 → 北台立交桥 → 辽中环线高速 → 京哈高速 → 首都环线高速 → 京港澳高速 → 郭村枢纽 → 新元高速 → 拐角铺枢纽 → 石家庄绕城高速 → 京昆高速 → 太原二环东环 → 太原二环高速 → 二广高速 → 京昆线 → X914

从本溪到常氏祠堂路线详情

从起点向正南方向出发,行驶80米,右转进入解放南路。用时1分钟

沿解放南路行驶310米,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解放南路行驶15公里,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解放南路行驶170米,直行进入南兴路。用时1分钟

沿南兴路行驶552公里后，进入沈环线。用时2分钟

沿沈环线行驶59公里,朝本溪,辽中,G91方向,左后方转弯。用时4分钟

行驶20米,右转。用时1分钟

行驶610米,朝辽阳,辽中,大连,北京方向,靠右进入北台立交桥。用时1分钟

沿北台立交桥行驶380米,直行进入辽中环线高速。用时1分钟

沿辽中环线高速行驶10530公里后，进入京哈高速。用时1小时0分钟

沿京哈高速行驶55931公里后，进入首都环线高速。用时6小时1分钟

沿首都环线高速行驶10067公里后，进入京港澳高速。用时1小时5分钟

沿京港澳高速行驶16661公里后，进入郭村枢纽。用时1小时48分钟

沿郭村枢纽行驶12公里,直行进入新元高速。用时1分钟

沿新元高速行驶1940公里后，进入拐角铺枢纽。用时10分钟

沿拐角铺枢纽行驶330米,朝平山,太原方向,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拐角铺枢纽行驶14公里,直行进入石家庄绕城高速。用时1分钟

沿石家庄绕城高速行驶1338公里后，进入京昆高速。用时8分钟

沿京昆高速行驶15968公里后，进入太原二环东环。用时1小时38分钟

沿太原二环东环行驶166公里,朝东二环,石家庄,晋城,临汾方向,靠左。用时11分钟

继续沿太原二环东环行驶103公里,靠左。用时7分钟

继续沿太原二环东环行驶63公里,朝阳泉,石家庄方向,靠左进入太原二环高速。用时4分钟

沿太原二环高速行驶2928公里后，进入二广高速。用时19分钟

沿二广高速行驶40公里,从G108,榆次,东阳出口离开靠右。用时2分钟

行驶11公里,直行。用时1分钟

行驶470米,右转进入京昆线。用时1分钟

沿京昆线行驶152公里后，进入X914。用时1分钟

沿X914行驶39公里,左转。用时2分钟

行驶140米,右转。用时1分钟

行驶13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用时1分钟

宗谱者，所以志一族之世系，传之亿万世而不忘也。

余家宗谱，自余八世伯祖蟾魁始修之。

始祖由山西兔番初迁于五儿wa，复迁于郝家坪，后迁西常家新村。以上无可考，历年久远，加以兵燹，盖有无足怪者。及余之身，复八世矣。族中男丁百数有余而四方分住，不能聚族而居，且家贫多未读书，询及祖父之名，往往有茫然不知者，余甚忧之。于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延致族长详加考核，自余续之后，一目了然，诚快事也。犹愿自今以后十二年一补序，凡遇酉年为国家拔取人才之岁，是岁清明令节，合族人祭扫祖茔，可以齐集，当应长门执事人于分结祭奠之日，展开宗谱，细问族中子弟，但有娶妻成室及年二十岁以上者，即详序各门之后，其有幼小未及成室者，俟十二年补编。如此，世世勿替，庶我常氏家谱可垂之永久矣。即或有人乏嗣者，须本门承嗣，以明利害相趣，而且不乱其宗族矣。祖宗邱墓不载，则历久而不知；生前事迹不载，则阅世而亦湮。追远报本，睦亲敬长，舍斯，其宗曷由稽哉？

