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2月中旬，日军分兵两路大举进攻缅甸。中英美三国紧急磋商。22日，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魏菲尔和美国陆军航空队长勃兰特从仰光飞赴重庆。23日，中美英三国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中英间就发生了争执。英国表现出的态度十分明确，英国重视本国利益，轻视中国防务。魏菲尔提出三点建议，中心为保卫缅甸，而不管亚洲太平洋战事。中国希望守住缅甸的心情不亚于英国，中国唯一的补给线就是滇缅路，但对英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大为不满。

何应钦对此十分气愤，声言宁可将物资退还美国，也不搞中英美合作了。蒋介石原则上同意魏氏意见，而将重点放于远东军事计划方面，他说：“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魏菲尔一再反对蒋介石的主张。双方不欢而散。24日，蒋介石于早餐中对魏菲尔说：“如果贵国需要，我可以派八万人入缅作战。”而魏菲尔傲慢地说：“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蒋介石觉得英国人自私之心，恶劣极矣，不可不防，遂指示中国军队暂缓入缅。

1942年，抗战的第五个年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 与二十六国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字，中国名义上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蒋介石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记曰：“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3日，经罗斯福提议，蒋介石又任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最高统帅。为加强中美军事联合，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参谋长到中国战区统帅部工作。他通过宋子文对美国陆军部建议，派往中国的参谋长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如果所派的人对中国知道太多，反而会使他不知所措。美国人知道蒋介石的意思是要美国派去一个催促美援的、在中国授意下盖橡皮章的顾问，蒋决不欢迎一个要对中国军队有指挥权的人当他的参谋长。

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 马歇尔(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却另有打算。他们怕在中国大量无谓地消耗美国资源，便派遣一个通晓中国、能有助于中国军事改革的人去当参谋长。他们先选中了休德鲁姆中将，后又改选为史迪威。史迪威，1883年生于加利福尼亚，1900年考取西点军校，1904年6月毕业，与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巴顿(1912年毕业)、艾森豪威尔(1915年毕业)为先后同学。1911年首次来华，1921年任驻华使馆少校随员，1935年任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是中国通，会说流利的汉语，深谙中国文化与历史。史迪威来华后的头衔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同盟国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他来华任务是：保持滇缅路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美国援华物资的作用。

美方命令一定，宋子文即电蒋介石，称：“史迪威为其(马歇尔)部下最有能力之将才，本拟任为出征军总司令，惟中国事紧要，故派其来华，谅蒙委员长重用。”蒋介石阅完电文，心中思量片刻，决定任史迪威为自己的参谋长，并答应给予史迪威军事指挥权。同时，蒋介石致电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回电表示同意给五亿美元。蒋介石虽未全部满足要求，但也不便再与美国讨价还价，他觉得还是家门口的事重要。5日，蒋介石同意中缅印战区之设立，并与英方接洽入缅助战问题。但英方借口滇缅路交通困难，运输不便，拒绝中国军队主力进入缅甸。蒋介石见大好时机失掉，心中甚急。

此时，日军第十五军由饭田祥二郎率领由泰国攻入缅甸。英国在缅甸的守军英缅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和装甲第七旅，计三万多人，在日军攻击下节节溃退。1月31日，日军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逼近拨安，英当局始慌了手脚。2月3日，英缅军司令胡敦在腊戍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主力火速入缅。蒋介石态度从容，表示中国军队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第六军接替泰缅边境防务，第五军前出东吁地区，防卫滇缅公路。2月16日，在中缅边境的中国军队再一次作了动员，并下令：“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速派第五军入缅。”25日，蒋介石亲自飞到昆明部署军事，下令第五、六军均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由于交通问题，蒋介石决定第五军第二○○师先期深入缅甸东吁一带，直接增援英军，并构筑工事，坚守东吁，等远征军主力到来。2月下旬，滇缅路运输频繁，车队蜿蜒行进，长达数里，浩浩荡荡，大有我武唯扬，气吞山河之势。

