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业大学，坐落于江苏省徐州市，是新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世界著名的矿业学府。学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是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985平台”、“111计划”和“卓越计划”重点建设高校，是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优质资源共享联盟成员高校。

王森浩：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采矿工程专业1952级）

韩英：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政协委员（采矿工程专业1958级）

于洪恩：中共中央委员、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采矿工程专业1958级）

汪啸风：中共中央委员、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机械工程专业1964级）

柴松岳：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经委副主任、浙江省省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5级）

陈郁：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省长

省部级干部

吴子牧：北京市委常委、大学工作部部长

张仲鲁：全国煤矿管理总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

钟子云：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中顾委委员

张宝明：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全国政协常委（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6级）

范维唐：煤炭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采矿工程专业进修）

姜增伟：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

寿嘉华：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企业管理专业硕1987级）

付建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采矿工程专业硕1982级）

赵铁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管理工程专业硕1993级）

彭建勋：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副局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4级）

孙升林：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副局长（地质工程专业1978级）

候慎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副局长（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82级）

周敬东：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全国政协委员（机械工程专业1962级）

张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采矿工程专业1953级）

陶铠：光明日报社社长、副总编辑（电气工程专业1959级）

校友公园

李润五：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委员（机械工程专业1960级）

金生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电气工程专业1965级）

李国芳：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工业设计专业1964级）

尚勇：江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矿山工程力学专业博1982级）

毛志君：海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采矿工程专业1954级）

郭开朗：湖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管理工程专业硕1994级）

谢广祥：安徽省副省长、致公党中央常委（采矿工程专业博2001级）

陈雪枫：河南省副省长（采矿工程专业1978级）

张国荣：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采矿工程专业1955级）

张汉英：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地质工程专业1957级）

武三松：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采矿工程专业1956级）

靳承序：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采矿工程专业1956级）

王信：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电力传动及自动化专业博1994级）

路耀华：国务院派驻国家电网公司监事会主席（采矿工程专业硕1989级）

王金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董事长（工程硕士班1993级）

刘彩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机电专业1969届）

张仕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采矿工程专业1979级）

解宏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0级）

王虹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1982级）

田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企业管理专业博2004届）

梁铁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北京研究生部控制工程专业硕1993级）

刘峰：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校区博2004级）

张文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校区工程力学专业2008届）两院院士

张伯声：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师昌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陈清泉：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乌克兰工程科学院院士、世界电动车协会会长

范维唐：中国工程院院士、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谢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傅恒志：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校长、著名材料及冶金专家

高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主席团委员及技术科学部常委、副主任、清华大学校长

宋振骐：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矿山压力及岩层控制学家

汤德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山机电工程专家

鲜学福：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山安全技术专家

张沛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冶金学家

李恒德：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材料与金属物理学家

陈秉聪：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农业工程学家、教育家

刘广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质矿产部科技高级咨询中心顾问

何杰：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

沈树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和1989年分别获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59] ，2015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60]

王华明，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大钊，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助理，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61]

康红普，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武强，中国矿业大学教授，2011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62] ，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金智新，现任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总经理，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凌文，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61]

孟建民，现任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著名专家学者

张文奇：著名金属腐蚀防护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沈季良：著名矿井建设专家、中国煤炭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

李栖凤：著名矿井建设专家

柴化周：著名矿井建设专家

杨力生：著名通风安全专家

张守范：著名矿物学专家

谷铁耕：著名采矿专家

张仰均：著名选矿专家

席聚奎：著名热处理专家

吴京：著名煤矿基本建设及采煤机械化专家

许道生：著名冶金学家

袁慧灼：著名冶金学家

陈泽浦：著名稀土金属学家

靳锡庚：著名石油勘探专家

袁耀庭：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

赵国堂：著名铁道工程专家，铁道部副总工程师

谭国富：著名经济学家（数学专业1978级）

屈金星：著名文化策划人、诗人[63]

薛刚：著名策划人、辞赋作家

高校领导

张仲鲁：河南大学校长、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总务长

高景德：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主席团委员、技术科学部常委及副主任（西北工学院1941级）

傅恒志：西北工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焦作工学院1946级）

谢和平：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矿山工程力学专业博1984级）

刘炯天：郑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选矿工程专业硕1986级，北京研究生部矿物加工专业博1995级）

