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如下：

其实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恶夫世之撰事者弗核，故弗敢损益于宪卿之言，俾铭者考焉。

　　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曾祖茂。祖聪，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赠承德郎、吏部验封司主事，再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三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讳宪卿，字廉甫。世居苏州昆山之罗巷村，以耕农为业；通议始入居县坊。独生公一子，令从博士学。山阴萧御史鸣凤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贵，吾无事阅其卷矣。」先辈吴中英有知人鉴，每称之以为瑚琏之器。公雅自修饬，好交名俊，视庸辈不屑也。举应天乡试，试礼部，不第。丁通议忧。服阕，再试中式，赐进士出身。明年，选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历迁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怀其恩。

　　居九年，冢宰鄞闻公、奉新宋公，皆当世名卿，咸赏识之。升江西布政司左参议。江右田土不相悬，而税入多寡殊绝。如南昌、新建二县，仅百里，多山湖，税粮十六万。广信县六，赣州县十，粮皆六万。南安四县，粮二万。三郡二十县之粮，不及两县。巡抚傅都御史议均之。公在粮储道，为法均派折衷，最为简易。盖国初以次削平潜伪，田赋往往因其旧贯。论者谓苏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吴赋十倍淮阴；松江二县，粮与畿内八府百十七县埒：其不均如此。吴郡异时尝均田，而均止于一郡，且破坏两税，阴有增羡，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

　　升山东按察司副使，兵备临清。先是虏虏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薄京城，又数声言从井陉回入掠临清。临清绾漕道，商贾所凑，人情恇惧，公处之宴然。或为公地，欲移任。公曰：「讵至于此？」境上屯兵数万，调度有方，虏虏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亦竟不至。师尚诏反河南，至五河，兵败散，独与数骑走莘县，擒获之。在镇三年，商民称其简静。瓯宁李尚书自吏部罢还，所过颇懈慢。公劳送，礼有加。李公甚喜，叹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识其人。」会召还，即日荐升湖广布政司右参政。

　　景王封在汉东，未之国，诏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恩殿，升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寻擢巡抚湖广右佥都御史。奏水灾，乞蠲贷。亲行鄂渚、云梦间，拊循之。东南用兵御日本，军府檄至，调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镇溪、大刺土兵三万二千，所过牢廪无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调。且无益，徒糜粮廪。其后土兵还，辄掠内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阅，悉途归乡里。显陵大水，冲坏二红门黄河便桥。而故邸龙飞、庆云宫殿多隳挠。奏加修理，建立元佑宫碑亭。是时奉天殿灾，敕命大臣开府江陵，总督湖广、川贵采办大木。工部刘侍郎方受命，以忧去。上特旨升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

　　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庙，而西宛穆清之居，岁有兴造，颇写蜀、荆之材。公至，则近水无复峻干。乃行巴、庸、僰道，转荆、岳，至东南川，往来督责，钩之荒裔中。于是万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宫，旧制瓌瑰，于永乐金柱围长，终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张国珍、李佑，副使张正和、卢孝达，各该守巡参政游震得、副使周镐、佥事于锦，先后深入永顺、卯峒、梭梭江；参政徐霈、佥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黄宗器入施州、金峒；参政靳学颜入永宁、迤东、兰州、儒溪；副使刘斯洁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乌蒙；参政缪文龙入播州、真州、酉阳；佥事吴仲礼入永宁、迤西、落洪、班鸠井、镇雄；程嗣功入龙州；参政张定入铜仁、省溪；参议王童光入赤水、猴峒；佥事顾炳入思南、潮底；王集入永宁、顺崖。而湖广巡抚右佥都御史赵炳燃，巡按御史吴百朋各先后亲历荆、岳、辰、常。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黄光升历叙、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历邛、雅。贵州巡抚右副都御史高翀历思、石、镇、黎。巡按御史朱贤历永宁、赤水。臣自趋涪州，六月上泸、叙。而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穷壑、祟冈绝箐、人迹不到之地，经数百年而后至合抱，又鲜不空灌。昔尚书宋礼及近时尚书樊继祖、侍郎潘鉴，采得逾寻丈者数株而已。今三省见采丈围以上楠杉二千余，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视前亦已超绝矣。第所派长巨非常，故围圆难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则深入穷搜，知不可得。而先年营建，亦必别有所处。伏望皇上敕下该部计议，量材取用，庶臣等专心采办，而大工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后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师，渒筏相接。而天子犹以皇祖时，殿灾后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载，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骤兴。漕下之木，多取以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无有休息期。大臣以为言，天子亦自怜之。将作大匠又能规削胶附，极般、尔之巧，而见材度已足用。公恳乞兴工罢采，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于道，词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从之。考卜兴工有日矣。其后漕数比先所下，多有奇羡。凡得木一万一干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于三巡抚，下至小官，莫不录其劳。今不载。

