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扎根于蒙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之中，在歌唱艺术和作品创作方面大胆借鉴并融汇欧洲传统与现代技法，慧眼选择优秀指挥进行科学训练，勇于探索新的舞台表演形式，从而开辟出蒙古族现代合唱艺术道路，这是该团成功的根本原因。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崛起于内蒙古草原的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曾于90年代风靡京城，享誉于海峡两岸，在国际乐坛合唱大赛中连夺桂冠。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一个时期似乎有些沉寂。 年初，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应邀担纲“绿色中国行――走进北京合唱音乐会”首演。消息传出，演出票很快被抢购一空。2月23日晚七点，中山公园音乐堂座无虚席，合唱团以天籁般清澈明净的声音，抒发对故乡草原的深挚眷恋，叹息大自然的生态危机，呼唤绿色草原。寓意深刻的现实主题，感人肺腑的深情歌唱，拨动着观众的心弦，使音乐会高潮迭起，掌声此起彼伏。特别是当唱起《蒙古人》时，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同声合唱，掀起的热浪撞击着每一位观众的胸怀。

评论界何以说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东山再起”？原来该团不仅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创业的艰难历程，而在成功之后又经历了一个令人担心的萎缩和“阵痛”时期。蒙古族青年合唱团虽然创立于1987年， 但直到2000年内蒙古文艺界体制改革，他们才摆脱了“业余”身份，正式归属于内蒙古文化厅，转为专业的“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但当时的情况是，曾经驰骋沙场、南征北战的老团员只留下了四人，几位合唱团创始人――被誉为“声音雕刻家”并在国际合唱乐坛叱咤风云的青年指挥家雅伦格日勒已调入京城，艰苦创业的老团长呼日勒与业已名扬国际乐坛的青年合唱作曲家色・恩克巴雅尔则另属其它单位。所以，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基本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但2月23日中山音乐堂的演出成功，首都观众的热烈反响和专家们的广泛赞誉，已经充分证明他们不仅基本恢复了原有水平和特色，还有了新的探索和创新。是什么原因使合唱团得以“东山再起”并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取得成绩，当然与内蒙古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大好形势、文化体制的成功改革不无关系，但本文只试图从该团自身建设方面来探讨其遵循的艺术规律和发展路向。笔者认为，深深扎根于蒙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之中，在歌唱艺术和作品创作方面大胆借鉴并融汇欧洲传统与现代技法，慧眼选择优秀指挥进行科学训练，勇于探索新的舞台表演形式，从而开辟出蒙古族现代合唱艺术道路，这是该团成功的根本原因。

一、 大胆借鉴，开创了崭新而独特的蒙古族合唱音色

无伴奏合唱原是欧洲多声部声乐的一种形式，始于16世纪罗马宗教作曲家帕勒斯特里那的清唱式教堂合唱，具有庄重和谐、清澈明晰的特点，属室内音乐范畴。由于是作曲家专门为宗教仪式而作，所以追求庄严宁静、超脱虔诚，避免激情，富有柔和而单一的抒情色彩，具有为宗教服务的鲜明专业性和功能性。

蒙古族歌唱艺术历史悠久，其中“乌日汀哆”（长调牧歌）、“包古尼哆”（短调叙事歌）至少有七八百年的成熟发展史；“乌力格尔”（说书）、“好来宝”（说唱）等民间歌唱艺术亦形成并流传数百年；“陶利”（英雄史诗）歌唱则更是历史久远，盛行于公元9-13世纪蒙古氏族部落和帝国时期；兴起于14-15世纪北元时期的“潮林哆”，是一种以乌日汀哆领唱、潮尔持续低音伴唱的复音合唱，极富有浓郁的草原风格和史诗性；而那异常古老（至少产生于“诗经”时代以前）的浩林潮尔（即呼麦，汉文古籍中记载为“啸”，一人同时发出两个以上的不同声音），则更是神奇而又精美绝伦。以上这些不同歌种的歌唱艺术绚丽多姿，形成了蒙古族博大而精深、独特而丰富的歌唱技术技巧系统，蒙古族简称为“蒙古传统唱法”。这种唱法，在民间产生并传承千百余年，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民俗性和自娱性。

欧洲的教堂无伴奏合唱与蒙古族传统歌唱艺术，仅就歌唱技术技巧而言，几乎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欧洲无伴奏合唱要求高度和谐统一，演唱方法几乎都是轻声（或称半声），音色极为柔和、平直而单一。蒙古传统唱法则由于多在草原上面对苍天旷野独自放歌，或在各种形式的集会、酒宴场合面对众多听众演唱，因而要求高亢辽远、婉转绚丽而又粗犷豪放。歌唱技巧复杂多变，音色变换丰富。同一首歌曲之中，真假声结合的“比例”就可能要多次调整。富有特色的喉音时多时少，时明时暗，时强时弱。而特殊需要时，则要从胸腔和喉管中冲压出沙哑或粗犷的中、低持续音，继而引发出高音区泛音（即“呼麦”）。而蒙古族合唱团最为成功之处，就是在于他们遵循无伴奏合唱必须统一和谐的艺术规律，借鉴欧洲现代发声方法，对“蒙古传统唱法”及其音色，加以必要的调整和修饰。即用柔美而统一的轻声作为合唱团整体音色的基础，适当增大音量和加进真声，加强头腔和胸腔的协调共鸣，加强气息的控制和调节能力，适当减少或抹掉过重的喉音，从而有效地消除演员音色的个性和杂质，达到了富有草原风格的统一和谐，创造出一种崭新而独特的蒙古族合唱音色。这种音色柔美纯净，能收能放，既有欧洲合唱的优美阴柔 ，也有蒙古族歌唱中的粗犷和阳刚，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在演唱曲目上，既能演唱优美抒情的《草原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凄苦悲凉的《四季》《孤独的白驼羔》，也能演唱英武豪爽的《欢乐的那达慕》、气势磅礴的《八骏赞》、雄浑激越的《圣主成吉思汗》；既能融进或烘托出特色极强的乌日汀哆、潮林哆、呼麦的演唱（如《劝奶歌》《圣主成吉思汗》《旭日般的升腾》等），又能演唱古今中外风格迥异的无伴奏合唱精品，如《半个月亮爬上来》、拉索《回声》、勃拉姆斯《摇篮曲》、柴可夫斯基《金色的浮云》等。正因如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演唱，首先得到了蒙古族广大听众的认可和珍爱。他们把蒙古族无伴奏合唱视为“来自草原深处的绝唱”，把蒙古族合唱团视为蒙古民族的骄傲。也正因如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才唱出了草原，唱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中国合唱节评委赞誉为“乐坛奇葩”；港台观众称为“天籁之音”；国际合唱乐坛资深权威、俄罗斯指挥家杜马舍夫评价为“声音美，纯正”；荷兰国际民间艺术节与会专家赞叹：“你们东方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歌唱！”

