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鼎、鼑，读音作dǐng(ㄉㄧ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鼎湖，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荆山铸鼎。这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

又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阳，荆山脚下的焦岱湖就被人们称作“鼎湖”。这在典籍《说文》中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汉朝时期的汉武帝抱病后，就居于鼎湖宫。

中国历代古籍中所指的荆山，皆是指关中地区的荆山。例如据史籍《汉书•地理志》等众多古代地理志记载，荆山当在岐山和黄河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荆山原。“荆山之阳”在荆山原南，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

因此，夏禹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铸鼎”，绝非在今湖北省武当山东南的荆山，也非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的荆山，亦非今安徽省怀远县的荆山，更非今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因为夏禹、黄帝的势力范围从来就未到过岭南地区。

荆山原上，葬有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汉太上陵)、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献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庄陵)。

古代，居于荆山、鼎湖地区的住民，有以帝王铸鼎之史为姓氏者，称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夏、商、周延传的国鼎，属于以国家象征为氏。

在典籍《说文》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但是，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却记载：是“黄帝铸鼎于荆山。”

不过，在史籍《左传·宣三年》中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比较起来，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书还是崇尚比《史记》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记载，即鼎为夏禹始铸。不过，不论是谁先铸造的大鼎，以鼎为国家之表，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九鼎”。这在典籍《周礼·天官·膳夫》中即有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说，当君王即位登基之时，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大地的鼎为九座，称为“牢鼎”，义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称为“陪鼎”，义示“君为臣之陪，臣为民之陪，民为国之陪”。

由于“鼎”代表了国祚、代表了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两周时期，辅佐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主政大臣，亦称作鼎鼐(国相)、鼎台(宰辅)、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称号位姓氏者，省文简称鼎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城郭鼎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在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人们称城郭的东门为鼎门，因为当年大禹铸九鼎之后，鼎是从城池的东门运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后汉·郡国志》中就记载：“雒阳东城曰鼎门。”

在古代居于城郭东门区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门别称位姓氏者，称鼎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门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力士夏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鼎官，是周王朝时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汉·东方朔传》中记载：“夏育为鼎官。殿前举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护鼎之官，称作“鼎铉舒”，俗称“鼎官”。

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将千斤重的鼎举了起来，还能将强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来，国君为之惊叹，封其为鼎官。在史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重记载：“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注释：“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晋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问》中解释：“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后世人将“夏育”、“杜回”、“鼎官”等作为大勇士的代称。

在夏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鼎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官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战国晚期秦武王属下大将孟说，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

秦悼武烈王嬴荡身高体壮，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军，置于身边。当时的乌获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并给予高秩厚禄。

有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孟贲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赶赴咸阳面见秦武王。秦武王考验之下，孟贲比乌获、任鄙还厉害，因此当即被任命为大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荡率领孟贲、乌获、任鄙等随从到东周都城洛阳观看九鼎，这九鼎代表九州，上镏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

秦武王逐个审视，在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

鼎官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起这只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

秦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你们两个人，能举起这鼎吗？”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

而孟贲则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那雍州鼎被孟贲抬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

秦武王看了发笑：“你都能把鼎举离地面，难道寡人还不如你吗？”

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

秦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秦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雍州鼎也被举起半尺，秦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秦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们赶来时，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秦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护秦武王之棺回咸阳，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完毕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耸恿秦武王入周观鼎之罪。

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称为“举鼎绝膑”。

孟贲死得冤枉之极，因此在孟贲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举鼎绝膑”这一历史事件为姓氏者，称鼎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匡衡，字鼎，后字稚圭，东海承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枣庄市峄城区，一说是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省的苍山县鲁城乡，是著名的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来。同乡里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便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读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

顽强的学习毅力使匡衡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当时流传着“匡衡说诗，解人颐”。匡衡善于讲《诗》。一次他与别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别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穿着鞋溜走了。