　　独载其所奏两司涉历采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镇雄、乌蒙之木，龙州、蔺州之木。湖广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顺、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购木于九嶷；荆南购木于陕西阶州；武昌、汉阳、黄州购木于施州、永顺；贵州则于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宁、顺崖；其南出云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虽广，山木少，采伐险远，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披乱滩，迂回千里。贵阳穷险，山岭深峭，由川辰大河以达城陵矶。蜀山悬隔千里，排岩批谷，滩急漩险，经时历月，始达会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茏，与虺蛇虎豹错行。万人邪许，摧轧崩崒，鸟兽哀鸣，震天岋地。盖出入百蛮之中，穷南纪之地，其艰如此。故附着之，俾后有考焉。菖称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陇西多材木，故丛台、阿房、建章、朝阳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营汴新宫，采青峯山巨木，犹以为汉、唐之所不能致。公乃获之山童木遁之时，发天地之藏，助成国家亿万年之丕图，其勤至矣。是岁冬，征还内台。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请告。病益侵，乞还乡。天子许之。行至东平安山驿而毙。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

　　公仕宦二十余年，未尝一日居家。山东获贼，湖广营造，东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绮之赐。而提督采运之擢，旨从中下，盖上所自简也。祖考妣皆受诰赠。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养，世以为荣。公事太淑人孝谨。每巡行，日遣人问安。还，辄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请者数，太淑人不得已，为之进羞膳。

　　平生未尝言人过，其所敬爱，与之甚亲。至其所不屑，然亦无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迟至。公问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无马骑。」故事，台所使吏廪食与马，为荆州夺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复问。周太仆还自滇南，公不出候，盖不知也。周公，乡里前辈，以礼相责诮。公置酒仲宣楼，深自逊谢而已。

　　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鲜好，及贵，益称其志。至京师，大学士严公迎谓之曰：「公不独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仪朝廷矣。」所居官，廉洁不苛。采办银无虑数百万，先时堆积堂中，公绝不使入台门。第贮荆州府，募召商夷 夷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赏购过当，人皆怀之。故总督三年，地穷边裔，而民夷夷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不惊。以是为难。是岁，奉天殿文武楼告成。上制名曰皇极殿，门曰皇极门。而西宫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劳绩，而公不逮矣。

　　娶顾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国子生；延节、延芳、延英、延实，县学生。女四：适孟绍颜、管梦周、王世训，其一尚幼。孙男七：世彦、官生、世良、世显、世达，余未名。孙女六。余与公少相知，诸子来请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遗文字，参以所见闻，稍加论次，上之史馆。谨状。

　　敕封文林郎分宜县知县前同州判官许君行状

　　君姓许氏，讳志学，字逊卿。其先苏州之嘉定人；讳庆赐者，为昆山魏氏馆甥，遂为昆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瓒。琮子翊，承事郎；瓒子翀，羽林卫经历，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敕授登仕佐郎，南京驯象所吏目，君之考也。