这天上午，孙立人乘一辆雪佛兰轿车，来到一一二团防地北侧的空地草坪。车停稳后，孙立人神采奕奕地登上讲台，向全团官兵讲话。他首先庄严地宣读作战命令，说：“我们这次出师缅甸和英军联合作战，共同打日本鬼子，其目的是保卫缅甸，保卫云南，保卫援助我们的国际运输线。形势危机，我们一定要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部队出国，是代表国家，我们与日本鬼子打仗，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你们打死了，倘若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拼到死。为民族的生存而死是光荣的。”讲话结束，孙立人又召集军官开会，并宣布三条纪律：要爱护士兵，行军沿途要办好伙食，使士兵吃好饭，有病要医治。要好好照顾，不准随意丢下一个人。在作战时，要注意战法。充分利用地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二要严守军纪风纪。不准骚扰老百姓。三是在作战时，不论兵力大小，尽量避免正面战，多运用迂回，侧翼袭击。孙立人讲完，望望诸军官，大声问：“都明白了吧”军官们齐声回答：“明白了。”

眼看着精锐大军出国了，蒋介石还是不放心，怕将领们干出蠢事来，于是3月1日亲飞缅北腊戍，同时下令以林蔚为首的中国参谋团指导入缅作战事宜。3日，蒋介石在腊戍召集商震、俞飞鹏、林蔚、周至柔、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等，开高级军事会议。蒋开头即言：“此次第五、六两军出国作战，因地形生疏，习惯不同，后方组织尚未完成，故亲自前来主持指导。”他再次重申作战方针：“如敌占仰光，且兵力在两个师团以内，则我反攻，若敌有三个师团，我就取守势。如第五军尚未集中，敌军攻东吁，第二○○师应死守东吁，一俟第五军集中，即行反攻。”部署已毕，蒋介石才放了心，打道回府。5日，英任命亚历山大为驻缅军总司令。

3月8日，仰光失守，史迪威飞抵重庆就职。9日晚，蒋介石会见了约瑟夫W史迪威，向他介绍了中国军队入缅态势，晤谈气氛甚好。10日，蒋介石闻知仰光失守，甚为震怒，于下午6时再次会见史迪威。蒋介石缓缓而谈：“中国军队入缅原意守仰光，现仰光失守，中国军队就要协同英军克复仰光。这个目的达不到，日军将从越南袭击云南，我国必要时要抽远征军回滇及长江流域”。蒋介石还担心地说：“我军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盖第五、六军为我国军队的精锐，屡遭败挫，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誓不可能。”史迪威连连摇头。说：“我可不能保证必胜”，“如要达到必胜，你就只好另请高人了。”蒋介石忙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放手干就是了。”

11日，蒋介石正式下令由史迪威指挥第五、六两军，12日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以罗卓英为司令，杜聿明为副司令。中国远征军战略为“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为目的，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敌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八莫为基地，策划持久战，以确保国境”。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也在下达指令：“大致于5月底以前，在曼德勒附近捕捉、歼灭英蒋联军主力。”曼德勒成了敌我双方关注的焦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开始攻击东吁(后增第五十六师团)，第三十三师团攻击卑谬。11日这天，史迪威飞赴腊戍，对中国军队设防的东吁、棠吉、曼德勒进行一周的考察。18日，日军四万余人猛攻中国军队第二○○师一万余人防守的东吁，战况激烈。19日史迪威飞回重庆，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远征军主力应尽量南下，集结三个师于南线东吁。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认为东吁已有第二○○师设防，中国军队主力应集中于曼德勒。蒋介石担心英国军队不能切实配合，造成中国军队孤军作战。

