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是中国战国时期的人物，他是阴阳家的创始人，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阴阳家邹衍”。至于什么是阴阳家，它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派之一，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它的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

邹衍画像

邹衍，别称是驺衍、邹子，出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24年，去世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50年，活了约70多岁，之所以在他生卒的时间前加“约”，是因为他的生卒年不详，这个时间只是后人推断的。

邹衍所处的年代，天下有很多的诸侯国，他是其中的齐国人，齐宣王在位的时候，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对于邹衍此段时间求学的经历，司马迁记录在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

齐闵王即位以后，齐国十分的强盛，但是后来齐闵王的帝制运动后来失败，他不得不听取苏代的建议，去掉帝号，复称王，之后他还是很有野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因为当时燕昭王广泛地纳贤，所以邹衍去了燕国，据史料记载，邹衍去燕国的时候燕昭王亲自拿着扫帚为他扫地，就怕灰尘落到了他的身上，所以邹衍在燕昭王的重视下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可是后来燕昭王去世了，惠王即位，他和燕昭王不一样，他也不信任燕昭王重用的臣子，所以邹衍不能在燕国了，那时齐国是齐襄王在位，齐国又恢复了繁盛，所以邹衍又回到了齐国，邹衍晚年似乎仕于燕王喜，不过在燕赵之战过后，关于邹衍的记录就没了。

邹衍谈天

“邹衍谈天”是一个成语，它比喻善辩。这个成语的出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在此文中记载了战国时期阴阳、道、法、名、墨各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一共有十二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邹衍。

邹衍画像

邹衍是战国时期的人物，他是道家的代表，也是阴阳家的创始人，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创建了五德始终说，为秦始皇代周提供了理论基础。邹衍的主要学说有很多，比如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

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司马迁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他，他写到，邹衍出生在孟子之后，因为他目睹了诸侯们越来越荒*奢侈，所以他深入观察万物的阴阳消长，记述了怪异的变化。在很多人的眼中，邹衍的话比较不合情理，但是邹衍一定都是从细小的事物开始验证，记载不同世代的凶吉制度，之后在推到很久很久以前。所以邹衍在齐国受到了尊重，后来他又去了燕国，得到了燕昭王的赏识。

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快要结束的时候，作者说“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意思就是高谈论阔的是邹衍，精雕细琢的是邹奭，议论不绝的是淳于髡。这句话其实是当时齐人对他们三人的赞美，而“邹衍谈天”的成语也因此诞生了。

现在，“邹衍谈天”这个成语比较生僻，常用程度不是很高，这可能和它比较适合用于书面语有关。

邹衍吹律

邹衍是战国时期的人物，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也是阴阳家的创始人，关于他有很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叫“邹衍吹律”，它出自《北堂书钞》，讲述了一个比较奇妙的故事，那么邹衍吹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邹衍庙

话说有一年的春天，邹衍来到渔阳郡，当时的气候已经开始转暖，可是邹衍发现此地却还是冬天，天气非常寒冷，植物都无法生长，所以百姓的生活很苦。于是邹衍上了一座小山，这座小山就在郡城南边不远的地方。

站在山上，邹衍吹起了律管，这是一种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的定音器具，邹衍用它演奏了春之曲。之后，令人惊奇的景象发生了，随着邹衍律管飘扬的曲音，从这座小山上飘来了阵阵的暖风，一时间渔阳郡阳光明媚，冰消雪化，树叶绿了，花都开了，渔阳郡的春天真的来了，人们终于感受到了春意，也摆脱了寒冷的困苦，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后来，后人把邹衍当时吹律的小山命名为黍谷山，除此之外后人还在山上建了邹夫子祠，并且还为“邹衍吹律”立了碑。明洪武十年建密云城时，后人重新修建了祠堂，立了心碑，之后，邹衍吹律的故事一直流传在中国的历史，直至今日。

现在因为“邹衍吹律”的故事，后人用“邹氏律”来指气候回暖，即便“邹衍吹律”的故事可能并非是真实的，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有增无减。

