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望 广平郡：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分邯郸郡置郡，治所在广平（今河北省鸡泽东南）。相当于今河北省任县南和、鸡泽、曲周、永年及平乡西北肥乡东北一部分地。河南郡：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改秦三川郡置郡，治所在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安定郡：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

「程」源出

一、以国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所载，为重黎（火正）之后裔。周宣王时，休父入为大司马，受封于程国。洛阳上有程聚，即其地也（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时称程伯休父，其子孙遂以封国"程"为氏。二、以邑为氏。据《左传·杜预注》云：春秋时晋国有中行荀氏之子食采于程邑，其后以邑名"程"为氏。

堂号

明道堂、伊川堂、立雪堂：都是根据宋时的程颐、程颢说的。程颐、程颢兄弟二人都是大儒 周敦颐的学生。程颐人称“伊川先生”，程颢人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因为他二人能继承孔孟的传统，故称“明道堂”。二程讲学，迟到的站在门外侍听，雪深三尺不知寒，有成语“程门立雪”，故名“立雪堂”。世忠堂：据《程氏宗谱》载：南宋嘉定年间，当时由高官辞归故里的程珌，希望为有保障乡里功勋的新安程氏共祖程灵洗立庙，于是他号召了休宁会里，陪郭与歙县槐塘的程氏官僚士绅共相盛举。按程灵洗死后，被里人奉为神明，于墓前之千年木下叠大石为坛，春秋时祈祷晴雨。由于庙貌未备，仍然不够庄严，此时程珌倡领宗人捐钱买地，为忠壮公程灵洗立庙，并向朝廷乞赐世忠堂庙额，以彰其德，会里程卓，程覃，陪郭程璋，程瑜均预其事。宋宁宗嘉定十六年赐程灵洗庙额世忠，堂号亦称世忠堂，此应为新安程氏主支堂号。程姓又以：“安定堂”、“广平堂”、“叙伦堂”、“宏礼堂”“四箴堂”等为堂号。

迁徙分布

程姓在春秋时代已经分布于河北鸡泽、河南洛阳、陕西咸阳一带，春秋末，有晋国名士程本迁居齐鲁大地。三家分晋，程婴的后裔迁往赵国首都邯郸。秦汉时期 ，鲁国人程郑举家迁往蜀郡邛崃（今属四川省），且有其他程姓迁往浙江乌程和江西南昌，总之，秦汉时期 ，程姓已在华北长城以南地区繁衍。三国时程普（河北省丰润）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安家，东晋程元璋（洛阳上程聚）的子孙定居安徽歙县篁墩，东汉末年汝南南顿（今河南省项城）人程秉南迁交州（今广州市）为长史，其分支有的在程乡（今广东省梅州）定居。西晋时，程姓有人做官到今甘肃武威、张掖，程姓族人开始在祖国大西北扎根落户。北魏时，洛阳程氏2000多户被迁到东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安家。五代时，江南的新安程氏从安徽回迁到中山博野（今河北省蠡县），其子孙有迁陕西礼泉者。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今安徽、浙江两省交界处，程姓族人的分布日益稠密，逐渐扩散到江苏、江西、福建地区。与此同时，南达岭南的'珠江流域，北到长城外的蒙古草原，西到河西走廊，东达东部沿海，在这一广大地区，都已有程姓族人居住。北宋建都开封，洛阳为西京，使河南地区程姓复兴，金兵南下时，伊洛二程的子孙也随宋室南迁，程颢的长子迁江苏吴县，程颐的长子迁安徽六安，次子迁金城（今江苏省句容），三子迁池州（今安徽省贵池），河南程姓自南宋开始，成为了我国江南程姓繁衍的主要来源之一。南宋绍兴年间，洛阳程姓有些迁居桂林、贵州。元时，程颐的九世孙程德用又从池州复归业洛阳，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已有程姓。明清时期，程姓便已分布于我国广大地区。历史上，程姓的分布是北方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为主；南方是以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为主。如今分布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山东等省的程姓要占到全国程姓的百分之六十。其中河南最多，据说程姓在全国形成九十八派，其中河南有十八派，派系最多。程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三十一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九。

