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直接找到族谱，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字辈了。

吴氏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十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二。

但你想查询你的世代，你可以查一下你的家谱。“姓氏”，又称“字派”，是指名字中用来表示家族辈分的词语，一般都记载在族谱中。现在也有搜词的网站，但是搜词和家庭有关，不同分支的搜词可能不一样。最准确的方法是向父亲要一份家谱来查。

在祖籍寻找到的家谱是您家的可能性50%以上，家谱一般分房、分支，房中有房、房中有支，支中也有房、支中也有支。比如范仲淹近亲的五服十六房，范仲淹的后代就占了四房，分别是监簿房、忠宣房、右丞房、侍郎房。

如果您能肯定自己是范仲淹的后代，那就要找到自己是哪一房的，然后再往下属于哪一支哪一房。例如笔者属于范文正公忠宣房沈阳支老五房（也叫奉天五房）之范承恩公支新五房仪公后人。怎么样够复杂的吧，所以必须找到和自己谱序完全相同的家谱才有可能证明一切。

吴氏的历史由来：

《通志•氏族略》《史记•周本纪》《元和姓 纂》《丹阳吴氏族谱》等有关资料所载，吴氏多出自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古帝颛顼时期吴权之后裔、远古时代部落有虞氏的后裔和夏代少康时著名弓箭手吴贺的后代，还有与一部分出自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产生吴姓。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赫哲族等均有为吴姓者。

吴姓现在已有第十位升至全国第八大姓，因此各支辈分庞大。仅我手中的吴氏家谱就分六门六十五支。

是从明朝洪武二年开始记载：当时在山西洪洞大沟村，吴氏近门五人迁出四人，迁出时起辈子有六字：子、同、道、敬、义、喜。后又有一次小续：天、应。

子应长子迁至山东化县小莹村，二世祖同旺治政立民四川成都知府，三世祖道全永乐年间从山东化县升怀庆知府，四世祖敬智迁至河南石槽，后又有迁至湖北和山西蒲掌……。

从上面“应”字辈后，又起辈字如下：振、养、进、国、曰、秉（永）、明（泰、太）、中、居（俊、思、玉）、正（相、恒、云）、兴（殿、佃、化、凤）、建（文、清、河、江）、允（孝、森、林、木）、立（禾、治、盛、旺）、业（就、长、呈、瑞）、慎（谨、葆、宁、康）、修（好、亲、友、善）、乃（至、虚、若、谷）、来（往、皆、栋、梁）。

　　是的吧!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欧阳修（自称嗣孙修与状元黄仁颖家谱相吻合）总世系：

　　一世 开闽欧阳氏总始祖欧阳韶员子直孙配王氏无子

　　二世 欧阳幼咸(立宰相欧阳通季子询季孙欧阳幼咸为嗣)

　　三世 吉州剌史 欧阳琮

　　四世 温州长史 欧阳衍

　　五世 博罗县丞 欧阳昌盛

　　六世 唐进士国子监四门助教 欧阳詹

　　七世 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 欧阳秬

　　八世 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 欧阳澥

　　九世 潘湖欧厝吉州推官 欧阳郴(欧阳澥季子)

　　迁闽县宝历进士 欧阳衮(欧阳澥四子)

　　子 进士宰相诗人 欧阳炯

　　孙 咸通进士欧阳琳、欧阳毗(王比)兄弟

　　十世 嗣子 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 欧阳偃(后唐状元黄仁颖字仁达号潘湖翁嫡子)

　　十一世 梁国公道州判官 欧阳观

　　十二世 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欧阳修。

　　与2001年1月13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发现的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先祖为夏禹、勾践，姓氏源浙江湖州”的落款嗣孙修的史实记载相符合，尤其这位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自述世系源流，道出了欧阳修自身家世详情（即嗣孙修），为中国文史界专家学者研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年幼姓黄，因家贫无力攻书，遂赘居潘湖欧厝舅父欧阳郴家为养子的真实身世，大白于天下，提供了有力可靠的史实依据。这篇欧阳修自述世系文，由后人冠题“文忠公谱图序”，收录在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民保存的清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O年）编撰的《续修安福令欧阳公通谱》中。全文共七六一字，落款为“嘉佑四年（公元一O五九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序”。