二、广取博采，汇集传统与现代相融的民族合唱精品

从建团开始，合唱团在社会上就有一个无形而强大的创作群体。莫日吉胡、辛沪光、永儒布、阿拉腾奥勒等老一辈作曲家和该团的“常驻”青年作曲家色・恩克巴雅尔，不仅熟谙蒙古族生活、历史和传统文化，而且不断吸收现代技法，坚持探索创新。他们选择的题材十分广泛，不单是一般层面上的草原、故乡、骏马、蒙古包、亲情，而是把这些素材与蒙古民族悠久而沧桑的历史、英姿勃发的现代生活、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美丽而变化无常的大自然，以及蒙古民族的宽阔博大的胸怀、坚强果敢的性格和丰富细腻的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根据歌词的内容，在创作手法上大胆探索。在旋律上，他们或改编原生民歌，深入发掘其哲理思想、美学特质，或从丰富的民间音乐乃至草原大自然的音响中汲取素材（如赞叹声、欢呼声、呼唤声、叹息声、马蹄声、风暴声、驼羔悲鸣声等），拓宽旋律和音乐的表现力；在节奏动律上，特别是有乌日汀哆加入时，往往打破固定的节拍规律，采用自由节拍、复杂节奏（如色・恩克巴雅尔《陶爱格》等）；在和声上，大量使用平行和弦，特别是常常借鉴民间器乐潮尔的大二度、潮林哆与呼麦中四、五度的二重结构的传统手法，构成大二度与平行四、五度叠置（如永儒布《孤独的白驼羔》等），乃至音块式和弦（如色・恩克巴雅尔《孤独的驼羔》中的七、九、十一和弦，莫日吉胡《旭日般的升腾》中五度相隔的七个音重叠）；在调式调性上，大胆使用远关系转调、离调、调性游离、泛调性（如永儒布《孤独的白驼羔》）、双调性（如莫日吉胡《旭日般的升腾》等）。由于这些创作手法牢牢建立在蒙古族传统民间音乐和草原生活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创作出来的合唱犹如一幅幅生动的草原历史和民族风俗画卷，不仅情景交融、气势恢宏，而且蕴寓着深刻的哲理内涵，反映出蒙古民族文化的丰厚底蕴，并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出蒙古族音乐的史诗美、悲壮美、崇高美以及那种“天籁之音”的“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之美。正因如此，有些作品如永儒布的《四海》《四季》、色・恩克巴雅尔的《八骏赞》《戈壁蜃潮》《陶爱格》《驼铃》等多次获全国奖和国际奖。《戈壁蜃潮》还被“奥地利・首届奥林匹克国际合唱大赛”组委会指定为参赛必唱曲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第四届合唱节上，世界合唱联盟主席萨茨曼先生高度评价色・恩克巴雅尔的作品“有生动的音乐形象、独特新颖的表现技艺和深刻的寓意，真挚热烈、深沉激越的表现，格外震撼人心”。

三、 高瞻远瞩，选聘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指挥家

担纲本次音乐会的指挥，是我国乐坛上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多声部音乐作曲家永儒布。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优秀指挥家。在内蒙古，他曾指挥上百场大型音乐歌舞和交响乐、管弦乐音乐会。他亲自训练并指挥的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合唱，曾于1979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专业团体文艺会演一等奖，1998年获全国首届合唱大赛成人专业组一等奖。1991年永儒布获乌兰巴托《草原金秋》国际音乐节作曲、指挥双项金奖。