二程曾跟随周敦颐学习，属于师徒关系。二程指的是程颢、程颐。理学始于周敦颐，二程是周敦颐的学生，他们的理学思想开蒙始于周敦颐，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他们自己也承认，“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湖北黄陂人，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  ，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

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

扩展资料：

学说

二程的学说有“二程学派”、“二程儒学”之称，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性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

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二程而且提出人类社会的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子思孟子学派的性善论，但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

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著作

二程儒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称为程朱理学。明代徐必达刊行有《二程全书》。清代涂宗瀛校有《二程全书》。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孝鱼《二程集》校本，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共计875万字：《遗书》即《河南程氏遗书》，由朱熹编定。

朱熹又编定《外书》12卷，是《遗书》的补编；张栻编《文集》；《易传》即《程氏易传》，是程颐注解《周易》的心得；《经说》是程颐注解儒家四书四经（四书五经不含《礼经》）的著作；杨时编有《粹言》2卷。

参考资料：

宋代以后出现的宗族组织，实际上并非自然形成的血缘群体，而是一种“氏族化的家庭”或者“同姓的世系集团”，以理学为纽带，通过虚拟共同祖先而结合起来，目的在于守望互助，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建构性。《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一书通过对方志、家谱、文集、契约、碑文等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主导日后宗族建设的徽州士绅群体在南宋时期早已伴随科举的普及而大量产生，但理学发生全面影响却是元代开始的，早期的宗族建设是在元末明初便开始启动了，在洪武年间被打断，到十五世纪商人与士绅的合作又重新开始。《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在论述这一过程时采用了一种线性叙事，将元末明初的宗族建设视为明中叶第二次建设的预备阶段，但正确的理解似乎应当是两者并没有继承关系，都是从无到有，虽然领导者都是士绅阶层，但却属于明显不同的类型。

章毅的《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是对理学家在徽州重建共同体这一努力的描述与研究，是“徽学”非常好的入门书，如果说存在这样一门学科的话。由于徽州保存的地方文字资料在东亚大陆最为可观，而徽州的宗族化也非常显著，因此对徽州的研究不仅是古代史的热门，也有助于我们一窥理学是如何建立它的话语霸权并在地方上建立它的社会结构。

徽州古称歙州或黟歙，虽然在汉代便被丹阳郡管辖，但是到孙吴时期才被官府大规模的拓殖开发，在吴语各州中出现较晚。由于地处偏僻边缘，土著势力强大，因此长期不服王化，或者说不愿被专制帝国剥削控制，叛乱不定，直到南宋因为接近帝国权力中心才被彻底降服，也正因为自组织资源丰富，所以一旦文明开化便迅速富裕，在唐代便成为重要产茶区与贸易中心，晚唐起税赋不逊于江南、两淮。一个可能绝非巧合的现象是，就像秦晖先生在《传统十论》里所指出的，东亚大陆宗族发展最完备，保存最久的地区往往也是离军事与权力中心最遥远，历史上土著蛮族势力极强，没被消灭干净的地区，而它们也往往是自宋代以来到如今东亚大陆最富裕的地区。

其实如果从社会主导信仰出发，将自西晋到中唐这一阶段的东亚大陆称为佛教国家集群并不为过，在这个东亚大陆印度化或者说中亚化色彩最浓重的年代，由于汉魏帝国的崩溃与帝制时代早期儒家学说瓦解后而导致的战乱里，原本孱弱无名的佛教势力趁虚而入，不仅抢占了儒学衰退（以玄学与清谈的盛行为标志）带来的意识形态真空，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组织这一层次佛

据伊洛地区程氏的《河南程氏正宗世系谱》记载，程氏世系从程颐的十三世孙程子中开始，排列了三十二个辈字：

“子彦思克，继世心宗。佳接起延，倓洛璋铭。毓秀广远，相传大千。源推其业，长流万年。”

以及新续辈字“恪守秉正，修齐治平，道珩仲兴，志笃永恒。”