梅花拳即梅拳，亦称梅花桩。武术拳种。为演练方便，在地面演练较为广泛，称为落地干枝梅花桩。起源于明末，清乾隆年间流传较广。布桩图形有北斗桩、三星桩、繁星桩、天罡桩、八卦桩等。桩势有大势、顺势、拗势、小势、败势等五势，套路无一定型，其势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快而不乱。"又据《梅花拳根源经》和《梅花拳传承谱》记载：梅花拳第一代为收元老祖（虚拟），第二代张三省，传说在巫山羽化升天。前两代均以开法传道为主，且单一相传。自第三代邹宏义开始，才有文理武功的具体记载。

　　邹宏义，字光大，祖籍北直顺德府（今邢台市）人。据《邹氏家谱》记载："我邹氏本北直顺德人，元顺帝时，我始祖为元内臣……至洪武年间,始祖改元而为明臣,辅理有功,荷蒙皇上洪恩钦赐世袭一等指挥职,镇守江南徐州府,代代相传,遂寄籍徐州……"。邹宏义自幼天资聪颖，曾读书数载，文事故重，武备亦不可不习，加上明朝末年世道混乱，家国流离，遂弃文习武，专心武学，开始曾习练家传武学，后得仙人张三省点拨度化，刻苦演练，寒暑不辍。邹宏义极具悟性，融周易八卦于拳理，化阴阳五行于拳法，历经数载精心锤炼，创立了一整套别具一格的独特拳派，取梅花在冬未尽，春未到之时开放，含先知先觉之意，合先备先用之理，达先发制胜之效，且拳分五势，正合梅花五瓣之形，故取名梅花拳。

　　梅花拳自邹宏义始，才正式传播民间。清康熙年间，邹宏义的文武功法已练至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名声大振，他为了将梅花拳推向社会，便离开徐州云游到开州（今河南濮阳），先后收蔡光瑞、王西征、孟有德为徒，尽授文功武法。三人艺业学成，便分路传拳授艺。蔡光瑞在开州收韩化礼、孙盘龙后，便北上开道传拳，途经内黄县时，收八里庄杨炳为徒，即后来康熙壬辰年（1712）的武探花。之后继续北上，来到顺德平邑（平乡县）马庄桥（后马庄）收张复为徒。遂在马庄传授武艺，后收徒孙李进德、徐进德、郑玉德。清康熙乙酉年（1705）蔡光瑞命李、徐、郑三人去河南迎请师祖邹宏义,这就是被武林界传为佳话的"三德"请师。邹宏义被请到马庄后，便定居下来，在此设场收徒，传拳授艺，"一时从学门徒不下百人"。自此，梅花拳才正式在民间公开广为传播。一时间，平乡、广宗、南和、威县、巨鹿、鸡泽、曲周、永年、沙河、邢台等县弟子纷纷来马庄拜师学艺。清乾隆九年（1744）邹宏义之子邹文聚思父心切，遂率全家北上寻父，几经辗转：头站南和三关店，二到广宗魏村，魏村无有站脚地，平乡马庄扎下根"（《根源经》记载）。邹文聚全家来到马庄时，其父已故去数年，遂在其父墓前祭拜之后，定居在后马庄，秉承父业，专心拳艺，以马庄为中心，把梅花拳推向冀、鲁、豫三省。邹文聚在续写《邹氏家谱》时写到："于已卯年迁于平邑北十里许，马庄桥，人但知余自南而迁于北，不知余却归还故土也。"其后，邹氏祖孙皆葬于今后马庄村北,即邹氏墓群邹宏义之孙邹克、邹克让、邹克谐、邹克诚继承祖父遗志,终身职业传授梅花拳。据邹克诚碑文记载："邹克诚文武双全，以言武略，为国所共宗，足以辅世而强国，以言文教，化周易为神奇，可以测往而知来，支脉相传，渊源有绪，受其教者十数省，被其德者亿万家。

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是广州商界的领袖。邹至庄自小从父亲处得到了两个最重要的教诲：一是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二是要有恒心和毅力，只有不断积累过往的经验并学习新的东西，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后来邹至庄自己从经济学中得到了另一条体会，即与别人共事，一定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他发现，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一门以个人主义哲学为灵魂的学科：单独决策要讲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决策则要讲求激励兼容，即设法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父亲教导的人生哲理与经济学理论原来也是“兼容”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事实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到待人处世的哲学。