柯文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力学师资班1978级）

李进尧：北京人文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采矿工程专业1954级 ）

谭书敏：成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采矿工程专业1978级）

邹友峰：河南理工大学校长（工程测量专业1990级）

焦留成：河南师范大学校长（电力电子专业博1998级）

徐建培：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地质工程专业1978级）

刘全顺：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北京校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2006届）

卢寿慈：武汉钢铁学院院长（矿山机电专业1951级）

孟祥才：徐州医学院党委书记（矿山机电专业1961级）

韩宝平：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地质工程专业博1994级）

杨庚宇：华北科技学院院长（工程力学专业博1994级）

朱士中：常熟理工学院院长（工程力学专业1980级）

刘文锴：河南工程学院院长（北京研究生部工程测量专业硕1986级）

刘大锰：石河子大学副校长（北京研究生部地质工程专业博1991级）

朱川曲：湖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工程力学专业博2004级）

李宗柯：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郭福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敢于提出与洋人不同的新见解

在“瑞华地质调查会”时，孙健初曾多次到山西五台山一带调查地质。在此之前，美国人B．维里士（Willis）也到这里做过地质调查，B．维里士是美国地质委员会研究员、著名地质构造学家，对五台山地区地层划分有过权威性的意见，一直是中国古老地层的划分依据。孙健初在掌握大量实地调查的资料以后，对维里士的论断提出了异议。维里士认为“五台山主要区域的东南倾斜包括数个向斜层”。孙健初认为“最近的研究不仅证明这种倾斜的结构实际上并不复杂，而且维里士有关时期的划分，很可能存在错误。在维里士未去的刘定寺附近，发现了一系列岩层，要比山河庙部分的时期新，而较西台的时期老”。原来维里士把命名的滹沱系（滹沱群）部分中的一些层位划归为太古代，而孙健初把它们划为元古代。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论山西太古界地层之研究》（英文），经新常富教授推荐，刊登在1928年上半年出版的《瑞华博物考察会会刊》上，下半年由《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7卷转载。

1936年夏，孙健初到大冶铁矿调查，近代许多地质学家前往大冶铁矿调查，都认为东西两处矿山是各自独立的矿体，中间是空白地带，没有铁矿存在。孙健初经过研究分析，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在地质报告中说：“大石门、狮子山两处铁矿，据昔日地面观察，本不相接，今由窿洞试探，乃知其实相连续。又龙洞、纱帽翅两处铁矿，前就地面上看，亦是间断，近经露天采掘，乃见其一脉之相连。由此可见象鼻山及龙洞之间，及纱帽翅与铁门坎之间，地面上虽无铁矿露头之可见，而地面下似不无多少铁矿之潜藏，极应钻探，以证实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为了给华中新建大型钢铁厂准备原料基地，地质部中南地质调查所多次派地质队到大冶勘察。1953年4月，经钻探发现了潜伏矿体，证实孙健初的论断是正确的。1987年出版的《大冶铁矿志》记述了这段历史：“孙健初根据大石门、狮子山两矿体在地下相连的情况，提出象鼻山与龙洞之间，纱帽翅与铁门坎之间地下应有铁矿潜藏，是中国第一个推断尖林山地下有潜伏矿体的地质学家”。

第一个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

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孙健初始终如一地从事野外地质调查。西北戈壁，东北草原，黄河上下，长江两岸，到处留下他的足迹。正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一切不顾，哪里有地质材料就往哪里跑”。所到之处，不但条件艰苦，有时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孙健初曾几次遇到土匪。一次在陕西镇安铁矿做地质调查时，被土匪强行搜身。土匪没有想到，孙健初身上除了几个干馒头，就是一包包矿石，只好悻悻离去。

30年代，地质工作不被当局重视，经费少得可怜。有调查任务时，一般派2个人，有时只派1个人去完成。勘探仪器只有1个罗盘，1把小铁锤。1930年—1933年，孙健初三进绥察调查，就是1个人完成的。其范围由北纬40°30—41°30′，东经108°—114°，幅员占绥远省之本部及察哈尔之西南隅，行程曲折达3000公里。经过这3次调查，孙健初写出《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引起地质界的重视，被誉为中国区域地质方面的重要文献。中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回忆地质调查所的往事时，称赞孙健初三进绥察“调查区域之大，行程之长，考察之细，对所得资料分析、论述之令人信服，在30年代初期的地质界确属难能可贵”。