20日，蒋介石连发三电给参谋团，凡在国外部，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东吁必须死守，我军决战地区必在曼德勒附近为要旨”。蒋介石又对史迪威谈道：“如果英国军队守住卑谬，中国军队就可坚守东吁，中英双方保持同一战线，挡住日军北犯，并伺机反攻仰光。”好像是为了回答蒋介石的担心，25日，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抵重庆，一面介绍英军布防情况，一面保证英军一定坚守卑谬。蒋介石要求亚历山大一定要信守诺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守卑谬一线”。蒋介石见亚历山大言辞坚决，稍事放心。一面命东吁守军坚守阵地，一面命第五、六、六十六军加速入缅。第五军沿铁路布防，警戒腊戍至东吁一带，第六军在第五军右翼，沿萨尔温江布防，第六十六军为总预备队，布防曼德勒以北地区。

27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继续猛攻东吁，并施放毒气弹，但中国军队仍牢牢控制阵地。

《不该忘却的民族英雄》最后一段对战场环境的描写的作用：写出了敌我双方战斗非常激烈，渲染了悲壮的氛围，从而突出了王润兰与他的战友们英勇顽强，舍身保卫国家的高尚精神。

附《不该忘却的民族英雄》全文：

1936年，代表中国参赛的奥运选手王润兰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拳击比赛，先后击败日本、英国等国选手闯入决赛，后被无故取消了决赛权。归国后他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军队，奔赴战场抗日。1937年，王润兰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身绑集束手榴弹冲向并炸毁日军坦克，血洒疆场，他被誉为中国抗战史上第一个壮烈殉国的奥运英雄。

（一）

王润兰1913年出生于河北饶阳县留楚村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里，当地许多村落为了保境安民，纷纷设坛练武，使武术在民国初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受这种环境熏染，王润兰自小热爱武术，上小学时，他每天都跟着村里会武术的大人学习拳脚功夫，久而久之，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小拳王。

然而，随着王润兰步入成年，父亲很快就给他下达了“禁武令”：“你应该学习如何经商，这才是正路，不要整天舞枪弄棒，不学无术！”但王润兰没有遵从父亲为他做出的命运安排，这位有着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

1934年，王润兰报考时任第32军军长的商震将军在北平举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决心用枪杆子保卫“千年文明古国不受倭寇欺辱”。

（二）

入学后，王润兰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战略技术，为他后来的军事指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5年年底，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华北的局势日益紧张。王润兰所在部队的官兵，每天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表达自己誓死抗敌的决心。

为全身心地投入抗战，离家两年的王润兰于1936年初请假回家探亲，准备在血洒疆场前与父亲和解。虽然他的出走在那个家规极严、崇尚孝道的旧式家庭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但深明大义的父亲看到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儿子回家看望自己，还是十分大度地原谅了他，并为儿子弃商从军、保家卫国的选择从内心感到高兴。

也就在这一年，第11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夜的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王润兰凭借自己出色的拳击功底，在参奥选拔中被选入了只有4个人的拳击项目代表队。

在奥运会正式比赛中，由商震资助的两名来自第32军的拳击手王润兰和靳贵第，分别参加了中量级和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在拳击赛预赛中，第一场由王润兰出场对战日本选手，他以三局全胜的出色战绩，将蔑视中国的日本选手连续三次打倒在地，使其心服口服地甘拜下风。在迎战荷兰选手福特时，王润兰与这个强劲对手打得十分艰难，他在最后一局被对手打得血流满面、几乎站立不稳的情况下，依然以顽强的意志支撑自己，一直坚持到终局仍然屹立不倒，此局比赛，王润兰被媒体赞誉为“中国硬汉，虽败犹荣！”