面对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指挥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情况，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安咏锝、歌舞剧院院长宝力道，高瞻远瞩、当机立断，摒弃行业门户之见，面向社会选聘优秀合唱指挥。永儒布当然是最佳人选。2004年9月，永儒布受聘为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指挥。他知道，要使这个已有过辉煌历史、而今却要“重打锣鼓另开张”的合唱团，重建和恢复到原水平，都是不容易的。但他胸有成竹。他遵循该团既定的发展路向，同声乐艺术指导华娜一起，从合唱的音色统一、声部均衡、团员音准、气息运用等基本训练开始，继之，永儒布把训练重点放在合唱的整体协调、色调、作品内容的深刻揭示、音乐风格的准确把握，以及艺术表现力的扩展、力度张弛的控制等方面。不到一年时间，不但迅速恢复了该团原水平，而且有了大幅度的明显提高。2005年10月2日，合唱团受国家文化部指派，赴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参加美方举办的中国文化节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一个指挥家，永儒布素以“潇洒自如、干净流畅、刚柔相济、富有激情”而著称。此次音乐会上，他更是显得如鱼得水，既自信沉稳、细腻娴熟，又激情满怀、洒脱大气，显示出其指挥艺术更趋成熟完美。尤其是对蒙古族长调牧歌散板式节奏的内在律动、整体音乐神韵的精确把握和独特诠释，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实际上，集作曲家与指挥家于一身的永儒布，对每一部作品都有独到而深层次的理解和诠释，特别注意对蒙古族音乐传统美学本质的挖掘。如他指挥《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着重旋律的流畅舒展，把天高地阔的草原表现得如诗如画；《草原恋》则着重情感的抒发，把对草原的爱恋之情表现得深情而炽热；他指挥的《八骏赞》，龙腾虎跃，有万马奔腾之气势；《欢乐的那达慕》生机勃勃，更富有男子汉的英武气概；《四季》着意苍茫空旷意境的描绘和孤独悲凉思绪的抒发，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诗画境界；《旭日般的升腾》庄严肃穆，给人以宏大崇高的史诗性美感；而《孤独的白驼羔》则凄楚哀婉，随着领唱女中音阿拉坦其其格那一声由低向高大跳的“乌日汀哆”甩腔的悠长呼唤，使观众在撕心裂肺、肝肠欲断的感应中，十足地体验到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那种苍凉的悲壮美。

四、破除陈念，探索新颖而生动的舞台表演形式

此次合唱音乐会所以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应该说主要得益于曲目体裁的丰富和舞台表演与调度上的大胆探索。该团以往的音乐会，基本是“合唱+男声、女声合唱+合唱”的ABA形式，一场演出下来，观众难免有单调之感。而本次音乐会除合唱外，还增添了独唱、各种形式的重唱和“呼麦”组合弹唱，从而使音乐会显得丰富而生动。诚然，无伴奏合唱音乐会加进独唱形式是否合适，尚有待商榷。但两组男、女声四重唱和“呼麦”组合弹唱确实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专家们的高度赞赏。或许这是该团指挥和合唱团“强强组合”的自然结果（谱写各种形式的蒙古族歌谣式的重唱是永儒布的专长，他于2003年出版发行的以重唱为主的《草原呼吸》CD专辑引起中外听众的广泛反响），不仅为音乐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该团带来演出形式上前所未有的突破。男声四重唱的深情炽热，女声四重唱的轻柔含蓄，两组重唱的声音高度和谐、强弱有致、配合默契，以及独特而魅人的韵味，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而“呼麦”组合弹唱，不但是音乐会在形式上别开生面的最大亮点，更是音乐会艺术水准和美学价值的一大标志，观众无不为那古老神奇而又精美绝伦的声乐艺术惊叹不已，倾倒折服。同时，专家特别对“呼麦”歌手文丽演唱前的一段简短介绍、并随即单口表演高音呼麦和低音呼麦（均二重音响结构）的两种不同演唱形式而大加赞赏。因为观众不仅在感官上获得了审美享受的愉悦，同时也获得了知识补充的满足。

在无伴奏合唱的音乐会舞台上，合唱队演员由静到动，即由单纯站立不动的合唱表演，到根据歌曲内容需要融入适当舞蹈化动作表演、整体队形的不同组合、不同位置的舞台调度，以及添置简易的道具等，这无疑是舞台上无伴奏合唱音乐会的一次大胆而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在舞台上不时地组合和变换队形，至少对于声音的质量和声部的均衡，以及演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协调关系会造成很大影响，也为合唱指挥带来诸多不便。但蒙古族青年合唱团迎难而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事实证明，这一探索是可行并且是成功的。特别是音乐会开场时，身着黑色蒙古袍的女演员手捧洁白的哈达，身着白色蒙古袍的男演员手持神武的苏鲁锭，一下就把观众带入蒙古草原上那种庄严神圣的仪式意境之中。而当第一首合唱《旭日般的升腾》响起时，则更增加了庄严肃穆、神武崇高的气氛。当唱到《敬酒歌》，女演员轻盈而端庄地走下舞台将手中的哈达敬献给观众时，掀起了音乐会第一个互动高潮。此外，演唱酒歌《四海》时，女演员以舞蹈的身韵手持酒盅碰撞作响，不但有助于演员更好地投入到集会酒宴的特定意境中，同时也增加了音乐的色彩和欢乐气氛。演唱《奔布莱》时，全体演员挥动红绸，象征性地做出“安岱”舞的表演，取得了载歌载舞、将音乐会再次推向高潮的艺术效果。

提起舞台表演形式的探索创新，合唱团员们说，应该感谢倡导者乌力吉图团长和艺术指导李晓庆老师（国家二级舞蹈编导）。因为他们一直是在“破坏合唱效果”的担心和“画蛇添足”的非议中坚持探索的。他们认为，传统的无伴奏合唱，演员是肃立不动的，那是由于它起源于欧洲教堂，超脱无欲、“不食人间烟火”的合唱，当然不需要表演；传统的交响合唱，也是站立表演的，那是由于合唱与乐队演员人数至少要在百人以上，这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是无法表演的。蒙古民族是能歌善舞的，至今有随歌起舞、随舞唱歌的民间传统。我们是21世纪中国的无伴奏合唱团，没有必要受外国传统的束缚。更何况，这样的探索适应当前文化市场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闯出一条合唱表演的新路。至于由此而产生对合唱的一些消极影响，相信会在实践中逐步解决的。此次演出成功，更加坚定了他们继续探索的决心。