　　自庆赐始迁，再世而有兄弟数人，勤于治生，多蓄藏。延礼耆儒沈同庵先生于家塾，以教诸子。当是时，叶文庄公、张宪副和、张参政穆、沈宪副讷，一时名贤，皆往来其家。故许氏富而子孙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学强记，善为文词。登仕盖晚而得子，怜爱之，故用赀升为太学生。六馆之士推镶焉。累举不第，以上舍选为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县事五：同州、夏阳、临晋、征、重泉。同州以守缺，其余诸县，即令去，必以君摄。士大大皆为文纪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奸轨壹迹，境内肃清；不于分外征索以阿上官意。修黉舍，励学者。」此朝邑之所纪者也。「厘前秕政，革浮靡，绝苞苴，储廪给足，傅爰精明。修启圣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纪者也。

　　今世州县官，悉简自天朝。唯权摄则监司得自用，类前世之辟举者。故或其人不称，必不以摄；或少试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于四五，可以知其选矣。其子给事君言，今重泉、临晋间，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溪田马公、苑洛韩公，皆关中名士，每见君，未尝不加敬也。

　　既解官，则治亭圃于先茔之侧而居之。岁时食新，先以奉亲。然后敢尝。与人交，不设城府；然不能容人过恶，然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尝任州县为七品官，与争论无所诎。令欲重因之，会给事发解报至，以故得免。君始为太学生游间，及官同州沙苑，登览华山之胜，甚自乐也。至为乡社会，饮酒笑谑无虚日。吴中田土沃饶，然赋税重而俗*侈，故罕有百年富室。虽为大官，家不一二世辄败。许氏自国初至今，居邑之柴巷无改也。有屋庐之美，田园市肆之人。又以诗、书绍续，及给事君而贵显。

　　初，给事令分宜，已敕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贺君将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于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钱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从龙，户科给事中。女一人，适张必显。孙男一人，汝愚，太学生。女二人。曾孙男女二人。

　　有光高大父时，已与君家交好，见家中文字有顾惟诚、许鹏远者，鹏远即承事君。而惟诚者，太保顾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与两家缔姻。而大父与登仕君，又皆高年为社会。而君与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岁，给事同余北上，道中联辔。尝以登仕年老为忧念，意独谓君壮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逾六年，君亦卒，仅止于中寿。给事是以痛恨焉，亟图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颇采示冯翊之政，俾次其大略，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铭志之文词，史馆推封之制草，庶于斯有征云。按夏阳今韩城，临晋今朝邑，征今澄城，重泉今蒲城，皆同州属县。而同州，汉左冯翊也。此文于总叙历署县篆处，用古名。后朝邑之所纪，蒲城之所纪，则用今名。而仍云临晋、重泉间肖像祀之，辞甚明白。后又言冯翊之政，则同州及诸属县皆在内。地名古今互见，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将总序诸县及二邑之所纪九十余字尽删之，文字顿减精采。钱宗伯不选，当以此故。今从昆山本，仍存之。昆山本历叙诸县中有合阳，今按上言署州县事五，则夏阳以下四县并同州是也。若加合阳，则六矣。况他县皆用古名，独合阳是今县名，亦无此叙法，故断以为衍文而去之。庄识。

　　封中宪大夫兴化府知府周公行状公姓周氏，讳书，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跸临安。至贵一公，始家昆山之吴家桥。贵一生思聪；思聪生士贤；士贤生显；显生明，是为耕乐翁，有行谊，学士吴文定公铭其墓曰「刚直君子」。生四子：长讳璇，是为乐清翁；次讳玑，讳玉，讳衡。衡，太学生。家世孝弟力田，至太学，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并以赀雄乡里。吴家桥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桥并小溪以东，独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无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

　　乐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张氏。公甫冠，为晏翁壻。虽在宾馆，犹东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怜爱之，至则喜见颜色。少有志于学，为博士弟子，益自砥砺。以病，不克卒业。其病痰喘，竟岁不愈。即愈，月复继作。然性孝友恭谨，不以病废礼。居母张硕人之忧，号毁骨立；诸儿为之劝解，哭愈哀。惟见相随擗踊，则稍慰，曰：「儿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乐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时时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诸儿读书于傍，以更代。乐清谓能将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孙，死不恨矣。」兄弟友爱甚笃，不忍一日相离。仲兄尝病胀，舆舁至家，晨夕不去侧，汤药必躬调以进。其它内外宗党，待之曲有恩礼。见耆年，特如敬让。人有犯，辄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与较。自为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故尤勤于教子，延师礼费不少靳；而规范之严，诸子循循，未尝识人间佻宕之习。仲子宪副君，自束发至于贵显，所至必与天下知名之士游。而居官律已，当世士大夫称之。繄公之教也。其为兴化知府，政成上计，得貤封如其官。金绯辉煌，然惴惴不敢当。自宪副君起进士，出守郡，至持宪节，专制海南，积官十余年，依然故庐，无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殁也，公已步，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复起矣。