邹至庄真正独立地进行经济学研究，是从寻找博士论文题目开始的，他感慨地说，这一过程非常不容易。事实上，不止他一人有类似的经验。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往往比写作过程更困难，因为题目太大可能无法驾驭，但题目太小又难出新意，它既要考人的判断力，而又与运气有关。

1951年，邹至庄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由于第一年就通过了学科考试，所以在1952年他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的一年，他既不用上课也不用读书，于是满怀把握，以为两年之内就可以把博士论文写完，谁知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竟还找不到合适的题目。

但邹至庄这样折腾一年，决非白白浪费，他得到了很多无形的训练。从写博士论文开始，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研究进程：先花时间把有关的经济理论弄清楚，然后再接触实际的数据资料，之后研究成果就会水到渠成地出来。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题目，那就是研究美国的汽车需求，因为他曾修读过“消费需求理论与计量”，对有关的理论相当熟悉，而且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就选择了汽车这种耐用品作为研究对象。

邹至庄最终在1955年完成了《美国汽车需求》，并在两年后（1957年）出版。围绕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曾发生过不少有益的争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作风向来以强悍着称，研讨会上的争辩更是从来不留情面，着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邹至庄的指导老师之一，他为人比较顽固，他们两人辩论的时候简直就跟吵架没两样。弗里德曼直嚷：“不对！不对！”但事后他又对邹至庄说：“要是你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不会和你吵；正因为你写得好，我才和你吵。”看来，能跟弗里德曼大吵一场也是要有资格才行的。

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着名的“邹氏检验”（Chowtest），邹至庄由此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对于如何做学问，邹至庄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只要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头脑清醒全力以赴地思考问题，就够了；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问题，有五个小时也可以了。至于思考什么问题，可以在每天起床时先考虑一下。如果对一个问题，每天都能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日积月累起来，几个月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对大的研究方向，邹至庄则觉得应以兴趣为主，机会为辅。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一定做不好。但如果光有兴趣，没有机会，也难以成事。不过总的来说，邹至庄认为，兴趣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曾有两家电脑公司为权益纷争而诉诸法院，请他和斯蒂格勒代表其中一家公司提供证词。这是份报酬非常优厚的差事，因为他代表公司去加州准备出庭，自出门那一刻开始计算，包括乘飞机、住宿旅馆的时间都算在里面，付给他们200美元的时薪，就是晚上在家里阅读有关文件、书籍也同样计费。但干到后来他深感厌倦，觉得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也就不想赚这钱了。官司前后持续了一年，结束的时候，他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邹至庄在促进中国与美国经济学界交流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84年的微观经济学暑期班结束后，他到华东一带旅游，其间，他写信给当时的高教司副司长兼北大教授夏自强、王复孙、王泽农三人，表示愿意与教育部合作，选派优秀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邹至庄回到美国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回复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在1984年底就开始了第一批留美学生的考试。第一批参试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63人经邹至庄安排出国，1985年开始正式派遣出国。自此至1988年的四年里，邹至庄一直都在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经济学。

但后来，邹至庄发现，经他选派出国的留学生，有95％之多，最终留在美国没有回去。同邹至庄一样热心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学物理学的李政道，在遇到同样的情况后十分不满。但邹至庄却有与李政道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首先，人们为争取出国，积极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因此使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得以迅速发展，仅仅是这一点，就已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受益不尽。其次，他觉得栽培留学生的目的，不应只将目光狭隘地局限在中国，而应看作是为世界培养人才。这些留学生不管最终留在美国还是中国，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益的。最后，留学生虽然留在美国，并不等于他们就不肯或不能为中国服务，有时短期回国讲学，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协助国内的学者到国外访问，及筹集国内学术活动所需之经费等等，都一样是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邹至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自由学者，坚信自由是个人进行抉择时所需遵循的最重要原则，因此，他不像李政道以及在国内协助学生出国的教育部官员那样，竭力说服留学生回国。如果有留学生去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一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作长远的考虑，以学生本人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邹至庄提出，只要中国内部的经济及其他环境改善，即使是外国学者也会不请自来，更不必说有着浓厚的报效国家的道德情结的中国人了。这大约也是一种经济学的思路吧。