五、坚持不懈、高唱绿色文明旋律

“绿色中国行――走进北京合唱音乐会”的成功，证明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不仅是世界乐坛上的一支奇葩，而且是传播人类绿色文明的一支劲旅。打开演出节目单就可解读到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他们演唱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草原、绿色有关。他们高唱草原、高唱绿色，2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奋斗不息。这一绿色情结，源于蒙古民族的历史传统，源于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它凝结着草原民族独特的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是草原人文精神的基础与核心。这一点，仅从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民歌中就可以了解到，早在千年甚至数千年前，蒙古族的先民们通过草原的生态环境、自己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经验，就懂得了人与自然必须相依为命、和谐共存的“天理”，因此他们尊崇“长生天”，视草原为生命，爱抚生灵万物乃至草原上一草一木。这种观念认知反映在音乐文化形态上，就产生了那“与天共语”的浩林潮尔（呼麦）、“天人合一”的乌日汀哆（长调牧歌）、“与天通灵”的萨满教，把人和草原、苍天、大自然“和谐共存”之关系，发展到了极致。他们把自己的感情、灵魂乃至生命都化入蓝天绿野之中，为草原而生，为草原而死，为草原而欢乐，为草原而哭泣。他们曾因过去破坏草原揭竿而起，他们也为现在草原蜕变而痛心疾首。于是《陶克陶胡》《嘎达梅林》等革命历史民歌在千里草原传唱，超越时空；于是无伴奏合唱《孤独的驼羔》《孤独的白驼羔》《戈壁蜃潮》《驼铃》《大地》《劝奶歌・陶爱格》等一系列“绿色旋律”唱响世界，令人震撼。多年来，在北京、上海、香港、台湾，以及西班牙、荷兰、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荷兰、美国，都留下了他们来自绿色草原“天籁”般纯净和谐的美妙歌声。他们通过歌声告诫世人：现代工业文明的盲目开发、砍伐、开荒，已经给大自然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为此，他们歌颂往昔“天人共寿”的生机勃勃，描绘生态蜕变的凄凉悲惨，呼唤良知，呼唤绿色文明。他们的纯净歌声，他们的草原真情，他们的绿色情结，得到了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听众）的深层理解和强烈共鸣。难怪瑞典著名音乐家、指挥家克瑞斯汀盛赞蒙古族合唱：“闪耀着民族的、历史的、人文的、时代的光芒，非常了不起。”

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不愧为绿色文明的天使！

柯沁夫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会长

自幼热爱音乐，曾学习二胡和笛子，并参加歌咏活动。1948年高中毕业考入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建国后，在天津中心音乐学院学习志乐，同时任天津市业余合唱团指挥，后转入中心音乐学院学习，1953年毕业分配到中心广播合唱团（现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任指挥。1955年进入苏联指挥大师列·尼·杜马舍夫指挥班学习合唱指挥。以优异的成绩结业。后任中心广播合唱团指挥。1956年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从喻宜萱教授学习声乐。

1957年4月，在北京指挥了我国首次的无伴奏合唱音乐会。他的指挥富于音乐感，手势利落，点线清楚而又刚柔相济；既把握统一的整体，而又不忽视重点的突出；既借鉴了西方的指挥技巧，又继续了民族音乐的特点。

1962年，与刘森民一起根据新梅花大鼓《张羽煮海》改编、创作了合唱《龙女听琴》，在管弦乐队伴奏中配以民族特色器乐。这部开创性的作品上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使他在合唱这门外来艺术形式走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为了丰富中国的合唱艺术，他不断探索，在我国开创了无伴奏合唱的先河。1957年，他率先将无伴奏专场音乐会搬上了中国的舞台，把观众带进了如诗如画的音乐世界。

1995年，他指挥了《春的召唤》无伴奏合唱音乐会，他熟练的指挥技巧，丰富的感情，美丽的身姿及凝重独到的手法调动了合唱团每一个成员的演唱激情，美妙的旋律感染了在场的观众。同年，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演唱、由聂中明同志指挥的中国第一张无伴奏合唱专辑《在银色月光下》。

聂中明同志1983年7月进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指挥组，担任序幕和第二幕的指挥，为大型歌舞剧的艺术创作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1985年指挥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参加全国第二届北京合唱节荣获一等奖；1986年指挥中国广播合唱团、交响乐团参加全国专业合唱大赛荣获金奖；1988年指挥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赴日本参加国际合唱大赛荣获三金一银的国际大奖；1995年他荣获广播**电视部颁发的金唱片指挥非凡奖。同时他指挥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为广播**电视录制了大量的节目，为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50多年来，聂中明同志对合唱艺术孜孜以求，辛勤耕耘，多年致力于合唱艺术的民族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开始借鉴多种民族艺术，从中汲取精华，大大丰富了合唱指挥的表现手法，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风格。

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合唱艺术的普及工作中，先后担任学生广播合唱团、科学之声合唱团、广电总局老干部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的指挥及艺术指导，对于合唱艺术在中国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合唱艺术事业的发展，他还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很多指挥专业人才。

多年来，他的足迹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也走遍了世界各地，他曾多次指挥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在国外演出，他以精湛的指挥技巧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合唱艺术的水准和魅力，也使中国的合唱艺术走向了世界。

聂中明同志崇高的品德、精湛的艺术、卓越的成就为人们所敬仰。为表彰他在合唱艺术事业上做出的杰出贡献，1991年聂中明同志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非凡津贴。

聂中明是我国第一代合唱指挥中的佼佼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担任现中国广播合唱团前身中心广播合唱团的指挥，一直从事于合唱指挥事业。由他指挥录制的千首合唱曾在广播电视中广为播放，其中《我们走在大路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更是被广为传唱。聂中明还致力于合唱艺术的普及工作，他曾经身体力行亲自辅导指挥业余合唱团，中国建设银行合唱团、油龙合唱团、科学之声合唱团、清华大学合唱团等都是名扬全国的优秀业余合唱团体。因患脑溢血2005年2月27日在浙江温州逝世，享年76岁。