　　恭人性晏氏，父讳安，母赵氏。性端重，寡言笑。与公伉俪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壮岁婴病，迄于寿考，左右调护之功为多。诸子自幼学时，公出外，即为标识书额，自督课之。其勤俭出于天性，至贵，纺绩未尝释手。宴翁蚤世，诸孤累累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抚之极有恩。晏家业日圮，赵母生养死葬，悉出恭人。又与公谋，置田守翁夫妇家，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闰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伦，太学生；大礼，即宪副君；大宾，大器。女二，适姚舜卿、凌天惠。孙男女十五人。

　　初，宪副君之在兴化也，数遣人迎养。公与恭人相谓曰：「居官以洁己爱民为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来舆马，皆民力也。鱼羹脱粟，田中独不能自具耶？」遂坚却不往。及诰封命下，宪副君即驰疏于朝，乞恩归养。其略云：「自守郡以来，感激圣恩，未尝不矢心励行，以图报效于万一。不意构成疾病，虽勉强备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逾六十，亦时患病。相去二千余里，山海阻隔，音问不通。诚恐旦暮客死，重贻无穷之恨。臣尝以是具达，而巡按御史等仰体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调治，迁延至今。臣忧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鸣于阙下。臣窃惟为国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废无用于时，则听其偃仰于父母之旁，以亲旦夕之养，皆国家教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即死，则鞠躬尽瘁，臣之分愿已毕。若乃反复淹绵，坐靡廪饩，臣罪盆深，亦非朝廷用人之意矣。伏望陛下俯祭微臣，敕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沟壑，则扶杖进履之年，皆歌咏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寻有广南之命，不欲行，公与恭人强之上道。甫视事，而恭人之讣至。盖三月之间，再涉鲸波望国，而公之讣又至，宪副君以是自伤云。

　　有光之先妣，与公同祖，不幸蚤逝。尝念少时之母家，羣从诸舅，每见辄哀怜慰藉，为谈先妣生平，相与泪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渭阳之感。而宪副君又同学相知爱，故以公、恭人之遗事，使予论次。因谓宪副君既以卓然有立于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渊源盖有所本，以附之家乘云。按周宪副告病疏，情词恳恻，有李令伯之风。且宪副高堂白首，万里远宦，两闻家讣，负痛终天。特载其告病疏，以见哀恳不允，不获已而赴任，非以宦情夺其孝思者也。常熟本尽削之，殊失作者之意。昆山本删繁从简，颇存梗槩，今从之。然观钞本，删者不类太仆亲笔。复古堂刻，与钞本元稿同，今仍录于左。其略曰：「自守郡以来，感激圣恩，未尝不矢心励行，竭力保命，以图报效于万一。夫何福过灾生，构成呕逆病症。每对飡，即作呕流沫。尽日所食粥饭，不过一瓯。外虽勉强作人步语，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俱时常患病，不能同赴任所。原籍相去二千余里，山海阻隔，音问经年不通。诚恐旦暮客死，重贻父母无穷之恨。巨屡将情具达巡按御史，并所辖布按二司，守巡等道，俱蒙察臣患病是实。但各仰体朝廷用人之至意，俯责臣子守土之常经，俱美词慰留，冀臣调治痊可之日，仍前图报，未蒙转奏，迁延至今。臣忧患愈甚，疾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鸣于阙下。臣窃惟为国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废无用于时，则听其偃仰咿嘤于父母之旁，以亲旦夕之养，独非国家教人以孝者乎？况若臣病即死，则鞠躬尽瘁，臣之分愿已毕。若乃反往淹绵，坐靡廪饩，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乌乌私情，实出中悃，敕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沟壑，则扶杖进履之年，皆歌咏太平之日也。」此文钱宗伯汰之，今仍存。庄识。

