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 因此，研究 嘉靖朝不能不研究严嵩 。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传列于<< 明史·奸臣>>中 。而“奸臣”条下有“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 。终生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之语 。这便是对“奸臣传”传主们的判词，分宜不幸，落入彀中 。然检读记 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严嵩不应列入“奸臣传” 。奈何众口铄金，己成定谳 。一代名相严嵩究是奸相、贤相亦或庸相，实在是应该重新认识的 。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 。《 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 。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 。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 世宗处死的王忬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 。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 。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 。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 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 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 。《四库全书总目》卷58“ 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 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 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 。”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 。 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 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 。

《 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 。”这说明 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 。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 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 。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 。王世贞《 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 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 。”《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 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 。”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 。……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 。”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 。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 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 。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 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 。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 。这就是发生在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 。《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 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 。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 。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 。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 。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 。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 。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 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 。例如宫婢之变后， 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 世宗欲重修宫殿 。严嵩考虑 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 。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 。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 。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 。《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 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惟其如此，才能将 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 。关于这一层， 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因此， 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 。即是令其致仕时， 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 。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猜疑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何谓 “忠良”，其实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不确定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将中国人的思维按“价值二元”的文化取向训练，使得一些中国人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往往会扭曲事实，令历史失真 。所谓严嵩“屠害忠良”，正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结下的令国人至今还在咀嚼的一枚历史的苦涩之果！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 。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 嘉靖十七年进士 。《 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 。”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 。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 。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 。”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 。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 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 。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 。 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 。”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 。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 。”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 。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 。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 。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 。

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 。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 。”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 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 。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 。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 。

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 。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 。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 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 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 。…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 。”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 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 。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 。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 。 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 。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 。是年杀夏言、曾铣 。《 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 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 。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 。”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 。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 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 。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 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 。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 世宗投诉 。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 。于是 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 。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 。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 。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 。┅┅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 。”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 。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 。…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 。”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 。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 。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朱元璋推翻元朝，驱蒙古于大漠，北方边患困扰明朝竟二百余年 。蒙元北迁之后，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 明史纪事本末· 故元遗兵》），这始终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 。朱元璋曾数次用兵，把蒙古兵驱赶至陕、甘、宁一线以北，但始终未能消灭北元的军事力量 。几次征伐，互有胜负，耗资甚巨 。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不易，因而改变策略，以防御为主，在长城以北置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以阻蒙古南下 。成祖继位后，曾五次御驾亲征，亦未摧毁其游牧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而后明朝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蒙汉关系，甚至有时关系异常紧张 。

　　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影响着蒙古人的生计 。据《 明史·鞑靼传》等载，蒙古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釜锅、衣帛等全赖边贸甚至掠夺供给，当时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 。”其时蒙古首领俺答也说，“生齿日多”，因“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 。”这对牧民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自孝宗时起，当时的蒙古首领达延汗就多次遣使求贡；自 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 。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 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 。 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 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 。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 。”（《 世宗实录》卷346），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一来延续阻止皇帝亲征的“传统”，二来此时京营早已腐化，没什么战斗力，故设法阻止之 。二是 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 。例如 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 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 。

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 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 。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 。”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 。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 。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 。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 。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 。”（《典故纪闻》卷17） 。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 。”（《 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 。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 。刀尤短小，亦无锋 。”（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

倭寇并非起于 嘉靖朝，但 嘉靖朝倭患最烈 。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 。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 。夏言重作首辅时，关闭市舶司， 嘉靖时，“倭患”越来越严重，而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等人，却完全无视朝廷在海防上面的巨大漏洞，竟将“倭患”的全部罪过，归咎为市舶司的存在 。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要是没有这个执行对外贸易的什么狗屁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到大明朝来，他们不来，哪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夏言强烈建议，撤销置市舶司 。（强烈怀疑夏言的动机，撤销海关是不是为了逃税？方便文官们走私？）明 世宗那么精的人，这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当年，把沿海各省的市舶司都给撤销了 。

合法的贸易没有了，只能依赖走私，海商的进货渠道便全由沿海的豪门大族控制 。辄以官府禁甚为借口，大肆囤积居奇，令海商苦不堪言 。本来合作无间的两方摩擦越来越大 。当积怨渐深时 。海商集团终于用武力报复 。杀人放火 。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 。地方官员为推罪责，便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 。王直徐海等人尝到了甜头 。也利用明朝官员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 。动辄以“倭寇”为旗号 。其内部真正的日本人无几 。且都是苦力的干活 。