郑小瑛自幼爱好音乐，1947年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在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就读，又在音乐系主修钢琴。1949年先后在开封和武汉的中原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工团工作，1952年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5年2月，中央歌舞团合唱队特地从苏联请来了合唱指挥杜马舍夫进行指导。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热心的苏联专家主动提出办一个指挥培训班，帮助中国培养合唱指挥人才。在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25名指挥班学员里，只有郑小瑛一位女性。

1956年夏天，郑小瑛结束了指挥班的学习，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就在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指挥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成立了，学院破格让她在作曲系继续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在指挥系当兼课老师，并担任全校合唱团和红领巾管弦乐队的指挥。

1960年至1963年，郑小瑛被选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知名教授尼·安诺索夫和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专业。强烈的使命感从她心中油然而生，于是更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假期也不回国探亲，而是钻到图书馆去攻读那些国内见不到的俄文和英文原版的音乐大师们的指挥论著。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2周年时，在安诺索夫的帮助下，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郑小瑛把这场音乐会看做对祖国的献礼和对导师的回报，因此精心安排了演出曲目，上半场是中国作品，后半场则突出中苏友好的主题。1962年，在资深指挥伊·巴因的指导下，郑小瑛又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此次演出的成功远远超出了指导老师的预期。安诺索夫后来在郑小瑛的毕业评语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在她的祖国的交响艺术事业发展中将起的作用”。

郑小瑛1947年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在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和音乐系学习。1948年底赴解放区，曾在文工团工作，1952年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5年开始学习合唱指挥，1960年到苏联留学，就读于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thcaikovsky)音乐学院，进修歌剧、合唱指挥专业。1962年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tosca)获得成功。她的指挥热情奔放、严谨细腻，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被公认为国内出色指挥之一。

1978年以来，她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的指挥，并指挥演出了中外歌剧《护花神》、《第一百个新娘》、《茶花女》(the fallen woman)、《夕鹤》、《卡门》(carmen)、《费加罗的婚礼》( Las bodas de Figaro )、《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塞尔维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等；还曾与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国广播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等十多个交响乐团合作举行音乐会，她指挥的一些歌剧如《第一百个新娘》、《草原之歌》、《卡门》、《阿依古丽》及欧洲歌剧合唱精粹、与第34届帕格尼尼比赛获第一名的吕思清合作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一些中国交响乐作品和歌剧，已被制成唱片磁带，发行于国内外。

郑小瑛还是中国最有经验的指挥教授之一。她的多名学生,近几年来在美、法、意、奥、捷、葡等地举行的国际指挥比赛中屡获最高名次或已步入国际国内优秀指挥行列。此外，她还是一位热情的音乐社会活动家。她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音乐知识近千次，直接听众达20多万人。1980年以来郑小瑛曾赴日、美、意、芬、德、法、荷、比、爱、泰等地举行交响音乐会、参加国际艺术节、指挥歌剧或讲学。她是第一位，也是至今还经常应邀去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已六次应邀赴芬兰、瑞士指挥了《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卡门》、《波西米亚人》(la boheme)等歌剧计60多场，皆获舆论高度评价。

郑小瑛曾先后30多次出访苏、日、澳、美、意、香港、澳门、芬、新、德、荷、法、英、比、俄、台湾、瑞典、爱、朝、泰等地，指挥歌剧、交响乐近百场或进行访问交流，获得舆论广泛赞扬。如：

1985年秋应邀赴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交响音乐会时，堪培拉时报的评论称：“她的指挥严谨谐调、富有表现力，充满着自信和权威性。这只可能来自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她本人天赋的音乐才华。”

1988年偕中央歌剧院参加香港国际表演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和芬兰萨冯林纳国际 歌剧节，成功地指挥了歌剧《蝴蝶夫人》、《卡门》 和中国交响乐音乐会时，港澳近百篇报评提到郑的指挥：“她的风格严谨细腻、缓急有致，艺术上极具感染力”，“她调整节奏的敏感性极强，舞台与乐池间的配合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的！”，“郑的指挥是第一流的，她居功甚伟。”赫尔辛基新闻写道：“可以肯定的说，郑小瑛是这个乐队首席指挥的正确人选”，“她既准确，又稳定。她是可以使自己的乐队充分发挥的非常出色的指挥。” 秋天，她与香港管弦乐团举行音乐会，香港大公报（英文周刊）载：“这位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女指挥大师，对英雄交响曲自始至终的绝妙指挥，使观众大为倾倒。从她对德国不朽名曲所作的解释和她的表演中，欣赏并感到了中国哲学的神韵。不论在处理自豪、伤感，抑或是对力量的赞美时，在感情上都不作过分的炫耀。同时，她开门见山的指挥风格，使我想起了阿．托斯卡尼尼指挥的贝多芬作品。”著名乐评家郑延益也写到一个外国朋友说“她是中国人指挥中最好的”，音乐会后，他认为她的确“有修养，有水平…能使乐团全神贯注地投入”。冬天，再次应邀赴芬兰，指挥了瓦萨歌剧院的《蝴蝶夫人》 16场，获舆论热烈赞扬。新芬兰报以大字做标题：“大师自中国来！“并载：”乐队为得到这样一位高水平的指挥感到特别荣幸”，“没有任何普契尼想要强调的极为细腻的感情色彩被粗心忽略，这简直是奇迹，令人惊叹！”“对于眼睛来说，看她的指挥手势也是一种享受。”“整个演出的灵魂是中国中央歌剧院的指挥郑小瑛！”