1935年4月，孙健初接到赴青海进行地质调查的任务后，即与周宗浚西行经湟源，过日月山到贵德，然后沿黄河继续向西，直到龙羊峡谷。山路崎岖，行走艰难，爬山、涉水、过沼泽，有时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刚才还太阳当空，忽然变成暴风雪袭来，又冻得发抖。他们沿青海湖考察，在布哈河一带作了地质调查和地形测绘。回到西宁稍事休整，又开始了对祁连山的考察。

从19世纪末叶起，先后有14名外国学者到祁连山考察，均有著作问世。有的山峰便以外国人名命名。孙健初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孙健初同周宗浚在祁连山中跋涉2个多月，多半时间行走在渺无人烟的崎岖山路上，饿了吃炒面，渴了喝山泉水。面颊被高山日光晒得黝黑，被干燥的山风吹出裂口。他们经过努力，终于走到祁连山主峰之下，采集标本，测绘地质图，考察了地层情况及地层分界。又经过几天跋涉，翻过几个大坂，终于走出祁连山北麓的山口，到达甘肃地界的酒泉金佛寺。孙健初成为第一位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

通过这次历时8个月的地质调查（包括紧接着进行的祁连山北麓的调查），孙健初共写了3篇重要的论著：《祁连山一带地质史纲要》、《甘肃及青海之金矿》和《青海湖》。黄汲清说：“在我的地质研究中，有关祁连山的论著，总喜欢和孙先生交谈。在我的印象中，他亲自深入祁连山考察所获得的资料是可靠的、权威的。”

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田的奠基人

1935年孙健初和周宗浚跨越祁连山后考察北麓的时候，就打算到玉门考察石油，却遭到酒泉地方驻军的阻挠。

1936年，“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获准开采甘肃、青海、新疆3省石油，组成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从美国请来2名地质学家J．M．韦勒（Weller）博士和F．A．萨顿（Suton）工程师。中央地质调查所派孙健初参加此项工作。1937年10月，他们来到玉门老君庙。在距离石油河十多里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大的沥青堆，便在石油露头的周围详细观察。从石油河岸边断层和两处干油泉的周围地层看，孙健初认为“玉门油泉一带地质颇不简单，地层多经变质，构造褶皱断层兼有之”，“这里是煤油将来之希望”。他迫不及待地给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写了一封信，希望早日钻探。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孙健初、韦勒、萨顿共同署名的《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提出，玉门一带有希望找到储量可观的油田，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时开采，经济上不合算；如战争急需，可考虑开采。翁文灏两次召见孙健初，听取玉门石油地质情况的汇报，并支持孙健初的建议，作出进一步探查玉门石油的决定。

孙健初接受了去玉门详察的任务，和助手靳锡庚在兰州招募了几名测量工人，再次去玉门。1938年12月4日，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孙健初、严爽、靳锡庚等人骑着骆驼，向老君庙出发。

1938年12月27日黄昏时分，孙健初等到达老君庙。他们在老君庙旁搭起蒙古包，开始了艰苦的勘测工作。他们每天都是白天在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蒙古包里点上蜡烛绘图计算。从石油河到干油泉、角塘沟、三橛湾、马莲泉、红沟河坝，他们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给资源委员会写了报告，详细述说玉门勘测的地质情况，并提出钻井探油的具体计划，定出钻井井位。

1939年3月，经周恩来批准由陕甘宁边区借来的第一部钻机运抵老君庙，立即按孙健初所定井位钻进。3月27日，挖方井导洞至23米处遇到石油。8月11日钻至115．51米探得一个油层，孙健初为它定名K油层，每天可产油10吨。后来第2号井、3号井、4号井……相继钻到K油层。1940年8月，从湘潭煤矿运来的钻机到矿，决定加深4号井。11月2日开钻，1941年4月21日凌晨3时钻到439．17米发生强烈井喷，从而发现了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L油层，证明玉门油田是一个储量丰富、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随着情况的发展，孙健初对玉门油田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1940年他写成《修正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1941年1月再次修改。孙健初运用前人的知识积累，参照国内外有关资料，以玉门油田的地质为对象，开始探索石油生成、运移、储集的规律。