这时这个所谓“倭”的内部 。也生了分化 。一部分如王直等人 。打出“倭寇”的旗 。乃是为了与官府对抗 。以|护自己的贸易活动 。所以以贸易为主 。以抢劫为兼业 。 但也有认为“既明抢就可以的到的东西 。干嘛还要拿钱买？”的 。如徐海叶麻等人 。彻底转变成明火执仗的海盗团伙 。一时间闽浙沿海的区 。遭受到前所的破坏 。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 。被掠财物人民更是难以估量 。

当海商转变为倭寇之后 。情况便大大起了变化 。他们对沿海省份展开掠夺 。东南官员此承担了极大的罪责 。罢官杀头放殉职者不其数 。同时大户们的利益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强化的海商面前 。他们已经无法再保|公平交易 。必须要花费原先好几倍的成本 。甚至连生命财产安全到威胁 。这时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 。”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 。

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 。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 。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 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 。┅┅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 。┅┅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 “如己酉（ 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 。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 。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 《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 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 。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 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 。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 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 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 。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 。”

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 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 。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 。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 。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 。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 。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 。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 。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 。”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

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 。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 。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 。”（《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 。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 。《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 。”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 。”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 。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 世宗的赏识；《 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 。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 。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 。”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 。《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 。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 。”

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 。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 。”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 。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 。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 。”事在 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 。”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 明史·严嵩传》中缺载 。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 。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 。”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 。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 。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 。”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绝对是天才。肥头大耳，瞎了一只眼的他实在是一个聪明到极点的人，据说他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你是老奸巨滑还是天真烂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严嵩遇事多需要依靠严世蕃裁决，所以严世蕃是严嵩的幕后推手。

但正是绝顶的聪明，加上遗传老爹的心术不正，身体的残疾，家庭的溺爱，多种因素，造就了一个心灵极度扭曲的天才官二代：

有这样的典故：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就这，严世蕃还嫌太少，可见他贪到何种程度。裕王朱载垕，按例应被立为太子，每年户部该给裕王府的岁赐，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都没给发放。最后，这位未来的皇帝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欣然接受，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严世蕃每每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严世蕃的胆子真是大到了极点。

还有 ：据说，明代有名的一部小说《金瓶梅》就与严世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的“西门庆”这个主要人物就是影射严世蕃而来的。严世蕃小名“庆儿”，号“东楼”，《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将“东楼”化作“西门”，直接用“庆”字为名，创造出这个小说人物，来影射严世蕃荒*无度的生活。这里姑且不去考证“西门庆”到底是不是以严世蕃为原型，但严世蕃贪酷成性、生活糜烂却是跟小说里的西门庆非常相似。而且民间还传说，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是为报杀父之仇来写《金瓶梅》的。