　　“文忠公谱图序”以叙述为主，激发议论，笔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着笔伊始，欧阳修就道出了先祖世系及姓氏源流：“欧阳氏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勾践卒，子王�与立。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孙分立于江南海上，受封于楚为欧阳亭侯。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子孙遂以为氏……”在陈述欧阳氏族繁衍生息的岁月沧桑之后，欧阳修还在文中介绍了其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自宋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后又三十年，修与丽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将三十年矣，以进士仕者，又才二人”。

　　由此可见，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东田欧阳氏世谱》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三谱与在江西吉安发现《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全面解开欧阳修(自称“嗣孙修”谨序的真实身世)即曾祖身世之谜。据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载：后唐状元端明殿内阁掌院学士黄仁颖配唐进士四门助教欧阳詹曾孙女、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孙女、欧阳澥长女、欧阳郴妹；生子偃，系福建泉州南唐恭帝庚申年乡贡进士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曾与泉州开元寺高僧沙门文中共书经幢序文。由此，揭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大名鼎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状元黄仁颖嫡系曾孙！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两谱所提供的谱牒史料，从而为人们解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即：欧阳修父亲祖父偃嫡系曾祖状元黄仁颖嫡子、欧阳郴嗣子之谜。需说明的是，江西吉州推官欧阳郴，原籍福建晋江潘湖欧厝，后因官于吉州推官，遂居焉；为唐进士国子监四门肋教欧阳詹之曾孙、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之孙、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欧阳澥之季子；配工部尚书李稠长女因多年生女不得子，后唐状元黄仁颖，字福佑，一字仁达，号潘湖翁，配欧阳澥长女欧阳郴之妹，其子欧阳偃本姓黄，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因年幼年家贫无力攻书，遂外甥承母舅欧阳郴家，实赘于舅父欧阳郴家，随母姓。至于二弟恩贡靖江军团练欧阳俊，与恩贡屯中郎中欧阳仪则为唐工部尚书李稠之女——潘湖欧厝吉州推官欧阳郴妻所生。

　　[编辑本段]生平概述

　　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编辑本段]思想追求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编辑本段]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尔乐乎。此句出现在范仲淹岳阳楼记，千百年来为世人所传颂。也是书法家们爱好的一句诗句。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希望对你有用!

　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欣赏

　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1

　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2

　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3

　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4

　范仲淹的无奈

　齐宣王在自己的雪宫里接见孟子，这雪宫估计是齐宣王的别墅或者什么的，否则齐宣王也不会一见孟子就得意洋洋的问：贤者亦有此乐乎

　众所周知，孟子用的是打蛇贴棍式的战术。齐宣王本是炫耀，可孟子不管你是炫耀还是不炫耀，反正就着你伸出的小棍儿就贴自己的仁政：“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我不知道，孟子这些话对齐宣王有什么触动，但是我至少知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对后世的君主来讲，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宋朝的时候，这种本就式微的对君王的道德要求，被中国的士大夫们扛到了自己肩上，始作俑者，应该是范仲淹吧。范仲淹在自己的《岳阳楼记》里，把它改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唱出了自己对待仕途进退的心声，由此引起中国诸多士大夫的共鸣。