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被大汉朝廷看中，后来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为一代宰相。匡衡开始只做了个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汉宣帝刘询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职。为此，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汉宣帝没被采纳。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匡衡因知识渊博而被调回京都。汉元帝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也曾上书给汉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等。匡衡建议朝廷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这个建议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微。

匡衡后来历官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晋封为乐安侯。但是在匡衡当了丞相后，却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汉元帝逝世后宦官失宠，他才大着胆子上书弹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众大臣指责和非议。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辞去承相之职。

后来，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却自己大量强行占有土地达两万三千顷。因此，汉成帝刘骜认为匡衡“言实不符，以权谋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义”，遂将其罢官贬为庶民，他于归家后不几年就病逝了。不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来激励着历代莘莘学子们。

在史籍《西京杂记》中记载：“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汉·匡衡传注》中也记载：“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状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小名“鼎”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时期创建的科举制，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隋朝时期，与隋文帝开凿大运河同时实行的另一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隋文帝为了国祚兴盛，民族团结，规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将科举制度推广和普及，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解释江南 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试是在小屋中进行的，考生往往一连考上几天，中途不许离开这些屋子。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国家官员的一道龙门。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有很多人去观看。从隋王朝起采用的这套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官员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所有的历代朝廷官员包括地方长官都必须是科举合格者。由于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锦还乡，享受荣华，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发苍苍。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民族、出身，而是凭能力选拔官员，形成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层社会的优秀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在科举过程中，隋炀帝杨广将一甲殿试中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作“鼎甲”，盖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称一甲为“鼎甲”，后世称“三鼎甲”。

科举制成了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础上的人事体系逐渐完善，状元、榜眼、探花经基层历练后，大多成为帝王宫婿(驸马)、王公府婿(郡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荣耀历史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宋、元朝时期的鼎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鼎州，亦称鼎城，古称嵩州，

秦昭襄王嬴则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筑城池，称张若城，隶属于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张若城改称武陵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上溯黔东，下达苏皖的运输要道，素有“荆楚唇齿”、“滇黔咽喉”之称，又是江南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后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其时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称“鼎州”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散曲家玉元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元朝时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鲁丁，他后来后改汉名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历年间人（公元1321～1330年），曾为翰林学士。

在史籍《吴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说》中记载：“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从太祖皇帝出征，同饮黑河之水，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数二套；或写景状物，或吟咏闺情，词皆流美，用韵响亮，风格明丽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斋文集·古今历代启蒙序》即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来事迹，编为四言，又韵其语，欲以教童蒙，使之诵习，俾知古今。携以见示，求为序引。盖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编为包括古今，该备治乱，不悖于先儒之论议，于小学不为无补。然余疾读一过，犹以事迹之繁非童子所能悉者，虽成人亦可读之以为历代史记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题卷首而归之。”元朝学者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还记载了玉元鼎曾与当时的杂剧演员顺时秀交往甚密，并说玉元鼎是一位嘲风弄月、惜玉怜香的风流文士。

玉元鼎的后裔子孙主要分布在云南地区，以先祖名字汉化为姓氏，有称玉氏者，也有称鼎氏、元氏者。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都克达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以姓为氏，满语为Dukda Hala，世居留福村(今俄罗斯兴凯湖勒富河流域)，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都氏、山氏等。

②满族瑚鼎氏，满语为Huding Hala，世居和罗山秦(今俄罗斯霍尔河流域南岸)，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胡氏。