　　魏诚甫行状

　　呜呼！予娶于诚甫之女弟，而知诚甫为深。孰谓诚甫之贤，而止于此。盖诚甫之病久矣。自吾妻来归，或时道其兄，辄忧其不久，至于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诚甫诸从昆弟三人，皆壮健无疾，皆死，而后诚甫乃死；于诚甫为幸。然以诚甫之贤，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

　　诚甫讳希明，姓魏氏，世为苏州人。始居长洲，后稍徙昆山之真义里。曾大父讳钟，大父讳壁，以力穑致富，甲于县中。是生吾舅光禄典簿，而诚甫之世父太常公，以进士起家，为当代名儒。

　　诚甫为人，少而精悍，有所为，发于其心，不可挠。其少时颇恣睢，莫能制也。已而闻太常之训。忽焉有感，遂砥砺于学，以礼自匡饬。是时诚甫为县学弟子员，与其辈四五人，晨趋学舍。四五人者，常自为羣，皆褒衣大带，规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诸生威目异之。或前戏侮，诚甫不为动。每行市中，童儿夹道哗然，而诚甫端拱自若也。诚甫生平无子弟之好，独购书数千卷，及古法书名画，苟欲得之，辄费不赀。其乐善慕义，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与诚甫交。每之郡，从之游者，率文学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数里，地名高墟，诚甫乐其幽胜，筑别业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赋，以着其志。诚甫补太学生，三试京闱不第，以病自废。居家，犹日裒聚图史。予时就诚甫宿，诚甫蚤起，移置纷然。予卧视之，笑其不自闲。诚甫亦顾予而笑，然莫能已也。虽病，对人饮食言语如平时。客至，出所藏翻阅，比罢去，未尝有倦容。终已不改其所好。至于生产聚畜，绝不膺于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

　　诚甫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龚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长大顺，太学生；次大化。女一人。孙男一人。

　　先妣事略先批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姙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收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姙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宵母也。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赀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缉纑，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垆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遇僮奴有恩。虽至棰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

　　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彷佛如昨，余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请敕命事略

　　先人讳正，世为吴中着姓。先曾祖讳凤，中成化甲午乡试，选调兖州城武县知县。先祖讳绅，县学生，为太常卿夏日永之孙壻。日永以文学为一时名臣。诗、书之业，以故世有承传。先祖家教尤严。先人蚤游县学，屡试不第，而有光后出有名，及举乡试，先人遂谢去。先祖于诸父有分，独退让处其薄。先祖以高年笃老，先人与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侧日忻忻然，如少年儿子，皆不知其老也。日闭门读书，每自喜，以为有所得。性坦率，未尝与人有争。与里中结社，有香山洛社之风。社中人尤敬其德，称其别号曰岫云，言如出岫之云无心也。

　　岁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还，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见矣，悲夫！以有光之困于久试，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殁，而始获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禄养，所以为终天之恨也。有光仕官既不遂，独幸以建储诏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万一。敢叙其大略，上之史馆：