　这种共鸣，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士大夫们胸中装有全天下的气概和胸襟，从背后看，则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士大夫们对于自身仕途进退把握不得的无奈和凄凉!自身进退都把握不得，这种心中装着全天下的气概，未免就有些自作多情的嫌疑了。比如杜甫，壮年时穷到自家孩子都养不活的地步，老年时更惨，连个茅屋都住不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惨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我小的时候，虽然已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了，但是村里几乎家家都还是茅屋，茅屋逢雨就漏，内外皆往下掉泥块，顶上三重茅一般没有被刮下去过，即使刮下去，由于那时的道德风尚较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被顽童们抱走!但是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心理感觉是相通的，一者，屋内漏雨，身上衣薄，身冷心更冷;二者，秋雨浸*，茅屋怕倒，晚上睡觉都做噩梦!不过，与杜工部的共同语言仅止于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我就没有了。因为我那时候正穷急呢，在学校天天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呢，特别是后一句，于我有栽赃的嫌疑，我什么时候笑开颜了简直要气死我了!也许，这就是圣人(诗圣)与凡人的区别，圣人自己都快冻死了，还在想着天下寒士;凡人就怕自己冻死，所以连一个笑开颜都吝啬。

　杜圣的这种境界，后来被范仲淹大而化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他这么一大而化之，就完了，大违孟子的初衷，国计民生，天下疾苦于皇上没有什么干系了，全扛到士大夫头上了!

　仲淹倒是能吃苦，21岁去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我初中时，师生们经常背后窃笑我的语文老师，据说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们那时候，属于民间常说的“穷得都傻了”的群体，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更不知北大是什么东西，语文老师是打到穷乡的右派，每天面对的是我们这一帮群傻，有招也使不上，所以他教书只有一招：从不讲解课文，只要求我们背书!至于他的吃饭方式，倒是与范夫子有得一拼，如果师生想去他房间喝些水，那你得有起码的心理准备：一个干净的饭碗也没有!他是好几天做一回饭，一大锅稀饭里煮众多的窝窝头，窝窝头的个数可能要超过一个班，逼近一个排。他每顿饭一碗稀饭，一个窝窝头，直到把它们全部消灭为止。饭碗更是用一个扔桌上一个，直到把所有的饭碗用完为止。那时的群傻们虽然傻，但还是接受不了这种军团推进式的吃饭方式的，所以免不了在背后偷偷地笑他。如今看了仲淹的故事，才算彻底明白我那北大毕业被打到乡下的右派老师，原来是仲淹式的人物。只可惜，他没有像仲淹那样扬名后世，默默地终老我们那乡下中学了。

　仲淹后来在宋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南京应天府书院读书，干脆就是个特困生，所幸的是，那时候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实行并轨制，学杂费是没有的，所以，五年苦读之后，仲淹中了进士。

　仲淹后来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他对自己的工资特别满意：“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但是仲淹贫能守志，富也不会即安的，他心里装的仍是天下民生，这就注定了他要凄苦一辈子了，进也忧，退也忧，当官忧民，不当官忧君，快乐的日子是永不会有的了。

　照我看，当官还不如做生意，比如欧文就比较实干，用自己开工厂挣的钱，搞共产主义新和谐的实验。所以杜工部最应做房地产，弄诸多安乐居，一色的红砖青瓦，天下寒士一人一套，多好!至于范仲淹，就适合做相声小品大师，每年发愁上央视春节晚会的事儿，每年逗全国百姓开心一回，才算是真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

　从道德境界来讲，范杜都是高昂的。但是我觉得这高昂很是没劲儿!君主把全天下当作自己的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家畜，把官员当作自己家的牧童。牧童再高昂，无非是轻轻的挥着鞭儿，再轻轻的打下罢了，它改变不了百姓沦为家畜的实质。而牧童本人，在皇君家里，顶多也就一个家奴，你再多情，无非是想得到家畜们一个感恩的眼神儿，又怎么的仲淹也曾搞过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可是最后还是半途而废了。“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一句话，你倒多情，可惜统治者不领情!