1942—1944年孙健初在美国考察和进修，回国后，除主持玉门油田的地质勘探工作、继续对祁连山北麓进行调查外，重点对青年地质人员进行培养，关心他们的成长。玉门油矿地质室有9名新来的大学生，孙健初帮助他们阅读研讨石油地质理论，结合实际遇到的问题，谈自己在美国实习的体会。使这些青年人很快得到提高，出了不少成果。

中共中央委员

王森浩：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采矿工程专业1952级）

韩英： 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政协委员（采矿工程专业1958级）

于洪恩：中共中央委员、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采矿工程专业1958级）

汪啸风：中共中央委员、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机械工程专业1964级）

柴松岳：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经委副主任、浙江省省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5级）

陈郁： 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省长

省部级干部

吴子牧：北京市委常委、大学工作部部长

张仲鲁：全国煤矿管理总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

钟子云：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中顾委委员

张宝明：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全国政协常委（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6级）

范维唐：煤炭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采矿工程专业进修）

姜增伟：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

寿嘉华：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企业管理专业硕1987级）

付建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采矿工程专业硕1982级）

赵铁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管理工程专业硕1993级）

彭建勋：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副局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4级）

孙升林：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副局长（地质工程专业1978级）

候慎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副局长（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82级）

周敬东：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全国政协委员（机械工程专业1962级）

张洽：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采矿工程专业1953级）

陶铠：光明日报社社长、副总编辑（电气工程专业1959级）

李润五：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委员（机械工程专业1960级）

金生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电气工程专业1965级）

李国芳：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工业设计专业1964级）

尚勇： 江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矿山工程力学专业博1982级）

毛志君：海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采矿工程专业1954级）

郭开朗：湖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管理工程专业硕1994级）

谢广祥：安徽省副省长、致公党中央常委（采矿工程专业博2001级）

陈雪枫：河南省副省长（采矿工程专业1978级）

张国荣：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采矿工程专业1955级）

张汉英：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地质工程专业1957级）

武三松：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采矿工程专业1956级）

靳承序：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采矿工程专业1956级）

王信：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电力传动及自动化专业博1994级）

路耀华：国务院派驻国家电网公司监事会主席（采矿工程专业硕1989级）

王金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董事长（工程硕士班1993级）

刘彩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机电专业1969届）

张仕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采矿工程专业1979级）

解宏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0级）

王虹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1982级）

田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企业管理专业博2004届）

梁铁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北京研究生部控制工程专业硕1993级）

刘峰：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校区博2004级）

张文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校区工程力学专业2008届）

两院院士

张伯声：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师昌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陈清泉：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乌克兰工程科学院院士、世界电动车协会会长

范维唐：中国工程院院士、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谢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傅恒志：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校长、著名材料及冶金专家

高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主席团委员及技术科学部常委、副主任、清华大学校长

宋振骐：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矿山压力及岩层控制学家

汤德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山机电工程专家

鲜学福：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山安全技术专家

张沛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冶金学家

李恒德：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材料与金属物理学家

陈秉聪：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农业工程学家、教育家

刘广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质矿产部科技高级咨询中心顾问

何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

沈树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和1989年分别获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5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王华明，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顾大钊，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助理，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康红普，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武强，中国矿业大学教授，2011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金智新，现任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总经理，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凌文，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孟建民，现任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2015年当选中国工工程院院士

著名专家学者

张文奇：著名金属腐蚀防护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沈季良：著名矿井建设专家、中国煤炭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

李栖凤：著名矿井建设专家

柴化周：著名矿井建设专家

杨力生：著名通风安全专家

张守范：著名矿物学专家

谷铁耕：著名采矿专家

张仰均：著名选矿专家

席聚奎：著名热处理专家

吴京： 著名煤矿基本建设及采煤机械化专家

许道生：著名冶金学家

袁慧灼：著名冶金学家

陈泽浦：著名稀土金属学家

靳锡庚：著名石油勘探专家

袁耀庭：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

赵国堂：著名铁道工程专家，铁道部副总工程师

谭国富：著名经济学家（数学专业1978级）

屈金星：著名文化策划人、诗人

薛刚：著名策划人、辞赋作家

高校领导

张仲鲁：河南大学校长、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总务长

高景德：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主席团委员、技术科学部常委及副主任（西北工学院1941级）