起源主要有三：①出自妫姓，以谥号为氏，为舜帝之后裔。《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西周初年，帝舜的后人胡公满受封于陈国，春秋末被楚国所灭，其后人有的以胡为氏。②以国名为氏。一个是姬姓胡国，在河南漯河东，是西周初分封的周朝同姓诸侯国；一个是归姓胡国，在安徽阜阳。春秋末期，这两个胡国先后被楚国所灭，国人都以胡为氏，世代相沿。③出自他姓或他族。据《楚国先贤传》、《魏书·官氏志》、《周书·李远志》等有关资料所载，楚时胡广本姓黄，后改姓胡；南北朝时纥骨氏等入中原后均改为胡姓；后周胡琮本为敕勒族等。　　始祖：胡公满。迁徙：　　胡姓最初发源地主要有两个：一是今河南淮阳，一是今安徽阜阳。从先秦至两汉时期，胡姓族人历经迁移，向西进入陕西、甘肃两省，向北进入山西，向东进入山东，向南迁入湖北、江西，使胡姓得以发展繁衍。其中，迁入甘肃境内的胡姓一族，在后汉时期已成为望族。三国时期，胡姓族人高官不断，家族逐渐兴旺。其后裔胡奋由曹魏入晋，使胡姓由功勋之家演变为外戚之家，并有其分支相继在今河南新蔡繁衍，亦成为当地望族。两晋南北朝时期，胡姓原居于陈(今河南淮阳)，后因“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大举南迁，与其余七姓族人共同入闽，成为“入闽八姓”之一。唐宋年间，胡姓族人胡竦迁入晋安郡(包括今福建漳、泉二州)，被奉为闽中胡姓的始祖。其五子分迁于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使胡姓族人再一次远播分散于各地，并得到巨大发展。而另一支在五代南唐时，则由醴陵德善乡迁入吉州(江西吉安)、金陵(今江苏南京)，也使江西逐渐成为胡姓繁衍中心。至元明清时期，居于今河南淮阳一带的部分胡姓因避战乱入迁福建、广东等地，再次远播其它各省，从而使胡姓成为一个遍布全国且远播海外的大姓。胡姓在我国分布很广，尤以四川居多，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湖南等省亦多胡姓。目前胡姓人口列全国第十三位。郡望：　　安定郡　西汉置，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汉移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西晋时移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　　新蔡郡　治所在新蔡(今河南新蔡)。　　淮阳郡　治所在陈(今河南淮阳)。　　吉州郡　治所在庐陵(今江西吉安)。堂号：　　澹安堂、庐陵堂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胡铨，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号邦衡，字澹庵，著有《澹庵集》。　　安定堂　安定郡始建于西汉，郡治先在高平(宁夏固原)，后徙临泾(今甘肃镇原)，再徙安定(今甘肃泾川)，历来为胡姓望族聚居地。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新蔡、淮阳、吉州。②自立堂号：乐善、思贻、敦本、敦睦、清润、春秋、念祖、继序、思诚、联桂、寿安、惊庸、崇德、勋贤、仁德、惇叙、华桂、崇阳、华林、启俊、亲睦、世德、敬享、怡爱、大雅、庆宜、永言、立爱等。字辈：　　江西泰和胡氏字辈：德泽敷南国，鸿章锡远方，谦恭崇厚道，仁孝振纲常，治谋原笃□，缵绪克隆昌，勋业怀先代，钟祥保祚长。　　江西婺源胡氏字辈：崇嗣起昭光，昕晖培钜泽，本炽□钟湥，枝燔基镒湜，秀炜班银汉，材勋□锦漪，历秋等镐洛，述烮在铭沩。续字辈：桂荣封锡永，杏苏玉銮游，彩焕垂金钓藻，来熏□镇流。　　桂竹胡氏字辈：为秀起贤良，家传定福祥，光宗能孝友，祖德庆绵长。　　湖南宁乡胡氏字辈：克仕旭□秉，九宗懋衷孝。锡泽本光培，镇湘麓荣增，锦清集耀在，鉴治业炳均。　　湖南湘阴胡氏字辈：宗从巍世琦，显子延火同，正天申硕范，扬志裕元功，克家敦礼让，辅国尚贤忠，应兆嘉祥远，咸承惠泽隆。　　湖北十堰市胡氏字辈：敬天洪道，泽承先世，其祚延长，敦仁尚义，观国之光。　　湖北黄陂胡氏字辈：永敦高昌，家维和顺，朝庆贤良。　　重庆合川胡氏字辈：派传安定，炼登文王，国仕世尚，正大谦光，崇德宝善，万代荣昌，宗支有序，祖泽孔长。　　广东信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儒曰昌，必克斯可言，列宗为善久。　　广东清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而曰昌，必克斯可言。　　云南某支胡氏字辈：寿义德绍，升仕廷光，青龙正显，世运中阳，兴国定泰，洪发绪昌。　　辽宁沈阳胡氏字辈为：万亮明。成仁芳显世，立德可光宗，礼义常言孝，善良久安荣，宏鹏高锦志，路桥亦青松，勤俭创伟业，谋勇建奇功。　　云南思南胡氏字辈：祖文天在，世大正月，腾凤仕新。　　陕西商南胡氏字辈：金海德先启，洪文显大家。　　浙江镇海胡氏字辈：仁义礼智信肇基。顺应启运，亨通福浩，粤稽我祖，来自青州，官于有宋，聿振嘉修，曰思其时，咸景元佑，继仕庐祥，卜居斯就，以燕翼子，冀望恒周，恢宏芳绪，光耀贻谋，雍容谦逊，衍祚长休，远教奕世，敬服先猷。　　安徽绩溪胡氏字辈：正名定位、裕嗣荣昌、显祖锡祚、继续永康。　　安徽舒城胡氏字辈：辞武国志士，元美家青太，梦自朝有良，光荣继泽昌。　　湖北赤壁胡氏字辈：雨水调阳起，文虞大成治，容法安定国。　　湖北汉川胡氏字辈：敬祖宏献，家学继修，承先体志，建业贻谋，人文蔚起，世德作求，安邦定国，永达名留。　　安徽太湖胡氏原字辈：宗兆大万家，高登庆衍遐，邦国尤昌太，富贵永荣华。新字辈：富贵传科第，立德承宏声，克知勤继本，文秀存敦伦，良善荣为瑞，美贤裕宽仁，廉义长远久，奕叶著芳名。名人：　　胡琛(-526)，北魏末高平镇起义领袖。敕勒(高车)族。本为敕勒族酋长。正光五年(524)高平镇(今宁夏固原)人赫连恩(匈奴族)等响应破六韩拔陵起义，围攻高平镇，推他为首领，称高平王，为魏将击破北走。