　饶有意味的是，仲淹一生为官，三次被贬，愈是被贬，名望愈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安慰说：“此行尤光”。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看来，做下放右派既成了士大夫们的光荣，那么士大夫更无意构筑自身之安全堡垒了，所以，他们的思考永远不会出轨，他们将永远是皇家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他们所谓的改革，也就永远拘于体制内，封建的制度与体制也将永远的风雨不动安如山了。于是，恶制出圣人，昏君出贤臣，士大夫们的忠诚与悲情，就成为百姓们永远的感动了。

第一段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释义：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它上面。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情。

越，到了，及。政通人和：政事顺利，百姓和乐。政，政事；通，通顺；和，和乐。这是赞美滕子京的话。废，这里指荒废的事业。具，通“俱”，全，皆。兴，复兴。

出自：宋 范仲淹《岳阳楼记》

主题思想：

这篇文章叙述了事情的本末源起，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景色及迁客骚人登楼览景后产生的不同感情，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作者轶事：

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

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人物纪念：

2006年10月28日，坐落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放。

新馆建在原范仲淹祠堂西侧，为宋代建筑风格，采用了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

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有范仲淹所作的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及各地研究范仲淹的专著、论文等。

另外，附房展示了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走廊的墙上还布置了16幅瓷板画，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展现范仲淹的一生。

具体数量无从统计，知名的有欧冶子、欧普祥、欧大任、欧信、欧磐等。

1、欧冶子

欧冶子（约前560年－前510年），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越国人，一说为古代瓯江流域生活着的闽族匠人。中国古代铸剑鼻祖，龙泉宝剑创始人。

曾为越王允常铸五剑，名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后因风胡子之邀，与干将夫妇赴楚为楚王铸龙渊、泰阿、工布三剑。 

欧冶子诞生时，正值东周列国纷争，先是吴国攻破楚国，后吴越先后吞并长江以南45国。少年时代，他从母舅那里学会冶金技术，开始冶铸青铜剑和铁锄、铁斧等生产工具。

他肯动脑筋，具有非凡的智慧；他身体强健，能刻苦耐劳。他发现铜和铁性能的不同之处，冶铸出第一把铁剑“龙渊”（后改名“龙泉剑”），开创中国冷兵器之先河。

2、欧普祥

欧普祥(-1364) 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黄冈人。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从徐寿辉起义，屡获战功，被封为元帅，领兵攻取江西诸郡县。

两年后，攻克重镇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占为根据地；并分兵取分宜、新喻等县，接着又下安福、上高等城。

1353年，元政府派左丞大耳赤率兵赴蕲(今湖北蕲春)，镇压起义军，一度攻下黄连大寨，徐寿辉避入黄梅山中。由于他在江西屡战获捷，根据地不断扩大，大耳赤不得不率兵转攻袁州，蕲黄之围乃解。

徐寿辉乃晋封他为左丞相、大司徒、袁国公。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后，他以陈友谅悖逆不道，宣称不受陈友谅节制。后二年，朱元璋军攻取江西，他遣其子纳款归附；朱元璋命他仍统本部兵马，镇守袁州。

3、欧大任

欧大任（1516-1596）字桢伯，号仑山。因曾任南京工部虞衡郎中，别称欧虞部。广东顺德陈村人。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

他从小就聪颖好学，家中广有藏书，给他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博涉经史，工古文辞诗赋”，并喜体育运动，擅长踢球、击剑。

14岁时，督学曾集中十郡的优等生会考，他三试皆列第一，名噪诸生。他和梁有誉、黎民表、梁绍震等人是十分友好的同学，在著名学者黄佐门下读书，很有得益。

无奈文运不佳，八次乡试均落榜，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47岁的欧大任才一鸣惊人，以岁贡生资格，试于大廷，考官展卷阅览，惊叹其为一代之才，特荐御览，列为第一。由是海内无不知欧大任，名声远播。

4、欧信

欧信（生卒年不详），明朝中期将领。

欧信初嗣世职为金吾右卫指挥使。明代宗时，因广东平叛之功升任都指挥同知，又调守白羊口，迁大宁都指挥使。明英宗复辟后，欧信以都督佥事、参将守备广东雷、廉等府，又接连升至都督同知，佩征蛮将军印为广西总兵官。