清同治七年(1868年)修订的《四箴堂·太康程氏族谱》中列入辈序二十四字（二十三至四十六世）：

建万端士

克文光耀

慎勉惟习

敬守修省

庆逢致泰

树培永锡

公元1986年五次重修谱牒，按照书经中洪范篇章，择八字作命名字式，接上面共三十二字：

本在有钦

心睿恭聪

广东梅州五华、河源程氏从始祖程吹四十三世开始，编定了五言辈字歌：

“国家传世德，理学必宗先，孝支宜为则，崇文作善元。”

后来又往下续了二十个辈—字：

“燕翼富强本，知书万道全。品行铭高洁，昌兴起俊贤。”

湖北仙桃、天门、洪湖一带程氏辈分：

“忠厚传家远，诗书衍庆长。果克从斯语，定贤德荣昌”

为了使族人添丁加口选字取名时，不至于感到以上“正行辈字”不足或有忌讳、拗口等情况，又确定了四十个辈字，称为“副行辈字”，和上面所说的四十个“正行辈字”一一对应，如果正行辈字不合适，可以取“副行辈字”。这四十个副行辈字是：

“邦光其佩毓，兆吉福相延。开智明龙启，敬业定飞腾。勤修竞荣秀，常思乃识远。长隆显达贵，千秋怡乐天。”

重庆市万州区程氏字辈排列如下：

正福文运启，世学光家邦，明德少先代，元善广积昌。（共二十字）联系人：程燃：老万县程氏人

四川广安区程氏字辈排列如下：

文武朝天子，世代祝明君；儒学崇兴正，才德有光荣；尚纪先泽远，家国道长清。（共三十字）

河南信阳程氏字辈排列如下：建德修道，敬守先则。薪茹培学，永振家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宗族观念的淡漠，人们为子女取名，大多已不再按辈字规定。因此，从程姓人群的名字中，已难以知道他的辈分。由于古代山河阻隔，交通不便，不同地区、不同宗族的辈字也不统一。

现广东茂名高州顿梭镇程村人口数千、有始祖坟，每年清明均有数百名已定居广西、阳光等地程氏返乡拜祭声势浩大，可见其年代久远。字辈为，其孙子昌、安邦定国、德立朝廷。

安徽无为县昆山乡莲花行政村程院自然村、靠山村等程姓字辈：

龄

贵天庭守

时日士祚

世家忠良

文章华国

礼义经邦

光明灿烈

正大端方

文献公：敕封懮德公，娶余氏。生子二：龄杰、龄智。公原籍徽州歙县千秋乡仙凫里名曰关子。二子乃迁无为州村瑶石焉。

龄杰公 娶环川徐氏生二子：兴、旺。妣卒葬徽州府麻榨巷。继娶周氏周洪公女，生子一：财。公葬眠牛形，妣葬三涧口铁矿山丑未向。

金鸡笼、眠牛坞、大山窊、田饭诸村皆为其后。

龄智公 娶徽州梅结金氏生子三：高、宾、亮。妣卒葬徽州。继娶庐邑王氏生子一：江。妣卒葬狮形。继娶张氏生子二：员、盛。公妣卒葬宅后仙人现掌形未丑向。

靠子山、牛埠、鹤毛河镇皆为其后。

程氏五林分支字辈：

　1、郡望

　　河西郡：唐置河西郡，现在云南省蒙自县。山西省汾阳县。据《姓氏辩证》载：“楚靳尚之后，食采于靳，以邑为氏”。

　　2、堂号

　　靳姓的主要堂号有：“河西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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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姓宗祠通用对联

　　〖靳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源自战国；

　　望出河西。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靳姓的源流和郡望。（见上题头《一、姓氏源流》和《四、郡望堂号》介绍）

　　治河彰绩；

　　赐米旌廉。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辽阳人靳辅，字紫垣，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年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康熙年间任河道总督。当时，苏北地区黄、淮、运河等决口百余处，海口淤塞，运河断航。他继承前人“束水攻沙”的经验，又得到幕僚陈潢的帮助，堵塞决口，加筑堤坝，使河水仍归故道，收到较好效果；又在宿迁的清河开创中河，确保漕运畅通。因遭诬陷罢官，后再任河道总督。著有《治河方略》、《靳文襄公奏疏》。下联典指明代淇县人靳义，字原礼，由太学生做官，至监察御史。永乐初年，按察畿辅，惩办贪官，判明积案，使吏民畏服。他生活极为俭朴，每天只有青菜素食，当时皇太子曾赐给他鱼米，以旌表他的廉洁。后官湖广按察司副使。