傅恒志：西北工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焦作工学院1946级）

谢和平：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矿山工程力学专业博1984级）

刘炯天：郑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选矿工程专业硕1986级，北京研究生部矿物加工专业博1995级）

柯文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力学师资班1978级）

李进尧：北京人文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采矿工程专业1954级 ）

谭书敏：成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采矿工程专业1978级）

邹友峰：河南理工大学校长（工程测量专业1990级）

焦留成：河南师范大学校长（电力电子专业博1998级）

徐建培：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地质工程专业1978级）

刘全顺：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北京校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2006届）

卢寿慈：武汉钢铁学院院长（矿山机电专业1951级）

孟祥才：徐州医学院党委书记（矿山机电专业1961级）

韩宝平：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地质工程专业博1994级）

杨庚宇：华北科技学院院长（工程力学专业博1994级）

朱士中：常熟理工学院院长（工程力学专业1980级）

刘文锴：河南工程学院院长（北京研究生部工程测量专业硕1986级）

刘大锰：石河子大学副校长（北京研究生部地质工程专业博1991级）

朱川曲：湖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工程力学专业博2004级）

李宗柯：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郭福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1938底，众多爱国学者来到石油河畔的老君庙旁勘探油田，1939年，玉门油田正式投入勘探开发。

1941年，玉门油田四井发生强烈井喷，从此，玉门油田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玉门油田共生产原油25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90%以上，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2年，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1436万吨，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的开发建设被列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中。

1963年，玉门油田的原油年产量为75万吨，超过当年全国石油总产量的87%。

1999年，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下跌到了历史最低谷，年产原油40万吨。有着60余年辉煌历史的玉门油田在发展的道路上危机重重，步履维艰。

2004年，经过几代玉门石油工人的努力，玉门油田的勘探范围已经达到贺兰山以西、河西走廊，共包含7个盆地，勘探面积达66万平方公里，已探明资源储量超15亿吨，资源总量为956亿吨。

扩展资料：

玉门油田的发展战略：

集团领导指出，玉门油田海拔高、地位高，历史贡献大、发展困难大，近年来广大干部员工大力弘扬石油精神，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

下一步要众志成城，苦干实干，坚决打赢扭亏脱困攻坚战。要提高对扭亏重要意义的认识，深入查找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分析自身存在的优势劣势，坚定扭亏信心，加强战略谋划，明确扭亏时间表和路线图。

要把扭亏脱困与弘扬石油精神、建设有活力有效益的百年油田、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特别是成本管控、HSE管理和合规管理、新时代企业党建工作等结合起来，推动油田高质量发展，再创玉门新辉煌。

-玉门油田

人类发现并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但是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手段开采石油、天然气只是近100多年的事情。经过不懈的理论探讨和勘探实践，人们逐步确立和完善了系统的油气生成、聚集和油气藏形成、分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和结论都认为，石油的生成和油气藏的形成都是在特定大地构造单元内的海相环境中进行的。

早在1863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TS亨特就阐明了石油的原始物质是低等海洋生物；原苏联地球化学之父BA别纳科依在其名著《地球化学概论》中指出，石油是海洋生物生成的；1943年美国地质学家WE普赖特再次强调，“石油是未变质的近海成因的海相岩层的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及天然气的国家之一。但自1878年近代石油勘探技术在中国出现以来，近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石油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陆相贫油”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1913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的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调查，打了几口百十来米深的探井，没有什么收获。据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埃蒙斯教授于1921年撰文认为：“所有的产油层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在一篇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中再次强调，中国没有新生代海相沉积，似乎为“中国陆相贫油”又增加了论据。