欧信进讨两广瑶、僮叛乱，虽时有小捷，却无法将其彻底平息。明宪宗即位后，随左佥都御史韩雍等荡定藤峡盗乱，旋即入朝掌前军都督府事。成化七年（1471年），出任辽东总兵官，屡破朵颜三卫侵扰。

辽东巡抚陈钺好大喜功，欧信不能违抗，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被弹劾召回。此后又被无端归罪，罢职闲住，最终饮恨而逝。

5、欧磐

（公元？～1483年待考），滁州人（今安徽滁县）。著名明朝将领。袭世职指挥使。明成化中期，历任广西右参将、都指挥同知。屡剿蛮寇有功。分守柳州、庆远。

随同平定黄公平、胡公明等乱。弘治中，历任都督佥事、湖广镇守。破府江、永安诸僮乱，击败思恩土官岑濬，铲除其所筑丹良庄石城。为将廉明，能得将士心。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1年）告老归。又二年死。

——欧冶子

——欧普祥

——欧大任

——欧信

——欧磐

由于家谱具有 "摄众心、聚族性、厚风俗、使人不伪造 "的作用，宋代的文学知识分子也积极从事家谱编纂工作，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都亲自主持过家谱的编纂，其中，欧阳修和苏洵还创造了新普利，并延续至今，成为修谱的典范。欧阳修和苏氏家谱都采用 "小宗法"，以五世祖为家族始祖，保证了世系记载的准确性。通过修谱，五福的宗亲们可以增强孝悌之心，达到敬祖接宗的目的。宋代以后，民间音乐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封建政府的支持和倡导。宋代的家谱，具有由曾几何时的选举和婚姻为目的，对祖先、家族的教育功能，祖先和宗族可以增加家族的凝聚力，这无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从巩固其统治基础的意义上说，宋代的支持倡导是政府对私修家谱的态度反应。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大户人家的崛起，直接推动了民间修谱的发展。宋代图书印刷业的空前发展也促进了修谱的繁荣。宋代私修家谱的繁荣也与当时教育制度的腐败有关。

书院、义学、义田等家塾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家谱的繁荣。私人家谱在宋代开始兴盛，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政府的支持。宋代的家谱主要体现了尊重祖先、崇尚祖先、发扬光大的宗旨，墓葬、生子、发扬光大等方面的记载比较详细。家谱的功能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所以政府也支持民间修谱。其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家族的崛起，宗族经济条件的丰富也为修谱提供了条件。最后，宋代发达的图书印刷业也促进了家谱的编纂，降低了修谱的成本，提高了家谱的传播和普及。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父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他不但从小勤奋好学，而且胸怀远大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已任。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仁宗时曾任秘阁校理，他为人忠直，极言敢谏，曾被贬河中府通判。仁宗明道二年（1033）任右司谏，景佑年间知开封府，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被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侵扰，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声望大增，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回朝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继而向仁宗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庆历新政”。这些新的政治措施遭到保守势力的联合进攻，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罢去参知政事，新政失败。此后他又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最后病死于徐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淹在学术上以易学著名，其文学亦为后世景仰，在文风卑弱的宋初，范仲淹反对西昆派，反对骈体文，主作用质朴的、有实际社会内容的作品来矫正文弊。他一生论著很多，诗、词、散文都很出色，有不少爱国忧民、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艺术上也颇见工力，颇具特色。名篇有散文《岳阳楼记》、词《渔家傲》、诗《江上渔者》等。集有《范文正公集》，其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一四。他上继李、杜、韩、柳，下启欧阳修、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与穆修、柳开一起，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 仕 途，隐 居 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腐败，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 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著名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黄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 陵 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动乱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 细 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 倒 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 ，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 很 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 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 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 子 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