二郡望：

鼎　州：亦称武陵、朗州，即今湖南省常德市。公元前三十万年，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九千年前，常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距今七千多年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这时期生产工具已有河卵石加工磨制的斧、凿等砍伐用具和鱼网坠，并已掌握了原始制陶技术，生产简单的饮食器皿。距今六千五百多年的安乡汤家岗遗址，反映了常德当时以母性为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生活。距今无前多年的安乡划城岗遗址，是常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有力证明。这时期生产工具大为改进，石器钻孔、切割和抛光技术比较成熟，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商周时期，常德境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全市共有商周时期遗址五百五十多处，出土物有镞、簪、鱼钩、熔铜炉等。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社会变革时期，常德境内有上千战国墓，有澧县鸡叫城、桃源菜菱城、临澧宋玉城等战国时期的城址。常德(今常德市、县)在历史上有过临沅县、武陵县、常德县等名称，先后隶属于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专区等县以上行政机构。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西汉初时，仍称临沅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驻义陵(今溆浦)，临沅县属武陵郡。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武陵郡属荆州。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改临沅县为监沅县，改武陵郡为建平郡。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监沅县复称临沅县，建平郡复称武陵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武陵郡治移驻临沅县，此为设常德郡治之始。同时分临沅县沅水以南之地另置沅南县。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荆州刺史改治汉寿(今常德县断港头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武陵郡为后蜀攻占。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与孙权分荆州，武陵郡属刘备，临沅县仍属武陵郡。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吴夺取荆州，武陵郡属吴。三国时仍之。两晋时期，临沅属荆州武陵郡，郡治在临沅县，州治在武陵。南北朝宋、齐时代，临沅县属郢州武陵郡。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合荆州、郢州各一部没武州，临沅县属武州武陵郡。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武州改名沅州，临沅县属沅州武陵郡，陈代的郡治、州治均设于临沅县。隋朝初期实行州县二级制。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沅、汉寿、沅南三县合并，改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之始，直到中华民国二年改名常德县，武陵县一名沿用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同年，武陵郡改名嵩州，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辖武陵、龙阳二县，州治在武陵县。隋炀帝大业初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仍辖原武陵县、龙阳县。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武陵郡置朗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朗州属江南西道。唐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改属山南东道。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朗州。五代时期，武陵县隶于楚的朗州。宋朝初年，武陵县隶于朗州，属荆湖北路。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武陵县西境置桃源县。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改鼎州军为常德府，武陵县为其属县。自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为荆湖北路安抚使治所。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属湖广行中书省，领武陵县、桃源县、龙阳县、沅江县。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864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湘北，又改常德路为常德府，仍领上述四县。明朝时期，武陵县为常德府治，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常德为湖南布政使司岳常澧道常德府，至清查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改武陵县为常德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于常德城设置武陵道。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撤销武陵道，常德县改隶湘江道。民国十一年，撤湖南道制，仅存省、县两级，常德县属湖南省直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湖南分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常德县属第二区，专员公署驻常德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全省改设十个行政督察区，常德为第四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 解放常德城。1949年设常德专区，专署驻常德县。辖常德、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桃源、慈利、石门等九县。1950年由常德县析置常德市，由澧县析置津市市，常德专署驻常德市，辖两市、九县。1952年原益阳专区所属益阳市及益阳、沅江、安化、汉寿、桃江(驻桃江镇)五县划入常德专区，辖三市、十四县。1953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辖。1958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划归常德专署领导。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县领导；益阳市交由益阳县领导；津市市交由澧县领导。1961年常德县领导的常德市、益阳县领导的益阳市、澧县领导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专署领导。1962年将益阳市及益阳、华容、沅江、南县、安化、桃江等六县划归益阳专区，常德专区辖两市、八县。1963年撤销津市市，并入澧县，常德专区辖一市、八县。1970年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地区驻常德市。辖常德市及常德(驻常德市)、临澧、澧县、安乡、汉寿、桃源、慈利、石门等八县。1979年恢复津市市，常德地区辖两市、八县。1988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8]18号)文件，撤销常德地区和常德县，常德市升格为地级市。常德市设立武陵、鼎城两区。武陵区的范围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县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门桥四个镇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岗、河洑、芦获山五个乡；原常德县其余的三十六个乡镇为鼎城区的行政区域。常德市辖桃源、石门、沣县、汉寿、慈利、临沣、安乡七县。津市市由省直辖。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常德市辖两个市辖区、六个县，代管一个县级市；全市共有十个街道、一百零四个镇、一百零六个乡。