　　学崇伊洛；

　　功著攀麟。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靳裁之，通儒术，学宗二程，胡安国尝师事之。下联典指·汉靳歙，以中涓迁骑都尉，从帝定三秦，以功封信武侯。

　　学宗伊洛；

　　功著车骑。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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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独知二邑有惠政；

　　众目百会多能声。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刑部主事靳居，字淑孔，长垣人。崇祯进士，曾知济源、莱阳二县，有政声。下联典指宋代州卒靳东发，字弍远，性多能，人目之为“靳百会”。尝集古今谏诤百事以为图，号《百谏图》。

　　东发成图百事谏；

　　学颜理财万余言。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州卒靳东发，字弍远，性多能，人目之为“靳百会”。尝集古今谏诤百事以为图，号《百谏图》。下联典指明代太仆射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进士，授南阳推官，后巡抚山西，应诏陈《理财》万余言，言甚切至，改吏部右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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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束水攻沙，造福黎庶；

　　越权揽政，僭号天王。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治水专家靳辅，字紫垣，辽阳人。康熙间任河道总督，运用“束水攻沙”法，成功治理了黄、淮、运河。有《治河方略》等。下联典指十六国时，汉国大臣靳凖，匈奴族人。曾独揽朝政，杀汉王自立为汉天王。不久，为部下所杀。

　　学宗程氏，渊源有自；

　　武伐项籍，事业争璀。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学者靳裁元事典。下联典指汉代骑都尉靳歙的事典。靳歙从定三帮伐项籍有功，封信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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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靳姓典故、趣事

　　〖靳阁老子〗

　　明代丹徒人靳贵曾做到武英殿大学士，人称靳阁老。靳阁老有一个不肖之子，科举考试没能及第，多年后，孙子反倒金榜题名。靳阁老每次督促、训斥儿子时，儿子总是强词夺理：

　　“您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您的儿子又不如我的儿子，您为何还骂我不肖？”

　　——明·浮白斋主人《雅谑》

　　一、寻根溯祖

　　欢迎同姓朋友您的到来！请贡献您的资料，以求我姓资料的完整，谢谢！

　　1、 出自姚姓，先祖为生于姚墟（今河南濮城南）的舜，建潘都（今北京延庆县东北），后迁陕西兴平北。商时，舜之后裔在潘地建潘国（今河北怀来、北京一带）。周文王灭潘国，亡国后的潘国人用国名作为姓氏。

　　2、 出自姬姓。西周初年，周文王姬昌第十五子姬高被封在毕，建立毕国。毕公高封其子季孙于潘，附庸于毕国。其地在今陕西省北部，后迁河南固始，子孙以封邑命氏。或言春秋时，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楚灭潘，亡国后的潘国人就有用国名作为姓氏的，从此改姓潘。

　　3、 出自芈[mǐ]姓，是春秋时楚国公族的后代。见于家传者始祖为潘崇。潘崇官拜楚穆王太师。《通志·氏族略三》 ：“潘氏，芈姓，楚之公族，以字为氏。潘崇之先，未详其始，或言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于潘，谬矣。潘岳家风诗自可见。晋亦有潘父，恐自楚往也。汉有潘瑾，后汉有潘勉。”

　　4、 出自北方鲜卑族。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拔略罗氏”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定居中原，代为汉姓“潘”氏。

　　5、 清康熙年间，台湾高山族相继归顺，被赐姓潘。

　　分别发源于南方和北方的两支潘氏，姓源虽然看起来有所不同，但认真推溯起来，根本都是黄帝轩辕氏的后代。因为，周文王固然是黄帝的姬姓嫡裔，而楚国所出的芈姓则是传自黄帝之孙颛顼。在血统方面实际上同出一源，没有太大的分别。