（一）我，请问你是哪一支？如果要网上的，有——

http://wwwzouswcom/show_hdrphpxname=1N0PR11&dname=M1MBO01&xpos=20&cname=&cpos

http://wwwchina-zoucom/article-later-7htm

http://wwwbaiducom/swd=%D7%DE%CA%CF%BC%D2%C6%D7&cl=3

（二）如果你要问的是私人的，我手边就有厚厚的一部，不过是纸书，转载不过来的。

邹锡昌7岁进学堂读书，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令他蹉跎岁月，而是坚持自学。1979年，年仅16岁的他不负众望，以当地“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哲学。当时他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也是文革后当地第一个少年大学生，成为家乡方圆几十里的骄傲。

邹锡昌在班上是年纪最小的，但在思想上，他却不是最嫩的。求学路上的艰辛练就了他吃苦耐劳、奋发向上的坚强意志和品格，哲学又教会了他缜密地思考、辩证地看待事物、理智地观察社会了解人生。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刚走出校门的邹锡昌南下深圳，在蛇口的招商局开始了他的事业旅程。邹锡昌很快在深港贸易中觅得先机，靠电子产品贸易，掘到了他事业中的第一桶金。邹锡昌旋即去了香港发展，在香港的几年无疑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他再一次踏上罗湖桥回到国内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到处是机会，但要抓住机会必须得有眼光。一天，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朋友找他帮忙，说有300台电视机正为没有包装纸箱而发愁，希望他想想办法。不久，邹锡昌在梅州的一个朋友也是因为有几百台电视机找不到包装纸箱而着急。一次缺货，又一次缺货，让邹锡昌感到市场正在呼唤自己。后来一打听，办一个纸箱厂约需60万元。这对当时尚未发迹的邹锡昌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然而，他就有这样的胆识，这时，正好二弟高中毕业，兄弟俩一合计，决定干！就这样，在1987年，邹锡昌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投资60万元与人合股经营纸箱印刷业务。这个门外汉开始连原料纸张、装订线、油墨在哪里买都不知道，但却有本事以进“货”为名，到别的公司去“偷师学艺”。结果，他创造了奇迹——3个月回本，半年后投资二百多万元迅速扩展，生意越做越红火。此时的邹锡昌只有24岁。就是凭着这样的眼光，让他在后来进入房地产事业中一次又一次地尝到了甜头。

1987年，以纸箱生意起家的邹锡昌，迅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两年后，恰逢深圳组建南油工业区。那时深圳流行国有企业出土地、私人出钱的方式盖厂房。南油工业区下属有个物业公司，就是后来上市的南油物业，有7栋厂房，大约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寻求合作。邹锡昌以出钱的方式加入合作。

不到半年时间，邹锡昌盖好了3栋厂房，但受当时一场风波的影响，外商在深圳投资减少，有些楼盘的建设也处于停滞状态。邹锡昌的厂房盖好后无人问津，前期积累的钱全部被套牢了。邹锡昌面临人生第一次严峻的考验，1990年的春节成为他最难过的一个春节，但他坚信改革开放的形势不会逆转。

1990年3月，形势迅速好转起来，7月后他不但把盖好的6栋厂房都销出去了，而且原来出租的厂房也转为售卖，资金全部回笼。 从1990年进入广州开发房地产，在这个行业，邹锡昌堪称先锋。

邹锡昌率领昌盛集团闯入广州的第一个项目是在旧城区开发建设85万平方米的天秀大厦和天秀花园。1993年，天秀花园对外销售，4天售出4亿多元港币，均价达13万元/平方米，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广州住宅售价的最高纪录。天秀大厦的写字楼售价也高达1．6万元/平方米。