后高平镇为莫折大提将卜朝(一作卜胡)所袭破，镇兵杀卜朝迎他为主。孝昌元年(525)，他派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南攻泾州，大败魏军。次年，为费律诱杀，万俟丑奴继领其众。　　胡太后(-528)，北朝魏宣武帝妃。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宣武帝卒，孝明帝立，尊为皇太妃，寻改皇太后，临朝称制。性聪悟，多才艺。为太后后，逼幸清河王元怿，为天下所恶。领军将军元叉幽之于北宫。后太后与孝明帝及高阳王雍计，解元叉官，复临朝。孝明之死，或谓太后及幸臣郑俨、徐纥之计。尔朱荣称兵入洛，沉太后于河。谥灵太后。　　胡曾，唐诗人。邵阳(今属湖南)人，一说长沙(今属湖南)人。初屡试不第。咸通中登进士第。后为路岩、高骈诸人幕僚。其诗通俗明快。有《安定集》十卷，今佚。今存《咏史诗》三卷，收一百五十首，皆七绝，依据儒家传统思想评叙历史人物及历史事实，每为后来讲史小说所引用。有影印宋钞本，陈盖、米崇吉注。　　胡瓌，五代后唐画家。契丹人，一说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擅人物、鞍马、骆驼，作品表现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及其骑猎、游牧生活，手法细致，形象逼真，富有生意。有《卓歇图》、《出猎图》、《回猎图》等传世。　　胡瑗(993-1059)，北宋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春秋口义》等。　　胡安国(1074-1138)，北宋学者。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绍圣进士，任太学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卒谥文定。长于春秋学，系出孙复再传。撰《春秋传》三十卷，往往借用《春秋》史事，寄寓南渡后对时势的感怀，议论政治。明初宗法程(颐)、朱(熹)，以安国之学私淑程颐，因定此书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另撰《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今佚。　　胡铨(1102-1180)，南宋大臣。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金军渡江时，他在赣州募义兵，保卫乡里。绍兴五年(1235)，除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以上书斥和议，乞斩王伦、秦桧、孙近，除名编管昭州。十八年，改新州，移吉阳军。二十五年桧卒，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宗正少卿。隆兴二年(1164)，兼国子祭酒，权兵部侍郎，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乾道初知漳州，改泉州，留为工部侍郎。七年(1171)以敷文阁直学士奉祠。淳熙六年(1179)召归经筵，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著有《澹庵集》一百卷，已佚。今存《澹庵文集》六卷。　　胡宏(1106-1162)，南宋学者。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字仁仲，号五峰。胡安国季子。从小随父学习程氏理学。二十岁入太学，师从杨时。与父亲胡安国共同建立“湖湘学派”，哲学思想受二程影响，认为“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气之本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与秦桧世交，但隐居衡山，不与往来。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皇王大纪》。　　胡三省(1230-1302)，宋元之际史学家。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天台)人。南宋理宗宝祐间进士。历任县令、府学教授等职。应贾似道召，从军至芜湖，屡有建言，贾似道专横不用。后隐居不仕。自宝祐四年(1256)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得97卷，论10篇。临安(今浙江杭州)失陷后，手稿在流亡新昌(今广东台山)途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对《通鉴》作校勘、考证、解释，对《释文》作辩误，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寄托民族感情。　　胡大海(？—1362)，明初大将。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字通甫。太祖初起，他谒见于滁阳(今安徽滁县)，遂为前锋。从渡江，与诸将略地，以功授右翼统军元帅、宿卫帐下。从破宁国(今安徽宁国)、徽州(今安徽歙县)等地。浙东平定后，进克信州(今江西上饶)，进江南行省参知政事。镇金华(今浙江金华)，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未几，为叛将蒋英袭杀。治军严明，不妄杀人，注意农桑，受民众拥护。　　胡惟庸(-1380)，明臣。定远(今属安徽)人。龙凤元年(1355)从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历任主簿、知县、通判等官。