　　二、迁徙分布

　　潘姓早期在河南发展，唐代扩展到河北、陕西等地。第一次进入广东是在西晋年间，后又发展到湖北、江苏、浙江。第一次进入福建是在唐代（现福建省惠安县螺阳镇盘龙村），后又迁居广东、云南四川也有一支，清康熙年间，潘姓第一次移居台湾。由于《史记》载有潘崇的事迹,故潘氏大多以潘崇为始祖。潘崇之子潘尪[wāng]为楚大夫；孙子潘党，继为大夫。

　　三、郡望、堂号

　　1、 堂号：黄门堂：西晋潘岳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故以其黄门侍郎之职称为堂号，又因其为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也称为荥阳堂。

　　2、 郡望：广宗郡：东汉永元五年（93年）置县，治所在今河北威县东。隋仁寿元年（601年）避太子广讳，改名宗城。十六国后赵为建兴郡治；北魏为广宗郡治。此支潘氏，出自潘勖之后，其开基始祖为晋代广宗太守潘才。河南郡：汉高帝二年(205年)改秦三川郡治。此支潘氏，多出自鲜卑破多罗氏之后，其开基始祖为潘威。 荥阳郡：三国魏正始三年（242年）始置郡。此支潘氏为汉献帝时尚书左丞潘勖之族所在。豫章郡：楚汉之际始置郡。此支潘氏为潘崇之后。

　　四、历史名人

　　1、潘 崇：春秋楚成王时太师，助楚穆王继位有功，被穆王封为太师，兼掌上环列之尹。

　　2、潘 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亦称为潘河阳、潘安，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以文学才华及“美姿容”而著名。“貌比潘安”，是人所共知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姿容美好的男子。其文学方面，长于诗赋，文辞华靡，与陆机齐名，世称“潘陆”，并有成语“潘江陆海”可证。其《闲居赋》《悼亡诗》为世传颂，明人辑有《潘黄门集》。

　　3、潘 尼（约250-311）：西晋文学家，字正叔，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官至太常卿。与叔父潘岳以文学齐名，世称“两潘”。明人辑有《潘太常集》。

　　4、潘 美（925-991）:北宋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初，从太祖平定叛臣李重进，率军灭南汉、南唐、北汉，其功居多。雍熙三年（986）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因攻辽时指挥失当，致名将杨业被俘绝食而死,由此削秩三等。后复职并加至同平章事（宰相）。卒年六十七,赠中书令，谥武惠。真宗咸平二年(999)，配飨太宗庙庭，追封郑王。

　　5、潘 骞：为震公次子，即潘美之弟，字国英。其从兄征伐， 屡建大功，在开宝年间，被封为武威将军节度使，镇守江西九江，深受百姓拥戴。宋咸平二年被追封为晋平王。其立兄潘美之幼子惟文为嗣。

　　6、潘大临：宋代诗人，字邠老，黄岗人。与弟大观皆以诗名。从苏轼、黄庭坚、张耒游，雅所推重，有《柯山集》。

　　7、潘 阆（？-1009）：宋诗人，字梦空，号逍遥子，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滁州参军。诗风清浅而少雕琢，以五律居多，著有《逍遥集》。

　　8、潘 翼：宋代学者，字雄飞，青田人。贯穿诸子百家，著九域赋、工古文，邑人登科者多出其门。王十朋自少从游，每叹不能竟其学。

　　9、潘季训（1521-1595）：明代水利家，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以御史巡按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并曾四任总理河道，总结出一套治黄方法。有《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河防一览》等。

　　10、潘平格（1610-1677）：明清之际思想家，字用微，浙江慈溪人。强调在日用实际上去求真理，提出“浑然一体”、“见在真心”的理论。著有《求仁录》。

　　11、潘柽章（1626-1663）：明清之际学者，字圣木，号力田，吴江（今江苏）人。著有《国史考异》，顾炎武推其精审。

　　12、潘 耒（1646-1708）：清初学者，字次耕，又字稼堂，吴江（今江苏）人。师事顾炎武，博涉经史及历算声韵之学，曾参与纂修《明史》。

　　13、潘奕隽：清初书画家，平生著述甚多。所著《丛三松堂集》，遍诵艺林。

　　14、潘恭寿：清初画家，其族第多人都是当时知名画家。

　　15、潘 韬：清代将领，吴川人。乾隆中任闽浙督标水师营参将，守护台湾有功，官至南澳镇总兵。

　　16、潘仕成：清广东番禺人，字德畲。好藏书。道光间辑刊《海山仙馆丛书》，首开于古籍之外，兼刻西欧翻译诸书之例。鸦片战争时曾聘请法国专家仿造西洋战船，向清廷报告，未被采纳。