在此背景下，中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以扎实的地质理论基础结合多年石油勘探经验，建立了适合中国的“陆相找油”理论。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28年撰文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石油可办。”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以谢家荣、潘钟祥、黄汲清、孙健初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先后到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及天山南北进行油气地质调查，分别于1937年和1939年在陆相盆地中找到了新疆独山子油田和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1936年，孙健初三出嘉峪关，对玉门老君庙和石油沟进行了地质和石油资源的详细勘察。1938年冬，他与严爽、靳锡庚等一行9人骑着骆驼，顶风冒雪到达玉门老君庙，次年陆续钻浅井6口，发现了老君庙油田。老一辈石油地质学家坚持实践第一的工作作风以及对大自然奥秘不断求索的精神，拉开了中国陆相找油的序幕。

1941年，《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陆相生油》这篇放射光芒的划时代论文首次在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会议上宣读。“中国陆相生油”这一崭新的命题出自当时正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位中国青年—潘钟祥。1931年，潘钟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4次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并在四川等地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他指出“陕北的石油产自陆相三叠系及侏罗系，四川产天然气的自流井无疑也是陆相地层”。赴美求学后，他在浩瀚的文献中也发现了诸如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北部泡德瓦斯油田的原油产于陆相第三系的例证，终于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的论点。

至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地质学界还在分析世界各地发现的陆相地层产出的原油，尽管存在不同的来源与成因解释，但已孕育着陆相生油理论，它将作为石油地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冲击着惟海相成油理论的主导地位。应当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外学者虽承认陆相石油生成和聚集的事实，却还不能证明具有较大规模的有机质堆集、转化、运移，并能够形成较大型油气田。

“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为在中国陆相盆地中找到大量石油提供了依据。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地质工作者在玉门油田所开展的古生物研究工作又为证实“陆相地层”生油提供了新的佐证。从1955年开始，人们在新疆准噶尔盆地找到了克拉玛依油田，并陆续在酒泉、柴达木、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找到了油气田，这一切充分展示了陆相地层的含油气远景。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石油勘探重点战略东移，松辽盆地发现了特大型油田—大庆油田，其原油产自白垩系陆相储层，油源岩也由陆相湖泊沉积物形成，厚度达1000米以上，油田面积约1000平方千米，年产量达5000万吨。这一重大突破不仅是勘探实践上的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对石油地质学的极大丰富和完善。大庆油田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陆相油气藏的形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形成大中型乃至特大型油气田。大庆油田的发现不仅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而且表明了依靠对陆相地层的研究可以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从60年代以后，中国相继开发了渤海湾（包括大港油田与辽河油田）、江汉、南阳、苏北、北部湾、二连等油气盆地和地区，它们都是在陆相含油气盆地中形成的油气藏。尽管陆相盆地的石油地质条件相对海相盆地要复杂得多，但油气储量是丰富的。例如，在渤海湾盆地发现的一系列陆相油田具有大中型规模，有的单井日产量可达千吨以上。陆相石油地质研究在短时期内从勘探实践到确立理论取得如此明显而巨大的进展，的确使世界石油地质界的一部分科学家难以理解和接受。直到1966年，仍有一些国外著名地质学家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人在渤海湾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陆相生油论”是“不可能的，是耸人听闻的说法”。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世界陆相盆地中又有一重大发现，人们在澳大利亚的吉普斯兰盆地和库珀盆地找到了一系列由陆相沉积所形成的大中型油气田。

中国在进入70年代以后，先后在湖北江汉盆地、陕甘宁地区以及苏北和豫西南等地区发现了一批油气田。1975年末，河北任丘的古潜山油田的发现开拓了石油勘探的新领域。陆相石油地质理论也经历了从背斜油田、断块油田到复式油气聚集带等不同的认识论发展阶段。

随着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石油地质专家对一些陆相盆地的深入了解和研究，陆相成油理论已被越来越多的石油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所接受。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发表了不少关于陆相生油的论述。当然，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石油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对陆相生油及油气藏形成理论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系主任AD马洛尔教授在了解了中国陆相含油气盆地的情况后著文说“中国油气藏普遍形成于陆相沉积。作为陆相沉积盆地专家，我从那里（中国）学到了许多有关盆地的知识”。

中国陆相烃源岩有机质成烃演化模式图（据黄第藩，1985）

陆相石油地质理论是石油地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高了石油地质学的整体水平。陆相石油地质理论将不断吸收海相石油地质的理论，以促进世界石油与天然气勘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