　　先妣姓周氏，世家县之吴家桥。先外祖讳行，太学生，家世以耕农为业。外祖始游成均，而后其从孙大礼始举进士，为河南左参政。先妣，河南之从姑也。先妣年十六，归先君。聪明勤俭，生伯姊与有光，先后仅一年。先妣比殁，有光与姊年七八岁，已教之小学及女红甚习。常程课不少借，先人则怡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东都转运使王三接，其在礼部时，封伯姊为安人。有光独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无穷之感也，常默默自愧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禄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谥简公校之从女也。恭简公为当世名儒，学者称为庄渠先生云。先妻少长富贵家，及来归，甘澹薄，亲自操作。时节归宁外家，以有光门第之旧，而先妻未尝自言，以为能可以自给。及病，妻母遣人日来省视，始叹息，以为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贫之如此也。尝谓有光曰：「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事舅及继姑孝敬，闺门内外大小之人，无不得其欢。人以为有德如此，不宜夭殁。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夭。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继妻王氏。吴中王氏，多自以为太原之后，然实无考。独先妻家谱系最明，远有承传。曾祖益，读书吴淞江上，时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叶文庄公，皆当世名卿，以文字往来，为缔姻好。属再世壮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丧父，妻母教之甚修谨。年十八来归，不失妇道。抚前子，爱甚己子。前子死时，哭之悲，病遂亟。其聪明慈爱，盖天性也。魏氏生时，有光方年少为诸生，及王氏，方乡举，家益贫。历岁岁北上辨装及下第之穷愁。有光自叹，生平于世无所得意，独有两妻之贤，此亦释家所谓随意卷属者也。今蒙恩封赠，例当封妻前一人，与最后一人，而恩诏乃许移封。今妻费氏，亦愿推让王氏，则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旷典矣。后以例不准移封，仍封费孺人。庄识。

予自临安辞谢台省，还过弁山，午饭后，舟中无事，因书此。当即遣人赴京受敕。虽简略数语，下笔辄为哽咽。人生之痛，无以加矣！

答题不易 望采纳

晏氏大家庭大家好，我是广字辈，父亲长字辈，孩子是日辈有相同的求全

这位知友，晏氏主要起源于黄帝裔孙帝喾高辛氏之子契的系统，称号玄王，十四世商成汤建立商朝，晏氏是殷商后代。晏氏出自宋公室子姓，西周初年封于宋国（今商丘一带）叫“晏”的食邑，后裔“以邑为氏（即今天的“姓”）。晏姓虽然不是大姓，但支派也不少。建议到祖辈原籍续家谱或从祖辈自行排辈，以利于传承。

字辈排行

湖北省随州市晏氏字辈：“宗元一本，世代永昌，仁文秀启，邦家之光”

湖北红安晏氏字辈：“兴政首维高有志光钱席”。

湖北麻城、重庆垫江晏氏字辈：“开学大有道中孝正乾坤”。

湖北麻城乘马岗晏氏字辈：“清安朝胜电，佳国落风登”。

湖北黄冈晏氏字辈：“忠予日振兴克山传久远绍庆家升茂”。

湖北孝感晏氏字辈：“见佳学良，修名(明)茂实”。

湖北应城晏氏字辈：“启和崇哲……”

湖北襄樊晏氏字辈：“学开兆红兴”。 湖北咸宁桂花镇、花纹乡、古田乡(汀泗桥镇)晏氏字辈：“胜景长明启文开焕(汉)国光”。

湖北钟祥晏氏字辈：德修化必成。

湖南隆回晏氏字辈：“东经仁朝国世永昌崇锡大启贻忠孝才华毓彦良”。

湖南沅江晏氏字辈：“定其世序光於家邦人才续起大焕文章”。 湖南益阳晏氏字辈：“祖修洪德泽源远正家传”。

四川成都晏氏字辈：“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声鸿实大世代文章盛”。

四川泸州晏姓字辈：“凤明智攀克，登仕联先国，正大启文元……”

重庆永川晏氏字辈： 元山以明祖起树德声振家理，世育英贤代显良士，文运天开忠孝铭几

四川泸县晏氏字辈：祖启树德、声正家邦、朝廷安定、世代荣昌、光明显达、礼仪文章、传宗久远、永继书香。

四川泸州古蔺县二郎镇 东新镇晏氏字辈：

玉凤可朝、荣（瑢子）（～子）（弘子）文登世、仕应芳（宗延启）全、福禄云（荣）昌、银德金贤、才奇有光、天国顕绍、永懋成章。

四川仪陇晏氏字辈：“赵前天正大光明玉见勋任朝多吉庆永乐万年新”。

重庆荣昌晏氏字辈：“大启沂蒙志，临文万岁光，佳传名德远，四华照书香”

安徽灵璧晏氏字辈：“学朝东金荣桂怀忠”。

安徽广德晏氏字辈：“大庆玉永芳长”。

安徽明光管店镇晏氏字辈：“学朝东金荣桂怀忠”。

贵州省纳雍县张家湾镇/织金县晏氏字派：“白 启 朝 文 仕 正 国 忠 永 成 家 良 易 道 德”