　　17、潘龄皋：清末进士。字锡九，河北安新人。历官甘肃布政使等。

　　18、潘光旦（1899—1967年）： 字仲昂，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江苏省宝山罗店镇人。主要从事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学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生物学、遗传学，获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并讲授优生学、遗传学、家庭问题、心理学和进化论课程。1934年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系主任。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他是最早发现家谱具有多元文化功能的大学者。他为了研究家谱，在住宅辟一室收藏家谱，静心研究，多日不出。有朋友说他喜欢读他姓家谱，而不修自己家谱，潘听了笑而不语，好事者送上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19、潘世忠(1889--1930) ：江苏青浦赵巷乡（今属上海市）人。中学毕业后，以勤工俭学赴法国深造，在飞行学校学习。以技术优秀获得法兰西国际航空联合会证书。回国后，任航空学校教官，兼任学校工厂厂长。潜心研制各种类型飞机。以自制飞机作飞行表演，为航空界人士所折服，系我国第一个驾驶自制飞机的人。1915年，在南苑航校研究设计的航空炸弹获得成功。1917年张勋复辟时，驾机讨伐，迫其投降。1920年1月，被任命为航空厂厂长。后以脑伤致疾卒。

　　20、潘德明（1908－1976）：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少年时寄居上海。是我国第一个以自行车和徒步形式进行环球旅行的旅行家，1930年在上海参加中国青年亚细亚旅行团，行至越南时只剩他子然一身，但他坚持不懈，乃以7年的时间，历经40余国，1937年7月返回上海。1976年逝世，终年68岁。他有6位子女，多为画家，大儿子潘薇生为大连人。

　　21、潘序伦（1893-1985）：中国会计学家。江苏宜兴人。20年代，在上海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建国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名誉校长。著译有《会计学》、《审计学》、《劳氏成本会计》等。

　　22、潘梓年（1893-1972）：中国哲学家。江苏宜兴人。抗战时期，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任社长近十年。建国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全国人大代表。

　　23、潘 菽（1897-1988）：中国心理学家。原名有年，曾用名淑，字水叔[菽]，江苏宜兴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24、潘汉年(1906112-1977414)：江苏宜兴陆平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之一。长期领导敌区隐蔽斗争和统战工作，功勋卓著。上海解放后任常务副市长等职，协助陈毅市长为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蒙冤关押达二十余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确认“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员。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5、潘天寿(1897--1971) ：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寿者，浙江宁海人。长期从事绘画活动和美术教学。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擅写意花鸟和山水画，远师徐渭、朱耷、原济等，近受吴昌硕、黄宾虹影响，布局善于"造险""破险"，笔墨有金石气，朴厚劲挺，气势雄阔，题识跌宕疏斜，有黄道周风。能融诗、书、画、印于一炉，形成独自风格。又长于指头画。于画史、画论研究有素。作品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治印谈丛》、《潘天寿书画集》等。

　　潘氏名人不胜枚举，有兴趣者可去中华一家人看看。

　　南北两支潘氏 黄帝轩辕后代

　　关于潘姓的姓源，《姓纂》上面是这样记载的：“周文王后毕公之子季孙，食采于潘，因氏焉。有广宗，河南两望。”

　　毕公，就是毕公高，是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被他当天子的兄弟武王封在毕地，也就是现在陕西省长安和咸阳以北的一带。后来，他又让自己的儿子季孙食采于潘，而后周文王的这一支子孙就按照当时的习惯，纷纷以国为氏，统统都姓了潘，潘姓的最早发源地，当然也是在陕西的北部。