天秀花园的成功使得那时年近三十的邹锡昌感慨万千，他这时考虑的不是在广州取得多少土地，他要在广州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标志性建筑，让自己的地产梦有个坚实的基础。

被业界及媒体称之为“地产英雄”及“第一个吃商业地产螃蟹”的邹锡昌，他的成名作就是广州目前最大的购物中心——中华广场。

1994年，昌盛集团在广州中山三路烈士陵园对面拿到另一块地，5年后，这块地上矗立起了一个名为“中华广场”的大厦，每日客流量20万人左右，高峰期每日更达60万人。中华广场奠定了邹锡昌在商业地产中的地位，投资12亿元的中华广场市值已达到30亿元，每年还有上亿元的租金收入。

中华广场已是广州的地标之一，但这个广场也差点成为邹锡昌的“英雄冢”。1997年，“中华广场”施工进入关键时刻，却遇上东南亚金融风暴，香港融资计划告吹，资金链断裂。屋漏偏逢连夜雨，广场施工又因地质问题出现塌方。一时间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断言邹锡昌这下难以翻身。此时，邹锡昌再度显露出他的过人眼光。他直觉香港楼市虚火渐消，毅然说服其他董事，将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以23亿元买入的两层写字楼以18亿元卖出；同时也将自己在半山的一幢价值4000多万元的住宅以3000多万元卖出，集中2亿多资金投入工程。自己一家搬到一间月租2万多元的公寓栖身。为了抗击金融风暴，他把梅州水电站和一些项目卖掉，集中资金保证“中华广场”的施工。同时调整计划，在预留68层楼所需地基后将原来的楼高调整为10层。天道酬勤，1999年，这座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的商业广场封顶后对外销售的商铺，顿时成了商家的抢手货，为昌盛集团带来近7亿元的进账。这一年，中华广场创造了中国商业地产的第一项吉尼斯纪录，在“中华广场”对外销售的1万平方米商铺中，一个临街商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售价达17万多元。

他说：“经过那段艰辛的日子，我终于成功化解了关乎我未来前途的危机。通过这件事，我更相信：靠天更要靠自己！”

提起中华广场，邹锡昌忍不住露出骄傲的笑容。当时他说，仅中华广场就为8000人解决了就业问题，他们兴建第二期的甲级写字楼工程，至少还能解决1万人的就业岗位。因此，“我现在虽然累一些，但这些年来，看到一个转角位只是几平方米大的小店，也能养活一家人，而我也为国家交纳了5亿元的税金，总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贡献。中华广场这个名字，就是我希望能建成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购物中心。我想，假如人生之路可以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走这条路，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一座偌大的购物中心，邹锡昌留给自己的办公室却只有10平方米左右。整个房间有两处最为醒目：一是左右墙上各一苍劲有力的字幅“自胜者强”、“精心、耐心、修心”；一是他身后的壁橱里陈列着的他为家乡梅州捐赠的证书和纪念牌。就是在此斗室，邹锡昌精心运筹，决胜于千里之外。也许，我们可从中解读到他经营地产的“邹氏兵法”。

在广州有了坚实基础后，邹锡昌的地产哲学是进军北京，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树立一面旗帜。21世纪的第一年，邹锡昌率领昌盛集团开始了北京之行，他的北京项目名称是海晟名苑，北京的同行并不清楚它的母公司是昌盛集团，一如邹锡昌躲在大陆富豪榜的后面。但2002年销售火爆的海晟名苑却不能让人忽视，销售额达8亿元，这在当年北京所有项目排行中位列第四。总建筑面积29．8万平方米的海晟名苑，已是北京的经典楼盘，东二环边上的优良位置，容积率只有2．98%，绿化率达42%；良好的地理位置，名校近在咫尺，建筑设计是香港王董国际，园林设计是泛亚易道，物业管理是仲量联行，这些合作伙伴均是所在行业中的精英翘楚。