余见闻浅陋，又不能文，略叙斯言，是所望于后之有心者。

八世孙从伦谨志

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初八日

　　常遇春(1330年—1369年)，字伯仁，号燕衡，南直隶凤阳府怀远县(今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元末红巾军杰出将领，明朝开国名将。下面是我为你搜集明朝常遇春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常遇春简介

　常遇春，字伯仁，号燕横，明朝开国名将，出生于1330年安徽。农民起义爆发后，曾投靠于刘聚，但刘聚是个强盗，并没有雄图大志，然后在1355年投身于朱元璋，从此追随朱元璋南征北伐十四年。常遇春世代务农，家庭条件不好，常遇春自小习武，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

　常遇春在采石战役中初露锋芒，一战成名，深受朱元璋的器重。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是忠心耿耿，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在所不惜。因为早年投身于朱元璋时，自愿请战，并扬言能用十万军队征战 天下 ，所以军中也称他为“常十万”。朱元璋执政期间，常遇春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

　明史中对常遇春的评价是常遇春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的智慧谋略不在徐达之下。在1366年，徐达和常遇春大破苏州后，再次因功受封，封为鄂国公。1367年，朱元璋继续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进行北伐，仅用3个月平定山东，1368年，在洛水于元军大战，获得大捷，史称塔儿湾大捷。常遇春继续乘胜追击，攻取了河南和潼关，为朱元璋进军大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1369年，常遇春又在上都取得胜利，凯旋而回归，当大军到达柳河川时，常遇春患病，于7月7日，病死军中，享年39，朱元璋追封常遇春为开平王。赐葬于钟山原。并在南京功臣庙中为常遇春塑像祭祀。

常遇春家谱介绍

　常遇春的妻子为蓝氏，和常遇春共育三子一女。常遇春的妻子名叫蓝彩云，弟弟是明朝开国将领蓝玉。和常遇春结婚后，蓝玉生下长子常茂、次子常升、三子常森，长女为常氏，被后人称为元妃。

　常遇春的妻子比常遇春小两岁，常遇春去世后，朱元璋追封为开平王，妻子蓝氏为开平王夫人。常遇春妻子去世后，朱元璋 命令 将蓝氏葬于龙山厂，后来改名为常府山。常遇春去世后，长子常茂继承了常遇春的爵位，跟随父亲常年作战的缘故，常茂也是一员猛将，在 军事 作战方面有很高的技巧和战略，屡战屡胜，当时被称为无敌大将，明朝政权建立后，朱元璋封他为孝义永安王。

　常升是常遇春的次子，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官至太子少保。有史书记载，常升死于永乐初年。 历史 上，关于常升的记载少之又少，只能从零星的 句子 中推测出，常升早年间跟随父亲出战，因骁勇善战而颇具威名。

　常森是常遇春的第三个儿子，相关书籍没有对他的记载和介绍，至于他的生平历程，无法得知。常遇春去世后，很多地方为了纪念他生平功勋，修建了很多祠堂以此来彰显他显赫的功绩，常遇春后人们为了缅怀她，还修建了常遇春墓，此墓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白马村，现在已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忠武常氏家谱》记载：常遇春的长女，嫁给朱元璋之子（太子）朱标。

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亲册常氏为皇太子妃。

常氏于洪武七年（1374年），生嫡长子（皇长子）虞怀王朱雄英。朱雄英夭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初一，卒年八岁，被明太祖追谥为“懿敬太子”。

其后，常氏还为朱标生一子，排行第三，即皇三子吴王朱允熥。

她死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一月，谥号曰“敬懿皇太子妃”，简称“敬懿太子妃”。

而继室吕氏（即吕太后）为朱标生了四个儿子，依次为：皇次子建文帝朱允炆、皇四子衡王朱允熞、皇五子徐王朱允火熙、皇六子朱某（早夭，无爵、无谥号）

皇次子朱允炆在其父兄去世后，被朱元璋立为皇太孙。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也称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年），明惠帝尊生母吕氏为皇太后，是为吕太后，同时追尊嫡母常氏为孝康皇后。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贬其号为“敬懿皇太子妃”。

南明弘光帝即位后，又复称常氏为“孝康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