　　大约四五百年以后的春秋时代，南方的楚国又有人以潘为姓，这是根据《姓氏寻源》的记载。《姓氏寻源》上是这样说的：“楚公族芈姓之后，以字为氏，潘崇是也。”这一支潘氏，很显然是颛顼帝高阳氏的后代，他们的发源地，大致是在今安徽、江苏和浙江一带。

　　分别发源于南方和北方的两支潘氏，姓源虽然看起来有所不同，但认真推溯起来，根本都是黄帝轩辕氏的后代。因为，周文王固然是黄帝的姬姓嫡裔，而楚国所出的芈姓则是传自黄帝之孙颛顼。在血统方面实际上同出一源，没有太大的分别。

　　汉代以后，潘姓的知名人物不绝于史书，堪称济济多士，譬如，三国时代东吴的名将潘�307和潘璋，就是千百年来民间所熟知的人物。大家熟知的“走麦城”的故事中，关公父子就是被潘璋所捉到并加以杀害的。

　　“貌比潘安”，是大家都懂得应用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姿容美好的男子。这位潘安，就是晋代的大才子潘岳。

　　宋代的大将潘美，也是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好，把他列入“坏人”之林，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在著名的“杨家将”故事中，“潘仁美”扮演的是反派的角色，处处跟杨家过不去的缘故。

　　实际上，这真是冤枉了他了。正史上的潘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名大将，战功辉煌异常，曾经在太祖受禅之初，为宋室收复凶悍的陕帅袁彦，而巩固了赵家的天下。后来，他并且平定泽潞扬州，下江南广东、云南，以大功累官至忠武军节度使，还被封为代国公。像这样一位杰出的名将，竟被“杨家将”的作者，随便地在他的名字中加个“仁”字，就把“潘仁美”塑造成一个反派的角色。

　　另据湖北红安县档案局资料记载，红安县潘氏来源有二。其一为七里坪镇杨山片上下潘家河、潘家岗，本邑习称县北潘氏。其始祖名潘万九，于明朝洪武初年由江西铙州府瓦屑土霸迁徙而来，为江西填湖广移民姓氏之一。此支潘姓其沿革为：潘万九（一世）→潘禄（二世）→潘秀（三世）→潘仲文（四世）→潘谟、潘询（五世），潘谟之子名潘思舜、潘询之子名潘朝造（六世）→潘思舜之子潘伯宇、潘伯宙、潘伯宫、潘伯室、潘伯佑、潘太极、潘太林、潘太华、潘朝造之子潘伯定，是为第七世。此支潘姓到第七代后才开始旺发繁衍，这支潘姓基本上聚居于今七里镇杨山河的东岸、西岸的上、下潘家河，潘家岗，彭家岔，草鞋店等七八个村落。其二为二程镇桐柏集片、上新集镇东南的潘姓，本邑习称磨盘山潘氏。其始祖名潘斐仪，于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由湖广的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避战难东迁至今湖北黄陂磨盘山西麓潘家塆定居。潘斐仪字揖三，为德安府庠生，来磨盘山前居德安府孝义里进士桥，以立塾办学为营生，谱牒有赞辞“学博文渊振陂邑，济济生徒化乔野”。潘斐仪的先祖，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中，有潘姓一支逃难至湖广的德安州（今安陆云梦一带），九百余年后，潘斐仪东迁磨盘山西麓潘家塆。元明两朝此地潘姓不甚衍发，人丁稀疏。至清代康熙乾隆之际发展迅速，人丁大增。于是由潘家塆扩展播迁到黄陂北乡的吴家田、甘家田、长冲、细长冲、闵家田、付家田、邱家、榨屋、张家咀、罗家塆、朱家冲、新张家、邓家田、潘家村子、潘家冲、芦子冲等处。此间，有一支向北迁到黄安县城附近的卢家咀、庙咀、唐家冲、毛狗洞、甘冲、大洼、肖家咀、高家塆、新屋占家、周博士桥等村。这支潘姓在本邑主要聚居于今红安的二程桐柏上新集东南一带。有后裔于清初迁徙至云南，贵州、甘肃、河南光罗一带。根据其介绍并结合家族史实，河南罗山周党潘姓极有可能为潘斐仪后裔。