一个家谱有很多种，具体如下：

1、欧式

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

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

2、苏式

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

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

3、宝塔式

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

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

此种图谱最迟在南宋时期出现，其特点是将始祖置于上方正中位置，后世子孙按辈分依次排列，每一父辈必置于字辈的上方正中，这样家庭成员的亲疏、血缘关系表现的非常明了。

但宝塔式的缺点是，当家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将世系在一张纸上画出，而且由于各支系子嗣多寡不一，难以保持图谱整体上的均衡，容易给人一种不整理的感觉，另外宝塔式图谱在附记履历时由于篇幅有限也受到较大的限制。

4、牒记式

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

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藏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

牒记式家谱类似于每位家庭成员的简历汇编，其起源大约是源于欧式图谱，大致相当于欧式图谱后面的传记部分。其优点是世系固定，依次分明，因此， 有不少家谱采用这一图谱。

扩展资料：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参考资料：

“门”与“类”可谓语义上的双生姊妹，正所谓“分门别类”。山东不仅是门姓人的重要聚居地，也是类姓人的“军事重镇”，而蒙阴地区则堪称“重中之重”。

类姓分布地区

山东省是类姓人的一大聚集省份，在济南、青岛、潍坊、烟台、淄博、苍山、郾城、沂水、沂源、新泰等地都有分布，其中蒙阴地区的类姓人口最为稠密。在黑龙江、辽宁、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西等省也有类姓人居住，其中福建省的类姓人人数最多。目前在台湾居住的类姓人多为山东蒙阴地区迁往的。

蒙阴一带有类姓人近2万

“我们这里以前叫关东村，不算是类姓人特别集中的地区，现在只有类姓人大概100多口，远不如类家城子和类家水营的类姓人多。在蒙阴，类这个姓一点都不稀奇，很多人都姓类。”来自蒙阴镇文熙村的类淑栋告诉记者。

类延禄来自蒙阴城官镇，曾于1999年参与编写了《东蒙类氏族谱》，他告诉记者：“蒙阴地区总共有近2万类姓人，散布在众多村子里。联城、桃曲和城官三个乡类姓人口最稠密，大概有1万人。为了编写《东蒙类氏族谱》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全省类姓人大约有2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蒙阴。”

类姓姓氏渊源

类姓的渊源有两种说法：

一是根据《史记》记载

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建立自己姓氏的有14人。黄帝娶西陵国的女儿为妻，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他们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嚣，也就是青阳，青阳被封为诸侯,降居江水(今山东曲阜)。另一个叫昌意，也被封为诸侯,降居在若水

青阳，也作少昊，少皞、少皓、少颢，被尊为“大华夏显宗康皇帝”，又称青阳氏、金天氏、穷桑氏、云阳氏，或称朱宣，名姬己挚，又名玄嚣（一说名清），是黄帝的长子，生于穷桑(今山东省曲阜市北)，建都于山东省曲阜市。因为他能继承太昊伏羲氏的德行，故称少昊或小昊。他曾以鸟作官名，并设有管理手工业和农业的官，主要活动于山东西南部一带（一说雷泽地区，今菏泽一带），擅于治水与农耕。

根据《路史》记载

少昊青阳娶于类氏之女,后有类氏,可见类氏起源于黄帝长子

二是根据《东蒙类氏族谱》

类氏为汉姓，类氏家族大都分布在山东新泰、蒙阴一带，但谱内未注明类氏家族从何处迁来。

在章丘市枣园镇 驻地西南15公里处有一个叫东类村的村子，在村庙门的石刻上有“宋代类氏兄弟建村”的记载。据说兄长叫类大公，所以这里历史上曾被称作类大公庄。后来村子被洪水冲为两段，位于东部的被命名为东类大公庄，后简化为东类；位于西部的被叫做西类大公庄，后简称为西类。至于蒙阴和章丘两地的类姓人孰先孰后，有着怎样的关联，目前尚无定论。