贵州省黔南州 字辈：君恩文子朝 启顺发应江 嘉平天兴盛 广传正泽昌

贵州盘县晏氏字辈：“正大光明……”

贵州兴义晏氏字辈：“聪文朝必士，琼心体日卿；景斯勋光廷，祥和庆元春；云德先学泰，润泽振奎恩；向旭章其瑞，昌明世维兴；福禄胜佑启，富贵守义信；宏志跃广宇，俊秀毓茂森；怀仁同顺达，尊礼鼎芳臻；建立隆雄伟，贤才炳浩英；晓乐常恒吉，安邦定永祯；继儒荣华显，忠孝照乾坤。”

广东韶关晏氏字辈：“永模绍许福”。

陕西镇安晏氏字辈：“文玉明时启应(大)士(佑)廷居昌继祖承敬友儒学延积芳品自崇正道训宜遵典章名誉传昭代功烈纪太常忠直立心法作述定远长德泽大佑启万年绍书香”。

江苏阜宁晏氏字辈：“维步爱云程达”。

天津晏氏一支字辈：“春长玉金志”。

江苏灌南晏氏字辈：“仁义礼智信德文明家和地利国泰时顺祖积昌隆永世光荣”。

贵州遵义绥阳县晏氏字辈：“道元国奇文，庭光宗耀祖，德厚长福禄，君恩永远春。”

云南省宣威市晏氏字辈：“聪文朝必仕，琼心体日卿，景斯勋光廷，祥和庆元春，乾坤咸泰履，鼎晋萃丰恒。”

江西宜春晏氏字辈：“月朗光门楣，禄由修天爵，精忠朝廷崇，诗书圣贤作，铭汉树炳城，锦江松炫镜，锋源梓焕培，金清权煜坚。”