洪武三年(1370)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四年起任右丞，六年起任右丞相，十年迁左丞相至十三年(1380)。宠遇日盛，独相数年，专权树党。十三年以谋逆罪被杀，后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称为“胡狱”。　　胡天游(-1397前)，元诗人。岳州平江(今属湖南)人。名乘龙，以字行，号松竹主人，又号傲轩。元末隐居不仕。所著有诗集《傲轩吟稿》。　　胡广(1370-1418)，明臣。字光大，号晃庵，江西吉水人。建文进士，授翰林修撰，赐名靖。成祖朱棣即位，复名广，向成祖宣誓效忠，升侍读、侍讲、右庶子。永乐五年(1407)，升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参修《五经大全》，为科举取士标准书。书成，进文渊阁大学士。常与杨荣等随成祖北征，深得成祖信任，为人缜密，时时密诏议政，未尝告人。尝谏封禅及郡县穷治建文“奸党”株连无辜，均为成祖采纳。善书法，成祖每勒石，皆令广书之。卒谥文穆。有《胡文穆集》二十卷行世。　　胡居仁(1434-1484)，明学者。江西余干人，字叔心，号敬斋。师事吴与弼，绝意仕进，一生以讲学为业。是明代程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以主忠信为先，求放心为要。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日众。后主持白鹿洞书院，以布衣终其身。著有《居余录》、《易象钞》、《胡子粹言》及《胡文敬公集》。　　胡宗宪(-1565)，明臣。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嘉靖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出任浙江巡按御史。他联络严嵩党羽赵文华，被升为右佥都御史，行使抵御倭寇的职权，后又代任总督。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朱厚熜宠信，晋兵部尚书。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严嵩败后，他被劾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胡直(1517-1585)，明学者。泰和(今属江西)人。字正甫，号庐山。嘉靖进士。曾任四川参议、广西参政，官至福建按察使。王守仁再传弟子。接受佛教“三界唯心”，的观点，认为儒佛在“天地万物不外乎心”这一点上，并无不同，反对程朱一派“穷理致知”之学说。著有《胡子衡齐》。　　胡登洲(1522-1597)，明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字明普。陕西咸阳渭城人。回族。幼习经学，后及儒学而不成。年及五旬始习诗书，并探求伊斯兰教经籍。偶得一阿拉伯缠头叟传授，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有感于当时能直接释读经义者日见稀少，教坊掌教后继乏人，遂立志兴学，在家收徒讲学，提倡讲授经典，改变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开创新的教育形式。后经他的弟子们努力，各地清真寺纷起效法，形成中国穆斯林自成体制的宗教教育制度。　　胡应麟(1551-1602)，明文学家。字元瑞，更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万历举人，历官刑部主事、湖广参议、云南佥事。筑室山中，聚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征引广博。诗文承七子余风，主张复古模拟，后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诗薮》等。　　胡震亨(1569-1642)，明文学家。字孝辕，号遁叟，一号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举人，初知合肥县，荐补定州知州，擢兵部员外郎。学问渊博，家藏书万余卷，凡秘册僻典，莫不在搜罗补缀之列。偏重收集文学、词学图书。所辑有《唐音统鉴》，搜罗丰富，为历代研究唐诗者所重视。另著有《靖康咨鉴录》、《赤诚山人稿》、《海盐图经》、《读书杂志》等。　　胡正言(约1584-1674)，明末书画家、刻书家。字曰从，安徽休宁人。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精于篆刻、绘画，嗜好藏书与刻书，天启七年(1627)用饾版刻印《十竹斋画谱》。后又与名刻工汪楷等合作把饾版与拱花结合起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刊印《十竹斋笺谱》。画面神韵生动，超越前人刻本。著有《印存玄览》等书。　　胡渭(1633-1714)，清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胐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其说实袭自五代末道士陈抟，为修炼、术数两家旁分易学的支流。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胡中藻(-1755)，清臣。江西新建人。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督湖南、广西学政。文辞险怪，以韩愈自命，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大兴文字狱，摘其“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指为悖逆，下狱处死。　　