据类延禄介绍，蒙阴地区类氏人的家谱始修于1885年，其主要依据是当时每户类姓人家都有的石碑和祠堂里供奉的牌位。“最早的家谱实际上是一个石谱，就是把各家类姓人的姓名、辈分等简单信息综合整理后雕刻在一个大石碑上，很可惜的是这个大石碑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被毁了。1890年，祖先把石谱上的内容手刻于枣木板上，印制了第一本真正的家谱，很幸运的是这本家谱被保留了下来，现在由我收藏保管着。在这本家谱的基础上族人先后修订了3次，最近一次是在1999年，名为《东蒙类氏族谱》。前有清光绪十二年举人张淑躬撰写的序言，后有1999年续谱时写的序跋等12篇。”

“据最早的石碑记载，我们蒙阴类姓人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类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一支一直居住在蒙阴，现已传至第30代；二儿子从蒙阴迁出，据说迁往江苏一带后改为其它姓氏了，但是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可以证明。”

类延禄还告诉记者，现在江苏、山西、东北地区以及台湾的很多类姓人的祖籍都是山东蒙阴，除了上1958－1961三年自然灾害过程中的大规模迁徙外，类姓人都是因为种种原因零星迁出的，并没有集中在某个年代，所以族谱上没有明确记载。

类与雷、芮二姓的“瓜葛”

在历史上，蒙阴一带的类姓人世代躬耕务农，没有出现过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名士。

类姓人多是庄户人，不识字，出现把自己姓氏弄错的情况并不稀奇，山东有些地方的部分雷姓人和芮姓人就和类姓有所牵连。类延禄告诉记者，郯城地区的有一部分雷姓人本姓类，兄弟四人由外地逃荒至此，因为不识字，又没有家谱携带在身，只知道自己姓氏的读音而不晓得写法，就被误认为“雷”并沿用了下来。而在沂蒙一带，有一部分类姓人阴差阳错地姓了“芮”，据说是早年生产队负责户口登记的人一时疏忽造成的，大概在2000年左右，这部分芮姓人又重新更姓为类。

源于皇帝之孙或类犴反

关于类氏来源的文字记载非常少，有类姓人说《路史》中有这样的记载：“青阳氏娶于类氏之女，后有类氏。”黄帝居住在轩辕山，娶西陵国的女儿——嫘祖为妻，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之一叫玄嚣，也就是青阳，类姓人由此认为类氏起源于黄帝之孙。

另外，在《史记梁孝王世家》中曾提到过一个叫类犴（àn，岸）反的人，有类姓人猜测自己的姓氏源于类犴反。梁平王刘襄的王后是任王后，他的祖母是李太后。梁孝王在世时，有一个罍（léi雷）樽，价值千金，他曾告戒后人，要好好保管罍樽，不得送给别人。任王后深得平王宠爱，听说此时后执意要据罍樽为己有，平王不听祖母李太后规劝将罍樽赏赐给了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欲将此时告知前往梁国的朝廷使臣，结果被平王和任王后阻拦而未果。李太后私下和食官长以及郎中尹霸等人通奸，经平王和任王后劝阻后作罢。后来李太后生病，任王后不守礼仪未曾请安问病；李太后死后，任王后又不居丧守孝。这些宫闱内幕都被淮阳一个叫类犴反的知道了，成了他日后在大难临头时借以自保的杀手锏。

以上两种说法在类姓人的网络族群里被广泛引用，但因为可以相佐的资料太少而难免显得牵强，尚待进一步考证。

现在很少人用这个了。

以前老一辈人才用这种称呼。

香港现在也有，意思差不多，就是名字前冠以夫姓。

古代的女子出嫁后，常常在自己姓氏前冠以夫姓，称某门某氏。一般门指夫姓，氏指父姓（即女方的姓氏）。

张门蓝氏，意思是姓蓝的女子，嫁给了姓张的丈夫，张门蓝氏指的就是这位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