（1）尧帝第九子刘源明（因封刘国此始姓刘）妣古氏、巫氏——（2）刘永和妣宁

氏——（3）刘纪安妣王氏、刘纪乐妣甘氏——（4）刘岁纪妣黎氏——（5）刘正成妣李氏、刘正定

妣王氏、刘正坤池氏——（6）刘长历妣瞿氏——（7）刘德科、刘德亮妣薛氏、刘德仁——（8）刘

仁宏妣孟氏、刘仁发——（9）刘廷光妣雍氏、刘廷绅、刘廷九、刘廷贵——（10）刘爵南妣尚氏—

—（11）刘行矩妣晏氏、刘行清——（12）刘复胜、刘复旺妣易氏、刘复松——（13）刘茂光、刘

茂清妣丁氏、向氏、刘茂文、刘茂华——（14）刘孔扬妣廖氏——（15）刘日永妣宏氏、刘日贵、

刘日胜——（16）刘德荣妣吕氏、刘德康——（17）刘聚义妣言氏——（18）刘宗妣熊氏、刘孚妣

江氏、刘汉妣汪氏、刘累妣赵氏、汪氏——（19）刘正益、刘洪益、刘永益、刘万益、刘大益、刘

宗益、刘顺益、刘昌益妣黄氏——（20）刘歆妣徐氏、刘锡朋妣古氏——（21）刘永妣林氏、刘

杭——（22）刘琳妣奉氏——（23）刘狱、刘麓妣罗氏——（24）刘洪州妣袁氏——（25）刘绅妣

熊氏——（26）刘茂高妣余氏——（27）刘道山妣贝氏——（28）刘叨明、刘叨亮妣曾氏、刘叨

清、刘叨朗——（29）刘先妣程氏——（30）刘臣、刘坤妣古氏——（31）刘案喜、刘案庆、刘案

临妣陈氏——（32）刘智河妣宦氏、刘智明——（33）刘绘妣以氏、刘缙、刘总——（34）刘元远

妣芋氏——（35）刘观榜妣文氏——（36）刘文祯妣谢氏、刘文祥——（37）刘篮妣甘氏、刘管、

刘符——（38）刘九琳妣张氏——（39）刘道总妣甘氏——（40）刘伯亿妣卞氏、刘叔亿妣景氏、

安氏——（41）刘笃庆妣秋氏——（42）刘陶阳、刘定阳、刘楚阳妣曹氏——（43）刘春、刘淋、

刘弼妣汤氏——（44）刘猛、刘勇妣黄氏、刘刚、刘强——（45）刘建平妣曾氏——（46）刘敬

堂、刘敬典妣张氏、刘敬培——（47）刘照然妣毛氏、董氏——（48）刘之雄、刘之旺妣古氏

——（49）刘茂妣佟氏——（50）刘平环妣古氏、刘平元——（51）刘良妣胡氏——（52）刘世

勋、刘世郎妣易氏、徐氏——（53）刘昌允妣钟氏、刘昌华——（54）刘万宗妣尤氏、刘万全——

（55）刘康妣万氏——（56）刘凤妣官氏——（57）刘致禄妣尹氏——（58）刘伯蛮妣钟氏、杨

氏——（59）刘维纲妣朱氏、刘维统——（60）刘宗仁妣金氏、刘宗义、刘宗礼、刘宗智、刘宗

信——（61）刘大化妣吴氏、刘大爵、刘大禄——（62）刘敏洪妣司马氏——（63）刘晋妣温氏、

刘珍——（64）刘湖、刘璜妣曾氏——（65）刘鸣坤、刘鸣申妣欧阳氏——（66）刘松妣朱氏、刘

柏、刘梢——（67）刘文先妣洪氏、丁氏——（68）刘伯仲妣姜氏、陈氏、刘伯茂——（69）刘盛

臣妣白氏——（70）刘茂清妣吉氏、刘茂祖、刘茂文——（71）刘桥妣殷氏、吉氏、刘年——

（72）刘丰（字然、号果齐。

迁江南沛县、家财万贯、好善乐施）妣李氏、桂氏、刘沛——（73）

刘仁纪、刘仁号（字荣）妣赵氏、梁氏、——（74）刘瑞（字显名初）妣李氏——（75）刘伯妣邱

氏周氏、刘仲妣马氏、刘邦妣吕氏、戚氏、薄氏、张氏、赵氏 刘交（楚王）妣梁氏—

注：

1、古人多名，该谱同一人选用的个别名字可能与刘邦各支族谱记载有异，特说明；

2、古一夫多妻，各支族谱选取的夫人多以该祖原配和生母为主，故所标妣（夫人）可能有所不同；

3、不排除历代后人因代代传抄而产生的错误；

4、因为家谱皆秘而不宣，谱中很多史料不便公示

5、以上仅供对家谱研究有兴趣者参考，请勿复制转载到处发布，以免因其族人不满引起纠纷。

蔡氏族谱是按照省份划分的，共分为12个，分别为：

蔡氏族谱: [湖北石首]；

蔡氏族谱: [玉山]；

[慈溪蔡氏宗谱]: 不分卷；

浦阳香溪蔡氏宗谱；

蔡氏世系源流；

沩宁蔡氏东宗谱: 十八卷：[宁乡]；

德清蔡氏宗谱: 十二卷；

蔡氏重修宗谱: [丹阳]；

乌砶蔡氏宗谱: 二十一卷：[暨阳]；

德清城关蔡氏家谱: 不分卷；

蔡氏族谱: 不分卷：[武陵]；

湖南攸县渌田蔡氏九修族谱: 十一卷：[湖南攸县]。

扩展资料：

蔡姓是以国为姓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将弟弟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建立蔡国，与兄管叔鲜、弟霍叔处共同监督被封在商朝旧都的殷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管理殷商遗民，史称”三监”。

武王死后，子成王姬诵继位，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联合武庚及东方夷族进行反叛。后被镇压，武庚、管叔被杀，蔡叔遭放逐，不久，死于迁所。

其子胡，能够与父亲的反叛行为决裂，遵守文王的德训，与人为善。由于胡在鲁政绩卓著，周公奏请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祖，是为蔡仲。其子孙就以国为姓。

-蔡姓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