在争夺决赛权的最后一场和英国选手的对打中，王润兰在第一、第二局均以1：1打成平 局。从第三局开始，王润兰在熟悉了对手的拳路套数后，很快发现了对方的破绽，他迅速抓住战机，连续出拳猛击对方头部，最后以重重一击将对手打倒在地，整整10秒钟对手也未能站起来。于是，裁判判定王润兰以2：1取胜，获得了拳击赛的决赛权。他是第一个取得决赛权的中国奥运选手，中国运动员为之兴奋不已。意想不到的是在三天后决赛即将开始时，中国代表团领队竟突然接到奥运会组委会的通知，说王润兰在预赛时已被裁判组判定失败，不能参加最后的决赛。闻此通知，中国全体参赛选手和代表团成员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抗议：王润兰明明在预赛中打败了英国选手，裁判当时已做了明确裁定，怎么三天后又突然变成失败？明眼人自然能看出其中的猫腻。中国领队跟组委会进行了多次交涉，一些主持正义的外国代表队闻知此事后也纷纷表示声援。但对此事却一拖再拖，几经来往毫无结果。就这样，由于一些人对贫弱落后中国的歧视和某些政治的需要，组委会公然颠倒黑白，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了中国运动员的决赛权！

尽管如此，王润兰在奥运会期间的出色表现还是受到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愤愤不平的王润兰决心一定要在下届奥运会上一雪此辱，打出中华拳王的威风，给中国人争一口气。

（三）

然而，王润兰的梦想很快就被侵略者的枪炮击碎了。中国奥运参赛代表团回到祖国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七七事变”，用全面侵华战争的隆隆炮声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有史以来最为血腥苦难的深渊。不少奥运健儿纷纷脱下运动装，毫不犹豫地参加到这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之中。王润兰在参赛回国后担任了第32军补3团3营排长，在国破河山碎的生死存亡关头，他所在部队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积极投入了抗击日寇的战斗，与法西斯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拼杀。

1937年9月14日，为掩护主力部队向新战场转进，王润兰所在的补3团奉命在漳河阻击来犯之敌。次日上午，前出到漳河上游附近的日军抓到5名青年农民，逼迫他们涉水领渡向我军进攻。5名爱国青年相约都以立式泅法，齐露胸部诱骗日军渡河。日军信以为真，立即派两个尖刀小队（排）跟随渡河，但顷刻间就陷入了灭顶的深渊，无一生还。而5名中国青年却不见了踪影。随后大批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再次渡河，严阵以待的补3团官兵等到满河蠕动的日军进入火力网后，立刻以狂风暴雨般的枪弹将敌人成片射倒，整个漳河到处漂浮着鬼子的尸体。

面对强敌，王润兰与战友们毫无惧色，他们抱定“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决心，誓死要与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敌寇血战到底。缺少机枪，他们就用打“排子枪”的办法对付敌人的集团冲锋；没有反坦克火炮，他们就用集束手榴弹来炸毁日军的坦克，或身绑炸药与敌人坦克同归于尽；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大刀与鬼子拼杀，最后就用牙撕咬敌人的耳朵，用手抠瞎敌人的眼睛。

（四）

1937年9月18日，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6周年的日子，我军的阻击战再次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日军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而阻击阵地上的中国官兵已连续奋战数昼夜，伤亡惨重，粮弹将尽。但所有活着的官兵仍然顽强坚守着阵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退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每当敌人突破防御阵地，王润兰就率领战士们挥舞大刀同敌人短兵相接，用肉搏战将鬼子反击下去。在惨烈的格斗中，有着一米八以上个头的王润兰，用高超的武功把日军打得魂飞魄散，十多个围攻他的鬼子兵个个成了他的刀下鬼。在第二天最后一次反击日军时，敌人的炮火猛烈袭来，王润兰负伤倒在了血泊中，但他坚持不下火线，仍以顽强的毅力继续指挥作战。战至9月21日拂晓，整个漳河北岸尸横遍野，敌我双方的死尸布满了阻击阵地。此时王润兰所在连队已伤亡殆尽，阵地上只剩下王润兰等十余个伤员在坚持战斗。当数辆日军坦克再次吐着死亡的火焰攻上阵地时，身负重伤躺在战壕里的王润兰，以最后的气力奋力跃起，抱着集束手榴弹和几名身绑炸药的战士一起扑向敌人的坦克，随着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王润兰等人年轻的生命在血与火中得到永生。