胡天游(1696-1758)，清文学家。一名骙，字稚威，一度改姓方，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以骈文著名，也能诗。著有《石笥山房文集、诗集》。　　胡培翚(1782-1849)，清经学家。字载屏，又字竹村。清安徽绩溪人。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主事。传祖父胡匡衷之学。后主讲钟山、惜阴两书院。郝懿行、胡承珙遗书皆赖其次第付梓。又学于凌廷堪，尤邃精“三礼”。认为唐贾公彦疏解《仪礼》，多有失误，乃积40余年之力，撰述《仪礼正义》，约以四例，即疏经以补注，通疏以申注，汇各家之说以附注，采他说以订注。考证郑(玄)、贾(逵)所注之得失，是对《仪礼》较详备的考订著作，但书未成而卒，由其弟子杨大堉续成。著作另有《燕寝考》、《禘袷答问》、《研六室文钞》等。　　胡林翼(1812-1861)，晚清大臣，湘军首领。字贶生，号润之(一作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在贵州任知府时曾举办保甲团练，自练壮勇，镇各族群众。1854年(咸丰四年)奉调率黔勇赴湖北、湖南抗击太平军。他不断整顿、扩充所部湘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攻陷武昌，又遣军夺武昌县(今湖北鄂城)、黄州(今湖北黄州)等地。因收复湖北失地，实授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1857年，在黄州督战，击溃进入鄂东的太平军陈玉成部。次年5月攻占九江。1861年9月，所遣之军攻陷安庆，被推为首功，加太子太保衔。时人以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是镇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之一。著作有《读史兵略》，所遗奏稿、书牍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胡以晃(约1816-1856)，太平天国将领。广西平南人。地主出身。武秀才。入拜上帝会。金田团营时，洪秀全等在其家布置起义，为清军所困，他协助解围。咸丰元年(1851)，任春官正丞相三年，出师西征，克安徽安庆、桐城、舒城等，继占庐州(今合肥)。封护国侯，寻改护天侯。次年封豫王，旋以战败被革。参与江西湖口、九江之战获胜。五年，封护天豫，随军入鄂、赣，克临江等。十二月，占袁州(今宜春)等，所至有功。次年在临江病死(一说死于“杨韦事变”)。　　胡光墉(1823-1885)，清末洋务派。安徽绩溪人，一说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字雪岩。初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后为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以熟谙洋务著称。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为左在上海主持采运局，筹供军饷，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受清廷赏给头品顶戴。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开设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贸易，称巨富。1884年(光绪十年)受洋商排挤破产，次年忧愤而死。　　胡燏棻(-约1906)，清末大臣。安徽泗州(今泗县)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亦作云眉。同治进士，选庶吉士。后捐纳为道员，补天津道。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广西按察使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旋奉命在天津马厂主持新式练兵，成十营，号“定武军”次年士疏条列办实业、练兵等十事旋调任芦津铁路督办，又授顺天府尹，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六年始历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刑部、礼部、邮传部侍郎。其他胡姓名人有东汉学者胡广；西晋将领胡奋、胡烈；南朝梁将领胡僧祐；北朝北魏大臣胡僧洗；北宋大臣胡直孺；南宋大臣胡纮，学者胡寅；宋元之际学者胡长孺等。近当代胡姓名人有政治家胡 耀邦、胡 乔木、胡 锦涛、胡启 立，爱国民主人士胡愈 之、胡 子昂、胡 厥文，国民党官员胡汉民，国民党将领胡宗 南，华侨企业家胡文虎，物理学家胡宁，计算机科学家胡世华，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植物学家胡先骕，昆虫学家胡经甫，病理学家胡正详，皮肤性病学家胡传揆，经济学家胡寄窗，历史学家胡华，学者胡适，哲学家胡绳，文艺理论家胡风，作家胡也频，画家胡佩衡，**导演胡金铨，**演员胡蝶、胡慧中，越剧导演胡知非，歌唱家胡然、胡松华，舞蹈演员胡蓉蓉，象棋国手胡荣华，乒乓球运动员胡玉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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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居然谋杀皇帝，可想而知，皇帝是如何对待她们的。