1993年率《爱乐女》室内乐团赴欧洲执行国家文化交流项目，在德国、荷兰、法国演出了中国室内乐12场，到处都获热烈欢迎，扩大了中国音乐“洋为中用”的影响。

1994年夏，赴美在威斯廉大学和哈佛大学讲学，获哈佛大学校长特别感谢荣誉证书。

1996 年初再赴芬兰指挥了歌剧《卡门》12场，被当地报纸誉为“瓦萨《卡门》当之无愧的明星”。还称：“歌剧音乐的指挥在一双强有力的手中。他们成功地聘请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指挥家郑小瑛。她完美地演释了这部作品”，“她有非常清晰、准确的指挥手法，对所有的歌唱家和演奏家来说，她都无疑是最理想的指挥。表演者和乐队之间的平衡简直堪称典范。”“郑的指挥在力度的细微变动上体现出少有的精致和丰富。她对《卡门》的理解非常准确而富有韵律感。她的指挥动作小而轻巧，但你几乎可从她的指间读到音乐的总谱。”“她以令人激动的、富于弹性的指挥手法完全驾御着音乐溪流的速度。她确是《卡门》之夜中激发感情的最重要的人物。”冬，她第五次赴芬兰、瑞典和爱沙尼亚巡回指挥了歌剧《波西米亚人》18场，由于她的排练效率和出色表演，被誉为“不可思议的、具有魔力的指挥家”。

1997年，时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的郑小瑛办理了离休手续，随后她来到了位于中国南方的厦门，组建了厦门爱乐乐团，在父辈的家乡继续她的音乐人生 。

1998年5月她大病初愈，便赴塔林东方艺术节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演出了中国交响乐音乐会2场，并应爱沙尼亚国家歌剧院慕名之求，不经排练而非常成功地指挥了一场歌剧《卡门》的公演，获得轰动性的成功。

2002年春率厦门爱乐乐团访日，在神户、佐世保和新潟成功地演出 10月，在厦门举行的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中担任开幕式和决赛的指挥，国际评委们称赞她“精湛的指挥，帮助了每一个选手” 11月，指挥美国威斯里安大学乐队演出

1997年夏，年近古稀的郑小瑛应邀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特区厦门市，筹建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扶持，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的职业交响乐团，乐手来自全国，不占国家编制。这个乐团于1998年9月首演成立后，每天坚持严格训练 5个小时，至2003年已遵循艺术规律排演了100余套中外交响音乐会，已演出360多场，曾与100多位国内外著名音乐家合作，并得到他们的好评。 2002年春，乐团首次出访日本获极大成功；10月为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担任决赛协奏任务的唯一乐队，11月，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地方团体，进京向党的十六大汇报荣获金奖的“土楼回响”。舆论称：“这支年轻的乐队，已经显示出国内的一流水平。”“厦门爱乐乐团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经典乐章里纵横驰骋”、在争做“创造型乐团”，“厦门人应当为这一支队伍感到自豪”，“每一场音乐会给我带来的喜悦远不是文字能够形容的，而且它是由一位无可争辩的指挥家带领的；”“可以同音乐比美的，是郑老师对作品的介绍和她光辉四射的人格魅力。”“她是当今中国最杰出的女指挥家，甚至在其它任何国家的同行中，她也是数一数二的”，“郑小瑛正是这样一位敢于接受挑战、具有创造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优秀指挥家”……

郑小瑛与殷承宗是知音，更是伙伴。

音乐会结束后，举行了郑小瑛、殷承宗艺术家见面会，两位艺术家讲述了他们在音乐世界结下的情谊。郑小瑛与殷承宗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的莫斯科，两人不仅是音乐的知音，也是彼此事业上互相成就的伙伴。

一对一甲子老友，两样传奇人生。在两位艺术家的见面会上，郑小瑛、殷承宗开怀畅聊，从他们共同见证了战火中浴火重生的新中国，到莫斯科留学的共同经历，再到《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因缘际会，在厦门这座美丽的南方鹭岛城市编织了一段梦幻的音乐之旅……或许，他们最根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力挫万难的勇气，他们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郑小瑛老师的早年经历介绍：

郑小瑛自幼爱好音乐，1947年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在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就读，又在音乐系主修钢琴。1949年先后在开封和武汉的中原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工团工作，1952年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1955年2月，中央歌舞团合唱队特地从苏联请来了合唱指挥杜马舍夫进行指导。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热心的苏联专家主动提出办一个指挥培训班，帮助中国培养合唱指挥人才。在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25名指挥班学员里，只有郑小瑛一位女性。

1956年夏天，郑小瑛结束了指挥班的学习，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就在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指挥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成立了，学院破格让她在作曲系继续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在指挥系当兼课老师，并担任全校合唱团和红领巾管弦乐队的指挥。

在的。

郑小瑛，汉族客家人，1929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爱乐女乐团的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原主任，中央歌剧院乐队原首席指挥。

郑小瑛自幼爱好音乐，1947年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在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就读，又在音乐系主修钢琴。1949年先后在开封和武汉的中原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工团工作，1952年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1955年2月，中央歌舞团合唱队特地从苏联请来了合唱指挥杜马舍夫进行指导。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热心的苏联专家主动提出办一个指挥培训班，帮助中国培养合唱指挥人才。在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25名指挥班学员里，只有郑小瑛一位女性。

李美珠生于北京一个教育之家，自幼学习音乐，15岁考入沈阳东北音专附中（前身为鲁迅艺术学院），四年中专毕业，留校任合唱课教员一年。59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女指挥，保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指挥专业，学习五年，师从刘孝挣（前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指挥班毕业，现居住香港）。