王润兰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授予“民族英雄”称号。他是中国奥运史上不该被人忘却的民族英雄。

国军上将于学忠　　 生平概述

　　（1890～1964）字孝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山东省蓬莱(今蓬莱市)于家庄人。于学忠生于旅顺，少时就读于黄县崇实中学。后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父亲是毅军宋庆部下）。1908年(宣统元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武卫左军（即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历任排长、连长，1914年任热河西林镇守使署中校副官长。1917年调任直系吴佩孚部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1921年秋川鄂战起，川军大举进攻湖北，驻湖北的第18旅参战失利。适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临督战，于学忠往见吴佩孚，面陈战策，被采纳，经过5昼夜激战，大获全胜，得吴佩孚赏识，提任步兵第2团团长，很快升任18混成旅旅长，1925年10月升任14省联军第26师师长，1926年任长江上游警备副司令，1926年冬任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边防总司令等职。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歼，他于1927年6月离开部队返回蓬莱故里。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转投奉系张作霖，历任镇威军第4方面军团第20军军长，后晋升陆军中将。1928年，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员、临绥驻军司令。1930年9月，受命率领东北军第1军随张学良从沈阳出发，入关进驻北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1年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1932年8月改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1933年6月移师天津兼任天津市市长。张下野出国后，他手握重兵常与日军针锋相对。日本侵略军以于学忠为其侵略华北的障碍，多方利诱、威胁，甚至使出暗杀手段，于学忠皆不为所动。1935年4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6月后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1935年11月任甘肃省主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5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冬任西北“剿匪”第2路军总司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支持张学良“兵谏”，拥护团结抗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与***合作抗日的立场，并积极配合张的一切行动。1937年“七七” 事变后，任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51军、57军在苏鲁交界处与八路军合作抗战。次年，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其前去台湾，于学忠不从，隐居四川乡村。建国后，曾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在河北与日军斗争

　　　1933年蒋介石以将开始抗日为名，把东北军所有的旅，均改编为师。于学忠充当51军军长。该军辖113师、114师、118师3个师，驻扎天津、塘沽、大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继而入侵热河及长城各口，虽遇我军抵抗，但热河终于沦于日军魔掌。而蒋介石仍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塘沽协定》后，蒋介石派黄郛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于学忠兼任委员，5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长。黄郛听从日本的摆布，在“非战区”内划出冀东特别区，以汉奸殷汝耕为该区专员。黄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组织两个警察纵队，驻扎“非战区”内。于学忠在51军中抽调干部，购买枪械，委任张庆余为冀东特警第1纵队长、张砚田为特警第2纵队长(每纵队辖两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1个团的兵力)，到“非战区”驻扎，归殷汝耕指挥。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1937年7月28日冀东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军甚多，并抓获殷汝耕，拟汇合第29军进行抗日，这时第29军已撤出北平，保安队在西撤途中被日军冲散，大部分官兵回到51军加入抗日行列。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津市治安，当被我保安队击溃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现金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甚至抢夺岗哨的枪，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于学忠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窥视于学忠活动时间，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如买通于的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学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此后，日军在天津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即在北平，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达成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有一次在省府闲谈说:“都说***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于学忠率51军到陕、甘后，1936年春在西安于说:“你看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没有一个好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方面。”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由兰州抵西安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在会上表示支持“兵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积极配合张学良的行动。“西安事变”后，奉张学良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1937年1月，与杨虎城联合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并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上海等地积极活动，要求释放张学良，因此获罪，被撤职留任；4月，51军调往蚌埠、淮阴、宿县，于学忠任江苏省绥靖公署主任；8月，51军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1938年1月任总司令；3月率部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年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1月任苏鲁战区总司令，指挥51、57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陇海、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于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并肩抗日。1941年底任山东省主席。1942年5月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卸苏鲁战区总司令等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5月任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8年4月，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其去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间未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以桑榆之年励精竭诚，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2年12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