邹锡昌在地产界成功的一大特点是昌盛集团不急功近利，但决定了的项目就会全力以赴，每一项都做出精品来。昌盛集团虽然在地产业有10多年的经验，却只做了几个项目，而不像别的地产商，一上来就是十几个项目。邹锡昌注重的是质量取胜。精心打造精品工程，是邹锡昌一直以来的经营之道。“据粗略统计，早期进入广州开发房地产的外商大约有50个，后期增加到近百个。到目前为止，早期进入广州房地产的外商仅剩下3个，大部分‘壮烈牺牲’。我有幸没有成为‘先烈’，倒成了‘先驱’，我总结的经验是要‘稳’，要稳扎稳打。我认为，经营房地产入门容易，但要做好并不容易，要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实力计划自己的发展，我是务求做一个成功一个，一步一个脚印。”这就是邹锡昌的成功之处。

2003年，邹锡昌在北京的项目获得大丰收：十大名盘，十大健康名盘，著名豪宅的获奖见诸各大报端；2006年新春伊始，邹锡昌先生又荣获2005-2006年度中国房地产推动力人物奖，昌盛集团旗下的房地产项目——中华国际中心被评为2005-2006年度中国十大最具价值写字楼及在北京开发的北京海晟国际公寓被评为2005-2006年度中国十大最具价值国际公寓。

邹锡昌30岁以前选择了地产作为他的奋斗目标，40岁以前则树立了他的地产丰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迈向五十知天命的10年，邹锡昌又会做些什么呢

昌盛集团将来会一手做地产，一手做工业，这是邹锡昌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所说的。工业项目也是他下一个重点发展的领域。其实他从工业开始起家，选择工业作为集团未来发展的重点，这或许是一种轮回。

四十来岁的邹锡昌将地产作为他一半的事业，他知道一家企业靠地产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的。邹锡昌操着哲学思维的指挥棒，引领昌盛集团不断向前。 几乎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邹锡昌就一直做两件事：拓展事业与回馈社会。他成为“中国房地产十佳商业地产****”，并取得“中国商业地产杰出贡献奖”，可谓名成利就时，他的累计捐款已高达7000多万元（其中为梅州公益事业捐资3000多万元），光中小学校就有12所。2004年，正值他的母校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他豪气地捐出2000万元为母校兴建10000平方米的教学楼。在当代中国，他不算是最有钱的，但他是捐款额占个人资产总额最高的一位慈善家。

邹锡昌如此醉心慈善事业，原来与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分不开的。很早邹锡昌就视曾宪梓为偶像，并期望有朝一日可以像曾宪梓一样为国家、为香港、为家乡尽一份力。

邹锡昌说:“早在我步出校门的时候,就听家乡人讲述曾宪梓爱乡爱国的故事。后来,我加入香港嘉应商会，在会务活动中与曾宪梓博士有进一步接触，亲身感受他的爱国、爱港、爱乡情怀。耳濡目染，我后来也在老家捐资办学，支持医疗卫生，做修路搭桥的工作。”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邹锡昌对看着他成长的家乡长者有一份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对别人说：“每年过年我都会回梅州，除了与我的家人团聚外，我会给村里的几十位老人派红包，多则三百，少则也有一百元。我知道，有的老人家是靠我这些钱过年的，所以，十多年来，即使在我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坚持每年给老人派红包，看到老人家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在邹锡昌的精神感召下，他的家人也纷纷加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2002年10月20日，其父邹松发先生，为其母校梅州市乐育中学捐献人民币5万元，修建田径运动场；2003年，邹锡昌及其弟邹信昌、邹群昌，捐资人民币50万元兴建梅州市人民医院“发英桥”，有效地改善了医院附近的交通环境；2006年2月10日，又捐赠1200万元给梅州市人民医院修建住院大楼——发英大楼。邹氏一家可谓是慈善事业一家人。

回顾过去，他已赚取别人不知要多少辈才能累积到的财富，这个从一无所有到亿万身家的富豪，怎样看待贫与富呢？

邹锡昌是这样说的：“对穷人我有两句话，一是穷则思变。要肯付出、肯做事；二要穷得有志气、穷得有骨气。对富人也是两句话，一是富人不要为富不仁；二要正确对待手中的财富，适当做一些公益事业。佛家有句话：光中去(捐)，暗中来(回报)，富人不要怕显富，要大胆地显富，做一些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