索甘露

一次，嘉靖皇帝带着他的方皇后和他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到嵩山去寻找得道高人，刚过了黄河就遇到一阵怪风，随后皇帝的行宫就被大火烧毁了。嘉靖皇帝在随行人员的苦苦劝告之下终于下令回宫。可是回到北京后他又觉得白跑了一趟，很不甘心，就找来陶仲文，问他嵩山上是不是有什么得道的仙人，因为不愿凡间的人前去打扰，才施出怪风怪火来示警呢？陶仲文一向以欺骗皇帝为能事，这时见皇帝主动问起神仙降灾的事情，当然求之不得。他向皇帝打保票说，虽然得道仙人不喜欢见外人，但是由他出面去请，仙人一定会赏光的。

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老道士，据说已经年过八十，但是仍然健步如飞，红光满面。嘉靖见了又惊又喜，长生不老正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啊！他连忙向老道士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道士就告诉皇帝说，修道讲究清心寡欲，他住在深山之中，不受尘世俗务打扰，每天早晨起来就接受朝阳的光华，口渴了就饮用天庭雨露，因此肠胃清洁，胸无积滞，得以神清气旺。嘉靖皇帝听了不禁大喜，清心寡欲是做不到的，他离了女人和权力简直就不能活，但是这每天饮用天庭雨露他还是做得到的。于是他命人每天率领宫女们在黎明时分去御花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

招致怨恨

宫女们每天黎明就得早早起床，到御花园之中，左手持玉杯，右手持玉簪，在事先已经洗净的树叶上采集露珠。这些宫女们分班晨起执行任务，每天大约四十人，早晨天气很冷，宫女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站在晨风之中，听起来似乎意境很美，其实却是一件苦差事。草丛中的露珠沾湿了宫女们的衣服，她们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为皇帝采集玉露，一来二去很多人都因此病倒了。嘉靖皇帝每天就用这些宫女们采集来的玉露吃饭进药，好不逍遥。而且他果真觉得饮了这种玉露，就精力旺盛，神清气爽了，因此更加乐此不疲。

天长日久，采集玉露的宫女们不但相继病倒，而且心中都充满了怨恨。嘉靖皇帝本来为人就极为严厉，又因为长期服用有毒性的丹药，变的更加喜怒无常，采集玉露的事情因为极其辛苦，所以也就成了他用来惩罚失宠的嫔妃和犯错宫女的一种手段。宫中的人也因此更加畏惧被派去采集玉露。

有一个姓王的后妃，本来也是嘉靖皇帝的宠妃，后来却失了宠，被嘉靖皇帝当众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被派去每天采集玉露，不能违抗，如果稍有怨言就要被处死。这位王妃从此忍气吞声，加入了采露宫女们的行列。有两个宫女，一个叫杨金英，一个叫邢翠莲，因为犯了大错被罚每天都要早起去采集甘露，看到别的宫女还可以倒班休息，两人就更加心怀怨恨。王妃与她们同病相怜，三人也就更加地亲近了。

铤而走险

这三人团体后来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一些其他人，十几个人患难与共，成了很好的姐妹，在相互交流之中更加深了对嘉靖皇帝的憎恨，开始蠢蠢欲动地想找机会报复了。

这一年正是嘉靖二十一年，宰相严嵩的手下赵文华进献了一只五色神龟，据说是千年灵物，只有在深山之中才能偶然一见。嘉靖当然很高兴，命人把神龟养在宫中，时不时地带着宠妃前去观看。这个负责看守神龟的任务很巧合地落在了杨金英和邢翠莲两人的身上。

过了没多久，这“千年灵物”的神龟居然死在了池中。杨、邢两人非常害怕，就去找王妃商量。王妃是个胆大心细之人，心中又充满了对皇帝薄情寡义的怨恨之情。她觉得机会已到，就给她们出了一个主意。因为皇帝每天都住在端妃的寝宫里，这端妃正是当初陷害王妃使她失宠的人，王妃自然是对她恨之入骨，所以一心想除掉她。王妃知道皇帝早上有睡懒觉的习惯，又听说每天早晨端妃都离开寝宫亲自去监督宫女们烹制用玉器做成的食品、药物，所以那个时候她的宫中只有两名宫女看守。王妃看准了这个机会，告诉杨金英她们趁这个时候进到端妃的寝宫里去，把守卫的宫女骗出来，把熟睡中的嘉靖皇帝勒死。这样一来可以报仇，二来只要皇帝一死，宫中必定大乱，到时就没有人追查神龟的事了。