64年毕业调入北京工程兵文工团任指挥，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任指挥。文革期间因指挥驻京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长征组歌》、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遭受政治冲击，派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宣传科，任演出队队长，其间每年下部队为基层演出二百余场。74年调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79年调回北京解放军军乐团，任教学员队(现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乐系)，开设三门新课：男生合唱课、合奏课、民族音乐概论课（包括民歌、民间歌舞音乐、民族器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等等），并教授视唱练耳和曲式分析课，被评为优秀***员、总政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并荣立三等功。

79年从指挥合唱、歌舞剧、民族乐队、管弦乐队转为指挥军乐队，完全陌生的专业，在学习和实践中迅速提高。从军乐团77届学员至93届学员，训练指挥了7支中型管乐队，输送给军乐团工作队，不断更新教材、教法，增加新曲目，毕业音乐会都要演奏外国个历史时期的优秀管乐曲目及中国作曲家的杰作。95年与军乐团三队合作在海淀影剧院、北京音乐厅上演“新年音乐会”。在军乐团新作品音乐会上，获新作品优秀指挥奖。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美音教育受到重视，受聘为北京市海淀区艺术教育委员会专家顾问组成员。北京市教委领导指示：尽快培养一支学生乐团，以代替解放军军乐团与来华的外国学生乐团同台演出。指导、指挥过多个大学、中学、小学的管乐团，担任军医学院、武警学院及北京一些企业的管乐团。&nbsp; </P>

为改变管乐团队的落后现状，为求得新的发展，认为必须走出国门，引进外教。通过国际交流，带团参加了第九届、十届、十二届亚洲太平洋地区管乐吹奏大会，分别在香港、悉尼、广州、澳门。指挥北京市少年宫交响管乐团赴瑞士参加阿尔卑斯国际音乐大赛，更加了解了世界管乐的发展现状。

97年建团的北京市少年宫交响管乐团7年来受到日、美、英、德、澳大利亚、荷兰等二十位指挥的训练，与三十余支十多个国家的乐团交流同台演出，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曲目，提高了演出水平。被北京市少年宫聘为终身艺术指导。指挥中外管乐曲目万余首，其中有一部分为交响管乐的经典曲目。参与主办了两届全国管乐艺术研讨班，指挥大师班，及第一届中日友好管乐演奏大会。

1946年，代表无锡县立中学参加无锡地区举办的独唱比赛，并两次夺冠。

1947年，指挥无锡县立中学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担任其中独唱）及《码头工人歌》，在当时的苏南地区演唱进步歌曲尚属首次，由杨心泉老师指导。

1948年9月，考入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张相影教授。

1950年，国立音乐学院迁津，组建成立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喻宜萱教授。

1951年，受校委派任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苏联音乐合唱团指挥。

7月，参加中央音乐学院慰问团赴新疆慰问演出，行程万余里，历时3个月。

195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分配至中央广播事业局，受命组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生广播合唱团并任指挥。

同年，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艺术团成员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后至苏联、波兰、东德等国访问演出，历时半年。

1954年，入由莫斯科格涅辛音乐学院教授、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讲授的指挥班，历时两年，其间曾任北京教师合唱团，北京大学教师合唱团，北京大学生合唱团等的指挥。

1956年，任中央广播合唱团指挥，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指挥该团演唱了王震亚作曲的《阳关三叠》等合唱作品。

同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

1957年4月，指挥中国广播合唱团举行无伴奏合唱专场音乐会，为国内首次，开创先河。

9月，将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中全部合唱及部分独唱搬上舞台，用中文演唱，中央广播管弦乐团伴奏，郑兴丽、魏启贤担任独唱。

指挥中央广播合唱团演唱大型合唱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

11月，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音乐会上，指挥中央广播合唱团演唱大型合唱《伟大的友谊》，由沈湘领唱，中央广播管弦乐团伴奏。

同年，开始参与创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的固定栏目，演播了大量合唱歌曲。

1958年，下放河北沧州自来屯农村劳动。

1959年10月，指挥中央广播合唱团在京公演，演唱姚牧作曲的《黄浦江怒潮》及张文纲作曲的《杨根思》故事大合唱。

1962年，根据新梅花大鼓《张羽煮海》创作、改编并指挥大合唱《龙女听琴》，由中央广播管弦乐团伴奏，配以民族特色乐器。

197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恢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并录制一批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歌曲”的指示，受命赴内蒙呼和浩特，组织并排练录制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歌曲，历时两个多月，其间协助组建了双管制的管弦乐团和80余人建制的合唱团，后又到吉林长春录制延边歌舞团的少数民族合唱。

1972年，与陕西省等西北地区音乐工作者排练并录制了5首民歌合唱曲。

1972～1973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录音导演，高质量地录制了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的交响合唱音乐《智取威虎山》，中央乐团的交响合唱音乐《沙家浜》及《毛主席诗词五首》合唱。

1973年，赴乌鲁木齐、伊犁地区排练、整理录制了一批新疆少数民族歌曲。

1976年，在北京、大连、广州等地指挥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出交响合唱音乐《杜鹃山》。

1978年，应云南省文化局邀请赴昆明为少数民族音乐工作者排练大合唱《阿诗玛》，历时20余天。

1979年，率中国广播合唱团赴华东地区巡回演出，朱崇懋、王凯平、殷秀梅及96名团员参加。

1984年，作为指挥组五位成员（严良堃、聂中明、胡德风、徐新、陈燮阳）之一参加庆祝国庆3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