杨金英她们一听都吓坏了，谋杀皇帝的事可真是闻所未闻。可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了。嘉靖皇帝对下人极为严苛，神龟死了，他们肯定脱不了干系，反正已经是难逃一死了，还不如冒险一试，如果成功的话，说不定还可以趁着宫中大乱的时候逃出宫去。于是她们下定决心，约齐了其他的姐妹，就按照王妃的计划行事。她们先骗出了看守端妃寝宫的两名宫女，再偷偷溜进宫去，用绳子勒住正在熟睡的嘉靖皇帝的脖子。可是她们太害怕了，绳子怎么也勒不紧，反而把嘉靖皇帝弄醒过来，发出了大叫声。守在宫外把风的王妃一听皇帝的叫喊，知道事情要坏，马上偷偷地溜走了。一会儿，事先听到风声的方皇后带着人赶来了，马上命人把正在行凶的杨金英等人抓起来，立即处死，又赶紧找来太医抢救垂死的皇帝。总算嘉靖的命大，半天之后居然慢慢地醒过来了，一直到两个月后才逐渐康复。方皇后当场就查出了这件事是王妃主使的，要把她当场处死。王妃知道逃不过一死，就一口咬定端妃事先也知情。于是，方皇后把端妃也一并处死了。

谢志望，俞大猷，胡宗宪，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今属安徽绩溪)人，明朝名将。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初任知县，三十三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当时倭寇大肆攻掠沿海州县，严嵩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奉派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依仗严嵩权势，恣意横行，打击不肯阿附自己的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的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将张经等的王江泾大捷之功归于宗宪，又陷害李天宠，擢胡宗宪为右佥都御史，代天宠御倭之任。后文华又排斥新任总督杨宜，以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代杨宜任总督。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宠信，晋兵部尚书。 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 史载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威权震东南”。后又累献祥瑞，讨好明世宗。严嵩败后，言官劾其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胡宗宪（1512年-1565年） 字汝贞，号梅林，明正德七年(1512年)出生于绩溪县龙川村。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任浙江巡抚按御史，旋擢总督，总制七省军务抗倭灭寇。他广揽人才，招贤纳俊，戚继光。俞大酉犬均为胡宗宪部将，并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战策略。转战江浙，每役皆躬擐甲胄，指授方略。于是斩徐海、俘陈东、降汪直、断倭寇之内应。不数年，弭平倭患，立下赫赫战功。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加少保。曾两次入狱。两次都因严嵩父子所累。第二次入狱后他愤然上书数千言，发出“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慨叹！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病死狱中。 隆庆六年(1572年)宗宪时得以昭雪，并“史录平倭勋”。万历十七年(1589年)赐谥“襄樊”。 胡宗宪原系文官，因抗倭有功遂成著名儒将，于戎马倥偬中辑著《筹海图编》十三

一、三公三孤

明代中枢政务机构初期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元代仅置三公，未有三孤。惠帝、成祖时，曾一度废公、孤官，至仁宗时复置。《明会要·职官一》引《弇山集》说：

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即位，授张辅太师、沐晟太傅、陈懋太保；蹇义进少师、杨士奇进少傅、夏原吉进少保。於是公、孤立官备。

公、孤为皇帝之辅佐官，职位崇高。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在宣宗时犹受恩宠。《昭代典则》载明宣宗赐玺书说：

古者，师保之职，论道经邦，不烦以政。少师义、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荣，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尚令典烦剧，兼有司之事，非所以优之也。其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治理，共宁邦家。其勋阶爵禄并如故。

自蹇义等以后，公、孤立官无专授，实际上是一种虚衔。中期以后，成为勋戚及文武大臣之加官、赠官。而文臣无生加三公之例，惟死后赠之。万历年间，张居正为太师，实掌朝政，这是特例。

二、废中书设内阁

明代初年，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有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随后，朱元璋又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当时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等人手中。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横，“生杀黜陟”，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明史·太祖纪》载，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曾“命奏事毋关白（告知）中书省”。这显然是裁抑中书省权力的一个措施。但胡惟庸等人却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组织党羽，在外招集军马，并派人勾结倭寇，又向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称臣，请兵为外应，阴谋武装政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等人，并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明太祖实录》卷129载：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置“四辅官”，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通纪》载：

九月丙午，置四辅官，以耆儒王本、杜佑、袭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位列都督之次。敕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旸时若，验其称职与否。

不久废去四辅官，并於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於殿廷，以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昭代典则》说：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使侍左右备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召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

本来，内阁既非官署官，也非职官名。开始只是简任文臣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些人原官的品秩低，不兼部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