同年秋，率中国广播合唱团访日，在京都、大阪、神户等七城市举办合唱音乐会，指挥演唱了42首中外合唱名曲。

1985年，在第二届北京合唱节上指挥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唱了《重整河山待后生》（根据电视剧《四世同堂》插曲改编）及《良宵》（根据刘天华二胡独奏曲改编）无伴奏合唱曲，获一等奖。

1986年7月，在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北京合唱指挥学会中任副理事长（同年秋改名为中国合唱学会）。

1988年7月率中国广播合唱团赴日本宝冢参加第五届国际室内合唱比赛，获混声金奖、女声金奖、团体金奖和男声银奖。

同年底，应全日本合唱联盟邀请观摩该国第四十一届全国合唱比赛。

1989年，应邀参加美国合唱指挥协会（ACDA）年会及国际交流大会，指挥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合唱团和肯塔基州立大学合唱团。

同年7月，应邀赴日本宝冢国际合唱节担任评委。

1991年，应沈阳军区政治部之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歌舞团演出大型合唱《雷锋组歌》。

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0月，在第二届中国合唱学会理事会年会上将学会改名为中国合唱协会，继续担任副理事长并兼任童声合唱委员会主任委员。

率中国广播合唱团参加澳门国际音乐节，指挥本团、捷克管弦乐团与来自意大利、美国、罗马尼亚的歌唱家合作上演了莫扎特的《加冕弥撒》、《庄严忏悔晚祷》等作品。

199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在东京指挥中国广播合唱团与东京混声合唱团联合音乐会并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向日本全国演播了中国民歌合唱专场音乐会。

1993年8月，在北京主持“93中国童声合唱节”。

1994年8月，在烟台主持“94中国童声合唱节”。

10月，在北京指挥庆祝国庆45周年7000人大合唱《祖国万岁》。

1995年，举办中国广播合唱团《春的召唤》无伴奏合唱音乐会，这是继1957年之后再次推出的合唱艺术精品。

同年8月，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北京万名大学生同唱《黄河大合唱》音乐会上任指挥并在贵州主持“95中国童声合唱节”。

10月，荣获中国唱片公司颁发的金唱片指挥特别奖。

同年，指挥、录制了我国第一张无伴奏合唱CD专辑《在银色的月光下》，由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唱。

1997年1月，作为杭州西子女声合唱团首席指挥，率该团赴香港、泰国演出。

7月，为庆祝香港回归，指挥中国广播合唱团和交响乐团演播了交响合唱《香港-大江奔腾》。

8月，在大连主持“97中国童声合唱节”。

同年，录制了苏联名歌专辑CD《遥远的地方》，由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唱。

11月，指挥中国广播合唱团在京举办《红莓花》俄罗斯歌曲音乐会。

1998年6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之声合唱团建团10周年音乐会上，作为该团名誉团长兼常任指挥，指挥该团上演两场音乐会。

7月，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镰刀斧头的誓言》纪念中国***建党77周年文艺晚会上任科技方队合唱指挥。

1999年4月，与李汝松、车冠光合编《百首中外合唱歌曲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2月，当选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

2000年7月，作为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参加第29届维也纳国际青年音乐节并在奥地利、德国等欧洲4国演出。

8月，作为北京市中学生金帆合唱团指挥，率团赴香港演出。

9月，在江苏无锡举办的“世纪的歌声”——2000年夕阳红老年合唱电视大赛暨“永远的辉煌”——第二届中国老年合唱节上，指挥广电部老干部合唱团获得金奖，并被广大观众评为“我最喜爱的合唱指挥”。

11月，在广东中山市主持第三届中国合唱节。

2001年2月，率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赴法国、瑞士等国访问演出。

6月，指挥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合唱团在京举办中外合唱作品专场音乐会。

7月，参加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童声合唱节，并为开幕式致词。

9月，为庆祝CCTV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成立40周年，指挥该团合唱团与专程来访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同台演出。

11月，在威海主持“永远的辉煌”——第三届中国老年合唱节。

2002年5月，在无锡主持第六届中国合唱节。

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60周年大型合唱音乐会上任闭幕式合唱指挥。

9月，在北京主持第三届“夕阳红”老年合唱电视大赛暨第四届“永远的辉煌”中国老年合唱节。

10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奥林匹克合唱比赛上任评委会执行委员。

12月，在北京世纪剧院指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合唱团演唱《兰色多瑙河》。

在CCTV“音乐厅”栏目庆祝中国广播合唱团成立50周年专题节目中指挥该团演播合唱作品并接受采访。

2003年3月，以中国合唱协会名义起草“关于期望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国家级专业合唱团建设”的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

4月，在昆明主持第四届国际旅游节的全国老年合唱比赛，任评委会主任并举办示范讲座。

7月，与蓬勃合著《合唱与合唱指挥》，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10月，应邀任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评委。

11月，由中国合唱协会、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联合举行《峥嵘之光》系列合唱音乐会——著名指挥家聂中明专场，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

2004年4月，在北京金帆音乐厅由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举办的法国合唱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指挥该团演唱加布里埃·弗雷作曲的大型安魂曲。

5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合唱协会第五次全国理事代表大会上作1994～2004年协会工作报告，会议产生新一届中国合唱协会领导成员，继续任理事长。

之后，代表中国合唱协会赴韩国釜山参加国际合唱联盟亚太区域峰会。

7月，赴无锡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任艺委会成员及评委。

8月，在昆明主持第三届中国童声合唱节。

9月，在北戴河主持第六届“永远的辉煌”全国老年合唱节，庆祝建国55周年暨纪念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创作50周年。

12月，在海口市主持第七届中国合唱节。

2005年1月9日，在无锡指挥山禾合唱团举行第三届《太湖美》山禾合唱音乐会。

2005年5月27日，在温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